彭加木同志是广东人。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研事业，成绩卓着。他不怕艰苦，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这种高贵的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时，广东省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全体代表也来电慰问彭加木家属。彭加木的足迹遍及全国。他的各地好友纷纷来函诉说怀念之情，表彰彭加木的“铺路石子”精神。人们称颂他是“新时代的王昭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特地来看望彭加木家属，深情地说道：“去年，我到北京出席人代会时，彭加木同志托我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问好。我见到了邓副委员长，转达了彭加木同志的话。邓副委员长很高兴地托我转告：‘我记得他，我希望他能去新疆工作。’回疆之后，一直没机会与彭加木同志见面，未及时转告邓副委员长的问候。想不到，如今已经晚了…”
各地群众来信来电，还对搜寻工作提出许多感人的建议。
辽宁桓仁县农用机械厂行政组来电：“建议向西寻找。我们分析彭加木从东返回可能经过原出发点走到西边去了。特电供参考。”
新疆布尔津一位同志来电：“建议在疏勒河故道四处生火，火边放水和食品，使彭看到火、水和食品。”
上海一位工人来电：“建议用军用犬在失踪现场找寻彭加木。”
西安铁路局一位工人来信，附了地图，信中说：“主要在西北、东北方向，其次才是西南方向。”
最有趣的是，彭加木失踪的消息，竟引起了一位算命先生的关切，来信询问彭加木的生辰八字，以便算出彭加木朝那个方向走了。尽管信中说的卜算方法颇为荒唐，但言词甚为真挚。它从每个角度生动地说明，连算命先生也在关心彭加木的命运，愿为彭加木出力！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工交局桑坚榆在1980年6月28日的来信中回忆说：
加木叔5月2日中午在我家吃了午饭，然后离开库米什（我家在库米什22团石棉营）去马兰，再去罗布泊考察。我与他1964年见面后，相隔16年才又重逢，我还等待他考察完了在库尔勒相聚，谁知这短暂的相见成为永别。这是我万万所想不到的…继承加木叔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安心边疆，建设边疆，完成加木叔的未竟之业，为祖国四化献身奋斗！
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虞佩玉在来信中回忆：
我是彭加木同志的老朋友了。1948年，他在北大带过我土壤课实习。1953年他参加中苏云南考察队，来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文革”前，中国科学院开先209进分子大会，他来北京我家做过客。“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出差来北京，我去微生物所接他，在我家谈得很晚。最后的这次谈话，他表示坚决要离开上海到边疆去工作。我问到他“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他的讲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并没有去愿天尤人，相反的，对一些问题有些感慨。我觉得他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什么英雄，他很实事求是，最后这些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彭加木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平日他严于要求自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有着很大的抱负…全国科学工作者都在关心着彭加木失踪的事，都在关怀着你们。后天，我们的小组就要进入神农架，现在我们在湖北省西部的房县。
上海东方半导体器件厂罗地鸿在来信中说：
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十分珍惜像彭加木同志那样的人民科学家…我相信曾与病魔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强斗争的彭加木同志一定能返回家园。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司稚东在1980年6月30日的信中说：
深望此次加木同志征服巨大困难，创造奇迹，平安返回，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
最感人的是少先队员们的来信。他们向彭伯伯倾诉了最亲切的话语。浙江临安县横路公社丁村小学少先队四中队来信说：
我们少先队员相信彭伯伯一定能像当年的工农红军一样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胜利回到大本营。敬爱的彭伯伯，我们一定像您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四化去攻文化难关。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科学迷。
安徽淮北百善煤矿全体少先队员给彭伯伯寄来了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附上一封热情奔放的信：
我们恨不得变成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到罗布泊，睁大火眼金睛，寻找彭加木伯伯。我们恨不得像孙悟空那样，拔下一根毫毛，吹口气，说声“变”，变成千万个孙悟空，千万只火眼金睛，把彭加木伯伯找回来。我们永记您的英名，您永远激励我们少先队员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他，死得太早！
彭加木为了找水，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英勇献身了。
彭加木牺牲了。他死在边疆，死在大戈壁。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他33岁时——1958年7月19日在新疆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
…我在离沪时已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
谁知在22年之后，竟被自己的话不幸言中。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他生爱边疆，死在边疆！
在生前的一次闲谈中，他还曾对自己的女儿说过：
我患过癌症，我又战胜了癌症，成为医学史上的特例。我死了之后，请把我的遗体献给医院解剖，以对医学科学作出我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些话，如果不是一个无私的人，一个心胸宽的人，一个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人，是说不出来的。1980年5月初，在他率队奔赴罗布泊的前夕，他对助手小李嘱咐道：
我要走了，实验工作你自己搞吧。我这次去考察，那里是很艰苦的，是骆驼也要渴死的地方！
对于死，彭加木是无所畏惧的。他曾与死神斗过多次。不论在癌症面前，在隔离审查室里，他都没有向死神屈服过。尽管他常开玩笑地说：“我早就可能死了。我现在的时间是‘拣’来的！”但是，他毕竟还是死得太早。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只有55岁！
他，还有多少事，来不及做完哪。
他，曾经许下过自己的五大心愿：
第一，到西沙群岛去考察；
第二，到青海考察；
第三，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考察；
第四，到祖国宝岛——台湾考察；
第五，到南极洲考察。
他并非空许愿。1979年，当他听说有一条船要从上海开往南极洲，他马上跑去联系，希望能去南极洲考察。他对领导同志说：“我不晕船，我不怕艰苦！”
然而，他这五大心愿，没有一个来得及实现，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他失踪之后，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清理他的遗物。他在考察时，带了五个手提包，这些手提包是装在一个大麻袋中。
这些手提包里装着标本、样品、笔记、资料，就连一双皮鞋中，也装着岩石标本。然而，他自己的衣服，却没有放进手提包，都是随随便便放在麻袋之中。
在他的遗物中，有这么几本书：杨振宁博士着的《基本粒子发展史》，还有《大自然的趣闻》，《植物学拉丁文》和《病毒名称》。
彭加木，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传奇的色彩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英灵永存
为了寻找彭加木，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寻找。党和人民尽了全力寻找这位忠诚的儿子。
在彭加木失踪一周年之际，1981年6月19日，中国科学院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在报告中把彭加木失踪定为“不幸遇难，以身殉职”。
1981年7月20日，中国科学院第36期简报发表《彭加木同志罗布泊考察遇难寻找工作已经结束，近期将举行追悼会》，对搜寻彭加木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且对彭加木作出全面评价：
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去年六月十七日在新疆罗布泊洼地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已经一年。经报请国务院批准，拟于近期在上海举行追悼会。最近，新疆分院就彭加木同志遇难和寻找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现摘要刊登如下：
罗布泊洼地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对这块既有考古价值又有丰富资源的宝地，近百年来中外科学家都十分感兴趣。由于环境恶劣，交通困难，长期以来一直未进行过系统的科学考察。彭加木同志知难而进，一九六四年曾到罗布泊西南边缘的米兰进行过考察。一九七九年初冬，又进入罗布泊北部及楼兰古址一带作初步踏勘。一九八○年五月九日，他带领一支由化学、水文地质及从事动植物研究的各类专业人员和后勤、通讯联络人员共十一人组成的综合考察队，第一次进入罗布泊作试验性考察。从五月九日到六月十六日的一个多月中，考察队有四次比较大的行动，克服重重困难，行程几千公里，胜利地穿过了罗布泊湖盆，比原计划提前二十多天完成了第一次考察任务。为了多做一些工作，给下次考察创造更好的条件，彭加木同志提出利用余下的时间，再作一次东进考察。考察队六月十一日从米兰出发，一开始就遇到了大风高温，风沙弥漫，热浪滚滚。夜间刮大风，帐篷经常被吹翻，同志们不得不一人抱一根柱子坐待天明。六月十六日，考察队到达库木库都克附近时，汽油和水只能再维持两天了。经过联系，国防科委二十一基地同意给予支援。但彭加木同志希望能自力更生解决用水，以减轻部队运水的负担。因此，当六月十七日上午同志们在帐篷内休息时（六昼夜没有很好休息，都很疲困），他不顾疲劳，冒着五六十度高温，毅然独自一人外出找水，不幸遇难。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切，多次指示要尽最大努力设法寻找彭加木同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指示下，在总参、国防科委，兰州、乌鲁木齐部队的大力支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军区的直接领导下，由我院新疆分院与当地驻军协同配合，组织专门力量，从六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以彭加木同志遇难地点库木库都克为中心，在东西长二百公里、南北宽二十公里的范围内，采取地空配合、点面线结合以及大密度的耕地式仔细寻找等方式，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寻找。直接参加寻找的（不包括负责后勤物资供应的空中、地面运输的人员）有二百四十多人，四次在现场寻找的时间累计为六十六天。出动大小汽车六十六辆，出动飞机二十九架次。飞行约一百小时，寻找的面积累计为四千多平方公里。此外，兰州军区还曾专门派出部队到甘肃后坑一带寻找。在第三次寻找中，公安部还曾派上海、南京、山东省市有经验的公安干警携带警犬参加了现场寻找。
对彭加木同志遗体的寻找工作，各方面都尽了最大努力，无论从寻找的时间、规模、使用手段，还是从投入的人力、物力来说都是空前的，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关怀和爱护。但是，除第一次寻找中，在出事地点东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发现彭加木同志脚印、坐印及一张糖纸外，没有发现其他线索。据记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类似事件，但大都未能获得肯定的结果。根据当地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同时根据这次寻找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判定是在彭加木同志迷路昏倒后，被狂风吹动的流沙掩埋了。这样判定的具体理由是：
一、由于病魔的折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彭加木同志身体不好，而在他出走前已连续六昼夜没有很好休息，体力更加不支，因而他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只带了一壶水，未带其他常备的食物、药品，说明他根本没准备远走。
二、彭加木出走的第二天下午和晚上就有八、九级大风，流沙活动相当频繁。
三、遇难地周围数百公里是渺无人烟的荒漠地带，除有野骆驼、野兔之外，从未发现过其他可以伤人的野兽；土匪坏人在此无生存条件，因此，既不可能被野兽伤害，也不可能被坏人劫持。
彭加木同志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新中国一诞生，他就以满腔热情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三十年来，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开发利用边疆资源，建立边疆科研基地，他不顾多年的病体，曾先后十五次到新疆帮助工作和进行考察，对新疆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六十年代中期他被树为上海市党员学习的标兵。同时，中国科学院也曾多次系统地介绍宣传他的模范事迹，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他学习。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意志和“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十年动乱期间，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不妥协，不屈服，坚持战斗在科研第一线，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秀品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由衷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四化”建设上。他最后一次带领考察队对罗布泊的考察，胜利地穿过干涸湖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开了罗布泊神秘大门，为今后的考察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他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为了表彰彭加木同志为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行为，1981年8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特授予彭加木同志“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1981年10月19日，彭加木烈士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人们在一个透明的纪念盒里，装着新疆库木库都克的一抔沙土。纪念盒安放在上海烈士陵园，象征着烈士的英灵永存。
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了悼念彭加木同志大会。这位为边疆科学事业献身的英雄，受到了边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彭加木。指出：
“在新时期中，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崇高典范，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学习彭加木、栾茀、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孙冶方等同志的献身精神，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精益求精地掌握新的知识，脚踏实地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
迄今，30年时间已经过去，彭加木依然杳无音讯，已确切地宣告死亡。
彭加木牺牲了。他的死使人们记起了他最爱吟诵的诗人臧克家的名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彭加木死了，但是他活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中。
我愿借用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的几句话，结束本书。方志敏烈士的遗言，仿佛道出了彭加木的最后的心声：
…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我生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假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彭加木在实验室（臧志成摄）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
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附录：彭加木的学术档案
叶永烈说明：1979年，彭加木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在晋升时，按照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叙述自己的学历以及学术成就。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查到了彭加木在1978年5月17日亲笔所写的申请研究员档案，全文抄录。通过这一珍贵的历史档案，可以见到彭加木的详尽而准确的学术履历。
学历：
1932年广州北郊石井公社槎龙大队第十一生产队乡村小学，私塾。
1933-1934年广东省佛山市私立有恒小学三、四年级。
1935年2月-1938年7月广东佛山市私立华英中学，小学四、五、六年级及初一。
1938年8月-1940年7月香港新界东涌私立华英中学初中二、三年级。
1940年8月-1942年3月香港新界沙田私立华英中学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上学期。
1942年3月-1943年9月广东曲江市（韶关）钟元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三年级。
1943年10月-1947年9月重庆（1943-1946年）；南京（1946-1947年）：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
1947年8月-1948年7月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
1948年10月-1949年5月上海伪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技佐。
1949年6月-1956年3月中国科学院生理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6年7月-1961年4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助理研究员。
1961年4月-1978年11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学术研究：
擅长进行蛋白质及植物病毒分离提纯研究，电子显微镜技术用于蛋白质植物病毒形态、结构的研究。
自1973年以来，担任病毒组组长，全组进行植物病毒的病原鉴定、分离提附录彭加木的学术档案纯、免疫血清及形态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处在领先地位，在国际上达到专业水平，而有自己的特长。
比如：
1.对小麦丛矮病病原体的研究，系统地进行了病原鉴定，病毒的分离提纯，形态结构，免疫血清的制备与应用的研究，澄清了国际上对此类病毒在形态结构上的模糊认识。在血清论断方面也成功地提供了检测单株麦苗、单只传毒昆虫带毒率的方法，以配合农业生产上为进行综合防治采取适时、有效措施。
2.在桑树萎缩病病原的研究上，尽管国际上已认为其病原原体是类菌质体，排除了病毒病原的看法，但我们根据自己的科学实验结果，力排众议，提出确凿的证据，作出病毒与类菌质体复合感染的论点，受到国内、国外同行的重视。
3.对水稻普通矮缩病病毒的研究，日本科学工作者做过长期、深入、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否定了所谓病毒质粒外部包着一层脂质膜的设想，因而提出简便的分离提纯病毒的方法，成功地制备出高效价的抗血清，提供了检测单株、单只传毒昆虫带毒率的方法。
4.1973年有一批转口的美国小麦被上海动植物检疫站检出有矮腥病。后来美国检疫专家来华狡辩，我们积极配合，在短短几天内做出了矮腥病孢子超薄切片电镜观察结果，打下了美国专家的嚣张气焰，取得胜利。
科学研究、科学考察成果：
1947年10月-1948年7月，北京大学农学院担任土壤调查及土壤物理学助教，独力编写了土壤物理实验讲义及带领实验，进行研究中国土壤的一部分化学分析及机械分析工作。
1948年10月-1952年3月，黄豆芽酸酶的研究。
1952年4月-1956年2月，原胶原的研究。
1956年3月-1961年4月，参加野外考察及建立科学实验基地：
云南生物考察队，在昆明负责建立实验室，进行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研究、分析工作。
新疆综合考察队（1956-1959年），参加北疆阿勒太地区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在乌鲁木齐建立实验基地，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1957年），参加海南岛及雷州半岛野外考察。
治沙队（1960年），在陕北榆林治沙试验站参加生物固沙试验；
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心分析室（北京），协助建立中心分析室并指导分析工作。
1962年5月2日—1967年2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肌肉蛋白及病毒形态、结构的研究，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并参加实验操作。
1962年-1964年，新疆化学研究所，协助建立化学所并进行盐湖考察及病毒研究（罗布泊以西及南部地区）。
1965年，广州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真菌室，协助建立电镜实验室，进行柑橘黄龙病的研究。
1973年-1978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课题组长，参加实验工作。
1977年7月原9月，新疆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
论文目录：
1，黄豆芽植酸酶的研究，1953-1954年7月《中国科学》杂志发表。
2，原胶原的研究，1966年《中国科学》。
3，新疆马脑炎病毒的电子显微镜观察，1962-1965年《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
4，不同来源的原肌球朊物理化学性质的比较研究，1955年《生理学报》（19，389）。
5，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晶体的电子显微镜观察，1963年《生理化学与生理物理学报》（3，206）。
6，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测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分子，1965年《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65，5，7-16）。
7，新疆盐湖考察报告，阿克苏盐山盐溶洞的考察，1965年地质地理方面的内部刊物。
8，紫胶的净化、加工方法的研究（未）。
9，生物固沙试验（实验报告），1973年以“病毒组”名义发表的论文，有关柑橘黄龙病病原体的研究。
10，与柑橘黄龙病有关的一种线状病毒，《中国科学》1973年3期（313-315），英文发表在ScientiaSinica，1974年13NO3（421-438）。
11，水稻里条矮缩病病原体的研究：传毒灰飞虱中类似病毒的质粒，《中国科学》，1974年2期（158-163）。
12，桑树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黄化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3期（283-291）。
13，在桑树萎缩型及花叶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7期。
14，桑树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萎缩型萎缩病病原体在病树中一年内的消长，《科学通报》1977，2期。
15，桑树萎缩型萎缩病病原体的研究：桑树黄化型萎缩病媒介昆虫——科目附录彭加木的学术档案菱纹叶蝉的传毒作用及其带毒情况，《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7年。
16，枣疯病病原体的忾显微镜研究，《中国科学》，1974年6期。
17，西安地区的番茄为什么发病，《生物化学与物理化学学报》，1975年2期。
18，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水稻普通矮缩病、水稻黄矮病和大麦土传花叶病的病原问题，《科学通报》1977年1，2。
19，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小麦丛矮病的病原问题（1）《科学通报》1977年1期。
20，小麦丛矮病的病原问题（2）《科学通报》1977年3期。
21，我国谷禾类病毒的病原问题：用血清学方法测定水稻普通矮缩病媒介昆虫的带毒率，《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4期。
22，我国禾谷类病毒的病原问题：小麦丛矮病病原的鉴定，《中国农业科学》，1978年1期。
23，我国禾谷类病毒病的病原问题：水稻黄矮病病原的鉴定及其分离提纯，《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4期。
24，小麦丛矮病病毒抗原的分离提纯、制备抗血清以及检测单株麦苗、单的传毒虫带毒率的方法，《医学报》。
25，柑橘黄龙病病原体的研究：线状病毒质粒的净化和免疫血清的制备，此工作坚持研究员4年，现已解决了提纯问题，获得了大量较纯净的病毒质粒，制备出抗血清。
26，指导并协助新疆化学的病毒组进行新疆哈密瓜、玉米、小麦病毒病病原体的电子显微镜观察，《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78年10卷3期。
外语水平：
英文：阅读较流畅，可进行科技写作及口语，但较生疏。
俄、德、日、法可借助字典阅读专业科技书籍。
后记
写于1983年的《彭加木失踪始末》一书，“雪藏”多年，终于出版了。这是一本采访异常艰辛，出版也历经曲折的书。
我在本书的序章中已经提及，这本书最初是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约而写的。关于这本书的曲折经历，也在序章中写及。
我手头保存着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清样。此书在当时无法出版之际，我曾后经在清样前面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作为“备忘录”。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篇简短的说明，记录了一系列年月日，记录了这本书无法出版的经过：
此排印稿为初稿。为写《彭加木》一书，我于1980年7月4日—7月24日赴记疆采访，深入罗布泊现场。1980年8月3日—8月15日写出初稿。8月16日送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13日谈审查意见。10月21日改毕。1980年12月13日发排。1981年3月5日校毕初稿清样。1981年10月20日改定二稿清样。1981年12月11日又改清样。1982年2月17日根据审查意见，排出第三稿，打了纸型。付印前夕因故暂停。1983年11月9日收到此校样，告知决定不出。
叶永烈
1983年11月19日
在这里，我也附上原书清样上的后记：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来到我家说：“彭加木同志不幸失踪了，全国人民很关心，很想知道他的一生。我们约请您写作这本书。”
当时，寻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彭加木生死未卜。我和大家一样，也很关心他的命运。每天看报，都随手把有关他的消息剪了下来，收集一起。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约稿。于7月4日飞往乌鲁木齐，翌日奔赴现场。在新疆度过了20天，到了罗布泊、库木库都克以及彭加木的“坐印”处，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以及彭加木的卧室、工作室。经过实地采访，以及向五十多处彭加木的家属、亲戚、好友、领导等了解情况，我为彭加木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开始酝酿怎样写作这本书。
想不到，当我回到上海，却听到许多关于彭加木的谣言，仿佛是在编“梅花党”续集！我强烈地感到，人们对彭加木的思想境界以及动人事迹，是多么不了解！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四害”横行时那凭空捏造的谣言，“梅花党”的流毒没有肃清。这件事加深了我写好这本书的责任感。我想，应当通过这本书，使广大群众了解彭加木，学习彭加木。这样，我憋着一口气，赶写了这本《彭加木失踪始末》。
在这里，首先应当感谢彭加木爱人夏叔芳及其子女。当我在新疆采访她时，正是她由于失去最心爱的人而万分痛苦的时刻，我实在不忍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搅她，可是，她是最了解彭加木的人，从大学同窗到毕业后同甘苦、共命运，如果不请她回首当年，是无法写作这本书的。她的哥哥夏镇澳同志也给了不少帮助，回忆了与彭加木的长期交往。
另一位值得深切感谢的是彭加木的哥哥彭浙。“长兄如父”，他在父亲病逝之后，曾竭尽心力照料彭加木。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人。他已是66岁的老人了。他从广州飞到乌鲁木齐，我曾去机场接他。他到住地刚放好行李，就不顾路途劳累，开始同我畅谈，当天竟一口气谈到夜里十一点多。他的女儿彭泥，也帮助回忆了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又找我长时间地谈话。我劝他先休息一会，他却说：“在这最悲痛的时刻，回忆童年的欢乐，会减轻我的痛苦！”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王应睐教授，是彭加木的启蒙老师，指导过他写作毕业论文和一系列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天钦教授也曾指导过彭加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他共事多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副教授与彭加木是至交，多年来保持亲密的友谊；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王芷涯同志，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并多年担任彭加木所在支部书记。他们都在百忙之中接待我，介绍了彭加木同志的感人事迹。
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对我详细述说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在谈话中，她五次重复说：“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他会回来的。”当年护理过彭加木的护士，也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部门同志，曾热情介绍了彭加木的事迹及搜寻彭加木的工作情况。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宋政厚、李广宽，新疆人民广播电台邵强，《文汇报》沈定、张德宝、臧志成，《解放日报》贾宝良，《青年报》钱维华，《上海科技报》郁群，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同志，都曾给予作者许多帮助。
本书是在短时间内赶写而成，限于作者水平，还很粗糙。对彭加木的事迹，反映也很不全面。不当之处，敬请诸位读者指正。
谨以本书献给彭加木同志！
叶永烈
1980年8月15日
在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发出关于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消息之后，彭加木重新引起广泛关注。然而，毕竟事隔30年，年青一代对于彭加木已后经非常陌生。于是，我着手对30年前所写的《彭加木传奇》一书作大修改，对照当年的采访笔记作了全面的补充，增加了十多万字。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本书大部分照片是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生前提供，而且是我与她共同选定的。这些照片，有的注有摄影者姓名，有的没有注明。凡是注有记摄影者姓名的，收入本书时我都一一标明，并与能够取得联系的摄影者联络，获得同意。也有的照片因当时没有标明作者姓名，或者虽有作者姓名但是事隔多年未能找到联系方式，在本书出版之后，望知情读者给予帮助，以便与摄影者及时联系，在重印时补上遗漏者姓名，并支付摄影稿酬。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已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曹香秾女士以及已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马嵩山先生表示谢意。
本书曾经由作家出版社在2006年以《追寻彭加木》为书名出版，经过补充修改之后，现作为《叶永烈文集》中的一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永烈
2010年6月17日彭加木遇难30周年写于上海“沉思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