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从实验结果、数据、观察、测量和“事实”出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出许许多多可能的解释，并且可以对每一种解释用事实进行系统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们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被用一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武装起来。无论何时，当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来以供考虑时，这个工具箱就自然而然地派上了用场。假如那个新的思想可以通过这些工具的检验，我们将会满怀热情地、虽然是暂时地，准备去接受它。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如果你即便在那些谎言向你再三保证时也不想使它得逞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里有一个可靠的、经过了检验的方法。
那个工具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那里装的是怀疑的思维方法的工具。
所谓怀疑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并且理解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那个经过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从前提和出发点是否能得出这些结论，以及那个前提是否正确。
这个工具箱中所包含的东西有：
*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权威们”以往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他们将来仍然会犯错误。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权威，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专家而已。
* 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如果想要解释某个东西，要尽可能地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找出一批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系统地证伪每一种可能的其他解释。通过检验的，也就是在多种能够用来解释的假说中经受住了达尔文物种选择式考验的那个假说，相对于那些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间赢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设，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那只是我们在寻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想法，公正客观地将之与其他的可能性进行一下比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来批驳它。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 定量。如果你要解释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数字量，都会非常有利于将你的假说与其他与之竞争的假说区别开来。模糊的、定性的东西往往招致多种解释。当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定性的观点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们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 奥姆的剃刀。这个方便的经验法则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两个可以将资料解释得同样好的假说时，选择简单的那一个。
* 不断地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是在理论上——被证伪。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命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想一想那个宏大的构想，即我们的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粒子——比如说，一个电子。但是，假如我们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宇宙之外获取信息的话，那么这个想法难道不是不能被证伪的吗：你必须能够核实这些论断。你必须给予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者一个弄清楚你的推理过程，重复你的实验并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得到同样结果的机会。
要信赖经过认真设计和控制的实验，这是关键，正如我在前面试图强调的那样。仅仅通过冥想，我们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的。我们总是倾向于接纳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的解释。有一个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不止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如何取舍？我们不作决定。我们让实验来作。弗朗西斯·培根给出了经典的理由：
辩论不能满足新发现的需要，因为大自然的精妙比辩论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许多倍。
对比实验是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人声称一种新药对某种疾病的有效率为百分之二十，那么我们必须确信，有一组对照试验人群，吃下了被告知是新药的糖片后，没有同时出现百分之二十的患者症状减轻的现象。
各影响变量必须是可以分离的。假设你晕船了，同时给你一个针压手镯和50毫克的麦可立嗪。你发现不适感消失了。是什么在起作用——手镯还是药片？只有当你在下一次再晕船时，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治疗方法，你才能弄明白。现在，假设你并不想为了献身科学而去体验晕船的滋味，那么你就不可能分开上述变量。你将再次同时采用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你达到了你所期望的实际目的；至于更进一步的知识，你会说，不值得为了去获得它而自找苦吃。
通常，实验必须在“双盲”条件下进行，这样，那些期望着某种发现的人，就不会处于一种可能对结果的评价构成潜在危害的状态中。例如，在试验一种新药的时候，你可能希望那些判断哪个患者的症状减轻了的医生，不知道哪些患者采用了新药。因为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虽然或许只是无意识地。相反，症状减轻者的名单与那些使用新药的人的名单应是相近的，而且两组名单必须是独立地确定的，然后，你才能判断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又如，当警察处理一批嫌疑犯或是进行相片识别时，负责的官员不应知道谁是犯罪嫌疑人，以免有意或无意地对证人产生影响。
除了教会评价我们提出的要求该如何做之外，任何好的谎言鉴别工具箱还应当教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它帮助我们识别最常见的和危险的、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可以找到许多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实践者们总是被迫去评判两个相反的命题。这些谬误包括：
* adhominem——“针对人”的拉丁语，指攻击人而不是观点。（例如，牧师史密斯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者，因此，他对进化论的反对是不值一提的）；
* 权威的论点。（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应当连任，因为他有一个终止东南亚战争的秘密计划——但是因为那是机密，所以选民们无法去评估它的价值；这种论调等于是说，应当信任他，因为他是总统——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 因果倒置推理。（例如，上帝一定是在对人们施以惩罚和奖赏，因为假如没有这一切，社会将会毫无法纪，充满危险——甚至可能无法治理。或是：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谋杀案的被告一定会被发现是有罪的，否则的话，就会鼓励其他的男人去谋杀他们的妻子）；
* 求助于无知——声称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例如，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UFO没有来访问过地球，所以UFO是存在的——因而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存在着智慧生物。或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着70种文明的世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有哪一个世界具有比地球人类更高的道德水平，因此我们仍然是宇宙的中心。）这种概念不清的浮躁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驳斥它：缺乏证据并不是不存在证据。
* 特别辩护经常用来挽救那些在修辞上陷入很大困难的观点。（例如：一位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女人违背了他的戒律而引诱一个男人吃了一个苹果就用让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陷入痛苦的煎熬的方法来惩罚他们？特别辩护：你根本不理解有关自由意志的精妙教义。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怎么会同时存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特别辩护：你不懂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秘密。上帝怎么能容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们——他们被命令以各自的方式遵循有关仁慈与同情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多的野蛮的罪行？特别辩护：你还是不了解自由意志。不管怎么样，上帝的行为都是神秘而不可知的。）
* 回避问题，或是想当然地回答问题。（例如，我们必须设立死刑来抑制暴力犯罪。但是，当死刑设立之后，暴力犯罪率是否真的有所下降呢？昨天股市下跌，是因为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和投资者取走红利——然而是否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调整”和利润提取所起的作用呢？从这种一厢情愿的解释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 观察的选择性，也称做列举有利的条件，或是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记住成功，忘掉失误。（例如，一个州会大肆吹嘘出了多少总统，却闭口不提成群的杀人犯。）
* 对很少的数目进行统计——同观察的选择性非常类似。（例如，“他们说五个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怎么可能？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你的真诚的。…”或是：“我连续掷了三个七。今晚我不可能输了。”）
* 对统计特性的误解。（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现整整有半数的美国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表示震惊和忧虑。）
* 自相矛盾。（例如，谨慎周密地对一个可能存在的军事对手制定出计划，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而对有关环境危机的科学项目却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危机还没有被“证实”。把前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现在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觉得宇宙将会在未来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是理所当然的，但却认为宇宙可能拥有无限的过去是荒谬的。）
* non sequitur——拉丁语：“不是必然推论”。（例如：我们的民族必将强盛，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然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这当做真理。德国人的说法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论的谬论，都不过是没有认识到会存在多种可能性。
*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语：“它发生在后，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马尼拉大主教，斋米·卡迪诺·辛，说：“我认识…一个26岁的妇女，她因为服用（避孕）药物而显得像60岁一样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核武器。）
* 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无法抗拒的力作用于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这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无法移动的物体。反之亦然。）
* 排除中间状态，或是采用错误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许多中间可能性的连续统一体中，只考虑两个极端。（例如，“当然，听他的；我丈夫是完美无暇的；我总是错的。”或是：“你不是热爱你的国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决问题，那么你就是在捣乱。”）
* 将短期和长期对立——排除中间状态的一个子集，但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将之单独提出来，以引起特别的注意。（例如，我们无法制定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的计划。我们迫切面临的是对付发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础科学问题？）
* 连续递推？——与排除中间态有关。（例如：如果我们允许在怀孕的头几周内堕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禁止杀死一个发育完全的婴儿。或是相反：如果政府甚至对九个月的胎儿也不许堕胎的话，那么它马上就会告诉我们，对我们刚怀上的胎儿该怎么办了。）
* 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例如，一个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的同性恋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中的同性恋要多，因此，教育使人们变成同性恋者。或是：安第斯山区的地震发生在天王星经过其近地点的时候，因此——不顾对于更近、质量更大的木星缺少这种相关性——后者是前者的起因。
* 树靶子——丑化一个观点，使之易受攻击。（例如，科学家们猜测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只不过是碰巧跑到了一起——这种说法有意地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观点——自然界是通过用进废退的方式而进化的——视而不见。或者——这也是一个短期／长期问题上的谬误——环境学家们对蜗牛、鹈和花袅比对人要关心得多。）
* 隐瞒证据，或是蓄意欺骗的半真半假的陈述。（例如，一个准确得不可思议的、被广泛引用的有关里根总统遇刺的“预言”在电视里播出；但是——一个重要的细节——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拍摄下来的？这些政府的弊病必须通过革命来根除，即使是要做一个煎蛋卷，你也得打碎几个鸡蛋。是的，但这是否会变成一场比在前一制度统治下还要死多得多的人的革命呢？其他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是不是所有反对暴政的革命都是人民所期望的和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呢？）
* 模棱两可的话。（例如，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离制度，明确规定了美国在没有国会声明的前提下是不能介入一场战争的。另一方面，总统被赋予了外交控制权和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是可以使他们自己得以连任的一个强有力的潜在手段。因此，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都可能会策划发动一场战争。他们挥着旗子，把战争叫做——“政治行为”、“武装进入”。“保护性反应打击”、“维持和平”、“保护美国利益”，以及各种各样的行动，如“正义行动”。有关战争的种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对语言进行再创造的一大类型。塔列郎说：“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的艺术，就是为种种行为和制度寻找新的名字，他们的老名字已被公众所深恶痛绝。”）
对于这些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的了解，使我们的工具箱更加完善。同所有的工具一样，这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也会被误用，被用在其适用范围之外，甚至会取代思考而成了一种死教条。但如果能够明智地应用，它会使这个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仅是用于在我们向别人提出自己的论点之前检验一下它们。
美国烟草工业每年赢利500亿美元左右。在吸烟与癌症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性，烟草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说，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他们暗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许那些有遗传性患癌倾向的人也有遗传性的嗜好麻醉品的倾向——所以癌症和吸烟之间可能会有相关性，但癌症却不是由吸烟引起的。这类牵强附会的关系可能会被不断地发明出来，这正是科学家强调对照实验的原因之一。
假如你在许多老鼠的背上涂上烟焦油，同时观察许多几乎完全一样但却没有被涂上焦油的老鼠的健康情况。如果前者患了癌症而后者没有，你就可以确信这种相关性是有因果联系的。抽烟时将烟吸入，患癌症的几率上升；不吸入，则患癌率保持在背景水平。对于肺气肿、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来说也是如此。
当第一个研究工作在1953年首次被发表在科学文献中，显示将香烟产生的烟中的物质涂在啮齿动物背上会引发恶性肿瘤时，六大主要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发动一场公关运动，指责这项由斯隆·凯特林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这很类似于杜邦公司在1947年当第一个揭示他们的氟利昂产品破坏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工作发表时受到的同样的责备。还有很多其它例子。
你可能会想，在谴责他们所不欢迎的研究工作之前，几大主要公司应当动用了它们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检验了它们计划制造的产品的安全性。但是，如果他们忽视了一些东西，如果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发现了可能存在的危害，那些公司为什么要不满？难道他们宁愿害死别人也不愿损失他们的利润？如果在一个非确定性的世界中，必须要犯一个错误的话，难道不该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和公众吗？附带地，这些例子对于我们这个自由企业体系控制自己的能力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些多少有些政府强制性色彩的事例，不是在为公众的利益着想吗？
布朗和威廉姆逊烟草公司1971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将“批驳成百万人头脑中认为吸烟会引起肺癌和其他疾病的错误信念”列为一个总体目标；该报告称：“这种信念是建立在盲目狂热的假设、荒谬的谣言、毫无根据的声明以及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毫无科学性的陈述和猜测之上的。”他们抱怨针对香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史无前例的、恶毒的攻击，构成了自由办企业历史中针对产品进行的最为严重的诽谤和造谣中伤；这种罪行，诽谤牵涉到了如此巨大的范围，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诽谤运动怎么会得到容忍；宪法怎么能忍受如此的藐视和违法行为。
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只不过是比烟草业没完没了地为鼓动公众消费而喋喋不休的那些话显得稍微激动一点而已。
有许多的香烟上标有低“焦油”的广告（每支香烟少于等于10毫克）。为什么这是一个优点？因为正是在难以治疗的焦油中浓缩着多环芳烃和一些别的致癌物质。这种低焦油含量的广告，不正是烟草公司对香烟确实会致癌的一种心照不宜的默认吗？
增进健康国际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多年来总共从烟草业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它开展有关间接吸烟的研究，为烟草公司作证。在1994年，这个组织的三名技术人员抱怨，其上级主管伪造有关空气中可吸入的香烟颗粒物的数据。每一次，那些编造的或“修正”的数据都使烟草燃烧产生的烟看起来比技术人员的测定所显示的结果要安全得多。合作研究部门或是外部研究承包者可曾发现过一种产物比烟草公司所公开声明的更加危险吗？如果有，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吗？
人们会对烟草产生依赖作用。用许多标准来衡量，它比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瘾性还要大。正如1940年的一则广告所说的，人们情愿“走一英里只为一包骆驼牌香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比整个二战中死去的人数还要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世界上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为300百万。到202年，将上升为每年死亡100万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妇女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将吸烟描绘成一种进步与时尚。烟草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这种成瘾性毒品制造出一种品味，其部分原因是鉴别谎言的技术。怀疑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还远未得到普及。轻信是可以杀人的。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
一个船主想让他的一艘移民船再次出海赚钱，可他清楚他的船已经太旧了，而且一开始制造得就不够好。这艘船去过许多的海洋，经历过各种天气，经常需要修理。别人对他说这船可能不能再出海了。这个怀疑一直缠绕着他并使他总是感到快乐不起来。他觉得应该彻底把这艘船修理装备一下，层管这会花费很多钱。在出航之前他成功地摆脱了忧虑的阴影，他安慰自己它已经历了那么多的航行和风暴都安然无恙，怀疑它不能从这次航行中安全归来简直是浪费光阴。他相信上天的安排，而上天似乎总在保佑那些为寻求更美好生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他在头脑中去除了对修理者和合同人诚实性的并不豁达的怀疑。这样他获得了真诚的令人舒心的保证：船已完全修好并可以出航了！于是，他以轻松的心情看着船离港远去了，并怀着一颗仁慈的心希望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新家取得成功。不幸的是，他的船在途中沉没了，那些希望化为泡影，虽然他得到了保险赔偿金。
我们该如何评论这个人呢？毫无疑问，对那些死去的人他是有罪的。尽管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船是安全可靠的，但这种信心的真诚丝毫帮不了他。因为他无权相信眼前看到的证据，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诚实耐似的调查之中，而是在把疑问强行压下去之后产生的…
威廉·K·克利富特《信任伦理观》（1874）
科学的边缘——有时作为导致科学发现的预见性思想的延续——潜伏着一系列诱人的或至少是有些令人震惊的想法，但是这些思想还没有被专门给新思想挑毛病的检验者进行过有意识的检验，至少这种检验应该由思想的提出者来完成：一种观念认为地球的表面应是在一个球体的内表面而不是外表面；或宣称你可以通过冥想飘在空中；芭蕾舞演员与篮球运动员可以跳那么高就是由于这种漂浮；或说我有一种称为灵魂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痕迹的东西，当我死后却可以存在并能使一头牛或一只虫子复活。
典型的伪科学和迷信包括——这只是一些代表，而不是综合的罗列——占星术；百慕大三角；“大脚”野人和尼斯湖怪；鬼魂；“邪恶之眼”；据说每个人头上环绕着的多彩光晕（且颜色分人而异）；超感知觉，如心灵感应、先知、远距离传输和远距离“遥视”；相信数字“13”代表不幸（因为美国许多旅馆和严肃的办公楼的层数直接从12跳到14－－为什么要冒背运的风险呢？）；流血的雕像；相信兔子的断腿会带来好运；魔杖探矿；水妖；自向症的“无障碍通信”；相信把刮胡子刀片放在纸板做的金字塔中可以使其更锋利，以及其它“金字塔学”的信条；死人打来的电话（从未付过账）；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所谓发现未训练过的扁体动物可以通过吃磨成粉末的同类的尸体而学到知识；当月圆时犯罪率上升的观点；手相术；命理学；测谎器；靠彗星、茶叶、怪胎预言未来的事件（加上古时流行的占卜；通过看动物内脏、火焰的形状、烟、影子、残渣等进行占卜预言；听肚子咕咕叫声；甚至在一个时期是靠查对数表）；过去事件的“照片”，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图像；一头俄国象可以流利地讲话；那些可以被胡乱地蒙住眼睛用手指读书的“超感知者”；爱德加·卡斯（他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已“消失的”大西洲古陆将“浮现”出来）和其他的预言家们，包括“睡着的”和“醒着的”；减肥的骗术；把灵魂出壳（濒死）的经历当做外部世界真实的事件；信仰疗法的骗局；占卜板；天竺葵富有感情的活动被因大胆地使用“测谎器”而发现；记得什么分子溶解于其中的水；从面部特征和头盖骨上的隆起判断人的性格特点；“第100个猴子”的迷惑；声称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不论想要使什么变成真的就会是真的；人类自发燃烧直至烧焦；三环生命周期；承诺可以无限提供能量的永动机（但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它们统统被怀疑论者的仔细检查所阻止而不能永动）；让·迪克森系统的荒谬的预言（他“预言”1953年苏联将入侵伊朗，1965年苏联将击败美国，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和其他一些专业的“巫师”们；耶和华的目击者预言世界末日在1917年的到来，以及许多类似的预示；智力学和信仰疗法；卡洛斯·卡斯塔耐达和“巫术”；宣称发现“诺亚方舟”的遗迹；“阿米迪维尔的恐怖”和其他鬼怪缠身之类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刚果雨林中雷龙现身的传说。（类似说法的深入讨论可以在《超自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aranormal）中找到，高顿·斯戴恩编辑，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