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重的睫毛膏、眼线、眼袋和嘴唇上残留的口红，以及身上那件极度暴露的睡衣，以她的道德标准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我受不了她的目光，不敢正视她。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从宿醉中清醒，也许是因为她严肃冷峻的态度让我毫无招架之力。
“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我说，努力掩饰着她的不期而至给我带来的不安。
“不，我不想进去，我着急走。只是来给你带个口信。”
当时的情形紧张又荒唐，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母亲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在很多事情上曾经如此相似，现在竟变成了两个互相猜疑的陌生人，像街上的流浪狗一样虎视眈眈地推算着彼此之间的距离。
她一直站在门口，严肃、挺拔，梳着高高的发髻，鬓角已经隐现斑白。她紧皱的双眉下，眼神正直而高傲，目光中充满了谴责。当她停止了冷冷的检视后，终于开口了。然而，虽然我怕得要命，她要说的话却没有丝毫谴责的意思。
“我只是来给你捎个口信，不是我要找你。至于接不接受是你的事，你自己决定。但我认为你应该接受。你好好考虑吧，晚到总比不到强。”
她甚至没有踩一下门檻，除了给我一个地址，约定当天下午的见面时间，一分钟都不曾停留，直接转身离去，毫无告辞之意。我正在惊讶她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指责或评论，她冰冷的话已扔过来了，就在她准备下楼梯的时候。
“好好洗洗脸，梳梳头，穿上点衣服，别弄得像个妓女似的。”
午饭的时候我把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告诉拉米罗。我不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不信任他。我恳求拉米罗陪我一起去。去哪儿？去认识我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要我去。要你去干吗？我不知道，怎么也想不出他要见我的原因。
我跟母亲约好时间下午在那个地址会合：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
漂亮的街道，豪华的庄园，跟以前我负责送货的时候拜访的那些豪宅一样。为这次见面我精心打扮了一下，选了一件蓝色羊毛衫，一件便装大衣和一顶左耳上方优雅地斜插着三根羽毛的精致小巧的帽子。当然，这些都是拉米罗给我买的，这是我第一次穿上不是我母亲或我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我穿着高跟鞋，头发披散在背上，几乎没有化妆，因为不希望下午又遭到批评。出门前我在镜中从上到下打量着自己。镜子照出我身后的拉米罗，他微笑着，双手插兜欣赏着我的身姿。
“你简直美极了，你会让他震惊的。”
我想用一个微笑来感谢他的赞美，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是的，镜中的人很美，却很陌生，跟几个月前的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像个老鼠一样怕得要命，后悔自己怎么会接受这个非同寻常的请求。到达那里时，从母亲的眼神中，我看出来她对拉米罗和我一起出现非常反感。当她发现我们俩想一块儿进门时，看也没看我就拦住了。
“这是家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留步。”
她没有停下来等待拉米罗回答，而是直接转身穿过铸铁和玻璃建成的威严的门厅。我很希望拉米罗能陪在我身边，因为我需要他的支持和陪伴，但我又不敢面对母亲，无奈只好悄悄跟他说他先走，然后快步跟上了母亲。
“我们来找阿尔瓦拉多先生，他在等我们。”她对看门人说。看门人点点头没说话，准备送我们去楼梯。
“不用了，谢谢。”
我们穿过宽敞的大厅，开始爬楼梯。母亲走在前面，步伐坚定，几乎不用扶锃亮的木质扶手。她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外套。我战战兢兢地走在后面，紧紧地抓住栏杆，就像在暴风雨的夜里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没有人说话，我的思绪就像一级级台阶向上蔓延，如潮水般越来越汹涌。第一个平台。为什么母亲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如此轻车熟路？第二个平台。将要去见的那个人，他长什么模样？为什么时隔多年后心血来潮要见我？主楼层。我用力把纷乱的思绪推到一边，没有时间多想了，已经到了。右手边的大门。母亲冷静地按了一下门铃，毫无胆怯之意。门很快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出现在门口，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顶纯白色压发帽。
“下午好，赛尔万达。我们来见老爷，我想他应该在书房。”
赛尔万达半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像面前站着一对幽灵。当她终于反应过来，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屋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有力，从房间最深处传出来。一定是他的声音了。
“请她们进来！”
女仆让到一边，依旧惊惶不知所措。我们根本不需要引导，母亲似乎了如指掌。穿过一道宽阔的走廊，路过几个贴着墙纸、铺着地毯、挂着家族成员肖像的大房间，我们来到一扇对开的大门前。左边的那扇门开着，母亲和我走了进去。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在房间中央等着我们。威严的嗓音再次响起：
“请进！”
庞大的体型，巨大的办公室。宽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高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这个魁梧的人注视着我，先是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往下看，又往上看，反反复复打量着我，探究着我。他咽了口唾沫，我也咽了一口唾沬。他朝我们走近几步，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拍了拍，仿佛是为了确认我真实存在。然后他扬起一侧的嘴角，笑中饱含着岁月沉淀的忧伤。
“你跟你母亲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与我对视，一秒、两秒、十秒。然后，虽。然没有松开我，却把目光转移到母亲身上，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苦涩的笑容。
“多少年过去了，多洛雷斯。”
她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于是他放开我的胳膊，把手伸向她。并不是想握手问候，只是想寻找一点接触，一个轻轻的触摸，仿佛希望她能伸手回应。但她只是站着不动，毫不理会他的请求，直到他仿佛突然从梦魇中惊醒一样，清了清嗓子，然后努力用平静的语调礼貌地请我们坐下。
我们没有被安排坐在堆满文件的大书桌旁，而是来到了书房的另一个角落。母亲坐在一把软椅上，父亲坐在她对面，我独自坐在一张沙发上，在他们俩中间。三个人都很紧张，很不自在。他点燃了一根哈瓦那雪茄，她则端坐着，双膝并拢、脊背挺直。而我，全神贯注地用无名指挠着沙发酒红色的布套，似乎要抠出一个洞来，好让我像壁虎一样爬进去消失。周围充满了烟雾。他又清了清嗓子，似乎准备说点什么，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母亲就开口了。虽然话是对我说的，但她的眼睛还是盯在他身上。她的话让我不得不抬起目光面对他们。
“好吧，希拉。这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终于认识他了。他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家炼钢厂的老板，一辈子都住在这座房子里，以前是少爷，现在是老爷。时间过得真快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来这里为他母亲做衣服，然后认识了他，然后…三年后就有了你。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发生的是恬不知耻的少爷欺骗可怜的小裁缝这样的惊险爱情故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四岁，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是谁，对方是谁，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将面对什么。他没有欺骗我，我也没有抱什么非分之想。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是因为它原本就不该开始。决定结束一切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抛弃了你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跟他联络的也是我。你父亲曾经试图不放弃我们。开始很坚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后来他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是两个男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昨天收到他的口信。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他想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了。”
她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注视着她，目光中充满了爱意。她停下来后，他又等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似乎在思考，揣摩着如何准确地表达出他真正的意思。趁此机会我细细地观察他。当时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父亲赋予了我生命。我肤色偏黑，母亲也是，在我能记起的有限的几次对父亲的想象中，从来都是把他描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深色皮肤、深色头发、身材轻盈。而且我一直都把他的形象和周围那些男性的面貌特征联系起来：邻居诺尔波特、好朋友们的父亲、挤满小区酒馆和大街的那些男人，普通人的普通父亲，也许是邮局办事员、售货员、小职员、咖啡馆服务生，顶多是一个烟草店或小百货店的老板，或是赛巴拉市场某个蔬菜摊的摊主。为马努埃拉女士送货时见到的在马德里最繁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先生们，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另一种人类，跟我脑海中设定的“父亲”形象格格不入。然而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很胖却仍然衣着时髦，浅色头发已经斑白，蜜色的眼睛有些发红，深灰色的衣服，既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一个残缺家庭的父亲，一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父亲。他终于开口了，一会儿看着母亲，一会儿看着我，有时同时看着两个人，有时谁都不看。
“好吧，不过说来话长。”他终于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大口烟雾，抬头盯住我的眼睛，然后又与母亲视了一下，再转向我，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故事很长，他却一口气讲了下来，基本没有停顿。他说完的时候，我发现天已经黑了，屋里的几个人只能看清轮廓。书桌上一盏绿色的郁金香灯罩的台灯，用遥远而微弱的光线陪伴着我们。
“我找你们是因为我担心某天有人会暗杀我，或者我会杀死什么人，然后被监禁，这跟死没什么区别。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紧张，一旦战争爆发，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我偷偷看了母亲一眼，想看她是什么反应。但是她脸上没有任何不安的表情，似乎父亲谈的不是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只是阴天的天气预报而已。他继续倾诉着预感和不安。
“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已经准备好清算人生。我这一生都拥有了些什么？钱，我有了；财产，我有了；还有一个有两百多名工人的公司，在那里我奋斗了三十年，最后他们还给我的却是罢工、羞辱、朝 我脸上吐痰，有一个妻子，一看到长枪党人烧了几个教堂，就同母亲和姐妹们逃到圣胡安德鲁斯念经去了；有两个我无法理解的儿子，我把他们俩都打发到炼钢厂去了，让他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看看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能不能经受住铁拈和锤子的考验。”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你不觉得吗，多洛雷斯？工人们不再像歌里唱的那样，满足于去卡耶塔诺的露天舞会和卡瓦办切的斗牛场消遣娱乐。自行车取代了骡马，工会变得强势，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威胁老板要用子弹取他的性命。也许他们的愤怒不无道理，过着拮据的生活，从一出生开始就起早贪黑地干活，谁也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多其他的努力。举起拳头、点燃仇恨、高唱国际歌，这改变不了什么。一首赞歌不可能拯救一个国家。当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起来造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挨饿，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但改变这一切的办法不应该是去反咬一口给你饭碗的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有进取心、有勇气并且合格的劳动者，有良好的教育体制，以及一个任期足够长、稳定又严肃的政府。而现在呢？全都一团糟。每个人都各顾各地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正经工作来尽快结束那些不公正的状况。政客们，不管是哪一派的，每天都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攻击和议会的唇枪舌剑中。国王还是国王，他早就应该下台了。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共产主义者，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但是想要国家进步，一切都应该理智有序地进行，不该心存怨恨，也不该情绪失控。有钱有势的人和保皇党都吓破了胆，纷纷逃到国外去了。唯一的结局就是军人造反，谁也不知道会是哪支部队，因为哪支都有可能，然后实行军事统治。那时候我们就真该哭天抢地了。要不就是把我们卷入一场内战，两派人互相残杀，最后也只能落得手足相残的悲惨结局。”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点儿也没有停顿，直到仿佛突然回到现实中，发现我和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已经完全被说糊涂了，不知道他这番宏篇大论到底想说什么，这些事情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让你们听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些事，而且认为现在是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这个国家正在沦陷，一切都变得疯狂而毫无意义。而我，就像刚才说的，谁知道哪天就一命呜呼了。风水轮流转，我们必须适应。这三十多年来我都像牲口一样辛勤工作，为生意操劳，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也许是生不逢时，也许是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最终一切都背过身去，生活开始对我翻脸，报复我。儿子们已经脱离了我的控制，妻子弃我而去，公司正在一天天地变成地狱。我现在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而且相信以后情况只会变得更坏。所以我正在做准备，整理个人事务、文件、账户。我是在努力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一命归西的时候，一切都能井井有条。在处理生意的同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和情感，这是我仅剩的东西了。周围的环境越黑暗，我就越怀念曾经喜爱的人和物，从记忆中找回生命曾经给过我的幸福岁月。如今我来日无多，才终于明白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多洛雷斯？是你！还有我们的女儿，她活脱脱是当年那个你的翻版，所以我想见你们。”
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我的父亲，终于有了姓名和容貌。现在他说话平静多了。从说话的神情中隐约可以看出，他平时不是这般，而是充满了自信，永远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表情，说着不容辩驳的话，习惯了颐指气使，永远都振振有词。对他来说，要下决心安排这次见面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要去面对一段逝去的爱情和一个二十五年来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儿。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稳重和自信，掌控着形势。他的谈话坚定、真诚、坦率，像一个已经失去一切而无所畏惧的人。
“你知道吗？希拉，我是真的爱你的母亲，很爱，非常爱。真希望一切都可以重来，我能有她常伴左右。可是，很遗憾，事实不是这样。”
他从我身上移开目光去寻找她的眼睛，寻找她那双栗色的看了一辈子针线的大眼睛，寻找她那不施粉黛、素面朝天却自然成熟的美。
“我为你付出得太少，是吗，多洛雷斯？我无法面对当时的压力，我没有你那么勇敢、坚强。之后，你已经知道了，我服从了家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命运，适应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家庭。”
母亲静静地听着，看上去无动于衷，不知道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还是因为父亲的那些话对她来说无关痛痒。她一直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态，让人无法解读她的思想。她脊背挺直，穿着那件我从没见过的做工一流的衣服。这一定是用其他女人做衣服的余料做成的，这些女人不只有比她更多更好的衣服，也有比她更好的运气。而他，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她的冷淡泄气，继续说：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相信我，但是我真的…现在我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开始从心底里后悔这么多年来没对你们尽过责任，甚至都不认识你，希拉。我当时应该更坚持，不该轻易放弃，我是那么渴望跟你在一起！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多洛雷斯，你太要强了，你不会同意成为我生活中的影子，让我在正常家庭生活之外来照顾你们。如果你无法拥有全部，那就放弃一切。孩子，你母亲很倔强，既倔强又坚定。而我，也许太懦弱太愚蠢，可是，不论如何，现在怎么叹息怎么后悔都没用了Z他沉默了几秒钟，没有看我们，像是在思考。然后深深吸了口气，又用力呼出，改变了一下坐姿。他把后背从椅背上抬起来，身体向前倾斜，仿佛想离我们更近，说话更直接，仿佛正在下定决心来谈他想告诉我们的话。看起来他终于准备结束这些苦涩的回忆，从怀旧情绪中挣脱出来，回到现实世界中。
“原谅我，我不想再絮絮叨叨地向你们倾诉忧伤，耽搁更多时间。让我们进人正题吧。叫你们来，是想向你们传达我最后的心愿。请你们理解我的善意，不要误解我的行为。我并不是想要补偿这些年来亏欠你们的一切，也不是为了向你们显示我的悔意，更不是想用金钱收买你们的同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死的时候，你们能得到你们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得到的。”
从我们坐下来开始，这是他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书桌。我的目光追随着他，那宽阔的背脊，裁剪精致的外套，在庞大体型的相衬下异常敏捷的步伐。然后我的目光集中到最里面的一面墙上悬挂的肖像上，这幅肖像尺寸极大，让人想不注意都难。那是一幅油画，用金色的框镶着，画上是一位优雅的夫人，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时尚衣饰，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短短的卷发，带着一顶头冠，表情严厉。他转过身来，抬起下巴指了指这幅肖像。
“这是我母亲，伟大的卡尔洛塔夫人，你的祖母。还记得吗，多洛雷斯？她是七年前去世的，如果她死于二十五年前，希拉，很可能你会在这栋房子里出生。不管怎么样，让死者安息吧。”
他说话时已经不再看我们了，而是在书桌后面忙着什么。打开抽屉，拿出东西，翻动纸张，然后双手捧着朝我们走来。他一边走，一边盯着母亲。
“你还是那么美，多洛雷斯。”他坐下的时候说。这时候他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开始的不自在荡然无存。“对不起，没给你们倒点喝的，你们想喝点什么？我叫赛尔万达来…”他正要再次站起来，母亲把他拦住了。
“我们什么也不喝，冈萨罗，谢谢。还是尽快说完吧。”
“你还记得赛尔万达吗，多洛雷斯？记得当年她是怎么监视我们、跟踪我们，然后去向我母亲告密的吗？”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沙哑、短暂、苦涩，“你还记得她把我们堵在熨衣室吗？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现实是多么讽刺。母亲正在坟墓里腐烂，我和赛尔万达在这里，现在她是唯一照顾我的人，这是多么悲伤的结局。母亲死的时候我就该把她辞退，但是这个可怜的女人能去哪里呢？又老，又聋，无家可归。再说，也许她那时候也是没办法，不得不遵从我母亲的命令，虽然卡尔洛塔夫人的脾气令人无法忍受，但她不能因为这个失去工作，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说这个了，如果你们都不喝，我也不用喝了，继续说正事吧。”他坐在椅子边缘，没有靠在靠背上，两只大手放在他从书桌那儿带过来的一堆东西上。纸张、包裹、盒子。他从外套的内兜里掏出一副金属框眼镜带上。“好了，现在我们来谈些实际问题。一桩一桩来。”
首先他拿出一个包裹，实际上是两个大信封，非常厚，用一根橡皮筋綁在一起。
“这是给你的，希拉。你可以用它为将来的生活开路。虽然作为我的三个子女之一，你应该合法享有我财产的三分之一，远远不止我手里的这些。但这已经是目前我能拿出来的全部现金了。现在几乎什么都卖不出去，时局不好，做任何交易都很困难。我没有办法给你留下任何其他财产，因为你还没有成为我合法的女儿。要是我这样做的话，世俗偏见就能要你的命，我那两个儿子还会把你卷人无休止的遗产官司中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有差不多十五万比塞塔。你看起来和你的母亲一样聪明，所以我相信你会用这些钱做出明智的投资。我也希望你能用这些钱照顾你母亲，保证她衣食无忧，并且有一天在她需要时尽心尽力奉养她。事实上，我曾想过把这些钱分成两份，你们俩一人一份，但是我知道多洛雷斯一定不会接受的，所以我把它们全部交给你。”
他把那个包裹递过来。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不知所措地看看母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做了一个肯定的表情，很短，很简洁，但表示她同意了。这时候我才伸手接了过来。
“谢谢！”我低声对父亲说。
他在回答之前露出了一个热情的微笑。
“别客气，女儿，这没什么。好吧，我们继续。”
然后他拿出一个蓝色丝绒匣子，打开以后又从里面拿出一个暗红色的小盒子，里面还有更小的盒子，他挨个儿打开，一共五个。他把这些盒子都放在桌上。里面的珠宝并不耀眼夺目，几乎没有什么光芒，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就低估它的价值。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本来还有其他的，但是玛利亚•路易莎，我的妻子，在逃走的时候都带走了。可能是一时疏忽，她不小心留下了最珍贵的一件。这是给你的，希拉。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永远不要将它示人，你也看到了，这件珠宝十分奢华。如果有一天你走投无路，可以卖掉或者典当掉它，你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说：
“不可以，冈萨罗。这属于你的妻子。”
“当然不是，”他坚持说，“所有的这些，多洛雷斯，都不是我妻子的财产，这一切都是我的，而我的愿望就是将它传给我的女儿。”
“不可以，冈萨罗，不可以。”
“没什么不可以。”
“不！”
“当然可以！”
争论到此为止。多洛雷斯用沉默表示了认输。他一个一个地合上盒子，按照体积由大到小摞成一个金字塔，然后把它们推过来，看着这些盒子滑过打蜡后光亮的桌面来到我面前。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对折的纸，打开后一一展示给我。
“这些是珠宝的鉴定证书，包括描述、评价等。另外还有一份公证书，表明这些珠宝是我的个人财产，我自愿将它们赠送给你。这样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可以用它来证明这些珠宝是属于你的。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出示这些证明文件，只是以防万一。”
他把手里的纸折好，放入一个文件夹，然后熟练地用一根红带子系住，也放到我面前。接着他拿起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些勃薄薄的纸，上面贴着印花税票，还有签名和一些很正式的公文。
“现在还有一件事，几乎是最后一件了。让我想想该怎么向你解释。”他停下来，吸气，呼气，接着说这个文件是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撰写的，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件。它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用呢？也许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继承我的遗产，会发现我已经将它全部留给了你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除了今天从这里离开时带走的这些现金，你不可能从这个家里得到更多了。但这份公证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意味着我公开承认了一件许多年前就该承认的事。这里记录着你和我之间的关 系，而你，可以随意处理它，向世人展示或者将它撕成碎片付之一炬。这是你的事。”
他把这份文件•折收进信封里，然后把信封递给我，接着又从桌上拿起另一个信封，最后一个。前一个信封很大，纸张质量很好，信封上还有公证处的落款和秀丽的字迹。而这个信封很小很普通，棕褐色，磨损得厉害，看上去好像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已经被翻阅了无数遍。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他头也不抬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