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我假装自信地说。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见鬼的网球服是什么样子，不过当然，就算是被枪口顶着我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一起翻阅杂志，査看衣服的款式。她选了当年两位大师马尔塞尔•罗洽斯和妮娜瑞希的设计作品做晚礼服的款式，是从一本法国杂志中挑出来的，这本杂志汇集了一九三六年秋冬季所有的高级时装。日常套装的款式是从美国杂志《时尚芭莎》上选的，来自哈瑞•安赫罗品牌的两个模特儿。这个牌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非常小心地没让她看出来。那个德国女人对我拥有这么多时尚杂志感到非常羡慕，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我假装听不懂她的话。要是她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得来的话，一定会站起来摔门而去，再也不会光临。接着她开始挑选布料。我拿出从不同商店里购买的各种样品摆在她面前，详细地向她介绍这些布料的颜色和质地。选择布料相对要快得多。雪纺纱、丝绒和欧根纱用于晚礼服，法兰绒和开司米用于日常套装。网球服的样式和质地我们都没有谈起，只能到时候由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她待了约一个小时。这中间哈米拉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阿拉伯长袍，用黑色的炭笔描了眼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用一个擦得锃亮的银托盘送来了摩洛哥糕点和薄荷甜茶。那个德国女人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偷偷地朝哈米拉挤挤眼睛，向她表示感谢。最后一项任务是量尺寸。我把数据记在一本皮面记事本上。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作为马努埃拉女士在国外的翻版，量尺寸简直易如反掌。我们约好五天以后进行第一次试穿，然后用最客套的礼仪相互道别。再见，弗拉乌•海恩兹，非常感谢您的光临。再见，西罗嘉小姐，下次再见。一关上门，我就用手捂住嘴巴，以防自己尖叫出声，然后使劲地按住双腿，生怕自己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在地板上乱蹦乱跳。我终于可以把紧张暂放到一边，尽情地沉浸在激动中，第一个顾客终于盼到了，从现在起，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不依靠母亲和马努埃拉女士的指导和帮助独立裁剪所有的服装部位。因此在做这些衣服的B才候，内心五味杂陈，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先在脑海中勾画出杂志上那些衣服各个部位的样子，画面上呈现不出来的东西和看不到的部位，则只能靠想象来推测。我用肥皂头在布料上做上记号，然后小心翼翼，几乎是心惊胆战地剪下来。装上、拆下，再装。在模特身上比量，锁边，缝制，拆开，重新缝制，一直到对效果满意为止。和我刚开始学习缝纫的时候相比，这个针线与布料的世界已经潮流变幻。二十年代中期我刚迸人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时，服装的线条很宽松，腰线靠下，日装的长度比较短，晚装则是保守的长裙，剪裁干净利落，简洁精致。三十年代的潮流是长度变长了，腰线适中，斜线裁剪，突出肩部，更强调身体的曲线。时间在变，时尚在变，顾客的要求和时装师的工艺也都在变。但是我知道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我很高兴已经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种变化，这样就很容易紧跟巴黎时尚界统治下任何突发奇想的潮流。
头几天极为忙碌，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门，只是偶尔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出去散会儿步，也经常碰到一些邻居。比如对门的母子俩每天都手挽手一起散步，楼上的两三个孩子飞奔着下楼，或者某位女士急匆匆地赶回家准备全家的晚饭。在最开始的一周，只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就是那该死的网球服。最后我决定让哈米拉给坎德拉利亚送去一张便条：我需要有网球服模特的杂志，旧的也没关系。
哈米拉回来说：“坎德拉利亚女士让我明天再过去。”
于是第二天哈米拉又回了一趟公寓，带回来一大包杂志，几乎都抱不下了。
“坎德拉利亚女士说让希拉小姐看看这些。”她用甜美的嗓音说着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
因为走得急，她脸上浮现出两朵红云，充满活力，洋溢着青春梦想。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曾经的我。在祖尔巴诺街那个时装店里的头几年，我的任务就是简单的跑腿，捎个口信、送点货物，轻快地穿行于大街小巷，毫无心事，像一只活泼的小猫，在回时装店的途中总是东张西望，任何有趣的小东西都能让我恋恋不舍地耽误几分钟，尽可能地推迟禁闭在四面墙之内的生活。思乡之情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但是我及时止住了汹涌而来的乡愁，假装盈盈一弯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我已经学会了在每一次忧伤来袭的时候，巧妙地让自己逃走。
我迫不及待地翻看起这些杂志来。所有的都很旧，很多快被翻烂了，有些甚至连封面都掉了。关于时尚的很少，大多数是综合类杂志。有一些是法国的，还有些是西班牙甚至西班牙保护区内部的，比如《视界》《黑与白》《新世界》《摩洛哥地理》《凯塔玛》。有的页脚被折起来了，很可能是坎德拉利亚已经事先扫了一遍，给我做上了相关内容的记号。我翻开这些记号页，第一页没有我要找的东西，只有一幅照片，上面两个涂着发蜡、全身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士越过一张球网握手，左手都握着球拍。另一张照片上，一群美丽的女士正在为一名接受颁奖的男选手鼓掌欢呼。我这才想起来，给坎德拉利亚的那个简短口信里没有特别说明要找的是女式网球服。我正要让哈米拉再去一趟拉鲁内塔，突然情不自禁地发出狂喜的惊呼。第三张做记号的书页上出现的正是我需要的东西。这是篇报道，篇幅很长，配着一位网球女选手的插图，上身一件浅色的球衣，下身一条很特别的裙裤：一半是普通的半裙，一半是阔腿短裤。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衣服，而且我敢肯定，这本杂志的大多数读者也都没见过，要不杂志不会花那么大的篇幅用照片如此详尽地展示这位女选手的装束。
报道是用法语写的，我几乎完全看不懂，但是有一些词语在文中反复出现：女子网球选手利利德•阿尔瓦雷斯，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有一个地方叫温布尔登。虽然找到这些能帮助开展工作的参考词让我又惊又喜，但很快另一种不安又袭上心头。我合上杂志，细细地审视。这本杂志很旧了，有些发黄，衬页缺失，书页边缘有很多受潮的污溃，有几页都已经撕坏了。最后我找到了它的出版日期：一九三一年。我又开始焦虑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一本又老又破的杂志拿给那个德国女人看，并征求她对这套衣服的意见呢？她一定会当场拆穿我这个所谓最前沿最新潮的高级时装师的谎言。我紧张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一种解决办法，或者任何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的东西。在走廊的地砖上来回转了好几十圈，我唯一想出来的办法是照着书上的模特画一个，试着把它当做自己的创意。可是我根本不会画画，画出来的图会大大降低这个高级定制服装店的档次。我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只好再次求助坎德拉利亚。
哈米拉出去了。这个家基本没什么家务活，所以她能经常出去转转，这在公寓生活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仿佛是为了追回那些失去的时间，这个年轻女孩抓住一切机会到街上去，随便找一个借口或事由，比如“小姐想让哈米拉去买瓜子吧，对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一路小跑着下楼去买瓜子了，或者面包，或者水果，或者纯粹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享受一下自由。我把杂志上的那几页撕下来装进包里，决定亲自去一趟拉鲁内塔。不巧的是，坎德拉利亚没在家，只有新来的用人在厨房里忙活，还有因为得了重感冒不得不呆坐在窗边的退休教师。看到我去了，他很和蔼地跟我打招呼。
“啊呀，看上去搬家以后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他拿我的新形象开着玩笑。
我心急如焚，几乎没有理会他的话。
“您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坎德拉利亚吗，安塞尔莫先生？”
“完全不知道，姑娘。你也知道她整天到处跑，像蜥蜴尾巴一样神 我紧张地拧着手指。我需要找到她，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安塞尔莫先生看出了我的不安。
“你有事儿吗？姑娘？”
绝望中我不得不向他求助。
“您会画画吗？”
“我？我连个圆都画不好。我只知道等边三角形，除了教学我啥都不会。”
我完全不知道等边三角形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公寓的老邻居也帮不上忙。我又开始拧手指，从阳台探出身去看看坎德拉利亚会不会正往回 走。街上到处是人。我不自觉地用鞋跟烦躁地敲击着地板。安塞尔莫先生，这位老共和党人在我身后说：
“告诉我你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我转过身去。
“我需要找个人照着杂志上的模特画几幅画。”
“你去贝尔图奇的学校。”
“谁的学校？”
“贝尔图奇，那个画家。”我脸上的表情让他看出了我的无知。“你来得土安三个月了，居然不知道谁是贝尔图奇？马里亚诺•贝尔图奇，摩洛哥的伟大画家。”
我不知道谁是贝尔图奇，也完全没有兴趣知道。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眼前的难题能不能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可以帮我画我需要的东西？”我焦急地问。
安塞尔莫先生哈哈大笑，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每天三包托莱多香烟已经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你在想什么呢，小希拉，我的孩子？贝尔图奇怎么可能亲自给你画模特儿？马里亚诺先生是一个艺术家，一心扑在绘画创作上，致力于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传统艺术，对外宣传摩洛哥形象，但他不是商业画家。不过你可以在他的学校里找到很多能帮助你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年轻画家，或者来上美术课的男孩女孩们。”
“那个学校在哪儿？”我一边问，一边戴上帽子，匆匆地抓起手包。“就在女王门那里。”
我的一脸茫然一定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再次哈哈大笑，又再次引发了剧烈的咳嗽。然后他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来吧，我陪你去。”
我们出了拉鲁内塔，来到犹太人社区美雅赫，穿行在窄小却井井有条的巷子里。沉默中我想起了背着一身武器的那天晚上盲目飞奔的脚步。然而在白天的日光下，一切都显得截然不同，小商店迎来送往，货币兑换点也敞着大门。然后我们到了摩尔人社区，像迷宫一样的木结构房屋还是让我晕头转向。虽然鞋跟很高，窄窄的筒裙下摆很小，但我几乎是在石子路面上一路小跑。安塞尔莫先生却因为年纪大了，又咳嗽得厉害，快要跟不上我的步子。当然，还因为他一路喋喋不休地聊天，不停地说着贝尔图奇画作的色彩和光泽，他的油画、水彩画和钢笔画，他为推广土著艺术学校和美术预科所作的贡献等等。
“你有没有从得土安给西班牙那边写过信？”他问。
我当然写过，给我的母亲。但是我很怀疑在现在的形势下，这些信能不能到达马德里。
“几乎所有西班牙保护区的邮票都是根据他的画作印制的。关于阿鲁赛马斯、阿尔卡萨奇维、萨翁、拉朗切、得土安的主题画作，风光啦、人物啦、日常生话场景啦，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他的笔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他边走边说，我边听边努力快步前进。
“还有那些明信片和旅游纪念品，你也没见过吧？虽然在这种倒霉时候，我想没有人会有兴趣到摩洛哥来旅行，但是贝尔图奇仍尽力推广这片土地上富饶的文化。”
我知道他说的那些明信片，挂在很多地方，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上面印着得土安、凱塔玛、阿尔斯拉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风景，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摩洛哥的西班牙共和国保护区”。不过，这些明信片上的“西班牙共和国”很快也要改名了。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路过了无数人、无数市场、羊、小孩，有的穿着外套，有的穿着长袍，到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蒙着面纱的女人，狗，水坑，母鸡，空气中弥漫着芫菜和薄荷的味道，还有烤面包和菜油的味道。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美术学校在城市的边缘，这栋建筑是一个古老城堡的一部分，悬在半山腰上。但它并不萧条，有很多年轻人进进出出，有的孤身一人，有的成群结队，有的胳膊下还夹着一个巨大的画板。
“我们到了。我就陪你到这儿吧，我也顺道去跟住在附近的几个老朋友喝杯酒。最近我很少出门，所以得充分利用每次上街的机会。”
“那我怎么回去呢？”我不安地问。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是怎么拐着弯过来的，因为一直以为他会跟我一块儿回去。
“别担心，这里的任何一个男孩都会很乐意为你效劳。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找到帮你画画的人，有了好消息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我谢过安塞尔莫先生，顺着台阶往上走，进入校园，注意到很多路人都在看着我。现在这种时候，一定很少有我这样的女性出现在校园里。因此我上了一半台阶就停下了，感觉很不自在，既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向谁打听。我还没来得及想好该怎么办，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 “咦，这不是我那美丽的邻居吗？”
我实在想不出在这里会遇到哪个把我称做邻居的人，于是转过身去。是住在对门的那个年轻人，这次是独自一人。他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有些过于肥胖，头发也太少了点。他甚至没给我说话的机会。不过这样正好，我本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您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我能帮您吗？”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虽然自我搬进去以后我们见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是跟他和他的母亲一起碰面。我们三个人相遇的时候最多礼节性地互相说声下午好。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怎么友善的另一面：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家里听到这对母子激烈的争吵。最后我决定对他实话实说，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任何托辞，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借口。
“我想找人帮我画几幅画。”
“我能知道是什么样的画吗？”
他彬彬有礼，但是充满了好奇。好奇，直接，还有一些矫揉造作。没有母亲在身边，他看上去勇敢多了。
“我有一些几年前的旧照片，想找人照着给我画几个模特儿。您也知道，我是个时装师。这些模特儿是为了给一位顾客缝衣服用的，在动手之前我得先让她看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您带了吗，那些旧照片？”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能给我看看吗？也许我能帮您。”
我看了看四周。人不是很多，但也不少。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拿出那些杂志上撕下来的插图，还是有些难为情。不过不用我开口，他就看出了我的不自在。
“要不我们出去看？”
我们一起来到外面的街上。我从包里拿出那几页陈旧的杂志，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他聚精会神地看着。
“夏帕瑞丽，超现实主义的缪斯，很有意早！我非常喜欢超现实主义，
您呢？：
我完全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满心只想着解决眼前的麻烦，所以直接忽略了他的问题，重新把话题转移到实际问题上来。
“您知道谁能帮我吗？”
他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看着我，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您画。”
当天晚上他就把草图给我送过来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那会儿我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上床睡觉了，换上了睡衣和一件丝绒长袍，这件长袍是头几天在百无聊赖地等待顾客的时候，为了消磨时间给自己缝制的。我刚刚在客厅吃完简单的晚餐：一串葡萄、一块奶酪、一杯牛奶和几片饼干，托盘上还留着剩下的一点儿残羹冷炙。四周已经一片寂静，我把屋里的灯都关了，只留下墙角的一盏落地灯。半夜十一点钟有人敲门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凑到猫眼上，既好奇又害怕地向外张望。等发现是他，便拔掉门闩打开了门。
“晚上好，亲爱的。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
“没关系，我还没睡呢。”
“我给您带了点儿小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朝我晃了一下藏在背后的几张卡片纸。
他没有把它们递给我，却一直半藏半掖地等着我的反应。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请他进来，毕竟已经是半夜了。而他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脸上浮现出调皮的微笑。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不让他进去，他是不会把作品给我看的。
“请进吧。”我终于让步了。
“谢谢，谢谢！”他小声地道谢，毫不掩饰诡计得逞后的得意。他穿着衬衣长裤，外面套了件毛衣外套，戴着眼镜，一脸孩子气。在神情自若地细细审视了一下门厅后，没等我开口邀请就自己走进了客厅。
“我非常喜欢您家，布置得很有品位！”
“谢谢，我还在陆续添置。现在您可以给我看看您带来的东西了吗？”
不必多说，他完全明白我这么晚了开门让他进来，可不是为了听他夸奖家里的装饰。
“这儿呢，您交给我的任务。”他说着拿出一直藏在身后的东西。
是三张卡片纸，上面用铅笔和蜡笔画着一个美丽得像童话一样的模特儿，正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势展示着那件看似半裙，实则短裤的服装。那一瞬间，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惊喜。
“我想您应该还满意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
“太完美了！”
“那您就留着它们啰？”
“当然！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告诉我，该怎么报答您呢？”
“一声感谢就足够了，就当是欢迎您入住的见面礼吧。我妈说了，对待邻居要有教养，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喜欢你，可能觉得你太自立，还有点轻浮。”他有些讽刺地说。
我笑了。刹那间有一种默契像一股极其微弱的电流把我们俩连接起来。但是这种感觉像一阵风一样稍纵即逝，因为我们立刻就听到他母亲从半开的门缝里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
“菲——利克斯！”就像把弹弓上的橡皮筋拉到极限，她把第一个元音拉长到极限才发出第二个音节。“菲——利克斯！”又来一声。于是他翻了翻白眼，做出一个夸张的绝望表情。
“没有我她就活不下去，可怜的女人。我走了。”
他母亲像鹤一样高亢的声音再次响起，同样是那个标志性的拉长的元音。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我非常愿意帮您画更多的图样，因为我喜欢一切来自巴黎的东西。好了，我回地狱了。晚安，亲爱的。”
我关上门，长时间欣赏着这几幅画。它们真的很美，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即便它不是自己的作品。那夜我睡得特别香甜。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虽然跟顾客约了十一点钟第一次试穿，但是我想在她来之前把所有的细节再检查一遍。哈米拉去市场了，不过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十点四十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想也许是那个德国女人提前来了。这次我还是穿着那身海蓝色套装，我决定以后都穿着它接待顾客，就像工作制服一样，极简中散发着优雅。这样既可以展示我专业的一面，又可以不让人发现我的衣橱中几乎没有秋天的衣服。精心梳理的发型，完美的妆容，脖子上挂着那把古老的小银剪刀。唯一还没到位的就是一种微妙的气质：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久经世故的女人。我定了定神，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情气势，然后很自然地打开了门。可是那一瞬间仿佛天塌地陷。
“早上好，小姐。”来客一边打招呼一边摘下礼帽，“我可以进来吗？”
我咽了一下口水。
“早上好，警长先生。当然了，请进。”
我把他带到客厅，请他坐下。他从容地走向一把扶手椅，装作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周围的陈设。他锐利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精致的石膏线，转到锦缎大窗帘、摆满了外国杂志的桃花心木大桌子，然后是古老却美丽豪华的吊灯。谁知道这灯是坎德拉利亚什么时候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从哪儿弄来的。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胃里开始翻腾。
最后他终于坐下了，我默默地坐到他的对面，等着他开口，极力掩 饰着他的不期而至给我带来的不安。
“不错嘛，看起来您的事业一帆风顺啊。”
“我尽力了。我已经开始工作了，现在正在等一位顾客。”那，您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他问。他当然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非要我亲口说出来。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不想被他吓住，表现出有罪的样子。但是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装成•一个过度自信的女人，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我不是。
“做衣服，我是一个时装师。”我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看着我，等待我进一步作出解释。我不得不对他全盘托出，直挺挺地坐在沙发边缘，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动作，虽然为了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我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这一次我既没有优雅地架起双腿，也没有漫不经心地整理头发，更没有挤眉弄眼。我努力传达的只有谨慎和平静。
“我在马德里时就是个裁缝，做衣服十多年了，以前在西班牙一家很有名的服装店工作，我母亲是那里的高级职员。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它非常优秀，专门为马德里的达官贵人服务。”
“明白了，这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不过我能不能知道，您现在是在为谁工作？”
我再次咽了一下口水。
“谁也不为，为我自己。”
他抬了抬眉毛假装十分惊讶。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到独自经营这门生意的呢？”
巴斯盖斯警长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可以像钢铁一样强硬。但是作为一名绅士，他提问的时候非常有礼貌。在这种彬彬有礼的提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他看上去比去医院探望我的时候要放松得多，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肃。不过很可惜我没能给他一个跟他的优雅相配的高尚回答。
“别人借给我的钱。”我简单地回答。
“哦，您的运气真不错。”他讽刺地说，“您可不可以向我透露一下究竞是谁对您这么慷慨呢？”
我以为自己会没有勇气回答，但嘴里却不自觉地给出了回答，迅速而肯定。
“坎德拉利亚。”
“走私者坎德拉利亚？”他问，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充满了讽刺和怀疑。
“是的，就是她。”
“好吧，这非常有趣。我还真不知道她这段时间的小打小闹能弄来这么多钱。”
他那双像钻头一样的眼睛又落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紧要关头，摆在面前的要么是幸存，要么就是无尽的沉沦。就像一枚被抛向空中的硬币，正面或反面向上的几率完全一样。我像一个笨拙的空中飞人走在钢丝上，有一半的可能会摔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半的可能则是风度翩翩地停留在高空中。就像邻居画的那个穿着夏帕瑞丽网球服、身材纤细的模特发出来的网球一样，并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状态，而是在像永恒一样漫长的几秒钟之内，悬停在球网上空，不知道会落在球网的哪一边，犹豫着该把胜利给纸上那位寥寥几笔却美丽传神的网球手，还是那不知名的对手。一边是救赎，一边是沉沦，而我，就在两者的正中间。那个秋日的早晨，坐在巴斯盖斯警长面前的就是这样的我，等待着他的宣判。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