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克拉乌迪奥先生。您曾经建议我找个工作，现在我已经遵从并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不是一时的消遣，也不是什么肮脏交易的掩体。您对我的近况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落到那种境地，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得土安。但是您不知道•我从哪儿来，想到哪儿去。现在，如果您容许，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我来自一个卑微的家庭，母亲独自把我抚养长大，一直未婚。而父亲，
就是后来给了我钱和珠宝的那位，我一直到几个月前才认识他。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给的这些东西造成了这一切不幸。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很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人暗杀，便开始盘点过去，并决定承认我，给我一部分家产。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从来没有用过他一分钱。因此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最初只是干一些跑腿、扫地之类的杂活，每天挣四毛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就跟刚才从街上经过的那些穿着米拉格罗萨校服的小女孩们同龄。也许这中间也有您的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准备在修女们的指导下学习拉丁语的书法和语法变位。可我从来没有机会享受这些，因为在那样的家庭里我需要学一门手艺，挣出自己的口粮。但也许您不相信，我很喜欢缝纫，手指也还算灵巧，所以学得很快。通过努力和坚持，几年后我成了一名优秀的裁缝。我放弃这个职业并不是一时突发奇想，而是因为马德里的时局越来越糟糕。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很多顾客都逃到了国外，服装店倒闭了，而且我也没有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麻烦，警长先生。近一年来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我涉嫌犯下的罪行，都不是我有意引起的，而是因为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幸遇到了恶人，这点您很清楚。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把他进入我生活的那一瞬间抹掉，但是事已至此，再也不可能回头了。他制造的麻烦就是我现在的麻烦，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我得把它们解决掉，这是我的责任，我也会担负起这些责任。但您要知道，我能找到的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只有重操旧业，因为我没有别的技艺。如果您把我的这扇门关掉，折断我的这双翅膀，无异于亲手将我扼杀。我已经努力过了，但是谁也不想雇用我，因为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现在，我对您有一事相求，只有一件，那就是让我继续经营这个时装店，不要再疑神疑鬼。相信我，不要让我陷入泥淖。这座房子的租金和所有的家具都是光明正大花钱买来的，我没有为此欺骗过任何人，也没有为此欠下任何债。这个生意唯一需要的就是有人干活，所以我今天才会在这里，准备好夜以继日地工作。只希望您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工作，我不会给您添 任何麻烦的。我可以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一旦我筹齐了在丹吉尔欠下的那笔钱，还清所有的债务，战争一结束，我就会马上回西班牙去跟她团聚，绝对不会再来麻烦您。但是现在，我请求您，警长先生，不要让我做更多的解释，请您高抬贵手让我继续前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请不要时时刻刻束缚着我，让我还没有开始做事就窒息而死。那样，不但对您自己完全没有好处，而且会让我失去一切。”
他没有回答，我也没再多说一句。我们只是静静地对视着。跟我预料得完全相反，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坚定的语气和平静的神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崩溃。终于把要说的都说了出来，把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我、折磨我的全都倒了出来。这时候我才感觉到疲惫。我厌倦了被那些毫无必要的恐惧折磨，几个月来的担惊受怕，让我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我厌倦了一直背负着那些沉重的罪名，像经常在路上看见的可怜的摩尔女人一样，蜷缩着身体，穿着肥大的长袍，弯着腰，拖着腿，背着沉重的包楸或柴火、海枣、孩子、陶罐和石灰袋子，脚步迟缓。我也厌倦了永远感到害怕，抬不起头，厌倦了在异国他乡这样悲惨地生活。疲惫、厌倦、筋疲力尽。现在我终于要挺起腰板，向生活发出挑战，把自己从废墟中拯救出来。
最后是警长先生打破了沉默。他先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把裙子拉平，小心翼翼地抚着每一个褶皱。他拿起帽子，在手上转了几圈，似乎在专注地观察它。这回不是几个月前我见过的夏日凉帽，而是一顶深色的冬季礼帽，一顶上好的巧克力色毛料帽子。他把玩着帽子，似乎把思绪都集中在上面。等终于停下的时候，他说：
“好吧，我让步了。如果没有人来向我告发什么，我不会再来调查你是怎么想办法开了这家店的。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安心工作，好好打理你的生意。我会让你平静地生活。看看我们是不是足够走运，看看这个生意能不能让你和我都从麻烦里解脱出来。”
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等我的回答。那简短的结束语一说完，他就轻轻抬了抬下巴，做了一个告辞的表情，朝门口走去。五分钟以后，弗拉乌•海恩兹来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在警长走了以后，弗拉乌还没到的这段时间里，我到底想了些什么。只记得，当门铃再次响起，我赶去开门的时候，觉得心里搬走了一座大山。
第二部分
秋天的时候顾客更多了，大部分是有钱的外国人，看来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很有先见之明。有德国人，意大利人，当然也有西班牙人，不过基本都是企业家的妻子，因为现在官员和军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偶尔有几个富有美丽的犹太人，是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的后代，说起西班牙语来非常柔和，带着古老的节奏和好听的旋律，还常常使用一些现在已经很少听到的古语：非常完美，我的女王，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星期，喏，就像我说的这样。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自然滚滚而来，有比塞塔、法国法郎和摩洛哥法郎，也有摩洛哥当地的哈桑币。我把所有的钱都存在一个小盒子里，用七把钥匙锁上，放在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每个月的三十号，我都会把当月的总收入交给坎德拉利亚。除了拿出一把比塞塔当日常的零用钱，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剩下的那部分胡乱卷成一卷塞到乳沟里。这些货币在她的肥肉堆里吸收着身体的温度，跟着她一路小跑着去犹太人那里找开价最高的人兑换。很快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公寓，用同样的方法带回一卷卷英镑。她一边气喘吁吁地从胸口拿出战利品，一边说：“这样最保险了，丫头，这样才保险。我觉得最聪明的就是那些英国佬。佛朗哥的比塞塔咱们一分都不用存，万一等到战争结束时国民军打了败仗，这些钞票拿来擦屁股都嫌麻烦。我们俩平分，一半给我，一半给你。希望我们永远都财源滚滚，亲爱的。”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生活，很平静，没有恐惧。为了对时装店也对自己负责，我努力工作，很少有消遣的时间。目前的订单还不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一直独自承担，所以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永远都在穿针引线、裁剪布料、构思式样还有熨烫。有时候我会出门去寻找布料，包几个扣子或者挑选一些线轴和封领钩。我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五到附近的西班牙广场去观看哈里发从宫殿里出发前往清真寺的仪式，那些摩尔人称之为“费德丹”，他骑着一匹白马，头顶上罩着一顶绿色的阳伞，被一群穿着帅气制服的摩尔士兵护卫着。真是一场壮观的演出。之后我会沿着他们以前称为“大将军街”的路散步，一直到穆雷麦迪广场，从维多利亚教堂门口经过。这是一个天主教教堂，因为战争，总是挤满了哀悼和祈祷的人。
战争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通过电波、报纸和口口相传，海峡对岸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在家里用五颜六色的大头针钉满了墙上的地图，标记着战事的进展。我独自一人，也时刻关心着自己国家的现状。这几个月里，我唯一一笔小小的奢侈支出就是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从电波里我得知，共和国政府在年底之前已经迁到了巴伦西亚，只留下平民百姓还在为保卫马德里浴血奋战。国际纵队赶来帮助保卫共和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何塞•安东尼奥[9]在阿利坎特的监狱里被枪毙了，而我，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百八十英镑。
我在拉鲁内塔的公寓里度过了在非洲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邀请，但是坎德拉利亚再次以她席卷一切的热情说服了我。
“你到拉鲁内塔来吃晚饭，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只要我坎德拉利亚的桌上还有位置，谁都不会孤孤单单地过节。”
我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也真的很难接受。随着节日的临近，悲伤的气氛渐渐在屋里弥漫，好像从没关严的窗户里吹进来的风，又像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味道，让整个屋子塞满了忧伤。母亲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没有我的消息她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在这样的乱世中她又怎么维持生计？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让烦恼与日俱增。周围的环境也没有能让人乐观振奋起来的，虽然有一些商店挂起了圣诞装饰品，人们互相交换着祝愿，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哼唱着圣诞歌谣，但是西班牙正在遭受的现实是如此的严酷黑暗，似乎谁都没有兴致来庆祝节日。
晚上八点多我到了公寓，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坎德拉利亚已经烤了一对火鸡。随着生意的好转，公寓的伙食也相应有所改善。我带来了两瓶香槟酒和一块球形荷兰奶酪，是从丹吉尔天价倒卖过来的。所有的房客都无精打采，神情苦涩，看上去非常悲伤。而坎德拉利亚则努力地想把家里的气氛调动起来，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大声唱着歌。
“我来了，坎德拉利亚。”我走进厨房说。
她停止了唱歌，翻了翻锅。
“那你这是怎么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哭丧着脸，好像马上要被送到屠宰场似的。”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事。”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把那两瓶酒放哪儿，故意避开她的目光。
她用抹布擦了擦手，抓住我的胳膊，迫使我转过来面对她。
“别想骗我，丫头。你是想念母亲了，对吗？”
我不看她，也不回答。
“鸟儿离巢以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是挺难受的，但是你必须把这苦涩消化掉。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外过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我们家当时穷得像老鼠窝，除了整夜整夜地唱歌、跳舞、鼓掌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但血缘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只不过是疲惫和贫穷。”
我还是不敢看她，继续假装全神贯注地在桌面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个研钵、一个汤锅、一个奶油蛋糕、一个装满了油的小盆、
三头大蒜、一枝月桂——找个空地放下手中的酒瓶。她在我身边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
“慢慢地一切都会过去，你看着吧。你母亲一定还好好的，今天晚上一定也在跟邻居们一起吃饭，虽然她想你，时刻惦记着你，但是至少会庆幸你不在马德里，远离战争。”
也许她说得有道理。我不在身边对母亲来说安慰多于遗憾。很可能她以为我还跟拉米罗一起在丹吉尔，也许还想象着我们俩在某个豪华餐厅里享用平安夜大餐，周围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外国人，歌舞升平，毫不理会海峡另一边的战火。虽然我经常写信告诉她我的近况，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摩洛哥的邮件根本到不了马德里，很可能那些信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得土安。
“也许你说得对。”我嗫嚅着，几乎没张开嘴，手里还拿着那两瓶酒，眼睛直直地盯着桌子，找不到地方放下。我也没有勇气正视她，怕控制不住眼泪。
“我说得当然对，丫头，别再想那么多了。就算她再想你，但光是知道你远离炸弹和机枪的威胁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高兴的理由了。所以，来吧，高兴点儿，高兴点儿！”她一边说一边从我手里抢过一瓶酒，“你看着吧，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的心肝。”她打开瓶盖，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为你的母亲干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咕咚喝了一大口。“该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我完全没有喝酒的兴致，但还是顺从了，这是为母亲的健康干杯，为了她，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
晚餐开始了。虽然坎德拉利亚努力营造欢乐的气氛，但是其他人几乎都不说话，连争吵的意愿都没有。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咳得肺都要炸了。那对干瘦的老姐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憔悴，不停地流眼泪。胖女人不住地叹气，擤鼻子。小巴格喝了点儿酒，开始说傻话，电报员跟他一唱一和，终于把大家逗笑了。这时候坎德拉利亚站起来，髙高举起她满满的酒杯“为了在的人，为了不在的人，为了我们，为了别人，干杯！”我们相互拥抱，一同哭泣，这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里都充满了像我们一样不幸的人。
新年的头几个月过得很平静，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邻居菲利克斯•阿兰达成了我家的常客。除了作为对门邻居的地缘优势，还有一种不能用空间距离测量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他有些特立独行，而我时不时地需要帮助，就这样我们在战乱的年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穿越了那些动荡不安充满变数的时代。除了最开始的几幅草图帮我解决了网球服样式陈旧的问题，之后他还多次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轻松克服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逾越的困难。跟夏帕瑞丽的裙裤不同，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向他求助的困难发生在安顿下来以后不久，不是艺术方面的，纯粹因为我对财务知识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个受过～定教育的人来说，这点儿小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马德里简陋社区小学里的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教给我这些东西。因此，在约好了向顾客提交本店第一张账单的前一个晚上，十一点了我仍在抓耳挠腮手足无措，无法把与我所做的这些衣服等值的劳动转化成书面上的条款和金额。
那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傍晚时分，天空就出现了鱼肚白，待到夜幕降临下起了大雨，预告着一场来自附近地中海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暴风雨足以把树连根拔起，摧毁路边的电线。下暴雨时，人们只能蜷缩在毯子里小声向圣芭芭拉祈祷。就在天气变坏之前，哈米拉刚把做完的衣服送到弗拉乌•海恩兹家里去。两套晚礼服，两套套装还有一套网球服，我的第一批作品。它们一直挂在衣架上等待着最后一遍熨烫，烫完以后装到亚麻袋子里，哈米拉跑了三趟才把它们都送到目的地。最后一趟回来时她带回了弗拉乌的口信：
“弗拉乌•海恩兹让哈米拉明天上午送去德国马克的账单。”
似乎怕n信表达不清似的，哈米拉还带回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跟口信同样的内容。于是我开始想这该死的账单到底是什么样。可是这一次，回忆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我脱离困境。自从开了这家时装店动手制作第一批衣服，心中珍藏的那些在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工作的回忆一直是我摸索着向前的灵感源泉。我对一个高级时装店内部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会量尺寸、剪衣样、打摺、装袖子、装翻领，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在记忆里一遍遍搜寻，都找不到任何参考可以帮助我开出一张账单。当然那时候我曾经手过很多账单，负责把它们送到顾客家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把顾客付的钱揣在口袋里带回去，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停下来打开哪个信封看看账单到底是什么样 我想再次去向坎德拉利亚求助，但是看看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呼呼的大风伴着越来越密集的大雨，黑暗中还不时地电闪雷鸣。在这样的情况下，徒步去往公寓的路在我看来比走向地狱的小路还要可怕，所以我只好决定自己编一张。我拿着纸和笔，坐在厨房的小桌子前开始创作。但是一个半小时后我还是在那里一动不动，身边扔满了揉成一团的纸，铅笔已经用小刀削了五回，可还是不知道跟那个德国女人约好的二百七十五比塞塔到底该折算成多少德国马克。就在这个时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东西在窗玻璃上发出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把椅子都弄倒了。马上我就发现对面的厨房亮着灯，在黑夜的大雨中又看到了菲利克斯那圆滚滚的身体，戴着眼镜，稀疏的鬈发，举着一只胳膊，随时准备对着玻璃再来一拳。我气冲冲地打开窗户，想质问他这是在干吗。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的声音就从那边传了过来，猛烈的雨点打在院子里的地砖上发出的声音让他的嗓音有些断断续续，但是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
“我需要庇护！我不喜欢暴风雨！”
我当时可以责问他是不是疯了，可以责怪他差点儿把我吓死，朝他大骂一声蠢货然后直接关上窗户。但是脑子里灵光一闪，我并没有那么做，也许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些荒唐的行为能帮我解决问题。
“你只要帮我个忙我就让你进来！”我想都没想就直接用第二人称来称呼他。
“快开门，我快被骂死啦！”
他当然知道比塞塔兑换德国马克的汇率。而且他表示，一张体面的账单不能用这种廉价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也不能随便拿根破铅笔写，所以他又回了趟家，拿回来几张象牙色的英国纸和一支惠特曼钢笔。深紫色的墨水，优美的书法，他施展浑身解数，把自己的艺术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到半个小时，在阵阵雷声中，还穿着睡衣睡裤的他不但完成了一张整个北非的欧洲时装师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精致优雅的账单，还给我的时装店取了个名字：切丝•希拉赫。
菲利克斯•阿兰达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风趣幽默，富有想象力，学识渊博，又很好奇，喜欢打探别人的事情，还有一点儿古怪和特立独行。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家来报到。也许不是每天，但真的非常频繁。有时候会隔三四天不见，但有时候一星期有五个晚上他都会来，或者六个，甚至七个。我们是否见面取决于另一件跟我们俩都无关的事情：他母亲是不是喝醉了。对门这对母子的关系多么奇怪，家庭环境多么黑暗啊。自从几年前父亲去世以后，菲利克斯和他的母亲因卡尔纳女士相依为命。表面上两人非常融洽，每天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手挽手一起散步，一起去做弥撒和九日祭，一起出现在本纳塔尔药店里，彬彬有礼地向熟人问好，一起在坎帕那商店里吃点心。他永远都小心翼冀地关照她，保护她，事事为她着想：当心，妈妈，别绊着了，走这边，妈妈。而她呢，为儿子骄傲，到处宣扬儿子的好处：我的菲利克斯说，我的菲利克斯是这样做的，我的菲利克斯觉得…哦，我的菲利克斯，要是没有他我怎么活得下去！
然而，一回到家这个私密空间，这对殷勤的小鸡和年迈的母鸡马上就变成了两个小型魔鬼。刚进门还没穿过门厅，老太太就成了暴君，用无形的鞭子对儿子极尽侮辱。“快给我揉揉腿，菲利克斯，我腿肚子抽筋了。不是这儿，往上点儿，看你多没用，死小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怪胎。去把桌布铺好，都有点歪了。不是这样，这样更糟糕，你还是把它摆回原来的样子吧。你碰过的东西都没什么好下场，窝囊废，当初生下你来的时候我怎么没把你给扔了。给我看看嘴巴里的溃疡怎么样了。把卡门水拿来，我胃胀气难受。给我用药酒按摩一下后背。给我锉锉骨痂。来给我把脚趾甲剪了，小心点儿，肥猪，你差点把我的脚趾头剪下来。把纸巾递给我，我要吐口痰。我腰疼，给我贴块维尔吉尼亚膏药。给我洗洗头，夹上卷发夹。轻点儿，畜生，你差点把我弄禿了。”
菲利克斯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同时过着两种截然相反又同样不幸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去世，他一夜之间就不再是受尽百般宠爱的孩子。正值成长的年龄，在旁人羡慕的和睦中，他变成了母亲私底下发泄暴怒和沮丧的出气筒。就像在砧板上被一刀切断了一样，所有的梦想也在同一时间结束了：离开得土安去塞维利亚或者马德里学习美术，确认自己模糊的性别意识，结识像他一样的人，那些有着不安分的灵魂、渴望自由飞翔的人们。但事与愿违，他不得不永远地生活在因卡尔纳女士的黑色翅膀下。他从比拉尔教会学校大学毕业，成绩优异。但这根本没什么用，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利用饱受苦难的寡妇身份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工作，在市政府里给各种印刷品盖章。若是用来断送他那些天才的创造力，这真是一个绝的办法，让他不得不像一只宠物狗一样被拴在家里，高兴的时候给一块大肥肉，不高兴的时候踢一脚，足以让他肚皮爆裂。
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忍受着一切。就这样，他们一直过着失衡的生活。她暴虐无度，他温顺忍耐、消极反抗。没有人知道她想在他身上寻找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除了儿子一直以来给她的一切，她还想要什么。爱？尊重？同情？不，这些原本就是她享有的，他从不吝啬他的感情，向来是个模范儿子。因卡尔纳女士想要的更多：崇拜，无条件的服从、容忍并关注她所有的荒唐任性，谦卑，屈从。这正是她丈夫曾向她索求的。丈夫的死对她是一种解脱。菲利克斯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这些，但是从他谈话中的点点滴滴我可以推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死去的尼卡西奥先生很可能是被妻子杀死的，就像也许将来哪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菲利克斯再也忍耐不住一刀结果了他的母亲一样。
如果不是某天他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这样悲惨的日子不知道要忍受到何时。因为在单位解决了一件麻烦事，有人送了他一根大香肠和两瓶茴芹酒作为谢礼。我们来尝尝吧，妈妈，来吧，就喝一杯，润润嘴唇就行。但是甜甜的酒味不但征服了因卡尔纳女士的嘴唇，也征服了她的舌头、喉咙和五脏六腑。于是那天晚上她喝醉了，菲利克斯也意外地在这两瓶酒中找到了出路。从那以后，酒就成了他的盟友、救世主和通往两点一线之外另一个地方的路。他不再只是公众面前那个模范儿子和家里一件令人厌烦的摆件，还是一位受欢迎的夜游客，每晚逃出去寻找家里稀缺的氧气。
“再来点儿酒，妈妈？”每日晚餐后必不可少的问题。
“好吧，来吧，再给我倒上一点点儿。让我润润嗓子，今天傍晚在教堂里我好像着凉了。”
四指高发黏的液体被因卡尔纳女士一饮而尽。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妈妈，你得多穿点儿。”他亲热地说，又把母亲的酒杯倒满，“来吧，快点喝下去，酒喝快了就会让人感到暖和。”三杯茵芽酒下肚，十分钟以后因卡尔纳女士就已经鼾声震天，毫无知觉了。她的儿子则像出笼的麻雀一样飞出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去跟那帮白天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敢打的人们厮混去了。
后来我来到了西迪曼德利，自那个暴风雨之夜以后，我家也成了他的固定庇护所之一。他在那里翻翻杂志，给我出主意，画一些图样，绘声绘色地讲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聊聊我的那些顾客和我天天都碰见但不认识的人。就这样，日复一日，我逐渐开始了解得土安和这里的人。比如，旁边这些家庭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异国他乡定居了下来I来找我做衣服的那些贵妇都是谁；谁最有权，谁最有钱，谁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下的，等等。
给因卡尔纳女士灌酒并非永远都能奏效，如果没能让她镇静下来睡着，那么很不幸，一切都将乱套。我用酒满足你，你让我消停一会儿，这样的定理有时候也会出人意料地失效。如果茴芹酒没有把她灌倒，她的酒疯就会把家里变成地狱。这样的夜晚是最糟糕的，因为他的母亲不会因此变成一具温顺的木乃伊，而是一个暴怒的雷神，她鬼哭狼嚎的叫声足以摧毁任何坚强的意志。畜生、小丑、丧门星、娘娘腔，这些算是从她嘴里出来的最文明的词语了。而他，因为知道隔天早上酒醒了以后她什么都不会记得，所以就针锋相对地将最难听的话送给她。恶心的老巫婆、老狐狸、婊子。这不可能吧！白天在糖果店、药店和教堂的板凳上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场面的那些人，如果听到这样的对骂一定会目瞪口呆。然而第二天，他们仿佛又忘记了前一晚的一切，亲亲热热地一起在黄昏时散步，好像从来没有过任何隔阂。“今天的下午茶您想吃点儿什么，妈妈？一块瑞士蛋糕，还是来点儿肉？”“你看吧，菲利克斯，亲爱的，只要是你选的我都喜欢。”“来，我们快点儿，得去参加玛利亚•安古斯提亚家的吊唁，听说她的侄子在哈拉玛战役中阵亡了。”“唉，真是不幸啊，我的天使，幸好你是寡妇的儿子，才不用去服兵役…圣母啊，要是儿子去了前线，我孤身一人该怎么办啊！”菲利克斯很聪明，他完全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但是他不够勇敢，没有勇气与她抗争。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用把母亲灌醉的方式来逃避不幸的现实，像吸血鬼一样深更半夜地在外面游荡，或者找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理由来解释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甚至相信起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来。他的日常消遣之一就是窝在我家的沙发里，从报纸的广告栏里寻找各种奇闻和偏方。而我则一边听一边把当天的活儿赶完，有时候是装袖口，有时候是最后几个扣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