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练地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摘下那个拉朗切男子挂在我脖子上的钱袋,没有说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也没有提起士兵威胁的叫喊,更没有告诉她那些埋在马拉连火车站指示牌下的手枪。只是把袋子里的钱给她,然后开始脱长袍和里面的睡衣。
“去死吧,帕洛马雷斯!”她哈哈大笑往空中扬着钞票,高声叫骂着,“去死吧,下地狱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突然,她停止了喊叫,不是因为恢复了理智,而是眼前的景象让她 无法高兴。
“可是孩子,难道你被虐待了吗?看上去像刚刚被狠揍了一顿,我的上帝!”她对着我赤裸的身体惊呼,“很疼吧,孩子?”
“有一点儿。”我嘟嚷了一句,便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我痛得说不出话来。
“你脏得好像刚在泥塘里打过滚儿。”她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我去生火烧一锅水,让你洗个热水澡,再在伤口上贴几块膏药,然后…”剩下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因为她还没有说完,我已经睡着了。
收拾完一片狼藉的公寓,所有人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坎德拉利亚开始在西班牙社区寻找合适的房子以进行我们的生意。
得土安的西班牙社区跟摩尔人社区截然相反,是为了适应西班牙保护区的需要,按照欧洲标准建设的,用于容纳西班牙的各种军用和民用设施,并为那些长住摩洛哥的西班牙家庭提供住房和生活便利。楼房都是新建的,白色的墙面和精心装饰的阳台,既现代又具有北非风情,街道宽阔,还有巨大的广场,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来来往往的都是云鬓香肩的女士、戴礼帽的男士、穿制服的军官、身着欧洲服饰的小孩,还有衣冠楚楚的情侣手挽手并肩散步。无轨电车、高级汽车、糖果店和豪华的咖啡馆,还有很多时尚精致的门面。一切井然有序,平静祥和,跟摩尔人社区集市上的气味和嘈杂的声音完全是两个世界。相比之下,摩尔人社区显得如此古老,被围在城墙里,只通过七个门与外面的世界交往。拉鲁内塔街就在西班牙和摩尔人两个社区的中间,和分界线一样。而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一旦坎德拉利亚找到开服装店的地方,我的生活就要开始新的转折,而我必须适应它。我决定改变自己:抛开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铸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仅仅几个月前,我毅然同过去的自己决裂了从一个个卑微的小裁缝,变成了千面女人,先后或者同时扮演着各种女性角色:公务员考生,巨额财产继承人,花花公子的情人,充满希望的阿根廷学院女老板,半途而废的准妈妈,身负诈骗、盗窃和巨额欠款多重罪名的嫌疑犯,伪装成无辜的摩尔女人的军火贩子。而现在,我又将变成另一个全新的角色,而且跟以往任何—个都不同。我的故乡正经历战火,爱情已经与我所有的财产和梦想一同化为乌有,我未出世的孩子,在我走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已经化成一摊血水,记载着我所有资料的档案,在两个国家三个城市的警察局里传了个遍,而我随身携带的那座小型军火库,说不定已经要了一些人的命。我想要抛弃所有沉重的过去,戴上一个坚定、勇敢的面具去面对未来,再也不让人看出面具背后隐藏着的恐惧、悲惨的过去和至今还深深刻在灵魂上的伤痛。
我决定从外在开始改变,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世故而独立的女子,不让人发现我的单纯胆小,并且好好掩盖将要开始的生意不可告人的背景。为此我必须粉饰过去,编造一个虚假而辉煌的现在和未来。得赶快行动起来,现在。再也不流泪,再也不伤悲,再也不对自己的过去回眸嗟叹,我只关心现在,努力地活在今天。我要像魔术师从袖子里凭空掏出一条手帕或者一个骰子一样,变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外表坚定、果敢、历经世事的女人。我必须用清高和淡漠来掩饰无知,用甜美的慵懒来掩盖对未来的不安。把恐惧深深地藏在髙跟鞋坚定的步伐和冷峻刚强的外表下,不让任何人起疑心并看出我每天需要多努力才能一点点地战胜自己的悲伤。
第一步是要改变风格。这段时间的焦虑不安、流产和缓慢的康复让我痩了至少六七公斤。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苦涩让我臀围变小、胸围缩水、大腿变细,连腰上曾经有过的一点赘肉都无影无踪了。我无意回复原来的体型,因为已经开始习惯并且满意现在的身材,这也是前进的一步。我在记忆中搜寻着在丹吉尔时看到的一些外国人的衣着,决定照着它们的样子对自己的服装进行修改和装饰。既不像我的西班牙同胞那样刻板,也不像外国女人们那样开放暴露。色调更鲜艳,布料更轻薄,上衣的领口稍稍低一些,裙子的长度短一些。在坎德拉利亚公寓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着裂了一条缝的镜子,反反复复地回忆、练习,以前在露台上喝开胃酒时看到的那些优雅架起的双腿,在布勒瓦尔大街宽阔的人行道上款款而行的曼妙身姿,还有那些刚刚修过指甲的双手捧着法国时尚杂志,端着金菲士鸡尾酒或夹着带象牙烟嘴的土耳其香烟时款款的手势,一直到它们变成我的,在我身上也一样自然动人为止。
这三个多月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注意自己的仪容,发现自己全身上下都急需一次紧急的修护。一位邻居帮我修了眉毛,另一位帮我保养了双手。素面朝天好几个月后,我又开始化妆了:用唇线笔勾画嘴唇的轮廓,然后用唇膏填满,还有各色眼影、腮红、眼线笔、睫毛裔。我让哈米拉照着行李中那本残缺的《Vogue》杂志上的一张照片,用裁衣服的剪刀帮我修剪头发。一头乌黑浓密的披肩长发一绺一绺地掉在厨房的地上,像死去的乌鸦的翅膀,最后留下一头长度只到脖子的直发,头缝稍稍偏向一边,不驯的刘海时不时地盖住右边的眼睛。曾让拉米罗痴迷不已的一头爆布般的长发见鬼去吧!我还说不好这个新发型是不是更适合,但至少让我感到更清新更自由,焕然一新地永远告别在大陆酒店的那些傍晚,在风扇下,我曾经赤裸着身体躲在他的怀抱里,一头长发像大披巾一样铺散在床单上。
坎德拉利亚没过几天就把她的事办妥了。首先她在西班牙社区找到了三栋可以立即出租的房子,然后详细地描述给我听。我们俩一起研究每一处的优势和劣势,共同作出了决定。
她向我描述的第一套房子听上去堪称完美,宽敞、现代、刚刚落成,离邮局和西班牙剧院都很近。“那里还有一个可移动的淋浴喷头,跟电话一模一样,丫头。只要听到有人跟你说话的声音,就会自动喷出一股水流,你想往哪儿喷就往哪儿喷。”坎德拉利亚对这件稀罕事儿啧啧称奇。但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原因是它旁边有一块空地基,有一群干瘦的野猫横行霸道,还有很多垃圾没有清理。虽然西班牙居住区日益扩大,但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开发出来。这样的环境可能会给挑剔的目标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这个有着神奇的电话淋浴喷头的房子被否定了。
第二个选择位于得土安的主干道共和国大街上,是一栋四角装饰着尖塔的美丽建筑,离穆雷麦迪广场很近,这个广场很快就要更名为普里莫德利维拉广场。听上去它也满足我们所有的要求:宽敞、有情调,旁边没有闲置的空地,而且本身就在两条主千道的交叉点上。但是它的一位邻居把我们吓跑了。隔壁的楼里住着这座城市最好的裁缝之一,经营着一家年代久远且声名远扬的服装店。我们掂量了一下形势,最后决定放弃,还是不要一上来就挑起面对面的竞争。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就是那套最终将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之所的大房子,位于西迪曼德利大街,在一栋蓝色的建筑里,距西班牙俱乐部、班纳洛奇大街和国家酒店很近,离西班牙广场、总督府和哈里发的宫殿也不远。哈里发的宫殿门口,永远都有威严的卫兵在站岗,一色的雪白缠头布,豪华的斗篷随风招展,充满了异域风情。
坎德拉利亚同犹太人贾科博本齐默尔签了租房合同。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精明的犹太人就成了我的房东,条件是每月按时支付三百七十五比塞塔房租。三天以后,我,一个全新的希拉•西罗嘉,伪装成一个我从来都不是,但也许将来有一天能够做到的人,成为这里的主人。命运再次向我敞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
“你先去吧。”坎德拉利亚把钥匙递给我,“以后最好别让人看到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我过一会儿再去。”
行走在杂乱的拉鲁内塔街上,我感觉到很多异性投来目光。前几个月的回头率加起来也不到今天的四分之一。那时候的我是一个紧张羞涩的年轻女孩,梳着一个普普通通毫无生气的发髻,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拖着宽大的衣服和满心的伤痕,想努力忘掉沉重的过去。而现在,我假装走得坚定洒脱,努力从脚步间释放出自信和高傲,这在几个星期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我刻意放慢了脚步,但还是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虽然这栋建筑距离西班牙社区的主干道仅几步之遥,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很满意,它几乎符合我的所有要求:绝佳的地理位置,大门外的浮夸装饰,蓝色墙面带着些许阿拉伯风情,内部格局却又完全是肃穆的欧洲气质。公用的入口布置得整洁大方。楼梯不是很宽,但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铸铁栏杆,在拐弯处形成一个秀气的圆弧。
房子的门廊敞开着,那个年代所有的建筑都如此。我想一定是有个看门人,只不过没有露面。我小心翼翼地上楼,几乎踮着脚尖,试图不被自己的脚步声惊扰。表面上我开朗自信,但内心一如既往的羞怯,希望自己缩起来,完全不引人注意。来到主楼层,一个人也没遇到。这个楼层有两扇完全相同的门,一左一右,都紧闭着。第一扇通往我未来的邻居家,第二扇通往我未来的家。我从包里掏出钥匙,紧张地把它插进锁孔,转动,轻轻推开门。那一瞬间我儿乎不敢进去,只是用目光扫视着能看到的一切。一个宽敞的客厅,浅色的墙面十分洁净明朗,地上铺着红白相间的几何形地砖。尽头是一个走廊。右手边有个巨大的起居室。
这些年来有过很多时刻,生活给我创造了转折,有惊喜,有不可预知的挫折,让我一路不得不随时去面对。有时候是有准备的,大多数时候则猝不及防。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那年十月的那个中午一样,当我终于鼓足勇气跨过门槛,听到脚步声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走进了人生新的篇章。错综复杂的过去永远地留在了身后,就像眼前空空如也的房子一样,我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空白未来,时间会-点儿一点儿将它填满。填什么呢?各种事物和爱。一个又一个定格的瞬间、各类情感,很多人。还有生活。
我走向明暗交接的起居室。三个阳台都关着,刷成绿色的木质百叶窗低垂,挡住了窗外的阳光。我打开其中一扇,摩洛哥的秋日一下子倾泻进来,使阳台充满了梦幻与甜美的气息。
我静静地站了几分钟,细细体会着这份寂静与孤独。这几分钟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沉浸在一片空旷沉寂中,贪婪地品味着我在这个世界又一个容身之处。直到突然意识到该从自己的迷幻中醒来,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行动起来。拿马努埃拉女士的服装店当参照,我一边在房子里转悠,一边在脑海里勾画分区。起居室可以作一个大的接待室,顾客在这里提出衣服的初步设想,查阅服装图样,挑选布料和款式,然后下订单。离起居室最近的那个房间,类似餐厅,角落里有一面镜子,可以当试衣间。在走廊的中间拉一道帘子,就可以把接待室和试衣间同其他空间隔开。走廊两边的房间可以作为工作空间:车间、仓库、熨烫间,以及存放完成的服装或者一些待试样衣的储存间。第三部分,在房子的最里面,最暗,空间最小的那部分,是我的地方。那里将住着一个真正的我,一个满心伤痛、筋疲力尽的女人,背着一身债务,对未来充满疑虑和不安。这个女人所有的财产不过是一个半空的箱子和在遥远的家乡挣扎着生存的孤苦母亲。为了开这个店,她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一堆手枪去换回一笔本钱。这里将是藏身之处,最私密的空间。而除了这里,如果我终于不再继续走霉运,外面那些都将是属于一个来自西班牙首都的著名时装师的公共空间,她来到这个西班牙保护区,要开一家这里从没有过的高级定制时装店。
我回到门口听到有人在敲门。我知道是谁,于是赶紧开门。坎德拉利亚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滑了进来。
“你觉得怎么样?孩子,喜欢吗?”她急切地问。为了这个时刻,她也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了件我给她做的新衣服,一双我送她的鞋子,虽然有些挤脚,她的好姐妹瑞梅还匆匆给她梳了一个夸张的发型。在香艳俗气的眼影下,她深色眼睛放出的喜悦光芒,让人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对她来说,这也是特别的一天,一个意料之外的新开始。这是她命运多舛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全部赌注押在了我们即将开启的新事业上。也许下一段生命的旅途可以补偿她童年时的忍饥挨饿,年轻时的棍棒之痛和这些年来不时遭受的警察的骚扰和威胁。她的前半辈子充满了挣扎、狡辩,不断地往前逃离,不断地同悲惨的命运斗争,也许现在,该是她休息一下的时候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问题,而是与她对视了几秒钟。我在想,自巴斯盖斯警长把我带到她家,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将我交代给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沉默地看着她,出乎意料,她的影子跟我母亲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多洛雷斯和坎德拉利亚,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的母亲矜持温和,坎德拉利亚却是个火爆脾气。她们的道德观和面对命运安排的态度截然相反。可是,我第一次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某些共同的东西: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世界努力拼搏。她们都是勇敢的女人,虽然命运并未垂青,却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前进的路,为我,为她们自己,为大家。为了把我们的事业之舟推向大海,我们必须拼搏。
“我非常喜欢。”我终于微笑着回答,“简直太完美7;,坎德拉利亚,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她也回报我一个微笑,还掐了一把我的脸颊,这些细微的动作充满了爱意,也充满了同时间一样古老的智慧。我们两人都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不同。我们当然还会时不时地见面,但是更谨慎小心。再也不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见证餐桌上的争吵,一起在晚餐后收拾桌子,也不会再躲进我那小小的屋子在黑暗中窃窃私语。脚下的路要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我们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但是我们也知道,会有某种从不被提起的东西将我们紧紧相连,直到地老天荒。
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着手装修了。在坎德拉利亚的鼓励下,我一边对屋内的空间进行设计和安排,一边列出需要添置的家具、器械和工具。她则负责寻找一切可能的渠道去购买一切,全身心地扑在这份前途未卜的事业上。
“亲爱的,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像样的服装店,所以根本不知道需要置办的东西。如果没有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们可以一起去丹吉尔,到家具宫挑选法国家具,顺便去苏尔塔纳买上半打丝綢内衣。可惜我们被困在得土安哪儿也去不了,况且我也不想让你跟我有太多牵连,所以这样吧,你来开单子,我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丫头,你就说吧,我们都需要些什么,从哪儿开始。”
“首先是起居室。这代表着时装店的形象,应该给人大方、有品位的感觉。”我一边说一边回想马努埃拉女士的服装店,还有以前送货时见过的豪宅。虽然西迪曼德利大街上的这栋房子也像得土安一样空间有限,比马德里那些豪华家庭要小得多,装饰上也逊色不少,但是所有旧时回忆都可以作为今日构建的参考。
“那这里要放些什么?”
“一张豪华沙发,两对高档的扶手软椅,中间摆一张大桌子,旁边放两三张小一点的桌子作为辅助。阳台需要锦缎大窗帘,还要一盏大吊灯。暂时这些就够了。不需要太多东西,但一定要精致优雅,质量一流。”“我真不知道怎么弄到它们,丫头,咱们得土安没有这么阔绰的商店。让我想想。我有一个朋友在运输公司工作,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从外面运过来…不过你不用担心,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如果能弄到二手或三手的东西,但是质量特别好的,我觉得也行吧?你说是不?这样看起来会更有世家的感觉。你接着说吧,丫头。”
“还需要一些服装图样和外国的时尚杂志。马努埃拉女士那儿大概有十多本。等翻旧了她就会送给我们,我会带回家去,总是百看不厌。”
“这个也不太好弄,你知道战争一开始边境线就封锁了,现在基本没什么东西能从外面进来了。不过,我知道谁有去丹吉尔的通行证,我看看他能不能帮个忙给带些回来。他肯定会狠狠敲我一竹杠,那也没有办法…”
“看看我们运气怎么样吧。而且得买那些最好的。”我回忆起在丹吉尔的最后那段日子,当拉米罗开始冷落我的时候,我常常整夜整夜地在这些杂志中寻找安慰。“美国的《时尚芭莎》《服饰与美容》《名利场》,法国的《费加罗夫人》。”我补充道,“所有能找到的这些杂志。”
“好!还有呢?”
“试衣间需要一个三面的镜子,一对扶手软椅,还有一张铺毯子的凳子,用来放衣服。”
“还有呢?”
“布料。找最好的布料,每种买三四寸就行,做样品。在走上正轨之前我们不需要买整匹的。”
“最好的布料拉卡拉盖尼亚店里有。摩尔人在市场旁边卖的那些就不用考虑了,质量差得太多。我还可以去拉鲁内塔的印度人那里看看,他们有些神通,仓库里总藏着些好东西。而且他们跟法国保护区来往也很多,也许从那边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接着说吧,丫头。”
“一台缝纫机,如果可能的话弄一台美国的Singer牌。虽然大部分缝纫都是手工的,但是一台机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高级的熨斗和熨烫台。一对模特儿。其他那些缝纫工具待会儿我自己去买,你只要告诉我最好的百货商店在哪儿就行。”
就这样我们陆续开始准备。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在后方不知疲倦地利用各种手段弄到我们需要的一切。有时候会有脸色蜡黄的工人趁人不注意时送来一些带着伪装的或是盖着毯子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大张旗鼓地送东西来,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家具陆续运到了,油漆工和电工进进出出。我不断地收到包裹、缝纫工具,还有其他一些订购的东西。我化着精致的妆,留着精心修剪的发型,戴着光彩照人又精明能干的面具,踩着髙跟鞋,从头到尾监督整个装修过程,同时不失时机地制造一些与邻居们的不期而遇。渐渐地,左邻右舍都认识我了。每次在门廊或楼梯上擦肩而过时,他们都会礼貌地跟我打招呼。楼下是一家帽子店和烟草店。同一层的对门住着一位阴郁的老太太,还有个戴着眼镜、身材矮胖的年轻男子,我猜是那个老妇人的儿子。楼上两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整天在门口打探这位新来的邻居是谁。
几天以后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差开工了。第一天在那里过夜时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我独自一人,充满了恐惧,几乎一分钟都没有睡着。刚开始还能听到从左邻右舍传来的各种杂乱的声音:谁家的孩子在哭,谁家的收音机开着,对门的母子俩高声争吵,谁家晚饭吃得晚,还在刷盘子,瓷器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水龙头的声响。渐渐地,夜越来越深,四周慢慢地安静下来,但是各种想象中的声音开始占据整个空间。我似乎听见家具在吱嘎作响,走廊的地砖上响起了脚步声,刚刚刷完的墙上像是埋伏着一些黑影在窥探我。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因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所以一分钟也躺不住了。我来到起居室,打开百叶窗,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日出。清真寺尖塔上的钟敲响了,召唤穆斯林开始当天的第一次祈祷。街上空无一人,远处的格尔盖斯山在黑暗中几乎看不出轮廓,但伴随着清晨的第一丝光线,越来越显巍峨。渐渐地,这座城市以懒散的节奏活动起来。帮佣的摩尔女孩陆续到了,穿着长袍,裹着巨大的头巾。在跟她们相反的方向,一些男人开始出门上班。戴着黑色面纱的妇女,三三两两,急匆匆赶去做早间弥撒。我没有看到孩子们跑着去上学的情景,也没看到商店和机关开门营业或办公,甚至没看到用人出门去买早点、家庭主妇去市场挑选需要的东西,然后等摩尔小孩背着大筐给她们送上门。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又重新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罩着暗红色塔夫绸套的豪华沙发上。干什么?等待。等待我的命运转变航向。
哈米拉很早就到了。我们相视一笑,都有些紧张,这是全新的一天。坎德拉利亚把她让给了我,对此我十分感激,因为我和哈米拉之间已经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对我来说她就像亲人,是我的小妹妹。“我再随便找一个很容易,你把哈米拉带过去吧,她是个好姑娘,会帮得上忙的。”就这样,可爱的哈米拉跟我一起过来了。她也很高兴能摆脱公寓里繁重的家务活,跟她的“小姐”一起开始一份新的工作,这样,就不用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日复一日地消磨掉她的青春了。
哈米拉是来了,可是在她之后再也没有人上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天早上我都在天亮之前醒来,精心梳妆打扮。无可挑剔的衣着和发型,一尘不染的房间。光彩亮丽的时尚杂志,封面上优雅的女士绽开如花的微笑。缝纫工具在工作间里摆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无缺,等待着有人来接受服务。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这么做。
有时候楼梯处会传来嘈杂声,脚步声,人语声。每当这时我都会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焦急地向外张望,但每次都失望地发现并不是来找我的。我把眼睛凑在圆圆的洞口上,看到孩子们吵吵嚷嚷地经过,女士们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戴着礼帽的父亲们、跑腿的用人、送货的搬运工、系着围裙的门房、一边走路一边咳嗽的邮递员,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可就是没有人来到我的门口请我为她的衣橱添置一件衣服。
我犹豫着是去通知坎德拉利亚,还是继续耐心等候。犹豫了一天、两天、三天,直到都快忘了是第几天。最后我终于决定去拉鲁内塔找她,请她加紧各处的宣传活动,通过各种渠道让可能成为我们顾客的女士们知道,一家髙级定制时装店已经开张了。否则照目前的情形,我们合资的这家店估计还没开张就得夭折。但是我并没有机会走出这一步,因为就在那天早晨,门铃响了。
“早上好!”来客用德语打了个招呼,然后用西班牙语说,“我叫弗拉乌•海恩玆,刚到得土安不久,我需要一些衣服。”
那天我穿着一套自己刚刚缝制完的衣服,带着金属光泽的蓝色,窄窄的铅笔裙,合身的上衣,里面没穿衬衣,第一颗扣子正好在领口结束的地方,非常大方优雅。全身的装饰只有脖子上挂的一串长长的银链,用一把古老的银剪刀作为吊坠。这把剪刀已经老得完全不能用了,但是我去古董市场买灯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它,一见钟情,马上决定把它变成我新形象的一部分。
第一位顾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几乎没有看我,目光更关注店里的陈设与氛围,一定是在心里估量这里是否够档次,能否达到她的期望。接待她对我来说毫无困难,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马努埃拉女士那样技艺高超又富有魅力的外国女子就行了。我们坐在起居室里,一人占了一把扶手软椅。她的姿势带些男人气,而我,就像千万次演练过的那样,优雅地架起双腿。她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告诉我需要的衣服:两套分体套装,两套晚礼服,还有一套网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