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海岸城门，那是港口和老城的分界线。春日的周末，城里比较热闹，但好在还没有出现让老城变味的游客潮。在奥贝侬街头，游人虽多，却也还走得开，不至于摩肩接踵。在马塞纳的普罗旺斯市场，虽然菜农、花农、奶酪商贩，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手工艺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但顶棚下的市场仍然多姿多彩、生气勃勃。商贩们操着方言，上演了一场味觉交响乐：黑橄榄、糖渍柑橘、薄荷、干番茄酱料……在市政广场，人们正在庆祝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场婚礼。伴着欢笑、喝彩声和玫瑰花瓣雨，一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新人走下台阶。我虽与眼前的热闹场面相隔甚远（如今，结婚对我而言已毫无意义），却仍把自己沉浸在这喜悦的欢呼和灿烂的笑靥中。
我顺着狭窄的萨德街——父亲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向下走到国家广场，接着又逛到了米开朗琪罗餐厅，那是昂蒂布城最具标志性的餐厅之一，当地人都用餐厅老板的名字称呼它为“马莫”。露台上还有位置。我坐在一张餐桌前，点了他家的特色饮品：罗勒柠檬茴香酒。
我从没有过写字台。从小学一年级有作业起，我就一直喜欢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比如家里的厨房、图书馆的自习室、拉丁区的咖啡厅等等。在纽约，星巴克、酒店的餐吧、公园、餐厅都是我写作的地方。似乎在一个能闻听人语响、嗅见烟火气的流动环境里，我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书放在餐桌上，一边等开胃酒，一边拿起手机浏览短信。只有一条信息，是我母亲发来的，她一定很恼火，句子写得很不客气：“泽莉告诉我你回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你怎么回事，托马斯？回法国了都不告诉我一声。今晚来家里吃饭。我们邀请了佩莱格里诺一家，他们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我晚点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了她一条简短的消息，随后用手里的苹果手机下载了《尼斯早报》的应用，并且购买了四月九号到十五号的电子刊。
浏览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想要找的文章，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篇有关高中生在废弃储物柜中发现巨款的报道。文章的内容没能给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线索，配图里没有运动包的照片，这更令我感到失望。文章只附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校园的航拍图，一张是锈迹斑斑的储物柜。但是，报道中提到：“有些学生还在社交网站上挂出了战利品的照片，直到警方为了顺利展开侦查，要求他们将其删除。”
我思索着。在某些地方肯定留有什么线索，只不过，我现在无法迅速找出它们。《尼斯早报》在昂蒂布的报社近在咫尺，就在国家广场的公交车站旁。犹豫了一会儿后，我直接打通了皮亚内利的电话。
“嘿，斯特凡纳，我是托马斯。”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吗，艺术家？”
“我正在马莫吃饭。如果你也在附近，就过来吧，我请你吃羔羊肩排。”
“现在就点上吧！我写完手里的文章就去找你。”
“你写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刚刚在议会厅结束的老年沙龙。好吧，我承认，写这种文章肯定没法让我拿到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1]。”
我一边等皮亚内利，一边拿起他的书。正如每次翻看这本书时一样，我再次被那张封面照片牢牢吸引，那是舞池里的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照片是在十二月中旬的期末舞会上拍的。一星期后，哲学老师被杀，雯卡失踪。每每看到它，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痛楚。极致美艳的雯卡，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她的骑士。那目光里，溢满了爱恋、欣赏和欢愉的欲望。他们跳的是一种摇摆舞步，摄影师用一个优雅、性感的造型，将那舞步定格成了永恒——宛若罗伯特·杜瓦诺《油脂》的再现。
是谁拍了这张照片？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学生，还是老师？我在书的背面试图查找图片版权声明，却只看到了“所有版权归《尼斯早报》所有”的字样。我用手机拍下封面，通过短信传给了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拉斐尔是个出场费极高的时尚摄影师，和我住在翠贝卡的同一条街上。他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图像的意蕴深有研究，善于抓住一切细节，分析独到且往往恰切入理。多年来，我所有的宣传照片还有小说封底的图片都是他拍的。我喜欢他拍的照片，因为他总能在我身上找到些许光亮，那也许是我在许久以前拥有的光彩，但如今它们已离我远去。他给我拍摄的肖像照，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好的我，多了些阳光，少了些焦虑。如果生活恬静似水，我应该会成为那样一个人。
拉斐尔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的法语略带意大利口音，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嘿，托马斯。我现在在米兰，做芬迪新品发布的摄影。你发给我的照片里的漂亮姑娘是谁？”
“很久以前我爱过的女孩。雯卡·罗克维尔。”
“我记得，你跟我说起过她。”
“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
“是你拍的吗？”
“不是。”
“从技术上来说，照片有些模糊，但拍照的人懂得定格瞬间。只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你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曾说过：‘摄影，应该在动作中抓住富有表现力的平衡。’是的，拍照的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抓住了一瞬，并将这一瞬间变成了永恒。”
“你一直都说，没有什么比一张照片更能欺骗人、迷惑人的。”
“没错！”他大声说，“但这并不矛盾啊。”
电话那端响起音乐声。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催促他挂断电话。
“我得挂了。”他抱歉地说，“回头打给你。”
我打开那本书，开始浏览起来。书里的信息非常多。皮亚内利搞到了警方的报告，交叉使用了调查人员搜集来的大部分证词。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过，我甚至还在巴黎展开过类似的调查，询问过所有可能的、可以联想到的证人。我用二十分钟快速浏览了这本书。不同证人的回忆被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久而久之，这个版本也成了官方说法：这对恋人驾驶一辆阿尔卑斯跑车离开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头发火红的年轻女子”乘着火车前往巴黎，同行的老师“戴着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棒球帽，那俱乐部的名字简直拗口得读不出来”，他们走进了位于圣西门路的酒店，“年轻姑娘想喝樱桃可乐”，两人曾出现在走廊上，第二天一早消失不见了——“酒店接待员换班时，发现前台放着房间钥匙。”这本书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点，却没能拿出有力证据，另辟蹊径地找出真正的线索。和皮亚内利相比，我有一个优势：他只是通过直觉判断这种说法是假的，而我，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克雷芒已经死了，之后两天陪在雯卡身边的肯定不是他。雯卡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那个幽灵。
“看来你读得很认真嘛！”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坐到我面前。
我抬起头，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由于过度沉浸于曲折往事，仍然有些发蒙。
“你知道自己的书被圣埃克苏佩里的图书馆拉黑了吗？”
他从小杯子里抓起一粒黑橄榄。
“知道，都是那个可爱的老泽莉干的好事！这没什么用，想看的人可以从网上找到资源，并且自由转发！”
“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对雯卡的痴迷是怎么回事？”
“看看她。”他一边说，一边随手翻开他那本书中的相册集。
我甚至没去看那些照片。即便不看，我也完全记得雯卡的样子：形如杏核的双眼，犹豫的目光，梳得凌乱的头发，微微翘起的嘴唇，时而乖巧时而叛逆的动作。
“雯卡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很特别，”皮亚内利概括道，“那是一种法式的优雅和美好，介于碧姬·芭铎和莱蒂西娅·卡斯塔之间。更重要的是，她诠释了一种自由。”
皮亚内利喝了一杯水，接着说：
“如果二十岁的雯卡生活在今天，那她一定是社交网站上的网红，坐拥六百多万粉丝。”
老板亲自端来羊肉，并在我们面前切了起来。吃了几口后，皮亚内利继续总结道：
“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她难以维持的。我并不想说自己比你更了解她，但是说真的，在她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相当平凡的灵魂，不是吗？”
见我不回答，他继续挑衅地说：
“你之所以把她理想化，是因为她在十九岁就已香消玉殒。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当年你们结婚了，现在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你们会有三个孩子，她会比从前胖二十公斤，胸部下垂，而且……”
“闭嘴，斯特凡纳！”
我抬高了声调。他表示失言，向我道歉。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都在努力吃光羔羊肩排和配菜沙拉。最后是我再次挑起了话茬。
“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吗？”我指着封面问他。
皮亚内利先是皱了皱眉，接着，他的表情凝固了，好像他做了什么坏事刚刚被我抓了现行似的。
“呃……”他一边像我之前一样核对着版权声明一边说，“我估计报社的档案资料里能查到。”
“能麻烦你查一下吗？”
他从背心里掏出手机，编写起短信。
“我联系下记者克劳德·安热万。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跟过那个事件。”
“他还在你们报社工作吗？”
“开什么玩笑，他已经七十岁了！在葡萄牙养老呢。说真的，你为什么想知道是谁拍的那张照片？”
我避开他的提问继续说：
“说到照片，我看到你在文章里写道，在生锈的储物柜里找到巨款的孩子们把照片放到了网上。”
“是的，但都被警察清掉了。”
“不过，你把它们都下载下来了……”
“你真了解我。”
“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他在手机里翻找起照片。
“我还以为你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他略带嘲讽地说。
“我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斯特凡纳。”
“你的邮箱是什么？”
就在我告诉他邮箱地址时，我意识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当地已经没有人脉和资源了，而皮亚内利却一直生活在这里。如果我真想查出雯卡遭遇了什么，查出是谁在恐吓我们，恐怕除了和皮亚内利联手外，别无他选。
“斯特凡纳，咱们合作吧，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艺术家？”
“我们各自调查雯卡的失踪，然后再共享查到的信息。”
他摇着头说：
“你怎么可能这么做。”
我早就猜到了他的回答。为了说服他，我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诚意，我会告诉你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
我觉察到他的整个身体都紧绷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然而，我不是一直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吗？
“雯卡失踪时，肚子里怀了克雷芒的孩子。”
皮亚内利看着我，半是忧虑，半是疑惑：
“妈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雯卡自己告诉我的。她给我看了验孕棒。”
“当年你为什么没说？”
“因为这是她的隐私。而且这对调查毫无用处。”
“当然有用！见鬼！”他恼火地说，“调查会完全不一样。要救的就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事件中出现了胎儿，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也许他是对的。不过说实话，面对一根塑料棒上的竖条，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毕竟，当年我才十八岁……
我看着皮亚内利在椅子上躁动地苦思冥想。他打开记事本，潦草地记录着自己的推测，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既然你觉得雯卡那么普通，为什么还对她如此关注？”
皮亚内利笃定地说：
“我关注的不是雯卡。而是杀死她的人。”
“你真的认为她已经死了？”
“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几乎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资源，是不会这样凭空失踪的。”
“那你的推断是什么？”
“自从那笔巨款被发现后，我就确信，雯卡敲诈了某个人。那个被敲诈的人由于无法忍受被威胁而变成了威胁雯卡的人。也许是雯卡肚子里的孩子的生父，克雷芒，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当他合上本子时，从一个折页里掉出了几张票。他微笑着说：
“我有今晚赶时髦乐队的演出票！”
“在哪儿？”
“尼斯查尔斯-埃尔曼体育场。咱们一起去吧？”
“呃，我不太喜欢电音。”
“电音？看来你没听过他们新出的几张专辑。”
“我从没关注过他们。”
他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赶时髦乐队为他们的专辑《101》办了巡演，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一九八八年，我去蒙彼利埃天顶音乐厅看了他们的演出。那声音，简直好听极了！”
他的瞳孔散发着光芒。我故意气他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皇后乐队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哎哟喂，你倒认真上了，这可真不得了！你还不如说是U2呢，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都放下了戒备，再次回到了十七岁。斯特凡纳努力说服我，戴夫·高瀚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手，而我却认为没什么可以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时，皮亚内利看了看手表，嗖地跳了起来。美好的瞬间戛然而止，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
“妈的，迟到了。我得马上赶去摩纳哥。”
“为了写报道吗？”
“是的，电动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大奖的试驾。”
他抄起布包，向我挥手道别。
“回头电话联系。”
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点了杯咖啡。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觉得自己没有谈好这一局。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把“弹药”给了皮亚内利，却什么也没换回来。
妈的……
我抬起手，准备结账。在等账单时，我拿出手机查收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这些照片，我是为了求心安才向他要的，并没有过多期待。
我错了。几秒钟后，我的手颤抖不已，以至于我不得不把手机放到餐桌上。
这个软皮包，我在家里经常看到。
噩梦在继续。
* * *
[1] 法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第8章 《碧海蓝天》之夏
一切都是回忆，除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
——田纳西·威廉斯，美国剧作家
护城墙前，普雷德佩舍尔广场上人头攒动，彩车穿梭。在一片狂欢节的氛围中，人们正在庆祝传统的鲜花大战。黑压压的快乐人群聚集在铁栅栏后，有在家长陪伴下的孩子、浓妆艳抹的年轻人，还有把滚球游戏抛在一边的昂蒂布老人。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鲜花大战遍布全城。现如今，为保障安全，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值守警察，彩车只在维尔登大街周围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快乐和紧张的混合气息。市民们很想轻松畅快地大玩一场，然而，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尼斯714恐怖袭击[1]的记忆仍挥之不去。看着被围在路障外的孩子们摇动着手里的石竹花束，我感到心痛、愤怒。恐怖袭击的威胁扼杀了人们的率真自然和无忧无虑。无须反驳，恐惧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在快乐的上空，永远笼罩着一层抹不去的暗影。
我穿过人群，回到沃邦港的停车场。那辆迷你库珀还停在原位，只是一侧雨刷下多了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我打算坐进车里再看信的内容。当我拆开信封时，胃痉挛再次发作。很少有人会用匿名信来传递好消息。我的确很担心，却远远没有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天崩地裂。
信封里装着十几张因岁月久远而褪色发黄的照片。我看了第一张照片，顿时如坠深渊。照片上，我的父亲正在热烈地吻着雯卡。我的大脑开始嗡嗡作响，胃部抽搐紧缩。我打开车门，呕吐了起来。
真他妈的……
处于震惊中的我仔细观察起这些照片。每张照片都差不多。我完全不认为它们是被合成的。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这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的真实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没有感到意外。那就好比一个秘密，它虽从未暴露在我面前，却始终静静隐藏在我潜意识的深处。
每张照片上都有我的父亲，里夏尔·德加莱，外号“狮心王里夏尔”，亲友们口中的“里克”。九十年代初，他和如今的我同岁。只是我长得并不像他。那时的他，英俊、精致、高雅。身材挺拔，头发半长，衬衫的领口开得很低。他帅气、健谈、引人注目，懂得及时行乐。这么看来，里克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年长了十五岁。他喜欢漂亮姑娘、炫酷跑车、亮闪闪的打火机和希巴杜外套。说来沮丧，照片中的雯卡和他的确般配。他们两个都是具有“王者风范”的人。那类人永远是生活里的主角，只要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就会自动变成配角。
整组照片的偷拍地点至少有两处。第一个地方很容易认出来——淡季的圣保罗-德旺斯小镇：广场咖啡厅、古老的油磨坊、田野上的城墙、马克·夏加尔的墓地。雯卡和我父亲，手牵着手漫步其中，一看就是一对亲密的恋人。第二组照片的抓拍地点，我看了许久才辨认出来。我先是认出了我父亲的奥迪80敞篷车，它停在一处临时的简易停车场里，周围全是白色岩石。然后，我看见了在岩石上凿出的台阶。远处是一座险峻的小岛，泛着花岗岩的光亮。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那是马赛海滩。这片小沙滩隐藏在一座堤坝后，是猴子湾的海滩。那里远离尘嚣，父亲曾带着我们全家去过两三次；不过，看来那儿也是他秘密约会的地方。
我的喉咙干涩难耐。即便心生厌恶，我还是尽可能地仔细查看着那些照片。它们透出些许艺术感，拍摄技法考究。给我送来这些照片的人是谁？摄影师又是谁？当时的镜头放大技术远不如今天完善。想拍出这样清晰的照片，摄影师应该离目标人物不远，我甚至在某一刻产生了这样的质疑：两个主角真的不知道有人在拍他们吗？我父亲肯定不知道，可是，雯卡呢？
我闭上眼睛，构思事件发生的经过。当年，这些照片应该是被用来勒索父亲的。这也解释了我几分钟前的发现。查看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时，我认出了父亲曾经用过的仿鳄鱼皮旅行包——我对此非常确定。如果他给了雯卡一个装有十万法郎的包，那一定是因为受到了雯卡的威胁，害怕两人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也许，怕被公之于众的，还有她怀孕的事实……
我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发动汽车，打开敞篷，向海边驶去。我恨不得马上冲到父亲面前。开车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雯卡的照片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我在她的目光里捕捉到了忧伤和不安。令她恐惧的人，难道是我的父亲？雯卡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操纵人心的魔鬼？或许，两者皆是……
我在昂蒂布最有名的迪厅“午睡”的路口停下车，那里的红绿灯调控着去往尼斯公路的全部车流。这里的红绿灯丝毫未变：等待，一如既往的漫长。十五岁时，我骑着轻便摩托车，只闯过一次红灯。倒霉的是那天有警察在，我因破坏交通规则被记录留名，并被罚款七百五十法郎。因为这七百五十法郎，我被家里人念叨了好几个月。好人就是容易遭殃。我驱走这段不光彩的回忆，却看到了另一幅我不愿看到的画面——咔咔，拿着徕卡相机的女孩；咔咔，即便脖子上没有挂着相机，仍用意念拍摄虚拟照片的女孩。有人冲我按响了喇叭。交通灯刚刚变成了绿色。我知道给父亲和雯卡拍照的人是谁了。我加足马力，飞速驶向芳多纳医院。
芳多纳街区位于昂蒂布的东部，曾是一片令这座小城闻名遐迩的园艺开采地。如果从地图上看，你会觉得它就在海边，但实际上并非这般美好。那一带确实有片海滩，但海滩上统统是鹅卵石，而且位于公路边，被国道和铁路与居民区分隔开来。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街区的雅克-普雷维尔初中上学，对那里的印象很糟糕：教学水平低下，环境有害身心，校园暴力频发。好学生在那儿很受罪。少数几个英勇无畏的老师勉强支撑着局面。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马克西姆和范妮的友情，我应该会很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同时录取后，我们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不必胆战心惊地上学了。
如今，雅克-普雷维尔中学的口碑好了不少，整个街区也模样大变。布雷吉耶尔（通往医院的一个入口）的温室大棚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住宅和高档公寓。这片居民区没有丝毫的旅游氛围，周边商铺遍布，居住着大量就业人口。
我把车停在了医院的露天停车场里。从今早开始，不同的地点总会在一瞬间唤起我的某些回忆。关于这所医院，我的回忆有两个。一坏一好。
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八岁的我追着姐姐跑时（她拿走了我的大吉姆人偶，把它变成了芭比娃娃的奴隶）不小心打翻了室外客厅里的一条金属长凳，凳子倒下，锋利的边缘割伤了我的脚趾。我在芳多纳医院接受缝合处理，一个业务不熟练的实习医生直接就把橡皮膏粘到了我的皮肤上，没放纱布。伤口严重感染，我有好几个月没法运动。
那道疤痕至今还在。
第二个记忆要令人愉悦得多，虽然开头很糟糕。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我踢出一粒堪比克劳斯·阿洛夫斯的干脆进球后，瓦洛利混乱街区的一个家伙在球场上打伤了我。我的左臂被打断，由于遇袭时失去知觉，我被留院观察了两天。我记得马克西姆和范妮都来医院探望了我。在他们之前，还没人在我的石膏上写过字呢。马克西姆写得很简单：“OM[2]加油！”和“进球！”。要知道，在我们那时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范妮陪我的时间更长。当时的情景再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那是学期末，或是暑假刚开始。一九八八年七月，电影《碧海蓝天》上映的那个夏天。我再次看到她逆光的身影：她倚在我的病床上，几绺金发浸润在阳光里。她给我写了一小段电影台词，那电影是我们半个月前一起看的。她写的是乔安娜在影片末尾对潜水员杰克·马约尔说的话。在此之前，杰克刚刚对她说，“我得去看看”；那一刻，我们知道，一旦他潜入大海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去看什么？杰克，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下面又黑又冷，什么都没有！那儿一个人都没有。可我就在这里，活生生的，就在这里！”
虽已年逾四十，我却仍无法自已，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都会如撕裂般疼痛。而且，今天比以往更疼。
医院里的建筑奇形怪状，构成了一组大迷宫。在众多指示牌的帮助下，我勉强辨别着方向。医院的主楼由方石砌成，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主楼旁，聚集着一座座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每座楼房都好似各自年代的建筑标本，代表着过去五十年来的建筑亮点和败笔：灰砖平行六面体、立于桩基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金属框架的立方体、绿化空间……
心脏科位于最新建成的大楼里，大楼呈椭圆形，外观巧妙融合了玻璃和竹子。
我穿过明亮的大厅，走向前台。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烫染过的头发，破洞牛仔裙，超小号T恤，豹纹丝袜：前台的姑娘简直是黛比·哈利[3]的克隆版。
“我想见范妮·卜拉希米医生，心脏科的主任。”
金发美女拿起了电话。
“您是？”
“托马斯·德加莱。请告诉她，事出紧急。”
她让我在小会客室稍等片刻。我从饮水机里接了三杯冰水，一饮而尽，随后将自己摔进沙发里。我闭上眼睛，但父亲和雯卡的影子历历在目。噩梦来得如此突然，令我对雯卡的记忆变得更加复杂与黯淡。我想起了从今早起所有人都在重复的话：“你并不了解雯卡。”他们错了。我从不觉得自己真正了解过某个人。我笃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句话：“所有人都有三重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生活、私生活和秘密生活。”然而，关于雯卡，我只能说，她的第三重生活正在一片我从未料想过的土地上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