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好朋友走下石阶，踏上薰衣草地里的蜿蜒小径。马克西姆越走越远，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模糊，直到被那片淡紫色吞没，消失不见。
离开校园前，我在阿格拉大楼前停了下来。在这座碟形玻璃建筑的中心，矗立着学校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没有一个人会使用“资料信息中心”这个官方叫法来指代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中午的下课铃声刚刚响过，解放了一大群学生。如今，进阅览室需要刷门禁卡，可我却潇洒地跳过了闸机：在地铁里，我见过流氓、穷学生和共和国的总统们这样做。
走到前台时，我认出了埃莉纳·布克曼，学校里的人都叫她泽莉。这位足够自负的荷兰裔知识分子对任何事情都持有一种决定性的看法或基本在理的观点。当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装腔作势，喜欢显摆自己的健美身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图书管理员如今看起来像极了不修边幅的诺瓦奶奶[2]：圆边眼镜、方形脸、双下巴、灰色发髻、臃肿的娃娃领毛衣。
“你好，泽莉。”
多年来，除了管理图书馆外，她还负责校园的电影放映、广播节目以及索菲亚·莎士比亚公司的运营。后者的名字有点夸大其词，其实就是学校的戏剧俱乐部，我母亲管理预科班时曾为这个俱乐部花了不少心血。
“嘿，大作家。”她张口就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说过话似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难看懂这个女人，甚至怀疑过她是我父亲的情妇（时间很短的那种），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很欣赏她。我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大部分学生都盲目地信服她，泽莉这、泽莉那的，一个个都把她当成知心密友、社会工作志愿者以及潜意识的启发者。而泽莉（我觉得这个昵称很可笑）呢，则善于利用甚至滥用这个角色。“强势面对弱者，弱势面对强者”，她从不一视同仁，喜欢过度关注某些学生，往往是最受宠或最外向的学生，无视其他学生。我记得她特别喜欢我的哥哥和姐姐，却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值得获取她丝毫关注似的。正合我意：我对她也像她对我一样反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托马斯？”
从上次我们对话到现在，我已出版过十几部小说，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几百万册。对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图书管理员来说，这些理应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她夸赞我，可她至少应该表现出些许关注吧。没有，永远没有。
“我想借本书。”我回答说。
“我得先看看你的借书卡是不是还有效。”她信口说道。
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她开始在电脑存档里找寻一张二十五年前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的图书馆登记卡。
“有啦，我找到了！我就说嘛，你有两本书一直没还：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还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是在开玩笑吗？”
“对，我是在开玩笑。说吧，你要找什么书？”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本书。”
“他参与编写了《新闻学教程》，出版社是……”
“不是那本，是他对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调查，书名是《少女与死神》。”
她在电脑上敲出书名。
“馆里没有那本书。”
“怎么会没有？”
“那本书是2002年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首印卖空后就没再重印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
“你是在逗我吗，泽莉？”
她显出不快的神情，把电脑屏幕转向我。我朝显示器看了一眼，发现馆里确实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这说不通啊。皮亚内利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友。他的书，你们当年一定买了好多册。”
她耸了耸肩膀。
“别告诉我你以为我们买了好多册你写的书。”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有些尴尬地在宽大的毛衣里扭了扭身子，摘下眼镜说：
“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从图书馆里下架了，是学校最近的决定。”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姑娘在失踪二十五年后，变成了一些在校学生的崇拜对象。”
“这个姑娘？你是说雯卡吗？”
泽莉点了点头。
“三四年来，我们发现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一直处于外借状态。馆里明明有很多册，但预约读者的名单比我胳膊还长。学生们常常说起雯卡。去年，离经叛道的少女的成员甚至拍了一部关于她的剧。”
“离经叛道的少女？”
“是个学生团体，成员们都是些优秀的精英女学生、女权主义者，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女权主义团体的姐妹会。里面有些人就住在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还文了雯卡当年脚踝上的文身。”
我记得那个文身。“GRL PWR”，低调地纹在她的皮肤上。Girl Power，女性力量。泽莉一边继续说明情况，一边在电脑里打开一个文档。那是一部音乐剧的海报——“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海报让我想起了贝儿与塞巴斯蒂安乐团的唱片封套：黑白照片、淡粉色的透明覆膜、雅致艺术的字母。
“学生们还在雯卡当年住的房间里举行集会，病态地祭拜她的一些遗物，为她的失踪组织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〇〇后对雯卡的狂热崇拜，你觉得原因何在？”
泽莉抬眼看向上空。
“我猜想，在雯卡以及她与克雷芒的浪漫爱情里，那些女生也许看到了自己吧。她是对自由的理想诠释。在十九岁突然失踪，更让她的光辉形象多了些永恒的色彩。”
泽莉一边说，一边离开椅子，在前台后长长的金属书架上翻找起来。最后，她拿着皮亚内利那本书回来了。
“我留了一本。你如果想翻翻看，就拿去吧。”她叹了口气。
我用掌心摩挲着书的封面说：
“真是不敢相信，你们竟然会在二〇一七年禁读这本书。”
“这是为学生们好。”
“说得真好听！在圣埃克苏佩里禁读某本书，我父母在校那会儿可没这么做过。”
泽莉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嘲讽道：
“‘你父母在校那会儿’，学校里出了不少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怒气在血脉里偾张开来，但最终还是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平静。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她谨慎地答道。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一九九八年，我父母突然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下台，两人被卷进一桩不光彩的事件，因违反公共采购规范而被双双调查。
那是个“殃及池鱼”的典型事件。当时的共和国法官伊万·德布鲁因（他的儿子就是即将询问马克西姆的警察），一心想要扳倒当地的几个民选代表，他怀疑他们收受了不少贿赂，尤其是来自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所以一直以来，弗朗西斯都是这位法官的打击目标。关于弗朗西斯，大部分谣言都不太靠谱，比如有人说他给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洗钱，但有些却很容易坐实。为了拿到公共工程项目，他很有可能买通了一些政客。在想方设法对付弗朗西斯时，法官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了我父母的名字：弗朗西斯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做了不少项目，有些不太符合招标规范。被调查期间，母亲被关在尼斯西北部奥瓦尔警局一座肮脏的营房里，在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我父母的照片被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条。画面的黑白剪辑风格即便用在连环杀人夫妇身上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那形象，类似于犹他州的嗜血情侣，也有点儿像肯塔基州的农民杀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的父母无所适从，双双从国家教育系统辞职。
虽然那时我已不在蔚蓝海岸生活，但这一事件仍让我觉得忧心。我的父母的确有各自的缺点，但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恪尽职守，始终以学生利益为重，实在不该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令他们曾经的所有业绩都遭到质疑。一年半后，调查毫无结果，以“不予起诉”终结。但创伤已然留下了。直到今天，埃莉纳·“泽莉”·布克曼这类蠢货和小人还在拿这桩破事嚼舌根，看似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却含沙射影。
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直到她垂下视线，看向键盘。即便她已一把年纪，即便她长着一张慈祥的奶奶脸，我还是想举起键盘，砸烂她的脑袋。（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个真正的杀人犯。）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强压住怒火，得为接下来的调查储备力量。
“我能把它带走吗？”我指着皮亚内利的书问道。
“不行。”
“下星期一前还给你，我保证。”
“不行。”泽莉态度坚决地反对，“这是图书馆的书。”
我才不管她怎么说，把书夹在胳膊下转身就走，边走边给她扔下一句话：
“我想你是搞错了，在系统里确认下吧，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我走出图书馆，绕过阿格拉大楼。像马克西姆一样，我也穿过薰衣草地，抄近路离开了校园。今年的薰衣草，花开得极其早，但那绽放的花海远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常了似的。一股金属和樟脑味随风飘来，我却闻到了一股令人眩晕的血腥味。
* * *
[1] 达拉·基耶撒将军，巴勒莫行政长官，致力于打击黑手党，在被任命几个月后被暗杀，其妻子和贴身警卫也没能逃脱厄运。
[2] 一个法国品牌，生产酸奶、奶酪、奶油、蛋糕等食品，其商标形象是个白发老奶奶。
第6章 雪景
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弗朗索瓦兹·萨冈，法国作家
1992年12月20日星期日
谋杀发生的第二天，我醒得很晚。前一天晚上为了睡着，我吞了两片在家里浴室找到的安眠药。今天早上，屋子里空荡荡的，冰冷刺骨。母亲天亮前就出发去朗德了，熔断的保险丝切断了暖气。依然昏昏沉沉的我，用了整整一刻钟才把电表鼓捣好，给家里通上了电。
我走进厨房，看到了母亲留在冰箱上的暖心字条，她给我准备了吐司。窗外，阳光照耀着白雪，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伊索拉二〇〇〇滑雪场。弗朗西斯在那里有座木屋别墅，几乎每年冬天都会邀请我们去玩。
我机械地打开收音机，调到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从昨晚起，我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但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旧转动。萨拉热窝恐怖事件，忍饥挨饿的索马里儿童，血源感染丑闻，巴黎圣日耳曼和马赛足球俱乐部的血腥对战。我冲了杯黑咖啡，吃掉了吐司。我是个杀人犯，但我真的好饿。在浴室里，我在淋浴头下待了半个小时，吐掉了刚刚吃下的东西。接着，像前一晚那样，我用马赛皂刷洗身体，但我觉得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血已然渗透进了我的脸颊、嘴唇和皮肤，而且永远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蒸腾的雾气令我头晕目眩，险些昏倒。我焦躁不安，脖子僵硬，双腿颤抖，胃部酸灼痉挛。我的意志已彻底沉沦。由于难以面对现实，我甚至产生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必须终止这种状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正常地生活下去，可我永远都做不到。我走出浴室，决定去警察局自首。然而，几乎就在下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如果我说出真相，那么马克西姆和他的家人也完了。他们是帮过我、为我冒险的人。最后，为了不被焦虑吞没，我套上运动服，准备出门跑步。
我环湖跑了三圈，全速奔跑直到精疲力竭。眼前都是白色和冰霜。我被这景色迷住了。在飞奔之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大自然，仿佛树、雪和风把我吸入了它们晶莹剔透的世界。在我周围，只有光与纯粹。那一方冰天雪地，纯净得几乎不真实。我再次相信，在那张白纸上，自己可以书写未来生活的篇章。
回家的路上，我拖着跑软的双腿，绕道去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那座空荡荡的楼房看起来就像一艘幽灵船。我白白敲了门，范妮和雯卡都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范妮的房门紧闭着，而雯卡的房门是敞开的，让人觉得她很快就会回来。我走了进去，在这间温暖舒适的小屋里待了好久。房间里散发出忧郁、隐秘甚至超越时空的气息。被子没有叠，床单上依然留有古龙水和青草的清香。
这十五平方米承载着那个少女的整个世界。墙上用图钉钉着《广岛之恋》和《朱门巧妇》的电影海报，以及科莱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兰波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作家的黑白肖像，还有一张杂志彩页，上面是曼·雷拍摄的李·米勒的色情照片。一张明信片上摘抄了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了速度、大海和灿烂的黑色。窗台内侧，是一盆万代兰和一尊布朗库西雕像的复制品——《波嘉妮小姐》，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书桌上胡乱堆放着一叠CD：萨蒂、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罗西音乐乐队、凯特·布什和普洛柯·哈伦的老派流行乐，还有她珍藏的皮埃尔·舍费尔，皮埃尔·亨利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等人的作品录音。她给我听过，但我却觉得这些录音糟糕透顶。
在床头桌上，我发现了那本前天就看到过的书——俄国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扉页上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不错的文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煎熬。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又等了雯卡几分钟，内心焦虑不已。为了平复心情，我打开激光唱片机，开始播放里面的CD。《星期日早晨》是地下丝绒乐队那张传奇唱片中的第一首歌。那曲子和现在的情境不谋而合，苍白、空灵、有毒。我等了又等，直到模糊地意识到雯卡回不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继续待在房间里，像个吸毒者一样，乞讨般地嗅着她留下的碎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雯卡对我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她给予我的醉人又痛苦的眩晕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毒品。即便我们正待在一起，即便她只属于我一个人，那种缺失感仍不曾消失。我们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时刻，那是有如某些流行歌曲般完美的片段，是极富旋律感的琴瑟和鸣。然而，这份轻盈之感总是那么短暂。就连身处快乐之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就好比肥皂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就这样，雯卡离开了我。
为了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回了家。他说会在结束长途旅行到达塔希提后打电话给我，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前。由于电话费过于昂贵，加上父亲跟我的话并不多，我们的对话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一如我们一直以来的父子关系。
接着，我吃掉了母亲留下的咖喱鸡，这次没有吐。下午，我一边吃力地驱赶着脑海里的念头，一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写数学和物理习题。解开了几个微分方程式后，我很快就泄了气，不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做题。我甚至开始恐慌，脑中全是谋杀现场的画面。傍晚刚过，情绪失控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原本下定决心向她和盘托出，可她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提议我第二天去朗德找她。思考一番后，她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月不是个好主意，觉得会影响我的学习状态。“有家人的陪伴，你复习功课会轻松些。”她解释说。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我接受了她的提议。于是，星期一清晨，我在天亮前就踏着积雪上了火车。我先从昂蒂布坐车到马赛，接着乘坐挤满了人、晚点了两小时的珊瑚城际列车到了波尔多。此时，最后一班去达克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国家铁路公司不得不租用几辆大巴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等我到达加斯科涅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真是寻常又糟糕的一天。
姨母吉奥瓦娜住在乡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雨的房顶上盖满了常春藤。一九九二年年底，朗德地区几乎一直在下雨。从下午五点起天就开始黑了，而且似乎从没真正亮过。
关于和姨母还有母亲共度的这两星期，我没留下什么清晰的记忆。整座房子被一股奇怪的氛围笼罩。日子一天天过去，短暂、寒冷、凄凉。我觉得好像我们三个人都处于病后的康复期。母亲和姨母照看着我，我也同样照看着她们。有时，在毫无生气的午后，我们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无精打采地吃着母亲做的可丽饼，一边看《神探科伦坡》《纨绔双侠》等老掉牙的电视剧，或者看《圣诞老人谋杀案》的第N次重播。
整整两个星期，我从未打开过数学和物理作业本。为了驱走焦虑、逃避现实，我继续做着一直都在做的事：读小说。对这两个星期的生活，我印象模糊，却清楚地记得当时读过的每一本书。一九九二年年底，我为《恶童日记》里的双胞胎感到心痛，在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他们忍受着人性的残暴。在法兰西堡，我走遍《德士古》中的克里奥尔街区，跟随《读爱情故事的老人》穿过亚马孙森林。在布拉格的春天，我身处坦克迷阵，思索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不能治愈我，却能让我从“生而为我”的沉痛中解脱出来，喘息片刻。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减压的出口，如堤坝般为我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恐惧。
在这段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我都肯定地以为自己即将失去自由。每当路上有汽车开过时，我都觉得那是来逮捕我的警察。唯一一次，当有人敲门时，我下定决心决不入狱，所以为了争取时间爬上了房顶，好在迫不得已时跳下去。
然而，并没有人来抓我。在朗德没有，在蔚蓝海岸也没有。
一月，圣埃克苏佩里的新学期开始了，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确切地说是基本正常的节奏。大家之所以开口闭口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在为他的死难过，而是为了盛传的谣言：雯卡和她的老师好了很久，一起私奔了。和所有绯闻事件一样，这件事在学校里引发了热议，每个人都在添油加醋地品头论足。人多嘴杂，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喜欢诋毁他人的名声。人们越说越起劲，结果就变成了满城风雨。就连我之前敬仰的几个老师也说三道四起来，竞相说些令我作呕的所谓的善言。也有几位老师做到了为人师表，比如我的法语老师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还有在文学预科一年级教英美文学的德维尔小姐。我没上过她的课，却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听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自降身价和那些庸人为伍，因为平庸是一种传染病。”
我从她的这句话里得到了慰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需要做出抉择时以此为镜。
第一个真正为雯卡的失踪担心的，是她的祖父和监护人，老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在我面前，雯卡总是把她的祖父描述成一个专制独裁、不苟言笑的大家长。这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把孙女的失踪看成一起绑架事件、一种对自己家族的报复行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父母也开始担忧起来。儿子本来说好要去贝希特斯加登和朋友滑雪一星期，但却没有出现，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父母家共度新年。
虽然两起失踪事件让失踪者的家人们忧心忡忡，但警方却在很久后才开始调动人力展开严密调查。首先是因为雯卡已是成年人，其次是因为司法部门对立案侦查一事犹豫再三。在司法权限层面，这个事件非常复杂。雯卡是法国人也是美国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是德国籍。他们失踪的地点也无法确认。也许他们两人的其中一个就是行凶者？或者二人已双双遇难？
因此，直到开学一星期后，警方才出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而且，他们的询问对象仅局限于和雯卡及哲学老师有密切交往的人。他们粗略地搜查了两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却没有动用刑侦技术警力。
再晚些时间，也就是二月末，直到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来到法国，事情才有了进展。这位商界大亨动用了他在当地的关系，并在媒体上宣称自己已经雇用了私家侦探寻找孙女的下落。于是，警察再次来到现场展开侦查——这次出动的是尼斯地区司法警察局的警员。他们询问了更多人（包括我、马克西姆和范妮），在雯卡的房间里进行了多次DNA提取。
渐渐地，通过采集到的证词和资料，警方得以较为清晰地还原出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之间发生的事件。雯卡和克雷芒就是在那两天人间蒸发的。
星期日，早上八点左右，学校的保安帕维尔·法比安斯基确认曾打开过校门口的栏杆，让克雷芒驾驶阿尔卑斯A310跑车通过。法比安斯基非常肯定：雯卡·罗克维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开车窗向他招手致谢。几分钟后，在上萨尔图圆形广场，两位扫雪的路政局工作人员看见克雷芒的车在路口轻微打滑，随后驶向了昂蒂布方向。接着，在昂蒂布火车站附近的解放大道，有人看见克雷芒的阿尔卑斯跑车停在了一家自助洗衣店门前。在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多名乘客都记得见过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与其同行的是个头戴门兴格拉德巴赫（那是克雷芒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鸭舌帽的男子。星期日晚间，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圣西门路）的夜班工作人员也确认说，雯卡·罗克维尔小姐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先生曾在其酒店下榻了一夜。他复印了两人的护照。房间是前一天电话预订的，房费则是在现场支付的。房间消费包括一瓶啤酒、两包品客薯片和一杯菠萝汁。值夜班的人甚至还记得，那位小姐曾询问前台有没有樱桃可乐，酒店的答复是没有。
至此，私奔的假设依然成立。但接下来，警方便无从查找这对恋人的踪迹了。雯卡和克雷芒既没在房间里，也没在公共餐厅吃早饭。一个女清洁工一早在走廊里见过他们，但没人清楚地记得他们退房离店。工作人员在浴室发现了一些梳妆用具（包括化妆品、一把梅森·皮尔森梳子和一瓶香水），并将它们放在酒店专门用来存放客人遗失物品的房间里。
调查就此没了下文。此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雯卡和克雷芒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两人会在爱火熄灭后重新出现在校园里。然而，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的律师们却坚持要调查下去。一九九四年，他们获得司法准许，对在酒店房间里发现的牙刷和梳子进行了DNA检测。结果表明，这些物品上确实有雯卡的DNA。但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也许，此后，某个固执、神经质的警察一直在开展象征性的调查，以免这个案子超过时效，但据我所知，那次DNA检测是最后一项实质性的调查行为。
后来，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身患重病，于二〇〇二年去世。我记得曾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前几星期见过他。那是在世贸大厦五十层，他公司的纽约分部所在地。他告诉我，雯卡常常向他提起我，说我是个善良、风雅、温柔的男孩。这三个形容词从一个老头嘴里说出来，真不像什么夸人的话。我当时特别想反驳他，我的确温柔，温柔得曾用一根铁棍打死了比我高一头的家伙，但我当然什么也没讲。我之所以约他见面，是想知道他雇用的侦探有没有查到关于雯卡失踪的新线索。他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再没有人真正在意雯卡·罗克维尔遭遇了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对此难以释怀的人。因为我知道，官方的说法是假的。因为一个疑问始终在无休止地困扰着我。雯卡的逃离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没有关联？这个我曾深爱过的女孩，她的失踪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已努力了二十多年，至今仍一无所获。
与众不同的男生
第7章 在昂蒂布街头
这本书也许是部侦探小说，但我本人却不是个警探。
——杰西·凯勒曼，美国小说家
到达昂蒂布后，我像以前一样，把车停在沃邦港。港口停泊着世界上最贵的几艘游艇。一九九〇年七月，那时我即将年满十六岁，我就是在这儿打了第一份夏季零工。那是份很可笑的工作：从游客腰包里要出三十法郎后，拉起停车场的升降栏杆，让他们把车停在大太阳下。就是在那个夏天，我读了《在斯万家那边》，口袋书版本，封面是克劳德·莫奈画的鲁昂大教堂；爱上了一个巴黎姑娘，她有着一头金色卷曲的齐耳短发，还有和她本人一样美的名字：贝蕾妮丝。每次去海滩，她都会在停车场岗亭待一会儿，和我聊聊天，但我很快就发现，和查尔斯·斯万还有奥黛特·德·克雷西的苦痛相比，她更感兴趣的是格莱恩·梅德罗斯和新街边男孩。
如今，自动升降栏杆取代了夏季零工。我拿好停车小票，在岸边的港务办公室旁找到了个停车位。二十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港口入口焕然一新，车行道被加宽，人行道也增多了。但景色依旧。对我来说，沃邦港是蔚蓝海岸最美的地方之一。眼前是蓝色的大海，然后是隐映在船桅丛后的方堡，厚重、坚实，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蔚蓝天空和朦朦胧胧的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