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我忘了带烟。你能把我的包拿来吗？就在我储物柜里。”
就在我陷入沉思时，耳边传来了范妮的声音。她把一个钥匙包扔向黛比，那姑娘在空中接住了它。
“托马斯，咱们这么多年没说过一句话，怎么一下子，你就离不开我了？”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朝饮料贩卖机走去。
身为医生的范妮，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身穿淡蓝色棉布长裤、同样颜色的长袖上衣，头上的纸质帽子罩住了头发。她的表情比上午严肃得多。在她额前的几绺金发后，纯净的目光中闪着深沉却狂热的火焰——俨然一位对战病魔的光明战士。
范妮到底是谁？是我的同盟还是魔鬼的左膀右臂？也许，在曾经的朋友里，我看错的不只是雯卡一个人？
“范妮，我得给你看样东西。”
“我没多少时间。”
她把硬币投进机器，选了巴黎水。由于饮料出得太慢，心急的她用力拍了拍售卖机。她抬起手，示意我跟她走向室外的员工停车场。这时，她放下头发，脱掉罩衫，坐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那应该是她的车吧：一辆血红色的道奇挑战者，仿佛是从克莱普顿或斯普林斯汀的老唱片里开出来的。
“有人把这个放在了我的雨刷器下，”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她说，“是你吗？”
范妮摇摇头，取过信封，掂了掂，并不着急打开它，好像已经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似的。一分钟前，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光亮，而此刻却变得灰暗、忧伤。
“范妮，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质问，她从牛皮纸信封里抽出了照片。她垂下目光，只看了看最上面的两张，就把信封还给了我。
“托马斯，你知道你该做的是什么：买张机票，回纽约。”
“别指望我那么做。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对吧？”
“对，是我。二十五年前拍的。”
“为什么？”
“因为雯卡，是她让我拍的。”
她拽起滑落的背心肩带，用胳膊揉了揉眼睛。
“我知道，一切都过去太久了，”她叹气道，“不过你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真的不太一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托马斯，面对现实吧。一九九二年年底，雯卡已经不正常了。她完全失控、堕落了。还记得吧，那会儿正是狂野派对刚刚兴起的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麻醉剂。像雯卡一样吸毒的大有人在。”
的确，我想起来，我曾在雯卡的医药箱里看到过镇静剂、安眠药、迷幻药和兴奋剂……
“十月或者十一月的一天晚上，雯卡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她和你爸上床了，还让我跟着他们偷拍。她——”
前台接待员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话。
“医生，你的包！”黛比说。
范妮向她道了谢。她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把包放在了身边的引擎盖上。那是一款编织皮包，白色和米色交织在一起，蛇头形搭扣上面，玛瑙纹光泽仿佛蛇的目光，透着阴暗的恐吓。
“雯卡想用这些照片干什么？”
她一边点烟一边耸了耸肩。
“我猜，她是想敲诈你爸。你和他谈过这件事吗？”
“还没。”
愤怒和失望在我体内升腾。
“范妮，你怎么能帮她做这种事呢？”
她摇摇头，吸了一口烟，目光变得暗淡模糊。她眯起眼睛，好像是怕眼泪流出来似的，可我却依然穷追猛打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吼叫着，可她却从引擎盖上跳起来冲向我，比我叫得更凶：
“因为那时我爱你，妈的！”
她的皮包跌落在地上。范妮气得红了眼，继续对我吼道：
“我那时一直爱着你，托马斯，一直！你也是，你也爱过我，直到雯卡搅乱了一切。”
她怒火中烧，捶打着我的胸膛。
“为了她，你放弃了一切。为了取悦她，你放弃了成就你特质的全部东西，那些让你与众不同的全部。”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范妮失控。也许，我之所以把她打在我身上的拳头当成一种惩罚，是因为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吧？
待到这惩罚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范妮，冷静。”
她挣脱出去，把头埋进自己手里。我看见她两腿颤抖，浑身瘫软。
“我同意拍这些照片是因为我想把它们拿给你看，让你认清雯卡的真面目。”
“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因为当年的你肯定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怕你会做傻事，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雯卡或者你爸。我不想冒这种风险。”
她靠在车门上。我弯腰拾起她的皮包，小心翼翼地，以免被蛇咬到。包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一个记事本、一个钥匙包、一支口红。就在我把它们放回包里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对折的纸上。那是马克西姆发给我的《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的复印件。纸上写着同样的字迹：复仇！
“范妮，这是什么？”我站起身问道。
她从我手里接过那张纸。
“一封匿名信。我在信箱里发现的。”
突然间，空气变得凝重、紧张起来。我意识到，我和马克西姆面对的威胁比预想的更凶险。
“你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个吗？”
此时的范妮，绵软无力，几近崩溃。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成为复仇的目标。她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付我和马克西姆的人，为什么也对她采取了行动？
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
“范妮，请你回答我：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收到这封恐吓信吗？”
她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苍白、憔悴的脸。一团火正在她的瞳孔深处燃烧。
“妈的，我当然知道！”她冲我嚷道。
这回，轮到我发蒙了。
“呃……为什么？”
“因为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
在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情况已超出我的控制。我瘫软在地。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站在那儿，精疲力竭，像个放弃挣扎、不再求生的溺水者。最后，她无力地低声说道：
“从一开始就知道。”
接着，她崩溃了。彻底崩溃了。她顺着汽车滑落下去，倒在地上大哭起来。我赶紧过去扶起她。
“范妮，你和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和马克西姆干的。”
有那么一会儿，她抬起眼望向我，目光中满是讶异和惊恐。随后，她再次抽泣、颤抖起来，干脆坐到地上，把脸埋进双手中。我也蹲了下来，蹲在她身边，一边等她冷静下来，一边盯着太阳打在沥青路面上的硕大身影，我们两个人的身影。终于，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他是怎么死的？”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干脆向她讲述了全部经过，把我们最骇人的秘密统统告诉了她。我再一次舔舐着当年的伤口：当年发生的事，把我永远定格成了杀人犯。
听我讲完后，她似乎恢复了些许平静。这一番坦白，平复了我们彼此的情绪。
“可范妮，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点燃另一支烟，吸了好几口，仿佛烟草可以唤醒久远的记忆。
“暴风雪那天，也就是谁都记得的十二月十九日，那个星期六，我学习到很晚。那会儿，为了准备医学院的考试，我习惯了每天只睡四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变得神志不清，尤其是，当时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已经吃不起饭的情况下。那天夜里，我太饿了，饿得睡不着觉。三个星期前，法比安斯基女士，就是门卫的太太，由于可怜我，把学校食堂厨房的备用钥匙给了我。”
范妮的口袋里传出呼机的叫声，她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说：
“我在夜里走出宿舍楼。那会儿是凌晨三点。我穿过校园走向食堂。在那个时间段，所有门都是关着的，但我知道防火门的密码，打开防火门就能进到食堂里。天气太冷了，我赶紧进了屋。在厨房，我吃了一盒饼干，还带走了半袋软面包和一板巧克力。”
她的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好像已处于催眠状态，好像有人正在替她说话。
“回宿舍的路上，我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色有多美。雪已经停了。风吹走了云彩，留下璀璨的星空和圆圆的月亮。一切都太美了，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我的目光都没离开过湖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双脚踩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还有月亮在水面上映出的蓝色光芒。”
她的话，唤醒了我对冰雪中的蔚蓝海岸的记忆。范妮继续说道：
“突然，我发现头顶上有一缕奇怪的亮光，这才从美景中醒过神来。那缕光来自体育馆工地。我越靠近，越确定那亮光不太正常。整个工地都亮着，甚至还有发动机的声音。是机器的轰鸣声。我本能地认为自己不该走过去，却最终败给了好奇心……”
“你发现了什么？”
“深夜里，我看到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正在运转。这让我很震惊。这么冷的天，竟然有人在凌晨三点浇混凝土！接着，我身后出现了一个人，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身去，看见了艾哈迈德·葛祖阿尼，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工人。他望着我，几乎和我一样惊恐。我大叫起来，接着马上撒开腿跑回了宿舍。一直以来，我心里都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
“你是怎么猜到艾哈迈德正在把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砌进墙里？”
“不是我猜的，是艾哈迈德亲口告诉我的……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
“怎么回事？”
范妮转过身去，指了指身后的建筑。
“去年，他在这儿住院来着，就在四层，是胃癌。他不是我负责的病人，但有时，我会在晚上下班前过去看看他。一九七九年，我爸和他一起在尼斯商业港的工地上做过工，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艾哈迈德知道自己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所以，在死之前，他想心里清净些，就把所有事都讲给我听了。和你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我顿时无比担忧起来。
“既然他跟你说了，就也有可能告诉了别人。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都有谁来看过他？”
“一个人也没有。他一直在抱怨没人来探望他。当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回到比塞大去。”
我想起了马克西姆对我说过的话：艾哈迈德是在老家离世的。
“他这么做了，”我试探着说，“他离开医院回了突尼斯……”
“……几星期后就在那里过世了。”
范妮的呼机声再次回响在空旷的停车场里。
“这回我必须回去干活了。”
“嗯，快去吧。”
“等你和你爸谈完了，记得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向访客停车区走去。走到汽车旁，我不禁转过身去。我已走了二十米，可范妮却一步都没动，直直地望着我。逆光中，她的金发仿佛一盏神灯的熔丝。她的面容模糊不清，说她多大都不为过。
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她还是《碧海蓝天》之夏的那个范妮。而我，则变回了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
这辈子，我只喜欢过那样的托马斯·德加莱。
* * *
[1] 2016年7月14日，一辆大卡车撞向尼斯观看国庆日烟火表演的人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指马赛足球俱乐部。
[3] 美国摇滚乐队金发美女（Blondie）的主唱。
第9章 玫瑰的遭遇
家庭中的哪个位置可以让人觉得舒服些？在家庭以外的任何地方！
——埃尔韦·巴赞，法国作家
康斯坦斯街区的蜿蜒小路、橄榄树丛和修剪整齐的树篱，总会让我想起某些爵士乐的婉转流长。道路转角的幽雅景致，在田园诗般的自由对话中反复出现，相互呼应。
我父母住在苏盖特路，“苏盖特”源于奥克语，用来称呼小山丘，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高地。这块山丘位于昂蒂布城高处，曾经是康斯坦斯城堡的所在地，如今是城东的一大片农田区。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堡先后被改建成了诊所和私宅。大量的别墅和住宅楼也在周边地区拔地而起。我父母（还有马克西姆的父母）是在我出生后不久搬到这里来的；当年，这里还只有一条开满鲜花、人烟稀少的小路。我记得我和哥哥在那儿学会了骑自行车。周末，周边的居民会时不时地组织几场滚球比赛。如今，道路已被拓宽，车水马龙。虽然比不上第七号国道，却也相差不远。
行驶到七十四号时，我放下车窗，对着面前的紫色别墅按响了喇叭。没人应声，但电子门马上就开了。我加速驶上狭窄逶迤的水泥小径，驶向我儿时的家。
父亲只认奥迪这个牌子，他的车就停在门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做出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单枪匹马驾车上路。我觉得，这种行为完美地诠释了里夏尔·德加莱的为人。我把车停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那是一片镶着石子的花圃，上面停着一辆奔驰敞篷跑车，估计是母亲的。
阳光下，我迈开步子，边走边整理思路，琢磨着今天午后要在这儿完成的事。房子位于小山丘的顶端，每每来到这里，我都会为眼前的景色迷醉：棕榈树的颀长身影、天与海的纯净无瑕、海平线的无垠宽广。阳光刺眼，我伸出手搭在眉上。转头时，我看见了母亲，她双臂交叉在胸前，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已有近两年没见她了。我快步跨上台阶向她走去，一边迎接她的目光，一边细细打量着她。面对她时，我总会有种模模糊糊的惶恐与羞怯。与她共度的童年是宁静、快乐的，但高中时代和成年生活却拉开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安娜贝尔·德加莱（婚前名叫安娜贝尔·安托尼奥利）是个冰美人，典型的希区柯克女郎，不过少了些格蕾丝·凯莉的明艳照人和爱娃·玛丽·森特的千娇百媚。她面部棱角分明，身材细长高挑，外表上和父亲堪称绝配。今天的她，身穿剪裁时尚的长裤和配有拉链的外套。她的金发如今已几近灰色，可还没有变白。和上次见面相比，她老了一些。虽然我觉得她的风采没了往日的锐气，但她看起来仍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
“嘿，妈妈。”
“你好，托马斯。”
我看到，她冰冷的目光从未如此清澈与锐利。和往常一样，我犹豫着，不敢去拥抱她。每次，我都觉得她会向后退。这一回，我决定干脆不去冒这个险。
我突然想起了“奥地利丫头”，她小时候在意大利上学时的外号。安娜贝尔之所以那般冷漠，我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她坎坷的童年了。“二战”期间，我的外祖父安杰洛·安托尼奥利，皮埃蒙特的一个农民，被强行征兵至意大利远征军。从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冬，意大利半岛共有二十三万士兵被派往东方前线：从敖德萨到顿河两岸，再到斯大林格勒。其中一大半人一去不复返，安杰洛就是其中之一。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后，他被苏联人俘虏，在去往俘虏营的路上一命归西。一个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快乐孩子，就这样陷入了冰冷的俄国荒原，葬身于一场与他无关的战争中。这个家庭的不幸不止于此：在他远征期间，妻子怀了身孕，除了通奸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母亲是外祖母和一个奥地利季节工的禁忌之爱的结晶，她的出生在当时堪称丑闻。经历了这场火一般的洗礼，母亲变得出奇地坚强与冷漠。她永远给我这样一种感觉：没有任何事情能令她真正动容。这与我的敏感性格简直大相径庭。
“你生病的事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告诉你了又能怎样？”她问我。
“我只是很想知道，没别的。”
我和母亲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并非一直都有。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找得到默契的亲子时光，其中很多都是围绕小说和戏剧展开的。这并不是我受伤后的情感重建：在我初中之前的相册里，好多张照片上都绽放着她的笑脸，显然，当时的她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接着，不知为何，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现在，她和我的哥哥姐姐相处得都很好，却明显与我处不来。这倒是让我变得很特别，当然是很糟糕的那种特别。至少，我拥有他们没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去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可你为什么要去那儿浪费时间？”
“见见老朋友挺好的。”
“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这的确是事实，但我觉得她说话的方式很伤人。
“马克西姆是我的朋友。”
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太阳微闪的光晕中，她的身影酷似意大利教堂里的一尊大理石圣母像。
“托马斯，你为什么回来？”她接着说，“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书要宣传啊。”
“其实你可以装出高兴的样子来，不是吗？”
“那你是装的了？”
我叹了口气。我们分明是在原地打转，双方都堆积着对彼此的怨恨。有那么一刻，我差点把真相告诉她。我杀了人，尸体就在学校体育馆的承重墙里，下星期一，我就会因为谋杀而被扔进监狱。妈妈，你下次见到的我，要么是被两个警察押解着，要么是在监狱会客室的玻璃隔板后。
我大概不会这么做，但不管怎样，她都没给我留这个时间。只见她径直走向通往一层的楼梯，甚至都没叫我跟上。显然，她已经受够了。我也一样。
在陶瓦方砖铺就的露台上，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我听到了响亮的说话声，便走向了布满常春藤的铸铁阳台。父亲正在那儿和亚历山大聊得火热。亚历山大是我们家的老园丁，也负责打理家里的泳池。泳池漏水了。父亲觉得是出水口的问题，可亚历山大却没那么乐观，已经打算挖开草坪找水管了。
“嘿，爸爸。”
里夏尔抬起头，朝我轻轻示意了下，算是打过招呼，就像他前一天刚见过我似的。我当然记得，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找他，不过，在等待亚历山大离开的工夫，我决定去阁楼看一眼。
所谓阁楼，不过是个叫法罢了。这房子并没有什么阁楼，只有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地下室可以从外面直接进去，足有一百多平方米。我们把它当作储物间，从没真正收拾、布置过。
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布置得完美无缺，窗明几净、家具考究，然而，地下室却杂乱不堪，灯光昏暗凄凉、摇摆不定。这正是我对紫色别墅的被压抑的记忆。我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开辟出一条小路。在地下室最靠外的位置堆放着几辆旧自行车，还有一辆踏板车和几双轮滑鞋，应该是姐姐家的孩子们的。工具箱旁，在半掩着的篷布下，我发现了我当年的轻骑摩托。父亲是个机械迷，怎么可能忍住不去鼓捣它呢。只见车身被擦洗一新，漆色闪亮耀眼，轮圈被更换过，轮胎也是全新的：这辆103MVL简直漂亮得令人炫目。里夏尔甚至还找到了标致的原厂贴纸！稍远点的地方杂乱地堆放着玩具、行李箱和衣服。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服装上都从不吝啬。再远一些是成堆的书籍。这些书，我父母都曾读过，只是因为文学性不足而无法登上客厅书架的大雅之堂。有母亲酷爱的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还有父亲喜欢的、没那么知识分子气的文献及随笔。圣-琼·佩斯和马尔罗的作品裹着精装皮面，在书架上趾高气扬，而丹·布朗的书和《五十度灰》，则躺在杂物间里落满灰尘，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幕后生活”之所在。
在最后一堆杂物里，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那是放在乒乓球台上的两个纸箱，箱子上写着我的名字，里面盛满了回忆。我跑了两趟，把它们搬到楼上，拆箱分拣起来。
所有和一九九二年相关的东西，不管关联远近，我都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它们可能对我的调查有用。一个被修正液毁掉的青绿色依斯帕背包中有一个装满方格纸的文件夹，纸上是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成绩单上的评语证明我曾是一个听话的优等生——“学习态度非常积极”“认真听讲，主动性强”“适度参与课堂互动”“思维活跃”。
我再次沉浸在那份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作业里：《幽谷睡者》的读后感和《魂断日内瓦》开篇的阅读心得。我甚至还找到了几张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批改过的哲学作业。我高三的哲学是他教的。在一篇关于“艺术可否摒弃规则？”的论述里，他写了“思辨能力佳。14/20[1]”。在另一份关于“我们能否理解激情？”（这绝对是个大问题……）的作业里，他甚至过分赞扬了我：“高质量作业。虽有些许粗心大意，却对概念掌握灵活，举例生动，不论在文学还是哲学层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16/20。”
纸箱里还有其他宝贝：高三班的合影，以及我为雯卡精心录制的一套混音带。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敢把带子交给她。我随手拿起一个磁带盒，重温着上面写的歌单，那是我生命的原声带。当年的托马斯·德加莱被完完整整地诠释在歌词与音乐中。那时的他还是个与众不同的善良男生，有点和现实脱节，对时尚麻木迟钝。磁带里的曲子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桑松·弗朗索瓦演绎的肖邦作品、让·费拉演唱的《艾尔莎的眼睛》、雷欧·费雷朗诵的《地狱一季》，还有范·莫里森的《月光舞曲》以及佛莱迪·摩克瑞的《爱会杀人》，后者恰恰预示了我的情感走向……
箱子里也有书，都是些当年陪伴我的口袋书，书页已经破旧泛黄了。我常常在采访中提起这些书的名字，接着再肯定地加上一句：“书，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永生远离孤独。”
如果这一切真的如此简单该有多好……
在这些书里，有一本并不属于我。那是我在杀人后的第二天从雯卡的房间里拿出来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书中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不禁发出一阵冷笑。当年，我被这个题记震住了。如今，我已知道，这段话是那个龌龊的傻蛋从维克多·雨果写给朱丽叶·德鲁埃的信里剽窃来的。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托马斯，你在这儿搞什么？”
我转过身去，只见父亲拿着整枝剪走进了厨房。
真是说伪君子，伪君子就到了……
父亲虽然不重感情，却没那么排斥拥抱一类的身体接触。然而这次，当他张开双臂时，想退后一步的却是我。
“在纽约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特朗普搞得很糟心？”他一边问，一边在水龙头下仔细洗手。
“我们可以去你的书房吗？”我无视他的提问，径直对他说，“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母亲正在旁边走来走去，我暂时还不想让她卷入其中。
里夏尔一边擦手，一边抱怨我的神神秘秘，接着便把我带进了他在楼上的一方小天地。那是一间藏书丰富的宽敞书房，布置得有点像英国的吸烟室：切斯特菲尔德沙发、非洲小雕像，还有各式老猎枪。两扇大玻璃窗让这里成为整座房子的最佳观景点。
一进门，我就把手机递给了他。屏幕上是《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文中详述了发现装有十万法郎的运动包一事。
“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里夏尔抓起眼镜，但没有戴上，只是透过镜片迅速朝屏幕瞟了一眼，随后就把它放下了。
“看过了，这事太离谱了。”
他交叉双臂，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用下巴指了指泳池周围草坪上的黑点。
“现在咱们家到处都是这些该死的松鼠。它们甚至咬断了电线。真是不可思议。”
我把他拉回到文章上来：
“这笔钱被放在那儿时，差不多就是你在任的时候，对吧？”
“可能是吧，我记不清了。”他头也没回，装腔作势地说，“有一棵棕榈树必须得砍了，你看到了吗？都是红棕象甲虫给害的病。”
“你难道不知道这包是谁的吗？”
“什么包？”
“装着巨款的包。”
里夏尔发火了：
“我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拿这事来烦我？”
“有个记者告诉我，警察提取了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罗克维尔的。你还记得她吗？”
听到雯卡这个名字，里夏尔突然转过身来面向我，坐进了一把碎纹皮的扶手椅里。
“当然记得，那个失踪的女生。她……像玫瑰一样明艳。”
让我无比惊讶的是，这位曾经的法语老师，竟眯起眼睛，朗诵起了弗朗索瓦·德·马勒布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