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昨天，也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去了帕皮提。我的祖父母已在塔希提岛定居了十几年，我们家每两年就会去那儿过一次圣诞节。今年，由于成绩不尽人意，我放弃了度假。至于母亲，她决定年底去朗德，探望她的姐姐吉奥瓦娜；吉奥瓦娜刚做了个大手术，恢复得不太好。母亲明天才出发，目前，作为学校的主管人，她正在为这艘在风雪中飘摇的船只掌舵。
一大早开始，由于暴雪天气，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在当时的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根本无法指望撒盐车和扫雪车清除路面的积雪。半小时前，母亲因为紧急事件被叫出去了。一辆送货卡车由于路面湿滑结冰，在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前侧翻，堵住了校门。陷入绝望的母亲联系了马克西姆的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弗朗西斯答应会尽快赶来。
我拿起电话听筒，心想要么是恶劣天气引起的第N个紧急事件，要么是马克西姆打来取消碰面的。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会相约去迪诺咖啡厅玩桌式足球，用录像机看连续剧，互换CD，开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昂蒂布超市停车场里的麦当劳门口转悠，最后再一起回家看《今日足球》，欣赏法甲的进球时刻。
“来一趟，托马斯，求你了！”
我的心一紧。不是马克西姆，是雯卡，声音闷闷的。我还以为她回波士顿老家了，但她告诉我她还在圣埃克苏佩里，说她觉得不太舒服，想要见我。
每次雯卡给我打来电话或对我说话，我都会重拾希望，随叫随到。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有多可悲。这一次，我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还一边这么做一边咒骂自己的软弱与不自重，遗憾自己无法拥有一颗故作冷漠的强大内心。
本应在傍晚时分出现的回暖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冷得刺骨，密史脱拉风狂暴地吹打着棉絮般的雪花。我出来得太急，忘了穿双长靴或雪鞋，脚上的Air Max耐克鞋深陷进雪地。我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弯着腰迎风前行，貌似正在追赶熊的杰里迈亚·约翰逊[1]。尽管我走得很急，而且学生宿舍区离我父母的教工楼只有一百多米，我还是花了近十分钟才走到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在风雪之中，这座蔚蓝色的建筑已然失去原本的色彩，变成了被白色迷雾笼罩的一团灰影。
一楼大厅空荡荡、冷冰冰的，连学生公用休息室的拉门都被关上了。我掸掉鞋上的雪，大步流星地上了楼。在走廊里，我敲了好几下雯卡的房门。由于一直没有回应，我便推开门走了进去。明亮的房间里散发着香草和安息香的味道，那是亚美尼亚熏香纸特有的香气。
雯卡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红棕色的长发完全被棉被遮住了。被子上反射出乳白色的光，那光来自飘雪的天空。我走近她，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好烫。在半睡半醒中，雯卡咕哝了几个字，眼睛一直没有睁开。我决定不叫醒她，走进浴室，想给她找片退烧药。医药箱里堆满了安眠药、镇静剂、止疼药等药物，但我没找到扑热息痛。
我走出房间，敲响了走廊尽头的房门。范妮·卜拉希米的脸庞出现在门口。我知道自己可以信任她。虽然自这学期开学以来，由于彼此学业繁重，我们很少见面，但她依然是个忠实的朋友。
“嘿，托马斯。”她边说边摘掉卡在鼻梁上的眼镜。
她穿着撕裂款牛仔裤和加大号的马海毛毛衣，踩着破旧的匡威鞋，烟熏眼妆几乎令她眼里的优雅与光亮消失殆尽。不过这妆容和她正在播放的治疗乐队（The Cure）的唱片很搭。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我跟她讲了是怎么回事，问她有没有扑热息痛。就在她去帮我找药的时候，我打开了房间里的小煤气炉烧水。
“我给你找到了多利潘[2]。”她走过来对我说。
“谢谢。你能给她沏点儿茶吗？”
“好的，交给我吧。我会多加糖，免得她脱水严重。”
我回到雯卡的房间。她睁开眼，坐起来靠在枕头上。
“把药吃了，”我递给她两片药说，“你烧得太厉害了。”
她神志依然清醒，但情况很糟糕。当我问她为什么打电话叫我过来时，她泣不成声。尽管发着烧，尽管面容憔悴、布满泪痕，她还是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一种难以名状的、空灵的、梦幻的气质，宛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歌里的钢片琴声，纯净、清澈。
“托马斯……”她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了？”
“我就是个恶魔。”
“胡说。干吗这么说自己？”
她向床边桌欠了欠身，拿起一样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支钢笔，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根验孕棒。
“我怀孕了。”
看着那代表阳性检测结果的小竖杠时，我想起了亚历克西斯的信，想起了那些让我心碎的句子：“不久后，我们就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将把你我的命运封印成永恒。他会拥有你天使般的笑容和银色的眸子。”
“你得帮帮我，托马斯。”
我心乱如麻，完全不知道能给予她怎样的安慰。
“我不想的，你知道……我不想。”她含混不清地说。
就在我坐到她身边时，她哭着向我道出了隐情：
“不是我的错！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
我震惊不已，让她再说一遍。她明确地说：
“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
这句话，一字一字，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和他上床。”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这个混蛋，竟然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
我站起身，下定决心采取行动。
“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我一边向她保证，一边朝门口走去，“我晚点再回来看你。”
然后，我就走出房门，还撞上了正端着茶盘往里走的范妮。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说的最后几句话里藏着两个谎言。第一，我并没有把什么都处理好，而是恰恰相反。第二，我没有回来看雯卡。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回来时，她已经永远消失了。
外面，雪已经停了，但在金属质感的乌云的笼罩下，到处都灰蒙蒙的。天很低，用沉重的压迫感为即将到来的黑夜拉开了序幕。
我心乱如麻。走出房间时，我因为雯卡的哭诉而怒火中烧，愤愤不平，同时又带着某种决绝。突然，一切都明了了：亚历克西斯是个骗子，一个强奸犯。我对雯卡来说依然重要，需要帮助时，她找的人是我。
教师公寓楼离这儿并不远。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国人。他毕业于汉堡大学，以当地雇员的身份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任教。作为住校老师，他在湖边的一座小楼里有间教工公寓。
为了去他的公寓，我从体育馆的工地抄了近路。水泥板、地基、混凝土搅拌机、砖墙已然消失，统统被掩埋在厚厚的白雪之下。
我精挑细选，最后选中了一根铁棍做武器。那根被工人们丢弃的铁棍就躺在沙堆旁的手推车里。自此，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早有预谋。我身体里的某样东西被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暴力裹挟着我、刺激着我。那种状态，我此生只经历过一次。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空气，它既冰冷又炽热，既纯净又肮脏，令我极度兴奋。那时的我，不再是个在数学题面前唉声叹气的孱弱学生，而是个斗士，一个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勇士。
当我来到教师公寓楼前时，夜幕已然降临。远处的灰色湖面上，天空的银光在微微颤抖。
白天（包括周末在内），进入一层大厅既不需要按铃也不用钥匙。和学生公寓一样，这座楼冰冷寂静、毫无生气。我脚步坚定地爬上楼梯。我知道我们的哲学老师就在房间里，因为早上我听到他打电话给我母亲说，由于天气恶劣，飞往慕尼黑的航班被取消了。
我敲响了他的房门，门的那一边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给我开了门，没有丝毫戒心。
“呀，你好，托马斯！”
他很像网球运动员塞德里克·皮奥林：古铜肤色，身材魁梧，鬈发一直到后颈下。他比我高十厘米，也比我健壮得多，但此刻的我对他没有丝毫畏惧。
“你瞧这天气！”他大声说，“我本来打算去贝希特斯加登滑雪的。我敢肯定，咱们这儿的雪比那里还多！”
房间很暖，门口放着一个大旅行包。迷你电台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今天的《幻象天地》节目就到这里了，但请您继续留在法国音乐电台，倾听阿兰·热尔贝和他的爵士乐……”
就在把我请进门的那一刻，克雷芒发现了我手里的铁棍。
“你这是……”他睁圆双眼说。
犹豫和寒暄都该终结了。
第一击是自动落下的，就好像有人替我挥出去了一样；它落在了哲学老师的胸口上，令他摇摇晃晃，惊诧不已。第二击打爆了他的膝盖，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你这个变态，为什么要强奸她！”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试图抓着分隔卧室和小厨房的吧台站起来，却把它推倒了。一摞碟子和一瓶圣培露气泡水在瓷砖地面上摔得粉碎，但依然无法让冲动的我停下手来。
我已经完全失控了。哲学老师已然倒下，而我却仍在暴打他，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我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裹挟着，有节奏地挥动着铁棍。在一顿乱棍后，我开始用脚狠狠踢他。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这个坏蛋侵犯雯卡的画面，这让我变得越发愤怒和狂躁。我看不见克雷芒了。我已身不由己。我清楚自己正在做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却无力恢复镇静。我被死死困住，变成了造物主手中的木偶。
我不是杀人犯。
脑海里不断回响起这句话。轻轻地。唤我逃脱。走入绝境前的最后一次召唤。我突然间扔下铁棍，凝固不动了。
趁我犹豫之时，克雷芒使出全身气力，拽住我的小腿肚。由于鞋底太滑，我失去了平衡。这次轮到我躺倒在地了。他虽然伤得很重，却如闪电般蹿到我身上，从猎物变成了进攻者。他用全身的重量压住我，两只膝盖像钳子一样将我紧紧夹住，使我动弹不得。
我张开嘴大叫，但克雷芒已经抓起一块玻璃瓶的碎片。我无力地看着他举起胳膊，用长长的玻璃片刺向我。接着，时间静止了，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消散殆尽。那时的每一秒，过得比几分钟还长。那几秒钟，已然颠覆了诸多存在。
突然，一切又都加速了。一股温热的、浅棕色的血，喷溅到我的脸上。克雷芒的身体渐渐瘫软，我趁机抽出胳膊擦了擦眼睛。当我睁开双眼时，我的视线是模糊的。但在哲学老师灰暗的身影上方，我恍惚看见了马克西姆的轮廓，看见了他的浅色头发，挑战者运动衫，还有那件拼接灰色羊毛的泰迪红皮夹克。
马克西姆只刺了一刀。动作迅速。刀片锋利，只比切纸刀长那么一点点，只轻轻吻了吻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喉咙。
“快叫救护车！”我起身大叫道。
可是，我清楚得很，太晚了。克雷芒死了。而我，浑身上下都是血。脸上，头发上，毛衣上，鞋上。甚至还有嘴唇和舌尖上。
有好一会儿，马克西姆和我一样，瘫软，颓唐，绝望，不发一语。
我们该通知的，不是消防员也不是救护车，而是警察。
“等下！我爸爸可能还在那儿！”醒过神来的马克西姆叫道。
“在哪儿？”
“保安值班室附近！”
他走出克雷芒的公寓，冲下楼梯，把我一个人留在尸体旁，我们刚刚杀死的男人的尸体旁。
我独自待了多久？五分钟？一刻钟？被寂静完全笼罩的我，再一次觉得时间已然静止。我记得，当时为了不看尸体，我紧紧靠在窗前。窗外，微微颤动的湖面向黑暗深处延展，仿佛有人按动了开关，熄灭了所有亮光。我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东西上，思绪却沉浸在了茫茫雪光里。
那深渊一样的白，让我不禁想到我们以后的生活。我知道，平衡已被完全地、永久性地打破了。那既不是可以抹去的一页，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是在大雪之下突然现身的地狱之火。
这时，楼梯上传来声音，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带着儿子和工头出现在了房间里。这个建筑公司老板依旧是老样子：散乱的花白头发，溅了油漆点的皮大衣，过分前挺的胸脯，超重导致的笨拙。
“孩子，你还好吗？”他一边问我，一边寻找着我的目光。
我已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大身板让人觉得整个房间都被他占据了，然而，他轻柔且坚定的步伐却与这厚重的体形形成了强烈反差。
弗朗西斯站定在房间中央，认真思考了整件事情，令人捉摸不透的脸波澜不惊，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仿佛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如此悲剧。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交给我了。”他宣布道，目光交替落在我和马克西姆身上。
我想，就是在听到他沉着冷静的声音后，我终于明白，他示人的法西斯分子形象不过是张面具，那并不是真实的他。在这灰暗的时刻，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更像是个冷血的黑帮老大。对我来说，弗朗西斯就像“教父”，如果他真能解救我们，我愿意什么都听他的。
“咱们把这儿清理下，”他一边说，一边转向工头艾哈迈德，“不过，你得先去小卡车里把篷布拿来。”
这个突尼斯工头脸色苍白，目光惊愕。在动手前，他不禁开口问道：
“老板，您打算怎么办？”
“把他扔进墙里。”弗朗西斯抬了抬下巴，指向那具尸体。
“什么墙？”艾哈迈德问。
“体育馆里的那面墙。”
* * *
[1] 西部剧情片《杰里迈亚·约翰逊》中的人物。
[2] 法国的一种常用退烧止疼药。
第5章 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
最能使过去变得鲜活的，是我们曾经赋予它的味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作家
今天
2017年5月13日
“我再没和我爸提起过这件事。”马克西姆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一缕阳光把他的芝宝打火机照得闪亮，漆壳机身上刻着日本版画《神奈川冲浪里》。我们告别体育馆令人窒息的氛围，来到高处的“鹰巢”，那是一块悬在湖面上的、开满鲜花的岩丘。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把尸体放在墙的哪个位置了。”我的朋友接着说。
“也许现在该问问他了，你觉得呢？”
“我爸去年冬天去世了，托马斯。”
“妈的。抱歉。”
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影子在我们的对话中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在我眼里，马克西姆的父亲一直是坚不可摧的。他就像一块岩石，所有那些自不量力向他发起进攻的人，都会在他身上摔得粉身碎骨。然而，死神是个特别的对手，永远是最后的胜者。
“他是怎么去世的？”
马克西姆深深吸了口气，眨了眨眼睛。
“这事听起来会让人很难受，”他提醒我说，“这几年，他常常住在奥蕾莉亚庄园。你知道是哪儿吧？”
我点头表示知道。那片位于尼斯高处、戒备森严的豪宅区，我怎么会不知道。
“年底的时候，那一带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有时非常暴力。即使别墅里有人，那些混混也照闯不误。当时有过几起非法监禁和捆绑案件。”
“弗朗西斯是其中的受害者？”
“是的，就在圣诞节期间。他在家里一直放着武器，可是没来得及用。劫匪们把他捆了起来，拳打脚踢。被袭击后，他心脏病突发，就这么走了。”
入室盗窃，和沿海地带的混凝土建筑、道路的经常性拥堵、大众旅游导致的人口过剩，同为蔚蓝海岸的几大顽疾……
“凶手抓到了吗？”
“抓到了，是一群马其顿盗匪。有组织的一伙人。警察抓住了两三个，现在关着呢。”
我把臂肘支在栏杆上。从半月形的平台望去，可以看到绝美的湖景。
“除了弗朗西斯外，谁还知道克雷芒被杀的事？”
“你和我，没了。”马克西姆肯定地说，“你是了解我爸的：他的嘴严得很……”
“你丈夫呢？”
他摇了摇头。
“妈的，我可不想让奥利维耶知道这件事。这么多年了，我从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桩杀人案。”
“还有工头艾哈迈德·加祖阿尼呢！”
马克西姆质疑道：
“他是最不会开口的人。这桩杀人事件，他是共犯，和别人说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还活着吗？”
“没有，已经被癌症折磨死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回到了比塞大，在那边走的。”
我戴上太阳镜。时间已近正午，太阳高悬在空中，把我们所在的鹰巢烤得火热。这里只围了一圈木栅，既危险又令人神往。一直以来，鹰巢地带都不准学生进入。但作为校长的儿子，我有些特权。我和雯卡曾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对着湖面的月光在这里抽烟，喝橘子甜酒，那真是段美妙的回忆。
“给我们留字条的人肯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马克西姆恼火地说。
他吸了最后一口烟，直到把烟吸得只剩下过滤嘴。
“那个家伙，克雷芒，他有家人吗？”
我对那个哲学老师的家庭情况了然于心：
“克雷芒是独生子，他父母在当年就已经很大岁数了，现在应该也撒手人寰了吧。总之，威胁不是从那边来的。”
“那是从哪儿来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吗？他已经烦我好几个月了。自从我公开支持马克龙以来，他就对我展开了全面调查，甚至翻出了我父亲的所有旧账。还有，关于雯卡，他还写过一本书呢，你记得吧？”
也许是我过于天真，不过我真不认为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会这么费尽心机地逼迫我们暴露。
“他的确很八卦，”我对这点表示认同，“但我不认为匿名信是他写的。如果他有所怀疑，会直接向我们发难。恰恰相反，他告诉了我一件事，让我很担心，就是在旧储物柜里找到的那些钱。”
“你说什么？”
原来马克西姆不知道这件事。我简要向他说明了情况：发大水，在一个包里发现了十万法郎，提取出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的。
“问题是，存放那笔钱的储物柜，是我的柜子。”
马克西姆有些发蒙，皱起了眉头。我继续对他解释说：
“我父母在圣埃克苏佩里任职前，我曾跟学校申请了一间宿舍，上高一的时候住了一年。”
“我记得。”
“成功调任并且分到教工公寓后，他们让我退掉宿舍，留给别的学生。”
“你这么做了？”
“是的，只不过那家伙不用储物柜，而且从没找我要过钥匙，所以我就一直留着。那柜子我几乎没怎么用过，直到雯卡要走了钥匙。在她失踪前几星期。”
“但她没有告诉你是为了放钱？”
“完全没有！储物柜这件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就连雯卡失踪时，我都没想到两者间会有丝毫的关联。”
“直到现在都没人找到过雯卡的踪迹，这一点还是很蹊跷的。”
马克西姆扶着一面矮石墙，向前走了几步，和我一起站在了阳光下。这回，连他也唱起了我听了一上午的老调。
“我们从没真正了解过雯卡。”
“不，我们很了解她。她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认识她，但不了解她。”他坚持说。
“你什么意思？”
“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她很爱克雷芒：你找到的那些信，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你记得那张照片吧？就是期末舞会上，她深情注视克雷芒的那张。”
“那又怎样？”
“怎样？为什么几天后，她要说是那家伙强奸了她？”
“你认为我对你撒了谎？”
“没有，但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雯卡还活着呢？说不定那些字条是她写给我们的。”
“我也想到这儿了，”我承认道，“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复仇。因为我们杀了她的心上人。”
我被气得发了疯：
“妈的，她怕他，马克西姆！我向你发誓。这是她对我说的，甚至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
“她也许是在胡说呢。那时候，她常常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什么该死的药她都敢拿来吃。”
我终止了这场争论：
“不是的，她跟我重复了这句话。那家伙就是个强奸犯。”
马克西姆的脸沉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他失神地注视着湖面，随后转向了我。
“她当年真的怀孕了？你一直是这么跟我说的。”
“是的，这是她告诉我的，千真万确。”
“如果这是真的，而且她生下了那孩子，小孩今年应该已经二十五岁了。也许是克雷芒的儿子或女儿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吧。”
我的脑子里也曾闪现过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于我而言，与其说它合理，不如说它传奇。类似于侦探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转折。我如是回答马克西姆，但没能完全说服他。接着，我决定和他谈谈目前我认为最紧要的事。
“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马克西姆。二〇一六年初，我回法国做新书宣传时，和鲁瓦西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吵了一架。那个白痴故意侮辱一个变性人，管那人叫‘先生’。那件事闹得挺大的，我被拘留了几小时，然后……”
“他们记录了你的指纹！”他猜测道。
“是的，我的指纹被收录进了国家数据库。也就是说，时间紧迫，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一旦尸体和铁棍被发现，如果上面还留有一个指纹，我就会被查出来，接着被逮捕和审讯。”
“那会改变什么吗？”
我把前一天夜里在飞机上做的决定告诉了他：
“我不会把你们扯进来，你，还有你爸爸。我会把一切都揽在我自己身上。我会说是我一个人杀了克雷芒，然后让艾哈迈德帮我处理了尸体。”
“没人会相信你。还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牺牲你自己？”
“我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所谓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
“不行，这没道理！”他一边眨眼一边吼道。
马克西姆眼圈乌黑，面色憔悴，看起来像两天没合眼似的。我的提议非但没能安抚他的情绪，反倒让他更紧张了。经过一再的坚持，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
“警察已经查出些东西了，托马斯。我确定，你没法把我择出去。昨天晚上，我接到昂蒂布警局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局长本人，樊尚·德布鲁因，他……”
“德布鲁因？和以前那个法官是一家的？”
“对，是他的儿子。”
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斯潘政府曾任命伊万·德布鲁因为尼斯大审法院院长，决心给蔚蓝海岸地区的官商勾结现象致命一击。可怕的伊万（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前来赴任时，仿佛白色骑士一般高调。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十五年，始终致力于打压共济会网络和民选代表的贪污受贿行为。这位法官最近退休了，让某些人松了口气。说实话，在这一带，虽然很多人都讨厌德布鲁因和他的达拉·基耶撒[1]做派，但即便是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认可他那股韧劲。如果他的儿子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那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的，将是一个有手腕的警察。民选代表以及所有和名流显贵沾边的人都是他的敌视对象。
“德布鲁因具体和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赶紧去警局见他，说有事要问我。我跟他说今天下午过去。”
“那你快去吧，这样我们就能心里有数了。”
“我害怕。”他向我坦白。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尽力安慰他说：
“这又不是个正式的问询。德布鲁因可能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应该是想从你这儿钓些信息。要是真知道了什么具体情况，他就不会这么行事了。”
马克西姆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焦躁不安。他又解开衬衫的一粒扣子，随后擦了擦额上的大颗汗珠。
“头上顶着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再也没法生活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
“不，马克西姆！努力坚持住，至少这个周末要挺住。我知道这很难，但有人正在想办法吓唬我们、动摇我们。不要上当。”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这边会去调查。你也看到了，现在情况很乱。给我点儿时间，我得查清楚雯卡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