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代美不想回答,实际上她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也不觉得自己能答得上什么。
不过,正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反而好奇起媒体又知道些什么来。警察为慎重起见什么都不透露,媒体则可能提供一些消息。
“就在门口行吗?”
听到贵代美这样说,内藤答了一声“谢谢您”。
内藤站在玄关,嘴角挂着一丝世故狡黠的笑,递上名片。
“我不是什么坏人。这次的采访是为了给《平日周刊》发稿用的,我还在自己的网络杂志和推特上写东西。”他的名片上印着推特账号和主页地址。
“其实,关于昨天发现遗体的那个案子,我已经向被害人仓桥与志彦身边的人打听了许多关于他生前的情况。”
内藤由此切入主题,同时翻开记事本。拿记事本的那只手上,同时还捏着一支录音笔。
“哦,对了,规士现在在家吗?”
“现在不在。”贵代美心想他应该不知道规士失踪的事情,回答道。
“是吗?”内藤若无其事地回应着,不再深究,“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您家的规士和仓桥是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所以我想,如果他有仓桥的照片可否借我用用?”
“这个我不大清楚。”
“他们在武州户泽FC青年队曾是队友吧,当初训练时的照片,或者您替他们照的照片有没有?”
哦,原来规士是在球队里认识了仓桥与志彦……贵代美心中暗想,表情没有变化。
规士初中时加入了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是关东联赛的豪强,许多前辈都成了活跃在J联赛(1)的选手。同一届有将近五十人的样子,跟学校的校队比起来,选手储备要丰厚得多。一直到初三上半学期,规士都是在二队或三队里训练。初三某个时候终于升上一队,贵代美才得以和一登一起去看了几场比赛,不过规士登场亮相多是在下半场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有一次,焦急等待了许久才终于等来他上场,贵代美正兴奋地打开相机准备照相,结束的哨声就吹响了。
后来选拔期间,规士因为腿部伤病没能选上青年队,于是选择了在高中校队里继续踢球。户泽高中在全国高校大赛预选赛里经常取得好成绩,据说是名门强队,规士看上去也调整好了心态,表现得很积极。因为他踢过俱乐部少年队,很快就被安排进一队开始了训练,这有可能招致了嫉恨。他本人并不怎么提这些,但贵代美怀疑应该是被学长们针对了——一场队内分组对抗赛里有人从背后铲球,造成他膝盖半月板损伤,伤势严重。
那都是后话了。规士踢少年队的时候,活跃在一队的机会并不多,贵代美也没拍多少照片。每天无论早晚,贵代美都接送规士训练,但为了不给他造成心理负担,她并不常在旁边观看。
真找一找,或许也能找出俱乐部时期的纪念照。但她并没有专程去找出来借给这个记者的打算。因为她忽然意识到,他嘴上说想找被害人的照片,说不定其实是想要规士的。这记者之前都查了什么,查到什么程度,她还不清楚。
“我几乎没去看过他比赛,恐怕没什么照片。”贵代美答道。
“这样啊,”内藤表示遗憾,又继续道,“规士提起过任何关于仓桥的事情吗?”
“没有,我儿子在家里不怎么谈论他的朋友,从没听过……”
“那关于这次的案子,他总该说过些什么吧?”
“这……”贵代美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言辞模糊。
“该不会是……自从案发之后,规士都还没回来过吧?”内藤歪着头,程度十分夸张。
“我们也在担心,他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贵代美本不想回答,但转念一想,此时缄口也很可疑,这才勉强挤出声音,“他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们也很着急……”
“哦——”内藤颇有深意地说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家里走的?”
“前天夜里。”
内藤再次轻轻“哦”了一声。
“案发前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跟平常一样。”
“他出门时说了什么没有?”
“只说了句‘出去下’,我就让他早点回来……跟平时没什么不同。”
“看他的表现,有没有类似伙伴之间闹过矛盾的迹象?”
贵代美又一次显得有些难以启齿。
“有吗?”
“也不算,前不久他脸上有块瘀青,但他本人说不是什么大事……”
“大概什么时候?”
“这个月月初吧……大概半个月前。”
“嗯——”内藤的鼻子喘着粗气,看起来正暗自兴奋,“原来还有这回事……我打听到,半个月前,仓桥也有过脸上瘀青的情况……不知道有什么关联没有,这就很让人好奇了。”
他嘀嘀咕咕地独自言语着。他那么说,让人感觉这之间肯定是有什么关系,但贵代美并没开口多问。
“哎呀,这可真是没想到,”内藤盯着记事本的脸抬了起来,“不知道您听说没有,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从那辆装着仓桥遗体的车上跑下来逃走的人,应该是两个。我为了打听消息,从今早开始把仓桥那些玩伴的家全都跑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几名少年自案发后就失联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给对方思考的时间,又继续道,“规士其实是第三个。”
“什么?”
“唉,不知道这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这句话,并非要从贵代美这里寻求答案。看他若有所思地独自点头,应该是在说给自己听。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着他那副模样,贵代美也在心里想。
***
(1)J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简称。


第9章
一登把雅送到补习班后,又去户泽警察局提交了规士的失踪人口申请书,回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和他出门时见到的并非同一个人。
“您好,我是《新都新闻》的记者,想就昨天的事情跟您做个采访。”
刚一下车,对方就上前来搭话。一登心想,他们果然是媒体的人,就回道:“来我家也没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说完就朝玄关方向走去。
“规士是住在这里吧?他现在在家吗?”
一登家的房子为了突显开放性,并没有做院墙和院门,这让记者钻了空子。只见他毫无顾忌地闯入私人土地,追问着一登。
“我刚回来,还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如果他在家,我想问他一些问题。”
一登没有表态,对记者视而不见,直接进了家门。
客厅里没有人,他看了看卧室,发现贵代美躺在床上。她并没睡觉。
“媒体的记者一个接着一个……”贵代美叫苦道。
“别理他们就行。又不关我们家什么事。”
接下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一登不禁想象众多媒体架起摄像机围在自家门前的情景,心也随之沉了下去。眼下规士和案件的关系还不明了,这种现状才得以维持,一旦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他们所畏惧的最坏情况成了事实并被公之于众,方才想象中的景象将瞬间变为现实。
门铃响了,估计是门外那个记者。一登心想他真厚脸皮,心中很厌烦。
“我儿子不在。”一登回到客厅,按下对讲按钮开口道。
那一头回:“他去哪里了?您是他父亲吧,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很不好意思,请另找别人吧。”
哪怕讲到这个地步,对方仍旧不管不顾地说个不停,一登只好说声“抱歉”然后单方面终止了通话。
门铃很快再次响起。
一登下意识地咂了咂嘴,狠狠瞪着出现在液晶屏里的记者。
他决定不再理会,转身就往卧室走,这时电话又响了。
一登心中诧异,拿起听筒,果然是媒体。
“打扰了,我这边是都市电视台新闻中心,请问是石川规士家吗?”
一登重复了一遍面对门外记者时的回答,对方却紧咬不放,一登只得近乎强制地挂上了电话。
这下麻烦了……一登在心中想着,深深叹息。电话关乎工作,不接不行。陌生号码也有可能是新客户。
另一个想法同一时间划过脑海:不,这种担忧已经不切实际了。
自己的工作接下来还能不能保持原状持续下去?非常可惜,完全无法保证。
如果真的查明规士就是这次残忍的少年谋杀案的凶手之一,即便媒体不进行实名报道,小道消息也会在当地及周边地区传开来。
一个犯案少年的父亲,还能像往常那样继续工作吗?
这种事,光想想就后背发凉。
他走进厨房,从冰箱里取出大麦茶倒了一杯。已经快下午两点了,午饭都还没准备。不过他本就没什么食欲,也不打算提醒贵代美。
正喝着大麦茶,电话又响了。是从工作室转过来的电话,高山建筑公司的老板打来的。
“一登老师,”对方大致报告了长假期间秋田那边房子的工程进展,然后说道,“唉,聊句不相干的话,现在这世道可真是太不像话了……”最后,他感慨道,“一登老师,昨天那事你也听说了吧?”
“昨天的事……?”
在这个地方,要说昨天的事那只有一件。一登选择等对方表态,他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试探自己知道了多少。
“就是私刑杀害一名高中生,藏到车后备厢里,结果被人发现的那件案子呀。听说那些凶手直接弃车逃跑了……”
“唉……”一登含含糊糊地回应着,心里只想这个话题早些结束。
高山老板并不理会一登兴味索然的反应,自顾自地继续着话题:“那个被害的孩子呀,是花冢师傅女儿的儿子,也就是他外孙。”
“啊?他是花冢家的?!”
“花冢涂装”是一家泥瓦工坊,尤其刷熟石灰墙的手艺,在当地没人比得上。老板花冢也是个手艺人,干这一行五十年了,带着七八个徒弟一起接活儿干,以决不妥协退让的工作风格受到好评。也正因为他的顽固,工作上并不太好合作。再加上他有着接不完的生意,所以一登就很少找他。不过每当有重要或难度高的墙面要刷,一登都会通过他的老朋友高山老板找到他为自己一展身手。
这么说,仓桥与志彦竟是那个花冢师傅的外孙。一登只觉得这太意外了。
“早上,花冢给我打电话了,我光是听着就难受得不行。那么个硬脾气的手艺人,居然眼泪哗哗地说‘我已经没法继续干活儿了’。唉,虽说那是他外孙,但也是常常上他家去玩,据说花冢很疼他,现在这样也不是不能理解。听说,那孩子还说高中毕业后要到爷爷那儿去当徒弟学手艺呢。你说,这么个掌中宝,居然被那么残忍地杀害了,这谁受得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做那么绝,实在是太残忍了。”
一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被害人的亲人们恸哭的惨状仿佛就在眼前,他除了沉默别无选择。这太过现实,对着被害人姓名和照片编织出的想象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据说像那样的案子,遗体不会立刻归还家属。得放在警察那里保管,又是解剖又是调查的,有好多道程序。辨认遗体时,花冢陪他女儿一起去了,那叫一个惨呀!他一眼都没认出来那是他外孙。脸全肿了,浑身发黑,身上刀伤数都数不清,活活给折磨死了。他们哭得死去活来,究竟这是造了什么孽?”
真是一桩惨案——一登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光是听到那些话就让人心情沉重。
这样一件惨案,规士竟然有可能与之相关。
不过关于这一点,他终究觉得不大现实。
除非规士本人出面承认,告诉他缘由,否则他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一登只愿意相信,规士会尽快现身,澄清他自己与本案无关——这也是一登现在唯一的心愿。
不过,只要规士一天行踪不明,他与本案相关的可能性就一天无法否定。一登也无法站在与本案完全无关的立场发表言论。
所以面对高山的话题,一登只能简单地附和。
“现在的孩子打架,根本没有以前那种一对一赤手空拳的想法了。几个人堵一个,拉帮结派地去斗,打人的一方感觉不到什么痛苦,也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收手。行凶的孩子多大年纪现在还不清楚,退一万步说,那可是拿刀子捅人的事,他们怎么那么轻易就下得了手?干木工这一行的都学过,知道给人递刀的时候要刀柄对着别人,但这不该只有我们才懂吧?还是说,现在的孩子,连这些都没人教了?真是的,这世道真是可怕。”
当然,从规士小的时候起,一登就很注意教他拿锋利的刀具时该怎么做。哪怕是指甲剪,他都不停纠正儿子刀刃不可以朝向别人。
按照高山的逻辑,从小接受了如此教育的规士,绝不可能拿刀捅人。
一登也愿意相信这一点。规士的确持有过刀具,但仅仅是持有,跟要拿它捅人是两回事。
而且,就连他那把刀,一登也没收了。
但是……
这些推测,如果不由规士亲口告诉自己,就无法拿来否定任何事情。
“总之,一个人专心干了一辈子粉刷,现在居然说干不下去,可见他多难过……唉,可以理解。我在电话里听到那些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只好讲一些表面上的安慰话,什么‘真可怜,苦了你了’‘绝不能饶了那些人’。其实,有些活儿,非他不行,我还真需要他重新振作起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一登只能含糊地附和着,几乎没主动发话,高山可能也是更希望倾诉,一股脑儿地说完之后也就挂了电话。
一登不禁松了口气,同时又意识到危险的火种仍然存在,只能沉默着战栗不已。等到规士和案件的关系被公之于众,自己又该如何面对高山和花冢二人呢?至少,生意是不可能像以往一样继续了,情况不可能那么乐观。
一登带着阴郁的心情回到卧室。
贵代美仍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一登也仿佛被疲劳拽着似的一头栽在了自己的床上。
他注视着米色的天花板。
那是请花冢来刷的硅藻土,有调节湿度的效果,在潮湿季节里能够大幅缓和体感上的不适。
天花板粉刷比墙壁更难,还得担心涂料脱落的问题,不过花冢的手艺的确好,连裂纹都没有一条。
仓桥与志彦希望给外祖父当徒弟学手艺。如果那成真了,将来肯定还有和一登照面的时候。
他会成长为怎样的手艺人呢?
一登太理解花冢遗憾的心情了。
“昨天那个案子里被害的孩子,”一登看着天花板对贵代美说,“听说是花冢师傅的外孙。”
“啊?”旁边的床上,传来困惑的声音。
贵代美虽对一登的工作从不过问,但偶尔他在客厅打电话,也会听他谈到工程进展到哪一步之类的话。两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常跟哪些人合作她还是知道的。
“是他女儿的孩子。听说本打算高中毕业后去他那里学手艺……我从高山建筑的老板那里听来的。”
贵代美一声叹息。
“我听说,他俩以前都在武州户泽队里。”贵代美并未对一登的话发表感想,而是说了这么一句。
“嗯?”
“被害的孩子,和规士……一个叫内藤的记者找上我们家来,告诉我的。”
“记者……你跟记者聊了?”
“你带雅出门后他就来了。”
是出门时见到的那个人……一登了解了情况,心情复杂起来。如果记者知道,警察当然也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确实试图详细打听规士在足球队时的事情。可他们却一点没透露相关情况。即便是去提交失踪人口申请书时,寺沼和野田也始终只有事务性的应付。
警察果然是什么都不告诉我们……这让他有些失望。
“那个记者表现怎么样?”一登问,“是不是……认定规士就是凶手?”
“他好像并不知道规士一直没回家的事情,”贵代美回答,“他说,被害人的玩伴里,现在失踪了的,规士是第三个。”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大致明确了,究竟哪些人跟这个案子有关——一登漠然地想着。
“他说,从车上下来逃了的只有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难以理解。”
“什么?”
刚才听她说“第三个”时一登并没放在心上,没想到里面还暗藏这样一种矛盾,他一惊。
确实,电视新闻里接受采访的目击者也说,从车上下来跑掉的是两个人,而且,既然记者如此断定,至少是有多方证词作为佐证。
逃跑的是两个人。
失踪了三个人。
怎么回事?
如果其中一人与案子无关呢?一登试着想象这样的可能性。
可是,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人碰巧在此时下落不明,却与此案毫无关联。假设规士不在弃车逃跑的二人之列,那么他至今仍不回家,恐怕也是因为和案子有着某种牵扯。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牵扯呢?
难道是那两个人负责弃尸,而规士另有其他事情要负责?
脑海里浮现出的可能性完全不值得有任何期待,一登觉得很烦躁。
可要说还有其他什么可能性,一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一登紧紧地合上双眼,将硅藻土粉刷的天花板从视野里抹去。
门铃又响了。


第10章
这次恐怕无法按时交稿了……贵代美盯着眼前摊开在桌上的校对稿件想道。
躺在床上也无法让自己放松,贵代美走出卧室,想继续投入工作以摆脱眼前的烦忧,可现在的她又怎么做得好工作呢?
贵代美成为自由校稿人大概是在十五年前。规士出生,她还带着孩子,又怀上了雅。看一登的事业也逐渐上了轨道,贵代美决定辞去出版社的工作。然后,她在熟识的编辑的帮助下,开始了校对的工作。
起初完全是做临时工的感觉,待规士和雅稍大些上幼儿园后,她也有了更多空余时间。为了提高词语水平以应付校对工作,她还花了两三年时间重新学习。后来她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信,就和现在的出版公司签约,更为积极地接活儿来做了。
算起来,这份工作从规士出生开始一直坚持做到了现在。收入方面,并比不上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每月收入很难超过三十万日元。如果想通篇统一汉字和假名的使用方式,就得来来回回看很多遍;遇到专业术语和与史实相关的内容,还得一个个地去查文献求证。这工作很难如愿达到量的突破。
不过现在算来,这份职业生涯的长度已经超过了在出版社的时候,面对工作她确实也有着相应的自豪。
最值得自豪的就是,迄今为止她一次都没有拖过稿。编辑那边设定截稿日期,一般都会留一些余地,真的赶不上了,多多少少也可以得到一些宽容。这些内情贵代美都清楚,可她仍然从一开始就坚持按时交稿。因为她觉得,既然自己的工作场所已然换成作为日常生活场所的客厅了,再不把截稿日期当回事,那么最终会对工作质量造成消极的影响。
她觉得,自己的这种工作态度应该也得到了出版公司的经理和编辑的认可。
但是这一次,她没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自信。
稿子上的字,她完全看不进去。
她明白了,自己曾经每天的生活有多么宁静。
当初父亲去世时都挺了过来……
可现在和那时候相比情况又不一样了。
父亲那时候突然晕倒,后来她才接到消息,说父亲就那么走了。贵代美心中所感受到的只是针对这一事实的悲伤。
事实确凿之后悲伤便到达了顶峰,不再增长。比这更难应对的,是不安。当令人悲伤的事实被遮上面纱无法看清,不安就在心中滋生,它盘踞在心底,让人心乱如麻。
贵代美意识到,此时的不安感已超出了她的掌控。眼下事实完全无法辨清,不安便也不断扩散。
规士和案子有牵连——否定这一可能性甚至已不那么现实——很遗憾,这只能接受。真的毫无关联那自然最好,可考虑到自身立场,如今顶多只能担心下落不明的他的安危,如果还一味奢望能撇开关系,那也太天真了。
只是,哪怕在内心接受了这一可能性,她仍然无法让心神安宁。
来家里采访的内藤所说的话,贵代美听在心里总觉得无法消化。
弃车在逃的是两个人。
下落不明的有三个人。
规士是犯下如此残忍的案件的凶手之一,这种事情光想想就足够吓人。做出那种事情还想跑,警方已展开搜捕却仍未落网,无论是被害人的亲人还是舆论当然都不可能对此表示宽恕。面对这样的罪行,贵代美作为一个母亲该如何去承担责任,现阶段她也给不出任何答案。
如果这就是需要面对的现实,恐怕只剩走投无路。这实在太可怕了。
但是……
内藤的话,暗示了一种比这更为恐怖的可能。
内藤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他说,这案子还有好多地方没弄清楚。凶手不一定只有在逃的那两个人,被害人也不一定只有仓桥一人。
他人走了,这句话却在耳边挥之不去。
贵代美呆立在玄关,两腿逐渐开始打战,她想锁上门,试了好几次,最后只得紧挨着门把手去锁。她连站都站不住,几乎是爬着回了卧室。
躺到床上后,她才稍微冷静了一些,开始试着说服自己。
如果真的还有其他人被害,为什么凶手只搬运仓桥与志彦的尸体?
如果真的还有另外的被害人,警察肯定早已经查出来了吧?和凶手不一样,被害人不会逃跑。
贵代美将内藤的话告诉给一登,可他似乎并未深刻领会,也没想到她脑子里的那个恐怖的可能性。
是自己想太多了。贵代美决定得出这一结论,希望事实如此的心情占据了上风。
只不过,恐惧仍在心底的某处留下了阴影。这一点恐惧的碎片就足以将贵代美从日常中抽离,使她无所适从。
最终,贵代美放下了笔,稿子连一页都没翻过。
她捂着脸,发出了今天不知第几次的叹息。
规士在家时,会在这客厅或者在二楼的开放空间颠球,发出砰砰的声音,那是几年来这个家的日常。
她在一旁看儿子用脚背、膝盖或头,杂耍似的操控着足球,一方面赞许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单纯地想知道,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相同的动作究竟乐趣在哪里。儿子倾注在其中的热情,贵代美并没有正确地感知到。
现在她觉得,在规士伤病时,应该给他更贴心的呵护。
不光是身体,关于日常生活和告别足球之后的奋斗方向,也应该更多地给他意见。
那次受伤改变了规士的生活。或者可以说,改变了的不只是生活这种小事,他的人生也因此而错乱了。
以成人的眼光去看,能成为职业选手的毕竟是极少数,除非有突出的才能,否则本就不该把那些追求当真,而应该抱着总有一天会遭遇挫折的心态去参与。所以,当孩子受伤时,她的担忧全都是关于伤病是否会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
然而规士自己呢?哪怕可能性极为微小,也许他仍将进入职业球队看作自己足球人生的未来方向。在小学和初中的作文里,他都写过,将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足球选手。他越是认真投入,那一次的伤病对他而言就越是绝望。
作为母亲,她本该更理解儿子的心情。
包括训练,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不应该管他怎么想,哪怕他烦,也要去看他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