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那就是其他人，就是外界，他们不会理解，也不会原谅。
米拉跑向少女，竭力阻止她的行为。她越是靠近，就越是感到时光在倒流。
很多年前，在另一段生命中，少女曾是孩童。
米拉想起了她的照片。她曾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一丝一毫，脸上的每条皱纹，她反反复复记住所有特征，甚至是皮肤上再小的瑕疵。
还有那双眼睛。蓝色，灵动。能够完完整整地存住光线。十岁女孩的眼睛，她叫艾丽莎·戈麦兹。那张照片是她父亲拍摄的。女孩在打开节日礼物时抢拍的照片。米拉甚至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她的父亲叫她名字让她看镜头，就此抓拍下了她的表情。艾丽莎转头看向父亲，都没来得及露出惊讶。那一刻镌刻在了女孩的表情中，其中蕴涵着某些肉眼无法捕捉的东西。嘴角即将咧开欢欣的笑容，闪光的眼睛犹如刚刚诞生的恒星。
当米拉向艾丽莎父母讨要一张女孩近照时，他们给了她这张，米拉一点也不意外。这并不是最合适的寻人照片，因为艾丽莎的表情并不自然，多多少少会给建模带来难度，更何况这张脸会随着岁月流逝发生变化。其他负责调查的同事抱怨纷纷。然而，在米拉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这张照片有种东西，那是力量。这是警察需要的。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张脸，不是泯然于其他孩子中的一个。这个孩子，她的眼里有光。但愿她不会命丧他人之手……
米拉及时制止了她的自杀，她扑向她的双腿，趁她还没有把全身重量压在绳子上。少女挣扎起来，四处乱跑，大喊大叫。
“艾丽莎，”米拉无限温柔地叫她。
她想起来了。
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那些拘禁的年月抹去了她的身份，每天一点点。直到她以为那个男人才是他的家人，因为全世界都把她遗忘了。全世界都不知道她还活着。
艾丽莎惊讶地直视米拉。她冷静下来，听任米拉来解救她。
第3章
六条胳膊。五个名字。
这个谜让调查队离开了林中空地，前往设在国道上的移动指挥部。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似乎和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它们能产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的假象。但在这料峭二月的早晨，调查队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吃早餐。
斯特恩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薄荷糖。他摇了几下，两三粒糖便滑到了手里，然后他直接放进了嘴里。他说这些糖能帮助他思考。“怎么可能呢？”他随后问道，与其说是问别人，不如说更像是问自己。
“该死的……”鲍里斯不禁说。但他的声音小极了，没有人听到。
罗莎试图在露营车里找到个关注点。格兰注意到了她。他明白，她的女儿和那些女孩的年龄差不多。当你面对一个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时，首先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你会问自己，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呢，如果……但你不敢往下想，因为即使只是想想，你也会很害怕。
“我们会找到剩下的残肢。”罗凯督察说。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找到尸体吗？”鲍里斯愤怒地说。他是一个行动派，无法接受自己沦为掘墓人的角色。他想要找到罪犯。事实上，听到他的话，其他人也都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
罗凯让他们冷静下来。“我们当然要抓住罪犯。但我们不能忽视搜寻工作，尽管这令人非常心痛。”
“这是蓄意犯罪。”
听到最后一句话，所有人都斜眼看着格兰。
“拉布拉多闻到了胳膊的气味，然后挖出了一个坑：这是‘计划’的一部分。那个人应该一直关注着那两个牵着狗的小孩。他知道他们会带着狗去树林。因此，他把那里变成了他的‘小坟场’。这很简单。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并且成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就这样。”
“你的意思是我们抓不住他？”鲍里斯恼怒地问道，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比我更清楚这类案子的情况……”
“可他会再作案的，是吗？他会再次行凶的……”这一次，罗莎不想再保持沉默了，“他成功了，他会再次向我们证明的。”
她希望格兰能反驳她的话，但格兰没有做声。即使现在他有什么想法，他也无法用人类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那很残忍。一方面，他必须考虑到可怕的死亡；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凶手继续行凶。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继续作案，才有可能抓住他。
罗凯督察继续说：“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些女孩的尸体，那我们至少可以给那些家庭办一个葬礼，有一个让他们哭泣的墓碑。”
像往常一样，罗凯用更圆滑的方式，转移了这个问题的切入点。这是面对媒体时的惯用手法，为了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缓和。先是追悼，痛哭，以争取时间，然后是调查和找出罪犯。
但格兰知道，这方法不会奏效，记者会从四面八方扑来，贪婪地剥开这个案子，把所有最肮脏的细节都暴露出来。特别是，从那刻起，他们成了不可原谅之人，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意味着承诺，意味着郑重的责任。罗凯相信他能拖延那些记者，每次都给他们一点儿他们希望得到的消息。格兰觉得，罗凯所谓的控制只是脆弱的幻觉。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人起个名字……在媒体擅作主张取名前。”罗凯说。
格兰表示同意，但原因和督察不尽相同。就像所有为警方工作的犯罪学家，他有他的工作方式。首要职责是给出罪犯特征，让一个还虚无缥缈、捉摸不定的嫌犯更像一个真真切切的人。面对廉价暴力的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忘记犯案者和受害人都是人，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份工作，偶尔还有一个家庭。为了支持他的理论，贾维拉教授在大学授课时曾向学生指出，每次逮捕连环杀手后，他的邻居和亲人总是一脸惊讶。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怪物’，以为他们离得我们远远的，以为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格兰在研讨会上发言说。“恰恰相反，他们和我们别无二致。但我们拒不接受这样的念头，那就是：我们的同类会犯下如此恶行。这一部分是出于我们那荒谬的天性吧。人类学家把这称为‘罪犯去人性化’，这常常阻挠我们找到连环杀手。因为，人是有弱点的，是可以抓住的。但怪物不是。”
格兰曾在课堂上挂起一张儿童黑白相片。肥嘟嘟的小孩看似人畜无害。上课的学生每天看着她，渐渐对他有了感情。学期过了一半，终于有个学生鼓足勇气问起相片的事儿，格兰让大家猜猜那是谁。回答五花八门，不乏奇思妙想。当他说出这个小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众人多姿多彩的表情。
战后，这个纳粹头子在众人的臆想中俨然成了怪物，而那些战胜国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在强化这种观念。现在竟无人能认得出元首儿时的照片了。怪物不可能拥有童年，除了憎恨，他不可能拥有其他感情，他不可能和同龄人一样度过类似的生活，而那些同龄人之后成了希特勒的牺牲品。
“对于很多人而言，让希特勒成为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替他辩解，”格兰在课上说道。“但我们的社会宣称，极端的恶不容辩解，不容理解。试图这样做的行为就是在开脱。”
在移动指挥部的露营车上，鲍里斯建议把那个制造“胳膊坟场”的人叫做“阿尔伯特”，这是一件老案子里的名字。在场的人都欣然通过了。
从那时起，调查队的队员们提到那个罪犯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阿尔伯特的相貌会渐渐清晰起来。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张脸，他有他的生活。每个人都想象出了各自的版本，而不再把他当做是一个逃逸的影子。
“阿尔伯特，嗯？”会议结束时，罗凯仍在掂量着那个名字的媒体价值。他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它，品咂其中的意味。这行得通。
但还有别的事折磨着督察，他对格兰说：“如果你想听真话的话，那么我同意鲍里斯的观点。天哪！我怎么能强迫我的人去收集尸体，而让一个精神变态的疯子逍遥法外呢！”
格兰知道，当罗凯说“他的人”时，实际上指的尤其是他自己。他害怕找不到任何结果。当他们无法阻止罪犯的犯罪行为时，他总是害怕有人指责警察的办事效率。
然后，还有第六条胳膊的问题。
“我想，还是暂时不要把第六个受害者的消息传出去。”
格兰很困惑：“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受害人是谁？”
“我都想好了，你不用担心……”
在米拉·瓦斯克兹的职业生涯中，她一共破获了八十九起失踪案。她获得过三枚奖章和一大堆表彰。大家觉得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经常向她咨询，甚至请她去国外。
那天早上，她从一个在音乐老师家里同时解救出了失踪儿童帕布罗和艾丽莎，行动十分成功。米拉什么都没有说，她觉得很烦。她应该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没有等待增援就独自进入那幢栗色的房子。她低估了那里面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陷阱。她让自己和人质处于险境，让嫌疑人卸了她的武器，还被他用枪抵住脖子。最后，她也没有制止住音乐老师的自杀。
但所有这些都被她的上司们忽略了，当他们定格在媒体的相机面前时，反而一味地强调她的功绩。
米拉从没有出现在照片上。官方理由是为了今后的案子她不能暴露真实身份。真相是她讨厌拍照。她无法忍受镜中的自己。并非因为不好看，不是的，她很美，年方三十二。但健身房中经年累月的锻炼抹去了她所有的女性特征。所有的曲线，所有的温柔。就好像身为女人是一个必须克服的污点。她日常穿着男性服饰，不是为了显得像个男人，只是不愿过多强调自己的性别身份。这就是她希望展现出的样貌。中性穿着。不太修身的牛仔裤，舒适的运动鞋，皮夹克。能穿就行。衣服的作用就是保暖、蔽体。她不愿花时间挑衣服、买衣服，把衣服带回家。通常都买一样的。没啥关系。她希望的是湮没在众人之中。
透明人中的透明人。
她或许都能够和某位男士分享她的衣橱。
米拉盯着打开的卷宗已过去了十分钟，她在回想白天发生的事儿。她还有些事情要做，但思绪神游他处。大腿传来针扎般的疼痛，把她带回了现实。伤口又绽开了，她想用药用棉花和胶带止住血，但无济于事。她的针线活不怎么好，应该把刀口两边的皮肤都缝进去一点。或许，她真的该去就医，但她不愿去。太多的问题。她决定把绷带勒得更紧点，希望先止住出血，然后再试着缝合一次。但她要去搞点抗生素防止感染。她设法弄到了一张假处方，这还得感谢那个线人，那家伙时不时地给她点消息，关于火车站里啥时候新来了流浪汉……
火车站。
对于某些人而言，那是中转站，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那是目的地，他们再也不会离开。火车站像是地狱的前厅，迷失的灵魂在这里聚集，等待着有人来找他们。
每天大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人失踪。米拉对这些数据了如指掌。人们突然之间渺无音讯。毫无征兆地消失了，连行李都没带上。就好像消融于虚无之中。
米拉知道大部分都是边缘人，瘾君子、投机倒把的，随时随刻准备卷入某个不法行为，是监狱的常客。但还有另外一些人——奇怪的少数派——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决定抛下一切。比如，一个妈妈去超市购物之后再也没回家，或者某人的儿子或兄弟跳上一列火车但永远没有目的地。
米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这条路把我们带向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那些和我们有着紧密联系的人。那条路通常都一样，自孩提时代起就摆在眼前，终其一生走在这条路上。但有时候这条路断了，又通向他处。又或者，在走完一段崎岖道路后，他打了退堂鼓。又或者，这条路悬而未决。
有时你会迷失在黑暗中。
米拉知道，有极少数失踪的人重新出现之后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只字未提，继续之前的生活。有些人运气更差，成了一具沉默的躯体。此外，还有些人，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这些人中不乏孩子。
有些父母生下孩子才明白何为人生。他们犯下了怎样的错误。是何等的漫不经心才酿成了悲剧。怎样的命运落在了自己孩子的头上。他被夺走了，为什么。有些人会质问上帝，到底自己犯下何等罪愆才要受此惩罚。有些人在余生中不断折磨自己，寻觅答案，或者自生自灭，以死作为答案。“至少告诉我他是死是活。”他们会说。有些人得偿所愿，因为他们想要流泪，仅此而已。他们拒绝屈从命运，但他们可以终止希望。因为希望是种慢性自杀。
米拉并不相信所谓真正的“无牵无挂”。她第一次这么确信是在找到一个人之后。今天下午，当她把帕布罗和艾丽莎送回家之后，她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点。
对于小男孩而言，街区洋溢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庆祝的喇叭声。
可对于艾丽莎，已过了太多年岁。
米拉把她解救出来之后，把她安排进了一个特殊机构，社工负责照顾她。他们会提供食物和干净的衣服。米拉不明白那些衣服为什么总是大了一两个码。可能是那些衣服的主人在遗忘的岁月中一直在消耗肉体，在完全消失之前终于被人找到了。
艾丽莎一句话都没说。她任由别人照顾她，照做别人让她做的事。之后，米拉告诉艾丽莎，她会送她回家。这次，她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年轻的女警直视卷宗，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艾丽莎·戈麦兹父母的脸庞，那时她陪着女孩按响了门铃。他们哑口无言，甚至有点尴尬。可能是因为他们总觉得出现在眼前的人应该只有十岁，而这个少女和十岁的艾丽莎没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
艾丽莎是个聪慧早熟的孩子。她开口说话很早。会说的第一个词是“梅”，玩具熊的名字。母亲还记得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明天见”，艾丽莎站在门口告别，去了朋友家过夜。但再也没有明天了。艾丽莎·戈麦兹的明天从未到来。而昨日无限拉长，永无止境。
在这段时间内，艾丽莎的父母继续生活，就好像女儿还是十岁，她的卧室摆满了布娃娃，圣诞礼物堆在壁炉边。她应该维持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在他们的记忆中，她永远是照片中的样子，仿佛中了魔咒一般。
米拉找回了艾丽莎，可她的父母会继续等待那个丢失的女孩。身心永无安宁。
在相拥而泣以及太过刻意的情感流露之后，戈麦兹太太把她们迎进屋内，端来茶点。她对待女儿的样子仿佛那只是一个客人。或许她隐隐希望这个陌生人做完客之后就会离开，她和她的丈夫就能享受惬意的缺席。
米拉把这种忧伤看作旧衣物，人们想要摆脱，但它们永远占据原位，最终散发出某种特殊的气味，在房间内弥漫开来。时间流逝，渐渐适应，人们也和这种气味融为了一体。
艾丽莎回家了，她的父母本应终止悲伤，停止接受他人的怜悯，过去那些年月，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可怜父母。他们没有理由难过了。他们应该鼓起勇气向世人讲述他们全新的不幸：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客套寒暄，米拉起身告辞，她似乎在艾丽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求助的信号。“现在，我该做什么呢？”那个女人在心中呼喊。
米拉同样需要面对一个真相：艾丽莎能被找到纯属意外。如果不是拐骗者隔了这么多年萌生了扩大“家庭”的想法，绑架了帕布罗，没人知道房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艾丽莎囚禁在专门为她营造的世界中，逃脱不了狱卒的魔爪。起初作为他的女儿，而后成为他忠贞的妻子。
米拉一边思考一边合上卷宗。“忘记，忘记。”她对自己说。“遗忘是唯一的良药。”
警局已经人走楼空，她打算回家了。她要洗把澡，开瓶波尔图甜葡萄酒，烤点栗子。然后透过客厅窗户看一看那棵树。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在沙发上面早早地入睡。
可是，当她正准备用单身夜晚来犒赏自己之际，有个同事在更衣室的门口探头张望。
莫莱科苏警长想见她。
2月的晚上，湿漉漉、亮晶晶的迷雾覆盖住街道。格兰走下出租车。他没买车，没有驾照，拜托别人把他顺路带去目的地。他不是没有试过开车，他也能够应付。不过，像他这种常常沉溺于自己思绪的人，还是建议不要开车为妙。格兰就此放弃。
付过车费，四十四码的双脚踏上人行道，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今天第三根烟。点燃，吸两口，扔掉。自打决定戒烟之后，他养成了这个习惯。算是和自我的妥协，骗骗自己已经吸食了尼古丁。
他在一扇玻璃窗里看见自己的倒影。审视片刻。胡子拉碴，面带倦意。明显的黑眼圈，蓬乱的头发。格兰意识到，他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负责照顾他起居的那人缺席已久。
最让格兰感到惊讶的是所有人众口一词：他那长时间的、神秘的沉默。
还有他的眼睛，又大又专注。
几乎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格兰慢慢地爬上楼梯，走进公寓，然后开始倾听。几秒钟后，当习惯了新的安静时，他听出了汤米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他正在房间里玩耍。他走向儿子，但只是站在门口看着，没有勇气打断他。
汤米九岁，无忧无虑。他有栗色的头发，喜欢红色、篮球和冰激凌，冬天的时候也是。他有个好朋友，叫巴斯蒂安，他们经常一起在学校的小花园里组织美妙的“旅行”。他们都是童子军的成员，今年夏天，他们还要一起去野营。最近，他们谈论的全是这个话题。
汤米和母亲惊人的相似，但他有一样东西和父亲一模一样，就是那双大而专注的眼睛。
当发现格兰时，汤米转过身冲他笑了。“已经很晚了。”他提醒道。
“我知道，对不起。”格兰为自己辩护，“露娜女士离开很久了吗？”
“她半个小时前来把她的儿子接走了。”
格兰有些生气。露娜女士是他们的管家，已经干了很多年了。因此，她应该知道他不喜欢留汤米一个人在家。这是有时候让他觉得不能继续工作的小困扰之一。格兰一个人无法解决所有事情，这就好像唯一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人在出门前忘了带魔法咒语手册一样。
他得跟露娜女士说清楚，最好要对她严肃一点儿。他要让她晚上一直和汤米待在一起，直到他回家。汤米觉察到了他的想法，脸色沉了下来。因此，格兰想马上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问：“饿了吗？”
“我吃了一个苹果，一些饼干，还喝了一杯水。”
格兰晃了晃脑袋，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对于晚餐来说好像不太够。”
“这是我的点心。但现在我还想吃点儿别的……”
“意大利面？”
汤米高兴地拍手叫好。格兰爱抚地摸了摸他。
他们一起做了面条，摆好了桌子，就像一个训练过的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他们要独立完成，不咨询别人。他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格兰很为他骄傲。
最近的几个月对他们两个来说都不轻松。
他们的生活有瓦解的危险。他努力且耐心地把一块一块的边缘拼连起来。用秩序来弥补缺失：规律的三餐，准确的时间表，固定的习惯。从这个角度来看，和以前相比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在重复着，这能让汤米觉得安心。
最后，他们一起学习分担这个空缺，而不去否认事实。当他们俩中的一个想提到它时，他们就谈论一番。
唯一一个他们从来都不做的事情就是提起这个空缺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从他们的字典里消失了。他们用别的方式，别的表达。这很奇怪。一个时刻想着击败他遇到的每一个连环杀手的人，竟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那个曾经是他妻子的人，并且他允许了儿子让自己的母亲“非人格化”。她几乎成了每晚给汤米读的童话里的角色。
汤米是唯一一个把他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平衡锤。否则，转瞬间他就会坠入那个他每天都在探索的深渊。
晚饭后，格兰钻进了书房，汤米也跟着他进去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这样。他坐在吱吱作响的旧摇椅上，他的儿子趴在地毯上，开始他们假想中的对话。
格兰看着他的书柜。犯罪心理学、刑事人类学和法医的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有些书的封皮上有花纹和金色的镏金字。另一些书更简单一些，但封皮包得很好。里面有答案，但困难的是如何找到答案，就像他经常和他的学生说的那样。这些书里装满了令人痛心的照片，受伤的、有伤疤的、受虐待的、灼伤的或是切成一块一块的躯体。所有的这些都严格地封闭在闪着光泽的书页上，并用明确的标题标了出来。人类的生命变成了用于研究的冰冷物体。
为此，更早之前，格兰不允许汤米进入他的书房。格兰害怕汤米的好奇心会驱使他打开这里的某一本书，看到最暴力的画面。但有一次，汤米越界了。格兰看到他躺在地上，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打开了其中一本书。格兰依然记忆犹新，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女人的照片上，她被人从河里打捞上来。那是冬天，她光着身子，皮肤呈暗紫色，双目圆睁。
但汤米没有任何不安，格兰没有责骂他，而是跷着腿坐到了他身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汤米面无表情地想了很久。然后，他把看到的详细地列举了出来。细长的手，夹杂着白发的头发，空洞的眼神，不知道在想什么。最后，他开始想象她的工作，她的朋友和她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时候格兰发现汤米几乎注意到了照片里的所有信息，但除了一点：死亡。
孩子看不到死亡。因为他们的生活只有一天，从他们醒来开始，到他们睡觉结束。
格兰那次明白了，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孩子远离世界的丑陋。就像很多年后，他无法让他避开他母亲对他的所作所为。
莫莱科苏警长和米拉的其他上司不同，他对米拉的荣誉和报纸上的照片毫不在乎。因此，米拉预料到会遭到他的斥责，斥责她擅自进入音乐老师家的行动。
莫莱科苏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心情上。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前一刻他可能还非常愤怒或暴躁，后一刻他又笑眯眯的，绅士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不浪费时间，他还会结合手势。
但这一次他并不着急。
他让米拉站在写字桌前，没有请她坐下。然后，他开始盯着她，双腿自然地搭在桌子上，双臂交叉着搭在胸前。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
“我知道，我错了。”她早他一步说。
“但事实上，你救了三个人。”
这句话让她沉默了很久。
“三个？”
莫莱科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目光停留在面前的一张纸上。
“他们在音乐老师家里找到了一本笔记。他似乎还想绑架另一个小孩……”
警长把一本记事本其中一页的复印件递给米拉。上面的某月某日的格子里写着另一个名字。
“普利希拉？”她问。
“普利希拉。”莫莱科苏重复道。
“她是谁？”
“一个幸运的小女孩。”
他没说别的。因为他不知道别的。没有姓氏，没有地址，没有照片。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名字：普利希拉。
“所以，不要再给自己罪受了。”莫莱科苏继续说，在米拉反驳之前，他又加了一句，“今天，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看到你了，看上去你什么都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