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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警视厅逮捕了一名将据点设在东京都内的手枪贩子。在线接单后用邮政小包寄到买家指定的地址是他的惯用伎俩。警视厅没收了他的电脑，找到了一个Excel文件，里面记录了他卖出的手枪的名称、序列号、随包裹寄出的子弹数量、金额、收货地址、下单日期与发货日期。
买家足有五十多人，遍布日本全国。警视厅立即将相关数据发送至买家所在地的警局。
我所在的县警也接到了通知。数据显示，本县共有两名买家：一个买了7.6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PPK，另一个买了FN勃朗宁M1910。后者正是本案的凶器，连序列号都完全吻合。这个买家就是凶手，绝对错不了。这条线索振奋了搜查本部的所有人。
问题是，这两把枪的买家都办了“存局候领”。
存局候领是邮局提供的一种服务，收件人直接去邮局的窗口取件，而不是让邮递员送货上门。寄件人只须指定留存的邮局，再写明收件人姓名与住址，邮件就会被暂时保管在邮局。然后收件人再去邮局窗口凭证件取件。如果你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收到了邮件，或不方便在家收件，用这种服务就很方便了。
然而，“收件人自行去窗口取件”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收件人地址可以瞎编乱造”。更要命的是，只要提前准备好伪造的身份证件，连收件人的姓名都可以是假的。
瓦尔特PPK的买家叫“远山公司”， FN勃朗宁的买家叫“上川哲史”。果不其然，这两个人的地址都是假的，名字当然也真不了。他们去窗口取件时出示的证件恐怕也是伪造的。
瓦尔特PPK和FN勃朗宁的发货时间分别是两个月前和三个月前。警方赶往留存这两个包裹的邮局了解情况，无奈时隔太久，两家邮局的职员连自称“远山公司”和“上川哲史”的人来取过件这件事都不记得了，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数据也被覆盖了，无从得知买家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们这些一线警员都气得咬牙切齿。那个叫“上川哲史”的人购买的FN勃朗宁就是杀害布田的凶器，这一点绝对错不了。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然而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七月二日，星期日。这天早晨……
“哟，有空不？”
一个彪形大汉扯着破锣嗓子走进搜查本部——他正是组织犯罪对策课的真壁警部。
“有空才怪呢，这可是搜查本部啊。”
真壁的一番自问自答，招来在场警员的一致白眼。
“你来干吗啊？”
牧村警部一脸的不耐烦。
“不瞒你说，我搞到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很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组织犯罪对策课不是一直在调查白岚会嘛。最近有个四十多岁的黑帮成员偷偷联系我，说他想洗手不干了。他说什么警方的打击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家里人、老朋友都绕着他走，连面都见不上，一点儿好处都捞不到，可真的离开黑帮吧，又不知道该干点啥才能养活自己，于是就来找我商量了。毕竟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被混社会的学长拽进黑道了，一混就是二十多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啊。”
“真可怜啊。”
“他本来也不是混黑道的料，所以我决定把他介绍去一家跟我关系很好的公司。那家公司挺开明的，已经雇了好几个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了。为了谢我，他向我透露了好多白岚会的内情。但他毕竟是个混了二十多年都没爬上去的家伙，也说不出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内情来。不过在他提供的情报里，有件事还挺值得琢磨的。”
“哦？”
“有一天，他碰巧听见自家的两个干部在说悄悄话。一个干部说：‘给我们提供吗啡的那个平根，就不能让他多拿点货吗？’另一个干部说：‘那好像有点困难。加得太猛，管理记录就不好做手脚了。’可惜他只听到了这两句。”
“吗啡？白岚会有吗啡的货源!”
“没错。吗啡是烈性麻醉剂，精制一下就是更猛的海洛因了啊。而且第二个干部提到了‘管理记录’不是吗？会管理吗啡的地方，不外乎制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和医院。准确地说，是医用吗啡盐酸盐。我想起你们在办的那个案子的被害者就是制药公司的，觉得这事说不定和案子有关，于是就来报信啦。白岚会的干部明确说了‘给我们提供吗啡的那个平根’，跟案子有关的人里有没有叫平根的啊？”
牧村警部和我们几个下属对视了几眼，大家都难掩兴奋的神色。
“有!是被害者的上司!”
“他在管理吗啡盐酸盐的部门吗？”
“嗯，他是生产管理课的。”
“那他的嫌疑很大啊。也许被害者就是因为发现上司在倒卖吗啡，所以才被灭了口。”
牧村警部将视线转向下乡巡查部长和我。
“在大村制药见到平根的就是你们俩吧？那正好，快去找他问话。”
“要是平根招了，记得通知我们组织犯罪对策课一声啊。有了这个由头，就能把白岚会的干部抓回来了。”
“白岚会的干部没认吗啡这茬儿啊？”
“是啊，一直跟我打太极。我手里只有小喽啰听来的几句话，也没法更进一步了。要是能拿到货源的供词，抓干部就不成问题了。拜托啦。”
4
下乡巡查部长和我奉命前往舞黑市大木町的平根家。他住在一栋看起来很高级的分售公寓里。公寓共有十层，平根住在902号房。从这里开车去日湖市户田町的案发现场需要二十分钟左右。我们坐电梯上到九层，按下门铃。
“咦，二位是之前来过公司的警官吧？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平根的打扮跟上班时截然不同。今天的他穿着POLO衫配棉布裤子，显得十分随意。
“我们有些问题要问您，方便进屋谈吗？”
他将我们带往餐厅兼厨房的地方。他貌似还没成家，家里没有住着第二个人的迹象。屋里摆着各种看起来十分昂贵的家具与电器，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乎能直接用作样板房了。
下乡巡查部长开口问道：“能不能请您讲讲布田先生遇害那天您都做了些什么？”
平根皱起眉头。
“问我这些干什么啊？”
“我们打听到您把公司的吗啡偷偷卖给了黑社会组织白岚会，要是这件事被布田先生知道了，您肯定会非常头疼的吧？”
平根顿时拉下了脸。
“我在倒卖吗啡？开什么玩笑，谁说的啊？”
“这个不太方便透露。”
“不管是谁说的，警察都不该听信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我才没有倒卖公司的东西呢。你们去查查公司的库存记录就知道了。”
“您是生产管理课的课长，真想篡改记录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吧。”
“天哪，堂堂警察居然因为几句没凭没据的话就上门找碴儿!我说我没做过这种事，让你们去查记录，你们又说记录肯定被我篡改过，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您会生气也是人之常情，只要您告诉我们案发当天您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立刻就走。”
平根叹了口气。
“好吧。我说还不行吗？是几日来着？”
“六月十七日，星期六。”
“稍等，我得去翻翻日程本……”
平根去隔壁房间拿来日程本，翻开一看便喃喃道：“是跟表亲们聚餐那天啊……”
然后他告诉我们：
“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我应该是八点多起来的，比平时晚一点。吃过早饭以后就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洗洗衣服什么的。”
“不好意思，请问您家一共有几口人？”
“如您所见，这儿就我一个人住，所以没人能给我做证。”
“打扫完卫生以后呢？”
“我开车出门了，因为中午要跟亲戚聚餐。在西急百货店的中餐馆，叫‘北京仙馆’。我加上表兄弟，总共是六个人。”
西急百货店在日湖站跟前，开车去案发现场十分钟左右。
“跟亲戚聚餐啊，关系真好。”
“基本半年一聚吧。”
“聚餐的时候都聊些什么啊？”
“随便聊聊吧，汇报一下自己跟家人的近况啦，工作上的事情啦，童年的回忆啦……”
“那你们聚到了几点啊？”
“下午三点。从正午到下午两点在‘北京仙馆’，然后去了同一层的‘charade[5]’咖啡厅聊到三点。”
“然后呢？”
“然后去了日湖站附近的电影院，看了一部叫‘Two of Us’的片子。要我讲讲剧情吗？”
“不，不用了。”
反正他完全可以提前找一天把电影看了。
“电影是几点散场的呢？”
“五点多，之后我就直接回家了。”说到这儿，平根推了推眼镜问道，“话说布田是什么时候遇害的啊？”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哦，我刚才也说了，那时我正跟亲戚们在咖啡厅聊天呢。”
平根用满怀自信的态度回答。
5
我们问了表亲们的姓名与住址，然后回到搜查本部汇报情况。大伙儿立刻分头去找那五个表亲。
结果那五个人都做证说，那天正午到下午三点，平根的确跟他们在一起。当然，平根中途是去过洗手间的，但也就两三分钟的事。表亲们看着都是老实的正经人，实在不像是在做伪证的样子。
莫非平根不是真凶？然而随着调查的推进，我们发现平根过着相当豪奢的生活。他开着高档进口车，频繁出入赛马场、自行车赛场之类的场所，在东京银座的酒吧挥金如土。作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制药公司的课长，他的收入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他还没成家，能自由支配的钱肯定也比较多，可闲钱再多，这个花法也太反常了。奢靡的背后，极有可能是通过倒卖吗啡给白岚会得来的不义之财。而且要是布田知晓了这个秘密，平根就有了充分的行凶动机。布田的为人有口皆碑，除了平根，警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能有动机的人了。
于是搜查本部推测平根伪造了不在场证明，决定开会讨论一番。
“也许布田的死亡时间比我们预想的更早。”
我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更早？此话怎讲？”牧村警部问道。
“平根是正午见到表亲们的，他说自己上午一直在家里打扫卫生、洗衣服。莫非他是上午去布田家行凶的，然后用某种方法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往后挪了？”
“怎么个挪法？”
“比如降低尸体的温度，延缓尸体现象的发展速度？”
“怎么降温呢？”
“利用空调的冷风。案发现场的房间是装了空调的。”
“要想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从‘上午’后移到‘下午两点以后’，光靠空调的冷风肯定不够吧。”
“那冰箱呢？把尸体塞进冰箱冰冻怎么样？冰箱的制冷效果肯定比空调好得多。”
“布田家里只有单人用的小冰箱，根本装不下他啊。”
这倒是，警部的意见非常中肯。
“平根大概不是真凶吧……”一位警官说道。
牧村警部却摇头道：
“不，我认为真凶就是平根，这是不会有错的。新来的说得没错，他是用某种方法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往后挪了。阿下，新来的，你俩再去会会平根。”
下乡巡查部长与我再次赶往平根家。那天是周六，所以平根不用上班。我们提前跟他打了招呼，表示想找他再确认一些事情。
“新来的，你还挺卖力的嘛。”在前往公寓的途中，下乡巡查部长对握着警车方向盘的我说道，“四月刚破了凶手的不在场证明，这一回又发表了决定调查方针的推论。”
“呃，您过奖了……”
这话听得我心里直冒冷汗。毕竟四月的那个不在场证明并不是我推翻的，能破案多亏了“美谷钟表店”的店主。可我又不能让大家知道我擅自泄露了搜查机密，只能怀着愧疚，在会上装出一切都是我想出来的样子。
“以后啊，你要是想到了什么好点子，就尽管说出来。”
“……好的。”
这种感觉就像是考试作弊拿了好成绩还被老师表扬了一样。
我们把车停在公寓跟前，坐电梯上到九层，按下902号房的门铃。平根很快就应门了。
“二位还有什么要确认啊？”
平根把我们带到餐厅兼厨房，略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请问案发当天上午您都做了些什么呢？”下乡巡查部长说道。
“上午？”
平根脸上仿佛有一抹慌张闪过。我心想：有戏!
“您问那天上午的事情做什么？布田不是下午两点到三点遇害的吗？”
“我们发现案发时间可能不是那个时间段。”
“不是那个时间段？”
“我的意思是，布田先生可能是当天上午遇害的。”
“等等，‘遇害时间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不是司法解剖得出的结论吗？如果他是上午遇害的，那‘两点到三点’这个结论又是怎么来的呢？”
下乡巡查部长没有作答。
“再说了，警方怎么会往‘案发时间在上午’这个方向想啊？”
下乡巡查部长还是没吭声。“要认定你是凶手，就只能把行凶时间往上午靠了。”——他总不能这么回答吧。
不可思议的是，此时此刻平根脸上已全无忧色。难道是我的眼睛产生了错觉吗？
“我之前也说了，当天上午我一直在家里打扫卫生、洗衣服什么的……”
“有人能为您做证吗？”
“我一个单身汉，哪儿来的证人啊。”
“隔壁邻居有没有可能听到您打扫卫生、洗衣服的动静呢？”
“这可不是廉价的破公寓，怎么可能听得到隔壁的动静啊。邻居是没法给我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就算我真的跑去杀了布田，他们也不知道啊。”
平根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笑容说道。
下乡巡查部长和我对他道了谢，告辞离去。下乡巡查部长的表情依然淡定，但他心里貌似跟我一样焦躁。
我们决定找平根的左右邻居打听打听。这是为了确认他们有没有目击到平根在案发当天上午出门。
可惜901号房和903号房的居民都没有看到。
也许平根在那天上午出门杀害了布田，但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再者，假设布田真是上午遇害的，那平根又是如何将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挪到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的呢？不查明这个方法，我们就动不了平根一根汗毛。
“我问起案发当天上午的时候，平根的表情有一丝丝慌张，你看出来没有？”
我回答：“看出来了!”下乡巡查部长果然也察觉到了。也是，连我都瞧出来了，前辈能发觉真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他很快就不慌了，也不知是怎么了。你有头绪吗？”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总觉得解开谜题的关键就藏在这里头……”下乡巡查部长喃喃道。
后来，搜查本部又针对“后移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的方法展开了探讨，却是徒劳无功。我们还咨询了负责司法解剖的法医学家，问“死亡时间有没有可能是上午”。对方勃然大怒，表示“这绝对不可能”。
平根的确有杀害布田的动机。无奈他有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护体，警方奈何不了他。侦查工作深陷胶着，搜查本部的士气也是一天低过一天。
面对如此严峻的事态，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美谷钟表店”的店主——美谷时乃。
她的确以精彩的推理破解过凶手的不在场证明，但那回兴许是碰巧。况且我毕竟是在职的刑警，照理说是不能把关于案件的机密信息透露给无关人等的——可我又觉得，自己必须想办法打破僵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还是来了。
“……平根肯定是当天上午杀害了布田，然后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往后挪了。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挪的。”
听完我的叙述，时乃抚着茶杯思索片刻，随后用极其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
“时针归位——平根先生的不在场证明已经土崩瓦解了。”
她的语气是如此随意，仿佛她此刻说的是“好香的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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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得瞠目结舌，望向钟表店主。柜台后的她笑脸盈盈。困扰了搜查本部好几个星期的难题，居然已经被她破解了吗？
“能讲给我听听吗？”我忙道。
她的推论也不一定对，出错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但还是姑且听她讲讲吧，当作参考也是好的。
时乃为我新沏了一杯茶。
“平根先生在案发下午两点到三点与表亲们在咖啡厅聊天，有牢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所以他如果是真凶的话，就意味着他是在其他时间段杀害了布田先生，然后把死亡时间伪装成了下午两点到三点——您是这么考虑的，所以您认为真正的行凶时间是当天上午，因为平根先生表示自己当时在家打扫卫生、洗衣服，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他是用某种方法把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往后挪了，对吧？”
“对，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挪的。”
“布田先生死于下午两点到四点是司法解剖的结果。要想把这个时间从上午挪到下午，必然要用到足以瞒过司法解剖的诡计。但正如搜查本部所讨论的那样，既然空调和冰箱都指望不上，凶手怕是很难施展这类伎俩。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除了‘上午’，平根先生还有一个‘没有明确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是什么时候？”
“下午三点以后。平根先生说他在三点跟表亲们分开，去了日湖站跟前的电影院，但他是单独行动的，不在场证明并不确凿。司法解剖的结果显示，布田先生死于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假定他死于上午，就会与解剖结果产生矛盾，解释起来也牵强，但要是假定他死于下午三点到四点，就不会跟解剖结果起冲突了。”
“可是邮递员在下午三点开邮筒的时候发现了作案用的手枪啊，平根是不可能在三点以后行凶的。”
时乃嫣然一笑。
“如果平根先生没有用那把手枪杀害布田先生呢？”
我不禁愕然。
“没用那把枪？不可能啊!无论是被害者右大腿里的子弹，还是造成致命伤的子弹，都是用那把手枪发射的啊，都比对过膛线了，不会有错的。”
她到底知不知道膛线就跟枪械的指纹一样啊。
“真是这样吗？我们先从夺走布田先生性命的那发子弹说起吧。布田先生的致命伤是口腔内的贯通伤。既然是贯通伤，那么子弹肯定没有留在体内。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并不知道伤口是由哪发子弹造成的。”
“啊？”我瞠目结舌，“可那把手枪发射的子弹就嵌在被害者头部正下方的地板里啊。它肯定是贯穿口腔的那发子弹啊!”
“嵌入地板的子弹可能是提前打进去的。杀害布田先生的子弹可能出自另一把手枪。”
“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在被害者的右大腿造成盲管伤的子弹的的确确是邮筒里的手枪发射的啊，不是从其他手枪射出来的。”
“嗯。”
“这不就说明凶手用的肯定是那把枪吗？”
“这话没错，但‘子弹射入右大腿’和‘布田先生遇害’这两件事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前者也许发生得更早。”
“……更早？”
“射入右侧大腿的子弹并不是致命伤，所以发射它的时间完全有可能比布田先生遇害的时间早得多。可以是下午三点邮递员打开邮筒之前，也可以是平根先生在正午时分见到表亲们之前。”
“……可大腿中弹多痛啊!这样的疼痛持续好几个小时，被害者肯定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的，照理说案发现场应该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啊。”
“要是布田先生被人注射了吗啡呢？”
“……吗啡？”
“根据白岚会干部的对话，搜查本部怀疑平根先生在倒卖公司的医用吗啡对吧？也许他用的就是从公司偷拿的吗啡。”
“啊……”
“做司法解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查过布田先生体内有没有吗啡呀？”
“……对。如果死因不明的话，会通过验血查明血液中有没有药物成分，但这次的死因非常明确，所以应该没验血。于是警方就不知道被害者体内有没有吗啡了。”
换言之，布田有可能被人注射了吗啡。说不定，时乃真的猜对了。我连忙端正坐姿。
“那就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这起案件吧。案发当天上午，平根先生拜访了布田先生——他说自己一上午都在家里打扫卫生、洗衣服，这应该是假的，您也识破了他的谎言。
“平根先生先趁其不备，在音响室用钝器击打布田先生的后脑，然后注射吗啡，让他陷入昏睡，再用邮筒里找到的手枪在他的右大腿上制造了盲管伤。也许他注射吗啡的位置就在右大腿上，伤口还能起到掩盖针眼的作用。
“吗啡有镇痛和镇静作用，所以布田先生虽然中了枪，却一直没有醒来。为了防止地上沾到血迹，平根先生有可能在布田先生身体底下垫了塑料膜之类的东西。
“接着，平根先生掀起没有被沙发压住的那部分地垫，提前将一发子弹射入地板，装作‘致命的子弹’。
“完成这一系列伪装工作后，平根先生暂时离开现场，将手枪丢进附近的邮筒。我也不确定这件事发生的准确时间，不过肯定是上午十点邮递员第一次来取件之后。方便起见，接下来我们就叫它‘一号手枪’吧。
“之后平根先生见到了表亲们，为自己制造了从中午到下午三点的不在场证明。而在下午三点的第二次取件时，邮递员发现了邮筒中的一号手枪。
“到了下午三点多，平根先生挥别表亲们，再次回到布田家。‘去电影院看电影’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他身上带着和一号手枪口径相同的二号手枪。在吗啡的作用下，布田先生依然昏睡不醒。
“他已经在上午掀起了没被沙发压住的地垫，提前把子弹射进了地板。此时，他又在那颗子弹的上方垫了一个能接住子弹的东西——比如装满沙子的袋子，然后把地垫盖好。于是地垫就盖在了沙袋上。
“之后，他让布田先生躺在地上，头部摆在沙袋的正上方，再把二号手枪插进他的嘴里，射穿口腔，将其杀害。子弹打穿了地垫，却被下面的沙袋接住了，所以不会伤到地板。顺便一提，子弹会在布田先生的后脑勺形成巨大的射出口，掩盖钝器击打的痕迹。
“接着，他将布田先生的遗体调整成侧卧的姿势，取回头部正下方的沙袋。地垫上多了一个子弹贯穿后形成的洞，周围黏附着布田先生的血液与脑浆。下一步就是保持尸体压着地垫的状态，同时拉扯地垫进行微调，使上面的洞口和子弹嵌入地板时形成的洞刚好重叠。此时如果沙发还压着地垫，那就太重了，拉不动，所以他应该会先把沙发挪开，调整好地垫的位置之后再搬回去。
“平根先生没有把遗体复位。他只能对齐地垫上的洞和地板上的洞，却不能将布田先生的贯通伤完全对准这两个洞，因为布田先生的头会把洞口挡住。所以他就让布田先生的遗体保持侧卧，装出‘凶手踹翻了遗体’的样子，试图掩饰尸体的贯穿伤与洞口位置的细微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