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家的祖屋，”她说，“你肯定很热爱它，才会留下来。”
“我没有留下来。我离开了，后来才回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她理解。每个人都热爱昆士兰，但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把它和其他地方进行对比。
他穿过大厅朝另一边走去，打开一个堆满了家具的房间。“我的文件柜都在这儿。”他从一条窄缝里挤过去，走到远处的角落，拉掉一张布单子，露出深色硬木做的四屉文件柜来。他打开最顶上的抽屉，在里面翻找着，然后关上了又去翻最下面的抽屉。
“搜寻成功！”终于听见他喊道。他转过身来，激动地挥舞着一个破旧的牛皮纸文件夹。
餐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上搭的布单子也给扯掉了。凯蒂和杰米坐在一起，几乎紧挨着对方，面前是打开的牛皮纸文件夹。这文件夹已经饱经沧桑，脊梁用黄色胶带粘了一道，标签也经不同颜色的马克笔标了又涂，涂了又标。凯蒂能辨认出的就有“评论，卡尔森和20世纪30年代文学”“综合”和“澳洲文学，综合”。
一个牛皮纸文件夹卖多少钱？几分钱吧。扔掉用过的，再拿个新的，不是简单多了吗？菲利普家的书房就像个书报亭，那些文件夹全是他从系里的文具柜里顺回来的。一个会重复使用文件夹的人——尤其是这样一座豪宅的主人——可不是一般人。
文件夹里有厚厚的一沓信件，信纸有精致的，有粗糙的，纸上那些褪色的笔迹各不相同，有的蓝得发黑，有的红得惊心，还有的是棕色，令人生疑。有的信是手写的，有的是打印的。有的写得整洁、利落、行行分明，有的则脏兮兮、皱巴巴，仿佛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每封信的信封都用订书钉钉在左上角，上面都写着“昆士兰大学，詹姆斯·加尼维特博士收”，笔迹潦草的程度和缩写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都是我的粉丝写的，十年积累了这么多。这里就是阴谋论的墓地。”
杰米把那一摞信挪近一些，开始一页页地翻找，找过的每一封信都翻过来放到旁边，形成新的一摞。他专注又细心地浏览着信纸。凯蒂从他看完的信里随意拣出几封。
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把真相摆在美国人民面前，英嘉·卡尔森就会暴露出她作为世界上最无耻的抄袭者的嘴脸！她作品的真正作者是约翰·斯坦贝克[1]，他才是美国的英雄，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作者……
我真心希望这封信不会让你把我看成一个跟猫王的疯狂粉丝一样的人，但真相就是，我确凿无疑地知道英嘉·卡尔森还活着。她以前常常来我们温室买绿植，我认识她好多年了……
很少有人知道，卡尔森的作品实际上是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2]写的。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他是我祖母的表兄，我们孙子辈还小的时候到他家玩过，他亲口跟我说的。我还看见过他的日记，里面把那些作品都包括进去了，像他说的一样。这是约好的，是他们合伙策划的。放火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她欠他们钱。如果你能写本书把真相揭露出来，我愿意分你50%的版税。只要一收到你寄来的支票，我就会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提供给你。
“我知道就放在这儿什么地方的。”杰米说。
靠近顶部的一张打印出来的信纸上写着：
你是在为我们的敌人工作吗？英嘉·卡尔森是一个俄罗斯间谍，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情报局视她为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把她处决了。我们将赢得冷战的胜利，到时候证据自会公布于众。别再宣传这个叛徒的作品了！
凯蒂感到微微的恶心。
“哈，”他说，“在这儿。”
他从纸堆里抽出一封信，放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信看起来很普通，用的是常见的A4纸，行文也无甚特别之处。
1981年9月17日
尊敬的先生：
我叫马丁·费舍尔，给您写信是要说关于我父亲塞缪尔的事情。他于1939年2月12日被杀害，当年我八岁。
时间无情流逝，我觉得如今我应该尽力为他做点事情，因为我现在也当爷爷了，孙辈常常问起我的父亲是谁，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原是一名排版工，他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替查尔斯·克莱伯恩做的，是给英嘉·卡尔森那本失传之书排版。不要跟我说那不是他做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做的。他当时一直在为此工作，有时候还熬通宵，但却被历史遗忘了。这不合适。
您是否见过任何有关英嘉·卡尔森的论文或者资料里提及我父亲塞缪尔·费舍尔呢？看在我家小孩子的分上，任何提及塞缪尔或者山姆的内容，什么都行，都会给我们全家人带来新的感受和值得自豪的理由。
您诚挚的
马丁·费舍尔
下面写着一个位于威廉斯堡的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
“都快过去五年时间了，”凯蒂说，“他可能已经搬家了。”
“不打电话过去问问又怎么知道呢？”杰米看了看表，“不过现在不行，现在纽约是早上三点钟。咱们得打发一下时间。”
如果这句话是菲利普说出来的，她很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但杰米已经向电话伸过手去。
“吃比萨吗？”
太阳沉甸甸地挂在西面的天际。第二天是星期天，所以他们一致决定在布里斯班的午夜时分打电话，也就是那边的早上九点钟。对两个单身又没孩子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的决定，但是一旦做出，气氛就产生了某种变化。杰米空荡荡的房子里没有电视，他们也没法就他家里的装修和摆件聊些通常的废话，因为这里压根就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没有装着水果的大碗，没有窗帘，也没有靠垫。
杰米冰箱里有半块卡蒙贝尔软干酪，还有一包雅乐思饼干。不过比萨很快就送到了，送餐员是个疲倦不堪的中年妇女，开着一辆老福特车。半个番茄乳酪的比萨是凯蒂的，另一半加辣椒的素食比萨是他的。她从自己包里掏出钱包，但他挥挥手示意不用。厨房橱柜都没有门，餐具也还打包放在箱子里，堆在房子底下，所以他们直接就从盒子里拿比萨吃，把纸巾当盘子用。杰米发现窗台上有个螺旋开瓶器，又从前厅拿来一瓶布满灰尘的红酒。他打开门去拿酒的时候，凯蒂一眼瞄到那边地上放着一个床垫，一顶白色蚊帐像降落伞一般罩在上面。他进去就关上了门。
回到厨房，他拿出两个纸杯用水涮涮，倒上了酒，再从卷筒上撕下两张纸餐巾，递给她一张，自己把另一张铺在膝头，仿佛那是精细的亚麻布餐巾一般。
“可能你会感到惊奇，我这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来拜访。”杰米说。
她跟他说没关系。她但愿自己对红酒多些了解——随便知道点什么都好。父亲从来不喝红酒，她还小的时候，只有无可救药的酒鬼才喝红酒，别人喝的都是××啤酒、朗姆酒或者可乐。杰米这瓶红酒她尝着像金属，还微微带点肥皂味。她仔细地慢慢抿着，让自己不至于露出傻笑，一句话也没说。她从浸透油渍的盒子里捏起一牙坠手的比萨饼，探身用纸巾接在下面吃起来。它闻起来美妙极了。小口地吃，闭着嘴嚼。这所房子有种气质促使她这样做。和她认识的其他房主不一样的是，杰米闭口不谈他的装修情况，为此她默默地念了一声感谢上帝。她认识那种能把铺个厨房防油垫的过程说得比《走出非洲》一本书还长的人。
“请随意用电话，”他说，“如果你需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的话。”
他看起来很疲倦，她打赌他真宁愿他们没开这个头。她想知道，电视发明之前，人们是怎么活下来而没有死于尴尬的。尘埃在最后几束坚挺的阳光里跳舞。远处的车流。她耳后有一处在发痒，手腕上也有一处。这古老的房子咯吱咯吱地呻吟着。
“你热吗？”他说，“房子底下有个箱子里装了一个电风扇，我可以去拿来。”
“没事的。这些就是为热天设计的，我是说这类房子。”
“的确，”他答道，接着又说，“玩玩拼字盘怎么样？我有一副在家里什么地方搁着。”
最开始的几盘她都输了，好像总是没法拼出任何有意义的单词。英语真是有限得无可救药，那么少的词汇却要描述那么多东西，而这天晚上她能想起来的只是一片空白。英语真是我的母语吗？她寻思。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就桌子允许的宽度隔得尽量远。屋子外面，花园正循着它自己的时间表作息。她听见一只袋貂从屋顶爬过，而杰米似乎没注意。拼字游戏盘很旧了，但暗红色的格子却一尘不染。凯蒂把自己的字块按照可搭配程度沿着框子排好，杰米则随手放在哪里算哪里。他不玩弄它们，每次移动字块都是有目的的，他用食指尖把它们在游戏盘上对齐。
过了一会儿，她放松下来，就开始赢了。
“某人连胜呀。”杰米说。
“要不要打个小赌？我肯定只是一时转运而已。”
“才不是，”他说，“我觉得你一开始是在隐藏实力。不过我们也可以玩玩别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大富翁怎么样？”
“‘玩玩别的’——这在布林巴区是不是怕了的意思？”她感到一颗汗珠顺着脊背滚下。一只执着的蛾子拿头撞着灯泡。
“我只不过想尽尽地主之谊罢了，”他说，“加尼维特家的人从来不怕直面挑战。”
“那咱们就不换吧。我喜欢这个游戏，”她说，“我喜欢它的规则，你拿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卖，不能买，也不能扔掉。你可能运气好能拿到很不错的字块，或者倒霉，拿到的都是x和j，如何尽可能利用字块，完全看你自己。”
“你这人喜欢挑战啊。”他说。
“我喜欢……”她想了想，“让事情取得进展，从某个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
“那么你喜欢英嘉哪一点呢？”
“每一点都喜欢。在一个小村子长大，父母都没什么文化，然而她写出来的书却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所以跟作者本人的经历也有关，你喜欢的不只是她的作品。”
她皱皱眉：“这些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们本人的延伸。何况，她非凡得不真实。几乎不真实。”
“‘不尝试荒谬，便不能成就非凡。’”
“你确实对《堂吉诃德》很熟呢。”
“跟你说过，我热爱这部书。你知道，我真的会把书从架子上拿下来的，偶尔我甚至还会翻开来看几页呢。”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他的手安然不动，但目光却望着自己的字块不断闪烁，在它们之间来回跳动，脑子里把字母顺序反复排列了又排列。他把字块放下的时候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像标点符号一样：有的他先落一条边，然后噼啪按下，表示强调；有的他则用一根手指头滑到位，字块轻快地一溜，就像孩子推玩具小车一般。这是一种语言，她寻思。你如果知道规律，就能懂得它的意思。
他们一直玩到差不多午夜时分。直到他摘下手腕上的表（他们之前决定玩极速版拼字游戏，计时拼字，以此换换口味），他们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该打电话了，”他说，“我想你肯定已经等不及想回家了。”
“的确，”她说，“等不及了。”
电话响了十几声，没有人接。她正要建议他们过一小时再试试，就看见他脸上表情变了：有人接电话了。拿话筒的是他，因为这是他的电话（也是他出的电话费，她想，这可是国际长途）。他把话筒从腮边拿开了一些，她于是把一侧的脸凑到另一边听着。他紧紧握着话筒的指节擦着她的面颊，所以她调整了一下角度。
“我不确定有没有打对电话。我想找马丁·费舍尔。”他说道。
微弱的噼啪声从线路那头传来，就像揉皱一团纸那种声音。
“我就是马蒂。”
杰米手拿话筒朝她示意，要把话筒给她，她摇摇头。
“费舍尔先生，我叫杰米·加尼维特，人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我打电话是想跟您谈谈您五年前给我写的一封信。”
他不会记得的，她想。时间太久了。他们住在地球相对的两端，他们所在的城市差异也不能更大了。她想不到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联系起来。太荒谬了。如果布里斯班和纽约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那这个世界一定比她一向认为的要小得多得多。
“我叫马蒂。你是说，澳大利亚？”
“是的，”杰米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马蒂·费舍尔一声口哨，声音大得杰米把话筒都拿远了。“我记得，我当然记得。哇，真想不到啊。你就是研究卡尔森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吧，住在地球底下那面，澳洲那个。你可真是一点不着急啊。”
“我那时候不方便，”杰米开口道，“所以之前没办法帮您。”
“那现在呢？”
杰米转过头去迎上凯蒂的目光：“现在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
“有意思，但我现在不再想问问题，更别提有什么兴趣了。等一下。”那边传来喀啦一声，话筒被放在了什么地方，凯蒂估计是复合板做的餐桌上。接着是一阵离得远远的快速交谈，虽然两三个词里她只能分辨出一个，但其他内容都很好猜，“小家伙们，去电视前面吃饭吧，这次就算破例了，只要让我清静会儿。但别把东西弄洒了，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她隐约听到的这顿家常早餐，对身处这午夜静谧之中的闷热屋子里的她和杰米来说，离得几乎不能更远了。他们就像两个迷失的宇航员，一根螺旋形的电话线就是他们和文明唯一的连接。
“好了。是我孙子孙女们，他们看动画片去了。就算房子被一把火烧了他们也注意不到的。”马蒂回来的时候说道。
“马蒂，”杰米说，“我现在会把话筒给我的同事凯蒂·沃克，她跟您说。”
她做了一个“不”的口型，但杰米还是把话筒递给了她，她接过来，坚定了一下决心，然后跟这个远方的声音，这位失去父亲的儿子，介绍了自己。
“您为什么写那封信呢，马蒂？”
电话那头溜出一声叹息：“你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知道我老爹是个排版工，我也知道他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卡尔森那本失传的、烧没了的书。我那时满脑子就想着看看……看看别人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书里面都是怎么写我老爹的，结果发现他们压根一句没提。后来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就不感兴趣了。”
“那个，所有人——卡尔森研究学者、专家、历史学家等都知道您的父亲并没有给那本书排版。查尔斯·克莱伯恩，就是英嘉的出版商，他——”
“说得跟真的似的。”马蒂说。
“您一定知道英嘉死后才寄到的那封信吧，里面写着感谢查尔斯亲自给书排版。”
“英嘉根本没有写那封信。她不可能写。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死了。听着，那封信是大火发生两天以后寄到的，人人都认为是她寄的，是英嘉写了寄的。但是一封信寄两天，在1939年？现在倒是有可能。现在一个星期才送到都有可能，那些废物。以前可不会，一辈子都不会。”
杰米和凯蒂对望一眼。杰米拿回了话筒，凯蒂凑近了些，又凑得更近了些。她很想听，而且她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还想靠得更近。
“信的来源已经证实了，”杰米说，“是她的纸笔写的。笔迹也显示是英嘉的，和好几个不同来源的样本对照过了。人们解释说，那几天雪下得很大，所以信才送晚了。”
“我对笔迹什么的不了解，但是不，不可能。信肯定是伪造的，或者有别的猫腻。拿天气来说事，方便倒是方便，可不过是一派胡言。仔细听我说。英嘉没有写那封信，因为那时她已经死了，因为给那本书排版的是我老爹。”
凯蒂抬起一只手掌捂住了嘴。
“我老爹不是什么大好人。他脾气暴，喝了酒还很讨人嫌。他抱有……某种政治信仰。每天回家，他都要抱怨自己的工作，有一次甚至想辞职，但是克莱伯恩说给他加钱，如果他肯留下来的话。他还答应给我买把巴克·罗杰斯[3]款的玩具火箭枪，最后我也没拿到，顺便插一句。后来，他完成工作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那场大火三天之后，他就死了。这可离谱得太过分了吧。”
“您怀疑还有更多内情吗？”
“我不是怀疑，兄弟，我知道还有更多内情。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子，但是人人心里都有数。无故被捅刀子，就在我们家旁边那个拐角，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一万年也不可能。”
“您母亲呢？她没有对别人说什么吗？也许找了警察？”
“警察并不待见我父亲，所以就这么说吧，他们在这个案子上并不是很愿意下大力气。”
在他其后暂时停顿的时候，杰米说：“对她来说这事肯定很难熬过去吧，我是说您母亲。”
“她从来不谈这件事。我的意思是一开始她只是悲痛——说她应该告诉他钱没那么重要。她宁愿他从没遇见过查尔斯·克莱伯恩，或者英嘉，或者他们那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就我家而言，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又没有工作，我觉得过得还算可以了。我们还住在那间破公寓里，勉强过得去。”
“生活费从哪儿来呢？”
“那谁知道？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房租总能付掉，餐桌上也总能有食物。对小孩子来说，这些事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好多人都是在抢劫中遇害的，”杰米说，“一直都是这样。您父亲被害一定是个巧合。”
凯蒂听见一种刮擦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用皮革样粗糙的手抚过自己没刮净胡子的脸。想到隔壁在电视前吃饭的孙子孙女，他脸色发白，祈祷自己永远不要被迫和他们分离。不管经历了多少岁月的磨洗，在一个男孩心中，父亲的死永远不会成为过去。不用说，马蒂·费舍尔马上就会挂电话。他们可以再打过去，但他再也不会接听了，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马蒂说，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耸了一下肩，“坦白说，如今我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我的意思是，以前这会让我气得热血翻腾——被那些蠢驴看成傻瓜或者骗子，就因为他们竟然相信那种事是巧合。而且我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会痛失——”他清清嗓子，“不管怎么说，如今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全部，说真的，我就一点也不在乎是谁把他干掉的了。”
“什么事情的全部？”
“我们发现……那是在我母亲去年八月去世的时候，她的遗物里有一箱老爹的东西，那个嘛……”他再次清清嗓子，放低了声音。为了不让电视前的孩子们听见，凯蒂想。
“听着，你想知道吗？我父亲是个纳粹，一个正儿八经、有证件的、领薪水的德美同盟党员。”
一个世界之外，马蒂·费舍尔坐在他的厨房里讲他的故事。在整个布林巴区，整座城市，人们都盖着棉布被单熟睡，一个人睡的也有，跟别人一块儿睡的也有，或是摊开身子，或是蜷成一团。在这座半空的屋子的这个房间里，凯蒂和杰米一动也没动，保持着他们十秒之前的姿势，坐在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屋顶上仍然有袋貂抓挠。然而，和刚才相比，他们已经完全变了。凯蒂望着杰米的面孔，知道自己的表情也如出一辙：猛地倒抽一口冷气、脸色苍白；惊恐和激动并存；嫌恶与追寻的快感混在一起。一个认识英嘉和查尔斯，也了解那本书的纳粹党员，大火过后三天就被杀掉了。是要掩盖什么吗？事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五十年，一条解开谋害英嘉·卡尔森凶手之谜的线索——被他们发现了吗？
“您父亲，”杰米的另一只手伸上去按住了自己的喉咙，“我不确定怎么开口问这个，马蒂。”
线路那头说：“我一向都明白最好是有话直说。”
杰米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她任何时候听到的都要轻柔：“您父亲有可能动手施暴吗？”
一声短促尖锐的大笑：“那是一定的。”
“马蒂，”杰米说，“我们还什么都说不好，而且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去寻访以前认识他的人，实地查阅档案，等等。但如果最后发现您父亲跟那场烧死英嘉·卡尔森的大火有什么瓜葛的话——您会怎么想呢？”
接下来的停顿让凯蒂胃里一阵恶心。
“我读过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世事皆有尽》？战后读的。我的孩子们都读过。”
“马蒂，”杰米说，“这真的很重要。这可是全世界都想知道的事情。”
遥远的地方，椅子咯吱一声，是一个大块头男人重压下的喘息。他那时还是个小男孩，凯蒂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想要保护自己的父亲，这份感情她能够理解。他有权利挂掉他们的电话。她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说：“那些废物，只会打女人、打小孩，把半个该死的世界都搞得惶惶不安。他是个烂透了的父亲，做丈夫就更加不合格。你们只管把实情说出来，这就行了。”
“您确定吗？”凯蒂问，“想想您的孙子孙女，这也许会成为了不得的事情。”
“你们明白这个就好：如果他真跟那场大火有什么瓜葛，那我自己都想杀了他。如果我的孩子和孙子们不能为他感到自豪，那我怎么着都要让他们至少为我感到自豪。”
“这想法真挺可怕的，但我们理解。”杰米说。
“就这么说吧，我不排除在他身上发生任何事的可能。也许他的某个纳粹同伙杀了他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一度被那些花引开了注意力，但毕竟如果你跟狐朋狗友混在一起，那么，惹得一身骚都是轻的。”
凯蒂把话筒抬了抬，平举在她和杰米之间。“什么花，马蒂？”她问。
“那跟这些都没什么关系。”
凯蒂虽然知道马蒂看不见她，还是点了点头：“但您一度觉得有关？那些花是什么意思呢？您父亲曾经给谁送过花吗？”
“听着，我非常确定这只是他的私事，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在我老爹的葬礼上，有人送来一大束鲜花，从没见过那么大的一束花，有白色的百合、菊花和其他你想得到的花，足足四英尺高。”
“谁送的？”
“某个我妈很不喜欢的人吧。她只扫了一眼，从花束上扯下卡片念了一遍，然后抓着黄铜座子把花束提起来，沿着圣约翰福音教堂的过道，在地板上一路嘎吱嘎吱地拖着它走出去，扔到了前门楼梯下面。花束摔得四分五裂。而且，你知道吗，她把卡片也撕成几片扔出了大门。”
“那个卡片，”杰米说，“我想她没有告诉您上面写了些什么吧？”
“她一字没提，”他回答，“避而不谈。但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一教堂的人都尴尬得不知该往哪儿看了。”
“啊哟。”杰米说道。
“这一类的事情总叫小孩子心痒痒的。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意识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当然感受到了，但在葬礼现场，我非常好奇。我跟你说，我父亲以前总给我买《侦探画报》系列和DC漫画，一般都是把我揍得三魂出窍以后。我当时在读初中，是个小小的埃勒里·奎因[4]。总之，我就说我想撒尿，然后偷偷溜到大家背后，绕到教堂前门。有人已经把花束收拾干净了，但是他们没看到雪地里的破卡片，但我看到了。我特意到处找，找齐了所有的八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