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踌躇着，紧紧捏着手包。没人上前招呼她，也没人开口说话，所以她只好站在一个玻璃展柜前面，努力装作被深深吸引的样子。她看到里面有本《1984》，锈色护封上用白色的花体字印着作者名和书名；有套两卷本的英文版《堂吉诃德》，书皮是暗绿色的皮革，书名是烫金的；还有查普曼和霍尔公司版的伊夫林·沃的《一把尘土》[1]，书脊的护封上印着7/6Net的字样。所有的书都陈列在玻璃后面的亚克力支架上，是用来摆着看的装饰品。
凯蒂的思绪飘向了这些书以前的主人们。她在想他们都是谁。这些人不会想到，自己的财产如今会在这里，和他们从未见过的人的书放在一块，把他们和这些陌生人联系了起来。二手书店总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氛围。所有的书都有故事，都是一开始因为有人喜欢才被买走，但后来又给当作垃圾扔掉，或者被抵押出去换钱了。
一个声音在她背后响起，问她要不要看商品目录。
她转过身去。是他，杰米·加尼维特，穿着白色商务衬衫和灰色西裤，看上去像昨晚就穿着这身衣服睡的觉。
“你好，又见面了。”她举起一只手说。
店门嘎吱一声开了，他俩都转过去看。进来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一脸胡子，穿着摩托车手那样的皮衣皮裤，双手巨大，一只胳膊下面抱着个黑色头盔。他看起来是吃肉连骨头都要啃光的那种人，跟弗雷德·弗林史东[2]一个风格。
“加尼维特，”他经过的时候说道，“那本阿赫玛托娃的书到了没有？”
“随时会到，西蒙。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西蒙朝后面溜达过去，一路像扔保龄球一样甩着他的头盔。
凯蒂是个很善于发现并独自享受生活中的小乐趣的人。就算在她们书店里，也没有哪个临时工会有可能读过阿赫玛托娃。听说过这个名字的都可能只有一两人。她微微一笑，看见杰米·加尼维特也在微笑。
“疯狂的麦克斯：雷霆诗人[3]。”她说。
“野书生柯南[4]。”他说。
两人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破了，然后消失了。
“凯蒂，你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帮不了你。”
“这是一个书店，我想要买本书。那本多少钱？”她指着那本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说。
“四千五百澳元。你是开支票还是刷卡？”
她扯了扯手包的塑料肩带：“不管怎么样，把书摆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能拿来读。它们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似的。”她用指甲在玻璃上轻轻敲着，仿佛想引起书的注意。
“我倒愿意把这儿想成一个动物园，用来保护濒危物种，造福子孙后代。你看，我能说的都说了。我干这行只是为了赚钱吃饭。我不是学者，是卖书的。”
“你不是卖书的，”她说，“我才是卖书的。卖书的都是职业读书顾问，把大众买得起的书卖给想要读书的人。”
他伸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穿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把手伸出来。”他说。
她眨眨眼，还是按他说的做了。他朝着玻璃柜走了一步，打开了锁，把其中一部《堂吉诃德》取了出来，递到她手里。
她很惊奇于书的分量：“我不需要戴手套吗？”
“戴着手套你是感受不到它的魅力的，”他说，“这是1742年的印本，还有版画插图呢，看这儿……”他用指尖把书打开给她看：“这不仅是一本故事书，还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去改变每一个人。关键是它的气味、它的触感。书是能和我们交流的艺术。”
这东西真美妙，手感沉甸甸的。凯登丝·沃克，（本书和历任主人）绵延好几个世纪的羁绊中最新的一环。她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并不总是线性流逝的，有时候还会弯曲成折叠的位面。她想象着所有曾经拿起过这本书的人。世上每个人都在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行。
她把书还给他，他接过来放回了柜子。
“英嘉·卡尔森，”她说，“拜托了。”
他什么也没说。
“听我说，我必须要知道。在知道答案前，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是为了写什么论文，还是做什么项目？”
她说都不是。她又把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她是怎么在美术馆外面跟一位女士对上了话。没有别的了。她想不起还有哪一回，她曾因为某个东西、某种可能性而变得这么痴迷，或者这么兴奋。她想起了她的同事，他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去赌场玩。也许她终究还是个赌徒，一心追寻极小的概率，那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我一般不这样。”她说。
他又不说话了，张开嘴，又闭上，然后说道：“有人曾出价要买那套《堂吉诃德》，我没卖。那是我接手这摊生意以后买进的第一部书，也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的小说——当然，不是这一版。我爱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家伙。”接着，他又说：“在这儿等我。”
他消失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钱包。
“玛丽卡，我出去喝杯茶，”他对一个整理书籍的年轻人说，“一会儿就回来。”
在和书店仅隔了几道门的煎饼店，他们坐在了棋盘前面一个阴暗的卡座里。高大的彩画玻璃窗并没有放进来多少光线，但她还是能看见好几个棋子已经磨损，黑棋的一个“马”的边角被磕掉了。她回忆起自己的小手，吃完三个煎饼之后去摇动棋子把它们往前挪，棋子纤细的中段会留下沾着黄油的指印。她是个糟糕的棋手。走一步想六步？谋定而后动？她不是那种人。
扎马尾辫的女服务生知道杰米要喝英式早餐红茶。凯蒂也点了一杯，但那女孩一眼都没看她。这房子原来是座教堂，天花板是深色的木板，挑高很高，倾斜向上。屋里很凉快，像教堂地下室的感觉。通向洗手间的走廊上，有一具真人大小的盔甲在那里把守着。凯蒂想不通是为什么。
杰米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手的指尖搭在一起，低头从眼镜上方瞧着她。“说服我吧。”他说。
她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翻到她记下那行字的一页，从桌面上推过去给他。
他读了之后耸耸肩：“这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任何人只要研究过英嘉的写作风格，就可能写出这么个句子。就算这女士年龄对得上——她讲话是哪里的口音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天降奇迹，她确实看过手稿，那她到底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她现在还不想去正视这个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第三个人读过这部小说，这是公认的说法，对吗？这怎么可能呢？”
“英嘉·卡尔森一向有遁世倾向，甚至在她第一本书大获成功之前就是那样。她厌恶采访，痛恨社交聚会。在好莱坞的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她出席活动的话，肯定到一半就会溜走。她内向得几乎到了社交恐惧症的程度，一个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在美国也没有亲戚。她不信任任何人，连银行也不例外。而且她只跟查尔斯合作。”
凯蒂询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虽然她其实知道。
“纯属巧合。她刚从洛杉矶搬到纽约——她之前很想进军影视圈，不过失败了——通过职业介绍所找了份保姆的工作，最后就到了他家，给他看孩子。他当时还不出名，不过也算个聪明、年轻的出版商，家里很有钱，而且喜欢到处抛头露面，属于社交红人，一副那种马丁尼酒不离手的纽约派头。人人都往他那儿塞手稿。”
他的面孔起了一点变化，仿佛什么东西苏醒了一般。他的眼里闪出激动的光芒，他的言辞也生动了起来。
“也包括英嘉。”凯蒂说。
“她很机灵，一个字也不提，只是在有一天回家之前，把她的手稿留在了咖啡桌上。整座房子都扔满了各种读了一半的手稿，他就任由它们一直堆在周围。每个人都以为这手稿是他正在处理的什么文件。第二天晚上，他妻子上床睡觉之后，他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看到了英嘉留在那里的东西。他读了第一页，之后再回过神来时，女佣进门来干活了，时间已经是早上六点钟。”
凯蒂想象着那天早晨的场景：查尔斯·克莱伯恩坐在老旧的皮椅上，身边放着空的威士忌酒杯和装得满满的烟灰缸。他眨巴着眼睛，对开门的声音和透过东面窗户溜进来的天光颇感诧异。那该是怎样的狂喜，当他明白自己发现了一个奇迹，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有一部杰作完全只属于他一个人。
“就算现在，我每次想到这事，都忍不住汗毛直竖。”杰米揉着后脖颈说道。
“然后就没有其他人看过了，也没有一个叫瑞秋的人，你确定吗？”
茶上来了，他开始倒茶。他的指甲剪得短短的，很干净。热腾腾的蒸汽看起来就该属于这里，跟这个老教堂、这场对话非常相配，仿佛香炉里透出的轻烟。
“我很确定。全世界都很确定。英嘉是被研究得最多的20世纪作家之一，大家都知道她那个相当小的朋友圈里有哪些人，名字叫什么。如果还有别的人，而且被我知道了，那我还会在这儿卖二手书吗？我早就美滋滋地动手写书了，肯定大卖。”
“总会有个编辑吧？”
他摇摇头：“查尔斯亲自编辑的。当时，如果公司规模小，出版商兼任编辑并不少见。”
“那图书出版之前，一般还有什么人能看到内容呢？”
“封面设计师吧，但这本书例外。印刷厂表示，封面只是简单的红布，上面用浮雕的金字写着作者名字和书名。还有排版工可以看到，但排版是查尔斯自己做的。没有请校对，她不允许。”
“排版的话，由出版商来做，不是很奇怪吗？”
他点点头：“只有这样，她才答应出版第二本书。那个时候她已经相当疑神疑鬼了。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以至于她家附近总有摄影师记者在蹲守，还有人会去翻她的垃圾桶。所有这些关注实在令她焦虑不安。有一天，她足足收到了62封信，全是手写的，都求她开恩回封信。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她的处女作，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收到过死亡威胁，还不止一次。有意思的是，在1936年下半年纳博科夫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提到了他遇见英嘉的事。英嘉跟他说她想要搬家，离纽约远远的，住到没人认识她的地方去。”
“关于排版的事，你怎么能确定呢？”
他抬起头，对她皱皱眉：“这有什么要紧呢？”
她怎么解释呢？她属于那种“什么事都很要紧”的人。她周围都是习惯了浅尝辄止的人：习惯说“一切都会好的”或者“差不多就行了”；答应了顾客要进什么书但是从来不兑现；总把东西放错地方；用美工刀拆纸箱，割坏了书也不管，照样放到架子上卖。她好像就是没有别人脸皮厚。一个事事在意的人，总有点不那么酷。“酷”这个字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叫人心寒的冷漠。
最后她说：“就是很要紧。”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仿佛她给了这个理由就够了。“排版的事情，她在写给查尔斯的信里提过，就是那封有名的身后信。原件现在就在布里斯班，在展览里可以看到。信在两人去世之后才送到，她一定是火灾发生当天寄出的。那是一张匆忙写成的便条，你能看出当时她压力很大。信上说：‘……还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累你为了迁就我，去操作那些可怕的小字母。查尔斯，你能亲自排版，是帮了我一个最大的忙，我不会忘记的。’”
他也是那种愿意把文本一字不差背下来的人。
“听上去排版是项大工程。”
“不是一般的耗神，但他乐意投入精力。你得明白，英嘉的处女作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出版界这类事情太多了。麦克斯威尔·柏金斯[5]做托马斯·沃尔夫[6]的编辑，编得太……”他想找个词来形容，“……太‘狠’，以至于学者们都在争论哪些是沃尔夫写的，哪些是柏金斯写的。那个年代，该做什么还是得去做，大家都懂。”
“所以其他任何人都是没机会看到书的。”
他往前倾了倾，十指交叉。他一边的嘴角扬了起来，但是眼神却和善多了。
“如果还有别人，如今也早该被人挖出来了。当时那是件大事，你能想象吧。那可是英嘉啊，就那么死了？大萧条末期，她把《世事皆有尽》的电影改编权卖了一万两千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万美元。她获得过当时的每一项图书大奖，她的书第一年就卖出了大概两百万本，再版十四次。那场大火登上了头版。整座楼烧得只剩个架子，两个消防员受了重伤。”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这不属于我研究的范围。”
“你对此总有看法吧。”
“我的看法是人们应该停止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对，他们确实发现了助燃剂的残留。对，仓库唯一的一把钥匙由查尔斯拿着。但这并不表示就是他干的。怪在他头上当然方便，他又不能给自己辩护。”他把茶杯放回茶碟上的时候，碰得当啷一声。
“但是他自己也死了啊。”
“人们说他是不顾一切想掩盖什么。有人猜，那本书烂透了，于是他决定烧掉每一册印本，让英嘉保持神秘，刺激她处女作的销量。所以他不但是谋杀犯，而且还没有职业道德。”
“但你不信。”
“我认为所谓的助燃剂不过是他码在后门的瓶装酒，烧炸了像火箭一样飞进了现场。查尔斯喜欢喝酒。当时禁酒令才取消没几年，我猜他还是存了些酒，以防万一。”
“那尸体呢？鉴定过确实是他们吗？”
他点点头。“英嘉给查尔斯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到仓库见面。电报在他口袋里找到了。查尔斯不如英嘉烧得那么严重，主要是烟雾窒息而死。她的尸体毁损严重，只有一只胳膊还完好些。他们把她的指纹跟她的一份遗嘱进行了比对，很幸运那份遗嘱上留着沾墨水的指印，确认了她的身份。这个案子也运用当今最先进的法证科学手段重新调查过了——从她寄给粉丝的好几封信上提取到了她的指纹。什么都对得上。那种死法……现在听起来感觉有点奇特，但那个年代，安全规范可糟糕透顶。过了没几年又发生了可可林夜店火灾，几分钟之内烧死了差不多五百人，起因就只是一根火柴。你看到那条项链了吗，玻璃的那条？”
没有，她没看到。展览里确实有项链，在火灾主题展柜里，也就是那个她掉头忽略的展柜。凯蒂摇摇头。
“绿色玻璃做的，上面装饰着蜜蜂。这是她从不离身的东西。虽然在大火里熔化了，但还能认得出是她的项链。那么多书，那么多纸都烧着了。现场就是烈火炼狱。仓库的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消防队表示他们两人都毫无逃生的机会。”
她所依循的解谜之路已经被之前比她聪明得多的人踩烂了，当然不会剩下什么还没有发现的东西。“查尔斯一定是对她死心塌地，才会愿意费那么大的神去做排版。”
“他确实死心塌地，但不是那种死心塌地。他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他是个名声在外的花花公子，这倒不假——浮华、嗜酒、流连舞会，礼帽加领结的范儿。但她身上有一种让人难以抵御的纯洁，”他说，“从各方面来看，她就是能叫别人对她死心塌地。”
“那个展览好极了，”这类套话有点掉价，她也知道，只是不想结束交谈，“看到她有那么多遗物得以保存下来，真是太好了。”
他朝她笑了笑，他被逗乐了。
“大部分能保留下来纯属走运。她刚去世那会儿，社会各界都为此满怀悲痛，这是肯定的。但当年晚些时候，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全世界就有别的事情要操心了。英嘉的大部分财物给移进了一个储藏室。查尔斯留下了遗孀和几个孩子，出版公司也关门了。他的一个女儿把他所有的文件都保存在箱子里，塞在床底下。战争结束，《世事皆有尽》正是人们需要的精神食粮——战后此书重印，又带起了一波‘英嘉热’。”
“那你呢？”
“那我什么呢？现在轮到你讲了，谈谈那位女士——你那位老太太。”
她描述了排队的情景，那个穿着黄眼睛衬衫的唠叨摄影师，以及那位女士的行事作风。神秘的瑞秋。一切都感觉模糊又微妙，就像在描述当太阳躲到云层后面时，你胳膊上的汗毛是什么反应一样。她到底在想什么啊，这样浪费这位先生的时间？
“不太有说服力。”他说。
“我知道。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许过什么愿了。现在她意识到，单是渴望本身，就已经让她很开心了。希冀会带来能量，那是一种生机，一种蓬勃的活力。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许愿，想要各种东西。”他说。
“你最开始是怎么对英嘉产生兴趣的呢？”
他喝完了茶，摆弄着茶杯。“一切是从我攻读艺术学位的第一年开始。当时要做一个小作业，是关于查尔斯·克莱伯恩的十分钟演讲。我是个糟糕的学生，只是凑了一篇笔记，目标就是保证及格，这样我就能放心去酒吧喝酒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本书我却读了下去。我当时年轻又天真，感觉她正好是我要寻找的东西。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英嘉。”
这她能理解：“所以你也是查尔斯研究专家了？”
对方轻轻耸耸肩：“关于他，并没留下多少记录。很遗憾。英嘉有魔力，这是肯定的，但查尔斯也有他的特别之处。照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的公司挺老土的，还有那么一点古怪，比如字体版式方面的小讲究——老天，居然还会在字母上加两点。你知道吧？就是变音符号那种。如今只有《纽约客》才搞这套了，但当时他这样可是很前卫的。他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在法国受过伤，人们都说他选书的时候偏爱欧洲人写的作品。还有什么呢？有钱，当然了。他的爷爷辈从事银行业，所以他根本不用怎么工作的。另外就是，他对公司旗下别的作家态度都是出了名的不耐烦，只有英嘉，她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不是跟她有关系，他现在早被遗忘了。我禁不住在想，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这辈子会有些什么别的作为。”
又来了，这精准的回避。她问了一个关于他的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却转而谈起了查尔斯。回避得很优雅。许多人恐怕都意识不到。
“那你对英嘉的热情呢？”
“过眼云烟了。我现在就是个卖旧书的，卖那些注定不会有人读的书，就像你说的一样，”他起身挪到卡座边上，“我来付账。你可以再坐会儿，凯蒂。”
和杰米·加尼维特喝茶之后过了两天，凌晨，凯蒂被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惊醒，满头大汗，被单和身子缠在一块。在布里斯班，这种猛烈的夏日暴风雨是很常见的，但一般都发生在下午，在那样的下午，如果你瞟一眼窗外，会发现空气宁静得令人起疑。如果你正开车前往任何日常目的地，比如办公室、工厂或者学校，你脑子里都要有张地图，标出你一路上能经过的所有可以停车的掩蔽所：桥底下、废弃加油站的遮阳棚等。有的时候，云层会带上几分浅绿又青紫的颜色。出现这样的天象，冰雹可能会毫无预警地砸下来。整个橄榄球场会变成白色的海洋，鸟儿还停树枝上的话会被砸死。窗玻璃会被击出好些洞，力道堪比保龄球球道上一记迅猛的直推球。车前盖被砸出的坑能有一个指节深。然后风速开始加快，接着就是下雨。世界一片混乱，像困在了洗衣机里。这是享受晴朗日子里无穷无尽的蓝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起床的话，她可以看到天空被曲折的闪电点亮，但没什么事情让她必须起来。她没有车，至于屋顶的状况，她眼下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她转而思考起自己的梦来，那是一个热天里典型的梦，浊重又含混不清。梦里，小小的她穿着校服坐在车库地板上，父亲正弓着身子，专心看着一块表。
她的父亲是修表匠。百年灵、欧米茄、万国表和劳力士都能修。有时他也修怀表，但更青睐腕表。他爱它们既优雅又实用的特质。他最初是做的珠宝匠，因为这一行感觉既可以发挥他精细的眼力，又可以满足他对装饰艺术的狂热。做学徒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那些二三十年代的珠宝设计大师，比如德普雷斯、拉利克、布舍龙等。但是随着他在这一行浸淫日久，他变得热爱所有的珠宝设计，它们都体现出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珍贵品质。在她小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她说，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态度，任何工作都不例外。工作态度会彰显出你的人品。
他在车库里放了一张旧桌子，桌子的每个抽屉里都塞满了破旧的无盖纸盒。有的装着按大小和制造商分类的机芯，还有的装着不同金属质地的后盖或者玻璃表面。桌子前部排着有瓶塞的塑料小药瓶，盛着各种小螺丝、小针栓、表盘、指针、表带扣针和固定圈，都按大小、颜色，或者有时候按型号分好。他有六个放大镜（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他最心爱的），还有好些镊子、刀片、塑料袋和线团。桌子上方的钉子上挂着许多表带和手表饰圈，什么颜色的都有，紧挨着修到一半、钩着表带扣挂起来的手表。
她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去看他。通常，放学后她都去特蕾丝家里，奥林皮娅会把橙子切成一牙牙的，让她们边看电视边吃。但一回家，她就会径直跑到车库里去，看看父亲桌上的台灯是不是亮着，再给他沏茶喝。她是个专横的小姑娘，如果发现到下午四点面包片都翘边了，他还没吃午餐三明治，她就会侧歪着身子站在那里，双手叉腰，教训他一顿。周末，她会盘腿坐在地板上读书，抬起头就可以看到他伏在桌上工作，面前的墙上贴着已经褪了色的、各种珍贵珠宝的照片。他是如此专心、如此耐心，半数情况下压根注意不到她在旁边。就算现在，如果她看到哪个顾客手上戴着可爱的、有年头又有特色的手表，她都会想象父亲修长的手指给它做保养。
在她梦里，正是这样的情景。他不知道她在身边看着他。她看见了他晒黑的后颈和修剪整齐的鬓角。滴——答，滴答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冰雹砸屋顶的声音，但她的父亲没有反应。什么事都不能叫他着忙。她看见了他的专注和他心如止水的勤勉。
查尔斯·克莱伯恩很有钱。他对公司旗下其他的作家都是“出了名的不耐烦”，但如果是英嘉，他就会有求必应。凯蒂看见了父亲，看见他周围都是破旧的珠宝画片，以及那些整理得一丝不苟的钟表小零件。
她对排版毫无概念，但她了解那种可以全身心投入，把条理性贯彻到极致的人。她的父亲并不热衷于赚钱，他有时给一些珠宝店打打工，但他的完美主义，他事事都要精心照料的坚持常常把老板们逼疯。他会在不该下班的时间抱着一个纸箱子回家来，里面装着喝脏了的茶杯和他的工具，脸上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但并不委屈。“让你走”，这是他们的原话。“我们必须让你走。”这就是他在车库里为私人客户做活的原因。那些人都冲着他的好口碑找上门，有的远在墨尔本和悉尼，还把自己的传家宝，或者想留给下一代的珍品寄给他修理。
凯蒂坐在床上，一拳拳砸枕头。今晚是睡不成了。她不知道过去的图书是怎么制作的，但她想象会有那么一张桌子，像父亲的桌子一样，只是塞满抽屉的纸盒里没有钟表零件，而是一个个小小的a、t和w等字母。查尔斯·克莱伯恩——挂过彩的老兵，富有的商人——是不是足够热爱英嘉那些“可怕的小字母”，以至于能坚持把整本书的排版负责到底呢？她必须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