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她想起自己还有个苹果的时候，早就过了午餐时间。她往外走去，来到存包间。伸手到包里，她发现了一张纸，折叠在一起，皱巴巴的，还沾着昨天那个沙拉卷里面的番茄汁。是那张今天晚上关于英嘉·卡尔森生平的讲座的传单，主讲人是退休学者詹姆斯·加尼维特博士。传单上写着：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英嘉·卡尔森生平和作品研究专家，将在这场机会难得的公共活动上演讲。如果那位女士，那位瑞秋，真的知道那本失传小说上的句子，那跟他咨询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
那天下午她没有回家，而是在薄暮时分骑车去了达顿公园。她推着自行车走下地板嘎吱作响的码头，登上了去昆士兰大学的渡轮，正遇上成群的狐蝠从上游的英多罗皮勒岛栖息地飞来，乌云一般聚集在上空。她是渡轮上唯一的乘客。空气中只有一丝微风，但潮水十分有劲，她能听到浪花拍在船头，看到河面倒映的灯光。河流、校园、灯光投射的角度，在这淡紫色的暮夜时分，没有哪儿能比得上这里的韵致。
她也曾是这所大学的学生，那仿佛是一百万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她父亲还在世。她还记得当自己第一次看到好几英亩大的绿色操场和校园的砂石建筑的时候，是多么兴高采烈。那种循规蹈矩的整洁风格令她很满意。再没有别的草坪能铺设得这样舒心，或者拥有这么完美的碧绿颜色。在整个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有修剪得这样整齐的灌木丛，以及调试得这么好，以这么和缓、优雅的弧度洒落下来的喷泉。她班上有个男孩面貌像亚洲人，她也会在走廊里和戴着异国情调头巾的姑娘们擦身而过。每逢周五晚上，在休闲俱乐部里，她都会看见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们喝着兑班达伯格朗姆酒的可乐谈笑风生，仿佛生下来就习惯了这一套。她那时感觉自己获得了前往一个更大世界的护照。如今这里的花园好似曾惨遭某种力量的蹂躏，每一株发育不良的植物都像中国旧社会老太太裹得畸形的小脚。这座校园现在有了结界。她几乎要转身回家了。
但她没有，而是找到了报告厅，把自行车锁在了前门处。厅里坐满了人，但不是学生——新学期还有大概一周才开始。她运气不错，在离门口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后排空座。大家都坐在面对讲台、阶梯状排列的位置，此时美术馆的展览部主任马尔科姆·柯尔比已经到了现场。他快活开朗，或者至少表面上很活泼开朗。他谈论着印本残页，回顾了为了带它们到本地展出而付出的长年努力，在保险上遇到的难关，物流运输的噩梦，以及展品在飞来此地过程中他所经历的不眠之夜。他说，印本残页在公务舱占有一席之地，可惜却未能利用机会尽情享用免费的香槟酒。所有的努力的价值——他语气里有一种受了委屈的才子腔调，仿佛还未成名的弗兰克·辛纳屈[5]正打算开唱《我的路》一样——都由展览获得的反响所证明。柯尔比谈到观众如何排长队来参观展览，说不但观众排长队，新闻报道也很可观。最后，他向大家介绍了那位退休的专家：本科英语文学专业，学士学位荣誉论文《浪漫的和平主义：英嘉·卡尔森小说中的道德观、政治学和包容性》，硕士论文《富有教益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世事皆有尽〉的世界影响力》，博士论文《虚构的英雄和投射的危险性：英嘉·卡尔森生平和作品中的“身份”本质》。他在哈佛做过博士后，著作良多。学术界失去了他，意味着商界捡到了宝。他的名字是杰米·加尼维特博士。
她突然想起来听过这个名字。夏洛特街上有家“加尼维特珍版书店”。
加尼维特博士从前排座位站起来，登上讲台。他的所谓“退休”，她意识到，只是不再从事学术而已，并非停止工作。他还没满三十五岁，一头过长的椒盐色毛发以一种浮华的方式围着他的脸。他是个敦实的男人，牛仔裤包裹着肉乎乎的腿，从敞开的衬衫领口可以看到双下巴，属于学校辩论队队长发福太早的形象。走上讲台，他摘掉眼镜，用没有掖进裤子里的衬衫擦擦，然后又戴了回去。他的脸凑得离麦克风太近了一点。
“嗯，”他说，“大家好。”
一阵尖锐的啸叫声，大家都龇牙咧嘴。
“抱歉。这样好些吗？大家都能听见吗？”
观众都睡着了，要不就是都死了。他展平一沓讲稿，结果它们从讲台上滑到了地上。他跪下，一张张捡起来，在此期间所有人坐着一动不动。他重新理顺了讲稿，清清嗓子，再次开始。
“呃，英嘉·卡尔森，”他照稿念道，“并不是理想的通信对象。就像圣诞老人或者朱丽叶·凯普莱特[6]一样，她每年都收到成百上千封来信，但从来不回信。”
凯蒂真替他感到尴尬，但随着演讲的进行，他的表达越来越顺畅，而且讲英嘉的故事讲得那么投入，似乎忘记了观众的存在。她想起上大学时遇到的那些玩世不恭的教授，一个个有才又机灵，总是针对学术上的对头和理论家发表空洞无聊的评论。杰米·加尼维特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他真诚得几乎叫人心疼。他也热爱着英嘉，凯蒂可以感受得到。
她以前就知道英嘉的家世、父母和童年，以及她的家乡和村庄。不过他也没介绍多久，便很快转向了文本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层面的观点，中间穿插着各种逸事——英嘉童年宠物的名字（那是一只猫，名叫Muschi[7]）、她的早期作品（有声电影刚出现的那段时间，她曾试图当演员，还写了一个剧本。剧本已出售，但并未出版成图书）以及一些传言的旧情人（其中有一位著名的明星御用外科医生和日场默片男星康拉德·纳格尔）。他引用了同时代许多文学圈人士的信件和日记，他们谈到和英嘉的会面，要么无礼，要么轻蔑，要么就猥琐，谈到她的作品时则带着性别歧视。
关于她被谋害的事情——他避而不谈。他不是侦探，他说，这也不是他感兴趣的领域：“关于这事有很多种猜测，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而且全跟卡尔森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毫不相干。”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讲稿。
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期待。他的话里充满了感情，很有分量。她可以整晚都听他演讲。只不过，这讲座对于解开她心里的谜团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她被哗哗的掌声吓了一跳。马尔科姆·柯尔比作了几句总结陈词之后，整场活动结束了。人群零零星星地散去，只有几个上前跟加尼维特稍微聊了几句。凯蒂一直等到最后。在他把讲稿收起来装进皮包里的时候，她开口问他有没有工夫。
他头也没抬：“我觉得我下了不少功夫。”他说，“但谁也不能保证效果，对不对？”他把皮包盖上，扣好了弹簧锁。
“很对，”她说，“不过我的意思是现在你有没有空。”
他抬起头来，眉头紧锁。她第一次看清了他的双眸：深邃，清澈，睫毛长得可以做睫毛膏广告，眼线深得像涂了东方黑眼影。天哪，她想，他上学的时候该受多少足球队男生的欺负啊。
“你看，不好意思，”他说，“我实在没有——”
“就一会儿。有没有可能——”
“没有，”他说，“不好意思说得这么直白，但事实就是，没有。一点可能都没有。”
她有一种原景重现的感觉。回忆汹涌地扑面而来：就在这个报告厅里，她问错了问题，引得教授不屑，同学们嗤笑不已。当时讲课人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压抑着的不满，因为他知识那么渊博，而她这么没文化，还好意思问问题。昨天在美术馆外，那位老太太脸上的表情虽然不一样，但却有着同样的效果。
“你都不知道我想问什么，是很重要的事。”
“让我猜猜，”他说，但态度并不恶劣，“英嘉·卡尔森改变了你的人生。她打开了你的心扉，你受到了上天的启发，她对你来说就是真正的神迹。要不就是你在研究某本书，或者某部短片。也许你已经把自己出书的提纲卖出去了，现在快交稿了，只好拼命找灵感。你认为英嘉是你获利的通道，至少是成名的捷径，因为你从小就爱着她。”
她感到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哇，真是难以置信。你不但能猜出我还没问出口的问题是什么，还能神奇地预测到你答不出这个问题。你应该登台表演魔术才对。”
“嗯，没错啊，我现在确实就站在台上。”他看了看表，走向讲台边缘，下了台阶，凯蒂跟在他后面。兴高采烈的马尔科姆·柯尔比之前在跟几个人聊天，已经走到过道一半的地方了。他转过身挥挥手。
“讲得很好，杰米，好极了。干得不错，一流的表现，”他说，“我们下周还可以在展览现场照样来一场。‘再次冲刺，再发起一次攻击’[8]？”
“下一句可是‘不然就用我们英国人的死尸堵住城墙’[9]，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杰米说，“说好的只讲一次。现在我们扯平了。”
“没错没错，但如果你改变主意，就给我打电话，好不？真是暴殄天物啊，你这么个人才，就这么让你逃掉了。常联系哈！”
柯尔比一路小跑到门口。杰米在他身后盯着他，仿佛雨中狂追末班公交的人眼睁睁看着车子离站。现在只剩他们俩了。他停下来，转过身。凯蒂身高才到他肩膀——只是他体型偏胖，不怎么显高。他低头把皮包的带子套上肩，摘下眼镜，在衬衫上擦了擦。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温柔了。她感到胳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走过去拦住他。
“听我说，真的不好意思，实在得请你让一下。”他从她身边绕了过去。
“我的名字叫凯蒂，”她情急之下这么说道，“这就是我的真名。”
他转过身来：“这不是你的错，除非名字是你自己取的。但你不是凯登丝·威尔斯。凯登丝·威尔斯是书里的角色。”
“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知道印本残页上缺失的一行字，是第200页上的。”
他看向天花板，一手伸到脖子背后揉着头发楂：“凯蒂，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你并不清楚这位女士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知道这行字。没人能确定，因为没人知道究竟缺失了哪些内容。”
一只迷路的澳洲金龟子在他们头顶的日光灯上撞来撞去，一次、两次。
“那个句子听起来很完美。”
“听起来怎样只不过像创意写作课上一种常有的训练，把印本残页的第200页内容拿出来，一直续写下去，直到写出一个短篇故事为止。你那位女士可能只是个退休的语文老师。”
“不。”她说。
“不什么？”
“这是胡扯。卡尔森写的每一句话我都读了又读，几乎能背诵她的第一部小说。任何研究过英嘉的人，任何认真学习过比较文学的人，都会认出那就是卡尔森亲笔写的句子。”
“听着，”他说，“请你尽量相信我，我是在为你好。英嘉·卡尔森，她很迷人，小说写得出色，生平又富有悲剧色彩。她拥有一种诱惑性的吸引力，能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对呀。”凯蒂想，杰米·加尼维特也明白她的想法。
但是他接着说：“年轻又头脑敏锐的时候，你很容易陷进去，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沉浸在对另一个人的生命的研究之中，一个已经作古的人。你现在就得跳出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这样做，英嘉·卡尔森就会掌控你的生活，没等你反应过来，好几年就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请让一下，我要过去。”
她什么也没说，于是他转身离去，留下她一个人站在报告厅里。只有凯蒂和一排排空椅子。
在之后的几天里，她很难保持专注。她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应对日常的顾客咨询：“我要找一本书，你知道，就是那本黄色的。”“为什么现在的作家文笔都这么差？你能保证这本书里没写脏话吗？”以及“你们这儿有没有《人瘦一生轻》？我朋友黛比看了之后减了七磅。”等等。
临时工邀请她周末同去黄金海岸，说那儿新开了一家赌场，跟拉斯维加斯一样。他们想去看裹在闪闪发光的水钻紧身衣里、戴着大型羽毛头饰的热舞女郎，还想凑在轮盘赌桌边，在自己生日的数字上下注，然后看着轮盘转呀转。凯蒂从来不是一个赌徒。她谢绝了邀请，同时脑子里仍然对瑞秋念念不忘，还有杰米·加尼维特和他用温柔的眼神传递坏消息的神态。
周三晚餐后，特蕾丝和普雷蒂去学习了，她则趴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欢乐酒店》[10]和《蓝色月光侦探社》[11]。直到片尾字幕开始滚动，她才意识到，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麦蒂[12]会那么生大卫[13]的气，又为什么人人都这么生山姆[14]的气。
周四晚上，她洗了脏衣服，挂到房檐下去晾干。
算了吧，她对自己说。
加尼维特珍版书店是开在一家旧印刷厂仓库里的古董行兼拍卖行，离那家带巨型棋盘的煎饼店不远。有时候学校放假，凯蒂的父亲就会带她去那家店吃一碟三个一摞的煎饼，然后两人再下棋。她还记得那些巨大的“兵”和“马”，棋子几乎跟她本人一样大小。
周五上班路上，她特别仔细地观察了阿德莱德街沿路的橱窗，连每个死鱼眼的人偶脸朝哪边都注意到了。到了书店，她把放软尺、剪刀、订书机、双面胶和她的心头好——热熔胶枪的塑料工具盒拿了出来。做个菜谱专区吧，她想。有冰激凌食谱、沙拉食谱、微波炉菜谱（因为天气太热，不适合开烤箱）。她找出海报和彩带，用彩色硬纸板剪成雪花，然后用棉球做成积雪的样子。还算过得去吧，她想。她从来没见过雪。
这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橱窗边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此期间还兼顾了接待一拨一拨的顾客和收各种包裹。克里斯汀很满意。
下午四点，凯蒂发现自己站在了加尼维特珍版书店的大门前。
[1]美国歌手，美国当代著名摇滚乐歌星、摇滚乐坛最早的“青春偶像”之一。
[2]澳大利亚摇滚歌王，创建了Dee Jays乐队，1958年以《Wild One》一曲走红。
[3]澳大利亚乐队，20世纪70年代在悉尼诞生，后在全球均有演出，至今仍在活跃。
[4]澳大利亚第一个朋克乐队，20世纪70年代在布里斯班组建。
[5]美国歌手、影视演员、主持人，20世纪最受欢迎的艺人之一，《我的路》是他有名的歌曲之一。
[6]英国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所著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人公。
[7]即德语“猫咪”之意。
[8]出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五世》。
[9]出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五世》。
[10]美国长篇情景喜剧。
[11]美国侦探喜剧。
[12]《蓝色月光侦探社》中的角色。
[13]《蓝色月光侦探社》中的角色。
[14]《欢乐酒店》中的角色。
6
193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从某些方面来说，工厂和学校并没有多大区别，得早到、得努力、得埋头苦干。有的女孩十四岁就开始打工了，现在已经成了织工或者纺线工。她们都是吃苦耐劳的女孩，习惯了冬天的寒冷，家里大人都是矿工。她们一般都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一直被当作小姑娘看待，直到嫁人。假如她们能嫁人的话。在厂里，有的“小姑娘”都六十几岁了。男人做不了这工作，只有女孩的纤纤十指才能理顺精致的、蛛丝般细柔的毛线上最细小的结节。
“去了工厂干活，”每次瑞秋匆忙跑回去做晚饭，玛丽都坐在椅子上说，“我妈妈的棺材板肯定都按不住了。还有我姑妈，我永远也不敢跟她讲。”
“这对姑娘们有好处。她们有事可干，就不会变得跟个荡妇一样了，”父亲说道，“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他说的“某些人”在厂房末端的几台机器上工作，有鲁丝、海伦和丽迪雅，还有几个来来去去的姑娘。她们会在修理工经过时叫住他们，彼此之间总是嬉皮笑脸。她们的裙子遮不住衬裙的下摆。有时候，如果天气不是特别糟糕，她们就会到工厂两边厂房之间的小院子里吃午饭——站着吃，因为迪姆利先生不同意她们在休息时间坐下，说那是在纵容游手好闲。所以她们靠着冰冷的砖墙，一手拎着午餐篮子，在隔壁机器的嘈杂声中尽可能地大声聊天。
“哟呵，来跟我们站一起吧。”瑞秋打工的第二周，正跟安妮一起站在院子的另一边，就听到海伦这样叫道。安妮飞快地伸出手抓住了她的胳膊。瑞秋感到了安妮掌心的灼热，先是奇怪，然后才意识到海伦是在叫她。安妮摇了摇头，动作非常轻微。
“来吧，书呆子小姐，”鲁丝说，“不要听那金鱼眼小队长的，没她什么事。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没别的办法，瑞秋只好朝那些女孩走过去。安妮看着她离开，抱起了两个胳膊。
“这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是朋友，一起玩嘛。”鲁丝说。
“莱勒尔先生是你爸爸，对吗？”海伦对瑞秋说。
瑞秋点点头。
“我们从来没在舞厅见过你，”丽迪雅说，“你太正经了，不乐意跳舞，是不是？”
“如果你想要有男孩来请你跳舞，就得表现得主动一些，”鲁丝说，“你连对他们笑都笑不对。你得把下巴像这样往下压，看见了吗？然后从午餐桶里给他们拿点好吃的，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厨娘。”
“要给甜食，比如一块果馅儿饼，别给金枪鱼圆面包。”
“别烦这孩子了，”海伦说，“谁稀罕这地方的男孩啊？”
“我不会跳舞。”瑞秋说。
“你需要一个男人来教教你，”鲁丝说，“一个成熟的男人。”
“一个成熟的男人还能教你别的。”海伦说，她一只手伸到前面，假装勾着想象中舞伴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放在舞伴的手该放的位置，然后开始摇摆，跳起了单人交谊舞。
除了瑞秋之外，姑娘们都咯咯笑起来。瑞秋简直没法把目光从海伦身上移开。她身体舞动的样子像条蛇。她很清楚，就算看一看海伦这样跳舞，都是不对的。这些姑娘最多比她大三四岁，但她们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习惯了在家干重活，也不觉得自己摊到这些活有什么不妥。她们会把微薄的工资全交给要照顾一大群小弟弟小妹妹的母亲，还得提水去洗父亲的脏衣服。
鲁丝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斜眼瞟着海伦，摆出一副明是不屑、暗是欣赏的神气。
“怎么啦？”海伦说，她把裙子提到膝头那么高，又放下去，“人生苦短，这就够糟糕的了，没必要再活得死气沉沉的。”
这些姑娘都属于底层的“粗人”，瑞秋是知道的。然而平生第一次，她觉得粗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在走路回家的漫长过程中，她想象着舞厅的音乐，飞扬的裙摆，这些热情洋溢的女孩互相搂着肩膀大笑，而她也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准备自己的午餐篮和父亲的午餐桶时，父亲从院子那边走出来，整理着自己的衬衫。她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头发抹了发油，光亮可鉴。她之前没注意到，他已经留起了一道细细的、风流倜傥的唇髭，像克拉克·盖博那样。他那样子就像从来没有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在田里照料过玉米似的。如果他不是父亲的话，他很可能会被当成个电影明星。
屋子里，母亲坐在桌子旁边。乔治已经去上学了。他同沿街一群男孩子伙在一起，一路上不用说肯定要捣点乱。
“老天爷啊，你脸上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一看到她丈夫，玛丽就说道。
静默像瑞秋嘴里的面包一样化也化不开。父亲把脑袋转过来，像艘巨轮在掉头。
“你在跟谁说话，跟我吗？”父亲说道。
“这里还有别人吗？”玛丽说。
瑞秋。瑞秋也在，但她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她感觉自己就像家里的一个鬼魂，一团气体，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她中间直穿过去。她的手既没法抓住父亲的胳膊，也没法捂住母亲的嘴，就算她努力要去做也不行。
父亲一只脚踏上椅子，好像这辈子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么做不行一样，然后用袖子擦了擦鞋头，左看看、右看看，吐了口唾沫上去，重新又擦了一遍。“我还以为你用那种口气是在跟家具说话呢，”他说，“而不是在跟供全家吃饭的男人说话。”
“如果你少花点钱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傻瓜，咱们家能吃得更好。”玛丽回答。
瑞秋当时站在窗边，跟他们隔着一个世界，眼看着父亲站直了身子，穿着铮亮鞋子的那只脚从椅子上抬起来，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上。她好想让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她想用手把钟的指针往回拨，因为这事只会有一个结果，而她很惊讶，母亲竟然看不出来。她必须说点什么，砸点什么，捅破空气，但她只是个孤魂罢了，做不到。
父亲把右胳膊横过身体扬起来，画过一道舒缓的弧线，一直抬过头顶，停在那儿。钟摆荡到了最高点。什么也无法阻止暴风雨的降临，说什么都不管用。他的胳膊猛地挥下来，身体侧了侧，手掌扇过去打在母亲的侧脸上。这一击叫瑞秋的五脏六腑一颤。那只胳膊以一种优雅的流畅感继续画着弧线，母亲被从椅子上掀起来，撞在墙上——砰——重重跌落到地上。椅子侧翻在地。
一切都静止了。瑞秋怎么努力也没法动弹。隔了一会儿，玛丽一只手捂住嘴，暗红的血从指间往外淌。父亲走到母亲躺倒的地方，蹲下来，脑袋歪向一边。她喉间轻轻咯了一声。
“看看你逼我做了什么。”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玛丽翻身起来，用双手和膝盖支撑着身体。于是他重新站起来，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发出藤条拍子打在厚垫子上的那种声音。她倒在地上。
“要尊重我，玛丽，”他说，“这要求又不过分。再有，好好弄下头发，支棱着像什么样子。你看着就跟个黑人娘儿们一样。”
玛丽打着滚，紧紧缩成一团呻吟着。她咳了几声，一小块白色的牙齿碎片滚落到地上一摊黑红的血泊中。
“你呢。”父亲说，瑞秋很惊讶，他竟然知道她在场。她抬起一只手，在眼前上下转动了几下。真的，她能被看到呢。或者也许，他是听到了她怦怦的心跳声。
“你轮班迟到了，别指望我去救你，”他说，“今天也别再那么慢了。换个独腿姑娘都比你跑得快。”
他提起他的午餐桶出了门。瑞秋当天和第二天夜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度过的，她一直注意着听有没有钥匙开门的声音。他两天都没有回家。
7
1986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凯蒂推开了加尼维特珍版书店沉重的大门。迎面是一个窄窄的门厅，里面放着围成半圆形、表面已经开裂的皮沙发，还有好些柱形的玻璃展柜。后面是一张长条桌，桌前的六七把塑料花园椅上坐着几个男人，都是中年人，留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还有一个腿上靠着一根拐杖。她很惊讶。在她工作的书店，十个顾客里面九个都是女人。
这几位先生都低着头在读面前摊开的书。他们一页页地翻着，手指顺着一行行字指过去，还在小本上做着笔记，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打开的店门和凯蒂。她是隐形人，是个幽灵。
桌子的另一头是一架架的书，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忙着更换和寻找皮革封面的书册，把它们放在埋头研读的先生们面前，仿佛在跳着无声的芭蕾，不时探身向上，或者弯弯腰。再往里走，房间变得更宽敞了。更多的塑料椅子一排排摆在一个讲台前面，靠墙放的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