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小心地退出走廊，走到药店的工作兼药品储存区。他先是抬头向上看，立马就注意到了门口上方的天花板角落里安装的摄像头。
卢尔德跟在他后面，也来到房间里。他朝上指了指，她也看到了摄像头。
“需要拿到材料，”他说，“希望是存储在了其他地方或者网站上。”
“我可以去查查看。”她说。
博斯检查了下房间。好几个存储药片的塑料抽屉都被拉了出来，掉到地上，药片散落得到处都是。他知道要查清药店存货里有什么，被拿走的又是什么，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地上有些抽屉明显比其他的大，他猜测里面存放的应该是更为常见的处方药。
工作台上放着一台电脑，桌上还有用于计量药片数量并将药片分装进塑料瓶的工具，此外还有一台标签打印机。
“你能去和摄像师说一声吗？”他问卢尔德，“在我们将药片踩碎之前，确保他已经把这里的东西都拍全了。另外，告诉他可以开始犯罪现场处理工作的录像了。”
“马上。”卢尔德说。
卢尔德走开后，博斯再次来到走廊。他知道他们要在这里待到很晚，他们需要收集并记录这里的每一粒药片和每一件证物。杀人案件的调查总是缓慢地从中心往外开展的。
要是在当年，他这会儿肯定会出去抽根烟，思考一下这些事情。这一次，他却穿过塑料门帘来到外面，只是单纯地思考。几乎同时，他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来电者信息被挡住了。
“不太合适吧，哈里。”他一接起来，露西娅·索托就开口说道。
“抱歉，突发事件，”他说，“不得不走。”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件事上我不是你的敌人。为了你，我正想办法介入此事，免得你太引人注意。如果你做法得当，责任就会是实验室或者你之前的搭档的，反正他也已经死了。”
“肯尼迪和塔普斯科特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当然没有。只有你和我。”
“你提交给肯尼迪的报告，能给我一份吗？”
“哈里……”
“我猜就是这样。露西娅，别说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如果没有正在为了我想办法进行介入，那就别那么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调查中的案卷资料我没办法提供给——”
“听着，我这儿还有事情在处理。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记得曾经有个案子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是搭档，我一直都在帮你。我想，或许现在一切都变了。”
“这不公平，你心里明白。”
“还有，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搭档，哪怕他已经死了。”
他挂断了电话，感到一阵后悔。他对索托太过苛刻了，但又觉得必须得这么做才能迫使她把他需要的东西送来。
自打从洛杉矶警察局离职，开始处理陈年悬案以来，他已经很多年没在凶杀现场工作过了。随着犯罪现场反应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的老习惯。他感到急需找根烟抽。他四下看了看，希望能找人借根烟，结果看到卢尔德正从不远处的街头走过来，愁容满面。
“怎么了？”
“我出来找摄像师问话，结果加里森示意我到警戒线那边。埃斯基韦尔女士正在他身边，她是我们被害人的妻子和母亲，情绪失控。我刚把她安顿到车里，让他们把她带回警局。”
博斯点了点头，让她远离犯罪现场是正确的选择。
“你要去跟她聊聊吗？”他问道，“我们不能让她在那儿待太长时间。”
“我不知道，”卢尔德说，“我刚刚把她的生活给毁了。对她来说，一切重要的东西突然间就都没了。她的丈夫，还有她唯一的孩子。”
“我知道，但是你得跟她建立好关系。你没法确定这个案子是不是得调查上好些年。她需要去信任负责案子的人，而这个人不应该是我。”
“好的，我能做到。”
“把重点放在儿子身上。他的朋友，他业余时间做什么，他的敌人，所有的一切。查一下他住在哪儿，有没有女朋友。问问他母亲，老若泽在工作中和他儿子有没有什么矛盾。儿子将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这都是你从他屁股上那一枪得出来的？”
博斯点了点头。
“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我们和一名侧写师在一个案子里聊过。这是一种泄愤的枪击，写满了报复。”
“他认识枪手？”
“毫无疑问。要么他认识他们，要么他们认识他，又或者他们互相都认识。”
* * *
[1]1英寸合2.54厘米。
5
博斯直到午夜之后才回到家。一整天都在犯罪现场工作，还得协调其他警探和巡警队的工作，这让他疲惫不堪。在局长去应付商业区里聚集的摄像机和记者前，他还被叫去向瓦尔德斯局长汇报调查进展。最新情况说来十分简单：没有发现嫌疑人，没有逮捕任何人。
提供给媒体的这番说辞句句属实，但药店谋杀案的调查人员并非没有线索。谋杀和随后对商店处方药存货的劫掠行为都被药店内的三个摄像头拍了下来，彩色的录像画面记录下了罪犯的冷酷算计。两名枪手都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手持左轮手枪。从他们干掉老若泽·埃斯基韦尔和他儿子时的冷酷手段来看，这二人应该是早有预谋，并且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看到录像后，博斯的第一反应是这两名枪手是被雇来的职业杀手，盗窃药片仅仅是为了掩盖犯罪行为的真实动机。可惜的是，最初观看录像时并没能在两名枪手身上发现什么可用的识别特征。其中一人抬起胳膊朝老若泽射击时袖子向后甩，露出了白色的皮肤。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发现。
把车停在车棚后，博斯没有从侧门回家，而是走到前门去查看信箱。信箱钉在墙上，他看到箱子上面被一个厚厚的马尼拉信封给撑开了。他把信封抽出来，拿到门廊灯下查看信是从哪儿来的。
信封上没有回信地址，也没有邮票，连他的地址也没有。信封上只写着他的名字。博斯打开门，把信封带进屋。他把信封和收到的其他信件一并放在厨房柜台上，然后打开冰箱拿了瓶啤酒。
拿起琥珀色的瓶子喝了一口之后，他把啤酒放在一边，撕开信封。他从里面抽出了一英寸厚的成捆文件。他马上辨认出了这份绝密报告。这是一九八七年丹妮尔·斯凯勒谋杀案最初事件报告的复印件。博斯飞快地把文件翻了一遍，很快就确定这是当前调查卷宗的一份副本。
露西娅·索托来过。
博斯已经筋疲力尽，但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睡觉。他把剩下的啤酒倒入下水道，然后用克里格牌咖啡机煮了杯咖啡。这台咖啡机是他女儿在圣诞节送给他的礼物。他抓起那沓文件就开始工作。
自打女儿去读大学，家庭聚餐便成了稀罕事，于是博斯就将这座小房子里的餐厅当成了工作间。餐桌成了宽大的办公桌，足以摊开调查报告——有他从圣费尔南多监狱牢房里抽出来的案件报告，也有他私下里调查的案件报告。他在凹室两侧的墙壁旁还装了一组架子，上面摆放了更多的卷宗、关于法律程序的书、加州刑罚典、成捆的激光唱片和一台博士播放器。当他收藏的黑胶唱片和留声机里没有自己想听的音乐时，他便会用那台博士播放器。
博斯在博士播放器里放入一张名为《化学反应》的唱片，将音量调到中等。这是一张双重奏专辑，由使用次中音萨克斯的休斯敦·珀森与使用低音提琴的罗恩·卡特共同演绎。这是二人在音乐上的对话，是他们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合作，博斯有所有他们之前合作录音的黑胶唱片。这张唱片非常适合熬夜工作。他坐在桌边自己常坐的位子上，背对着书架和播放器，开始翻阅文件里的内容。
首先他把文件按照新旧分开。丹妮尔·斯凯勒谋杀案的原始调查报告，很多都是三十年前他自己写的。他把这些报告放成一堆，把当前二次调查中准备的新报告放成另一堆。
他对原始调查仍记得很清楚，但他知道案件的很多小细节早已在自己的记忆中模糊了，为稳妥起见，他还是要从老的卷宗开始看，然后再看新的。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案件的序时记录表，这通常是案件回顾的起点。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份案件日志——描述了博斯和他的搭档弗朗基·希恩开展的调查行动，简要地标明了日期和时间条目。许多条目在总结报告里都会被扩充开来，但记录表是一步步概述调查情况的起点的。
一九八七年，整个劫案/命案组都没有一台电脑。报告要么是手写，要么就是用IBM打字机打出来。大多数时候，案卷的记录表都是手写在条格信纸上，作为案卷的第一部分。每个办案探员，无论是主办探员还是那些临时顶班或提供辅助支持的探员，都会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并附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尽管多数情况下，单凭字体便足以分辨出某个条目是谁写下的。
博斯正在看原始案件序时记录表的影印件，他认出了自己和希恩的字迹。同时，他也认出了自己和希恩的不同文风。作为队伍里更富经验的领导者，希恩用词简洁，常常写半句话；相比之下，博斯的报告更为冗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斯的文风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博斯学到了一个希恩早已烂熟于心的道理：少即是多——一方面，案头工作消耗的时间越少，就有越多的时间来追查案件线索；另一方面，白纸黑字的陈述越简单，就越不容易被辩方律师在法庭上利用。
博斯于一九七七年拿到警探徽章，之后在多个侦查处和犯罪调查小组待了五年，升职为命案警探。他最初任职于好莱坞分局，后来调到了位于市中心帕克中心的精英单位——劫案/命案组。在劫案/命案组，他被安排与希恩搭档，而斯凯勒案是他们牵头调查的首批谋杀案之一。
丹妮尔·斯凯勒的故事在洛杉矶十分常见，而她的身世则赋予了这个故事更多的讽刺意味。丹妮尔·斯凯勒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的母亲在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做一名汽车旅馆服务员。在选美大赛和高中舞台上的出色表现让斯凯勒获得了摆脱生活困境的机会。二十岁那年，她带着美貌和脆弱的自信，跨越三千英里，从佛州好莱坞来到了加州好莱坞。在这里，她发现自己与别人一样，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从全国各个小镇聚集而来的普通女孩子中的一个。能够获得报酬的工作本来就很少，娱乐圈里的吸血鬼又占尽她的便宜。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着。她在餐厅做服务员，进修表演课程，去一场又一场地试镜，只为争取一些通常没有几句台词的无名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她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一个同为成功和出名而奋斗的年轻人的圈子，其中很多人都是她在试镜或者选角的过程中遇到的。他们彼此传授在娱乐业和招待业（也就是餐饮业）工作的窍门。经过五年的奋斗，她已经在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镜，尽管都是些花瓶角色。此外，她时常在河谷地区的小剧院里登台演出，最终辞掉了餐厅的工作，成为一名兼职人员，为一位自由职业的选角代理做接待员。
在洛杉矶的这五年里，她先后搬了好几次家，换过好几位室友，交了好几个男朋友。其中小的比她年轻五岁，大的比她年长二十岁。当她被人发现遭到强奸，并勒死在托卢卡湖公寓的次卧时，博斯和希恩光是调查她之前的人生经历就花了好几周的时间。
通读案件序时记录的过程让博斯回忆起关于斯凯勒的若干细节，以及他与希恩办案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博斯感到，这个陈年旧案与早上的家庭药房杀人案一样，仿佛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事件记录里列出的那些走访过的朋友和同事的面孔，也想起了他和搭档认定普雷斯顿·博德斯就是杀人凶手时的笃定。
博德斯也是一名拼命想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演员，但他并非走投无路。不同于丹妮尔·斯凯勒这样每年如威尼斯海滩上的潮水一样涌入洛杉矶的数万逐梦青年，博德斯不需要做招待或电话销售之类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博德斯的家在波士顿郊区，他对演艺事业的追求获得了父母的资助。他的房租和汽车都不用自己付钱，信用卡账单也都直接寄到波士顿。这样他白天可以随时试镜，晚上则无尽无休地泡在夜总会，流连于数名像斯凯勒这样的女子之间，用自己阔绰的出手换取她们的莞尔一笑、莺声燕语，甚至是两情相悦的一夜欢爱。
根据序时记录表，博斯和希恩是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也就是调查开始后的第九天——锁定博德斯的。那天他们走访了斯凯勒的一位熟人阿曼达·玛戈。彼时，玛戈也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年轻演员。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玛戈不可谓不幸运。她的影视事业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几部电影中饰演小角色，还在一部大型连续剧中担任主角，饰演一位手段狠辣的命案警探。博斯曾读过她的采访，她说剧中角色对被害人的同情源自现实生活中一位被害好友的经历。
初次走访玛戈那天的情形对博斯来说恍如昨日。当时，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住在影视城的小公寓里，里面丝毫没有成功所带来的装饰。博斯和希恩坐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破旧沙发上，玛戈则是坐在她从厨房拖到客厅的一把椅子上。
两名警探一天内已经走访了被害人的四五位好友和同事，玛戈在他们的名单中排得很靠前，但是她之前已经在底特律汽车展上找到了一份为期一周的车模工作，在谋杀发生后不久离开了洛杉矶。所以走访时间就定在了她回来之后。
事实证明，玛戈是斯凯勒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虽然不曾住在一起，但两人关系非常要好。谋杀发生时，斯凯勒的室友刚刚搬了出去，放弃了自己的明星梦，并回了得克萨斯老家，所以斯凯勒正在寻找新室友。玛戈的租约还剩下几个月，计划在新年后搬去和她同住。直到案件发生时，斯凯勒都是独自一人居住。不过她的家人曾对调查人员说她妹妹原本计划赶来和她一起过感恩节，在姐妹两人一起回佛罗里达过圣诞假期前，她妹妹会住在那个空房间里。当时她妹妹刚刚高中毕业，正在利用上大学前的一年空当到处旅行。
玛戈和丹妮尔是三年前在一家选角代理机构的等候室里认识的，她们都在等着试演同一个角色。两人非但没有对对方产生敌意，反倒是非常合得来。两人最终都没有得到出演机会，却在试镜结束后一起喝了咖啡并成了朋友。她们的职业和社交圈都很相似。她们相互照顾，交流潜在的工作机会以及哪些选角导演或是表演指导爱占女演员的便宜。
那些年，她们甚至与相同的男人约会，而警探们关注的正是这一点。证据和验尸结果显示，丹妮尔·斯凯勒死前曾被人粗暴虐待长达一整晚。有人反复将生殖器强行插入她的阴道和肛门，并致使她多次窒息。她的脖子上有多处细细的勒痕，有些已经穿入皮肤。这说明凶手将她勒晕后又唤醒了她，重新施暴，这一过程至少有六次，而刑具有可能是被害人所戴的一条项链。
丹妮尔的尸体上还发现了刀伤，凶器则是厨房里的一把刀。尸检认定，这些刀伤为死后造成，可能是凶手为了掩盖自己在被害人死前的所作所为而故意留下的。
此外，案发的公寓被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二楼没人居住的那个房间外面，阳台的推拉门敞开着，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人曾爬上过二楼阳台、打开门并进入房间。阳台的金属栏杆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烟尘，整个栏杆都没有被动过的痕迹。这意味着闯入者必须翻过栏杆，且不碰到它，然后来到推拉门前。这种不可能的场景促使调查人员考虑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是杀害斯凯勒的凶手是从前门进入的，而且没有遇到反抗。这也意味着凶手和她在某种程度上是认识的，而他想要掩盖这一点，不被调查人员发现。
在询问中，阿曼达·玛戈透露说，在斯凯勒死亡两周前的一个晚上，两名年轻的女子一起在玛戈的公寓里喝了些廉价红酒，还点了外卖。后来另外一位名叫杰米·亨德森的女演员也来了，她跟她们也是在试镜时认识的。当天晚上的某个时刻，她们开始讨论起男人，发现曾约会过几个相同的男人，而且都是通过表演学校、选角代理和才艺展示认识的。在酒精的作用下，这几名女子开始列起了她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再次约会的“一次就够”的男子名单。
之所以名单上的这些人“一次就够”，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都过于苛求，有几个甚至存在“霸王硬上弓”的情况。玛戈解释说，一两次约会后就急着上床是很多男人的通病，但只有那些无法接受女方拒绝的男人才会被列进名单。
博斯和希恩从这个角度展开调查，终于得到了回报。尽管“一次就够”名单不过是女生之间酒后夜聊的产物，但玛戈还是保留了那张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并把它用带磁石的开瓶器贴在了冰箱门上。她把那张纸提供给了警探，并指出名单上有四个名字是丹妮尔·斯凯勒提供的。这些名字并不是全名，有的甚至只是绰号，比如“臭嘴鲍勃”。
斯凯勒最先给出的就是普雷斯顿这个名字。玛戈并没有记住这是名还是姓，但她的确还记得与这个名字相关的故事。丹妮尔说普雷斯顿是一名“奖学金”演员，也就是说，他有某种资金支持，并不需要另外打工。而且他认为，即便是男女初次约会，只要自己花钱请女方吃了饭、喝了酒，女方跟他上床就是理所当然的。丹妮尔说，她在公寓门前下车后拒绝了他，结果他变得非常生气，后来还回到门前敲门要求进屋。她拒绝开门，但普雷斯顿仍然坚持要求进屋，直到她威胁说要报警他才悻悻离开。
玛戈说，丹妮尔拒绝普雷斯顿发生在三个女人聚会那晚的前两周，也就是丹妮尔被杀前四周。当博斯二人要她提供更多关于普雷斯顿的细节以及他和丹妮尔可能在何处相识的信息时，玛戈只能说出二人应该是在某种工作场合结识，毕竟丹妮尔和普雷斯顿都是演员。
序时记录表显示，走访玛戈之后，找到普雷斯顿就成为调查的首要任务。博斯和希恩再次调查了已经被破坏的犯罪现场，回访了那些此前已经走访过的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名为普雷斯顿的男子，却一直没有突破。直到他们从斯凯勒做接待员的公司那里要来了之前三个月挑选演员的试镜记录，二人才时来运转。在女孩们夜聊前的几周，公司正在为一部关于医院急诊室工作人员的电视剧挑选配角。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的试镜签到单上，出现了普雷斯顿·博德斯这个名字。这张名单就放在代理公司接待员丹妮尔·斯凯勒办公桌的写字板上。
博斯和希恩就这样找到了那个让人“一次就够”的男人。
6
警探们做了尽职调查，走访了杰米·亨德森，也就是一起列出“一次就够”名单的第三名女子。她确认了玛戈对那天晚上的描述，以及丹妮尔·斯凯勒列出的那部分名单。他们之后确定并走访了所有斯凯勒议论过的男人，包括臭嘴鲍勃。但是博斯和希恩将普雷斯顿·博德斯留到了最后，因为直觉告诉他们，他会从相关人员变为犯罪嫌疑人。在被拒绝后回到女子公寓门前，敲门并要求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行为让两名警探想到了常见于性犯罪者的精神错乱。
走访阿曼达·玛戈一周后，警探们在博德斯位于谢尔曼奥克斯的公寓门前蹲守监视着，等他出门。他们希望在远离他公寓的地方接触他，以便在询问中看看他能够透露什么，可以作为搜查他家的可信理由。他们不想敲门后给他机会藏匿或销毁犯罪证据。
同时他们也是在凭直觉行事。在丹妮尔·斯凯勒的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整理了她的公寓，发现只有一件私人物品失踪。那是一个蓝色的海马吊坠，挂在用编织绳做成的项链上。这是她母亲在她离开家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那天送给她的。丹妮尔此前就读的高中以海马作为吉祥物，吊坠可以提醒她记住自己出身的那个好莱坞，她的母亲不希望她忘记那个地方。母亲将吊坠挂在了一条自己编结的项链上，尽管看起来并不值钱，但据说这首饰一直都是这位年轻女子引以为傲的财富。
虽然对斯凯勒的公寓先后开展了三次搜查，博斯和希恩并没有找到海马吊坠或者项链。他们确定斯凯勒没有弄丢，因为在她死前几周拍的大头照中，很明显，她还戴着海马吊坠。警探们认为，编织绳项链可能就是导致斯凯勒窒息而死的凶器。这一信息他们一直瞒着丹妮尔的母亲，直到后来审判时她才知道。
他们还认为凶手在谋杀后拿走了项链和吊坠作为纪念。如果能够在嫌疑人的所有物中发现这两样东西，细绳上残留的任何血迹都可以用来和丹妮尔的进行对比，并成为一份宝贵的证据。
监视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博德斯从公寓里出来后上了韦斯珀路，朝南走了一个街区，来到文图拉大道。博斯和希恩让他在前面走了一段距离，然后才徒步跟上。博德斯先是进了塞德罗斯和文图拉交叉口处的淘儿唱片店，在录像制品区浏览了半个多小时。警探们观察着他，讨论着是否应该走过去要求进行询问，但最终还是决定退回来，等他回公寓时在路上拦截他。
离开音像店后，博德斯往回走，穿过文图拉，走进了一家名为“乐咖啡”的餐馆。他自己一个人在柜台边吃了午餐，其间还和柜台服务员友好地闲聊。博斯此前曾来过乐咖啡几次，因为餐馆上面是一家叫作“楼上房”的爵士乐俱乐部。俱乐部很晚才会打烊，里面有世界级的表演者。几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看过休斯敦·珀森和罗恩·卡特的演出。
吃完午饭，博德斯在柜台留下二十美元，转身向外走去。博斯和希恩迅速来到有三个台面的柜台前，博斯把柜台服务员叫到其中一边，询问有什么波旁威士忌酒，而希恩则来到另一边，将博德斯喝过的空啤酒杯放进了纸袋里。随后希恩走了出去，在人行道上等着博斯。博斯和他会合后，起初发现博德斯已经没了踪影，但他们搜查了一家药店，在两位顾客结完账后发现了他，看到他正在里面提着塑料提篮购物。
博德斯在药店买了一盒避孕套和其他化妆品，然后开始返回公寓。在他打开防盗门时，博斯和希恩从不同方向靠了上去。他们计划让他同意接受问询。根据调查，斯凯勒的行为暗示了他的自恋人格，这种人格的两个典型特征就是自负和优越感。警探们利用这一点，向博德斯表明了身份，说他们需要他帮忙破解丹妮尔·斯凯勒谋杀案。
希恩说他们正在调查各种细小的可能性，因为博德斯曾和她约会过，所以希望他能够帮忙了解她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在后续的审判中，辩方律师提出博德斯同意跟他们去做问询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博德斯是无辜的，因为这世上没有哪个有罪之人会愿意回答警察就他们犯下的罪行所提出的问题。
但是博斯和希恩对博德斯行为的解读则恰恰相反。博德斯会认为，跟警探们去做问询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掌握了什么，然后击败他们。就像对实际上已经被自己杀害并掩埋的失踪人员，凶手常常会自愿加入搜寻队伍一样，这两种心理很相似。凶手需要接触调查，了解进展，与此同时，躲藏在明处也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满足。
他们驾车将博德斯带到了附近的凡奈斯警察局，此前已经和那里的探长预定了一间审讯室。审讯室里已经连接了录音，问询也会被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