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真相
作者：【美】迈克尔·康奈利
译者：高希瑞 李杨
【内容简介】
离开洛杉矶后，博斯警探来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一家药店的两名药剂师被杀，当地所有警力都被召集过来。博斯协助当地警察展开调查。他顺藤摸瓜，不料却触碰到了一个危险、庞大的药物滥用交易网。博斯潜入组织内部，试图挖掘这个黑色王国的骇人真相。
与此同时，博斯多年前抓获的一名杀人犯， 突然在监狱中声称自己当年是被博斯陷害入狱的，他提供了令人震惊的确凿证据。博斯百口莫辩，以前和睦相处的同事突然形同陌路，无人愿意站出来维护他的声誉。而一旦他的权威受到质疑，他之前所办的其他案件也会显得疑窦丛生。博斯必须为自己而战，既要自证清白，又要确保那位聪明的杀手继续待在监狱。
两个案子像铁丝网一样缠绕在一起。一路走来，博斯发现世界上有两种真相：一种让你自由，一种将你永远埋葬在黑暗中。
目录
第一部分 假买客
假买客
1
曾经的圣费尔南多监狱，三号牢房，博斯正在埃斯梅[1]·塔瓦雷斯案的一个案卷箱里翻找资料，这时贝拉·卢尔德从侦查处发来了一条提醒信息。
洛杉矶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特雷维尼奥跟他们说了你在哪儿。
博斯几乎每周初都在这里度过，此时也正坐在桌前，那张桌子是用从公共工程管理局院子里借来的木门横搭在两堆案卷箱上拼凑出来的。给卢尔德回信道谢之后，他点开手机上的备忘录程序，打开录音，然后屏幕朝下将手机放在桌子上，又从塔瓦雷斯案卷箱里拿了份材料半遮住手机。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想不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他曾经供职的警察局为什么会周一一大早就派人来找他。没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会有这次来访——不过公平地说，这牢房的铁栅栏里也几乎收不到蜂窝信号。即便如此，他也知道这种突然来访通常都是早有安排。自从两年前被迫退休以来，博斯和洛杉矶警察局的关系有些紧张，他的律师也主张他在跟警局打交道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以便保护自己。
等候的过程中，他又扭头看起了手里的材料。他正在翻看塔瓦雷斯消失后的几周所记录的陈述材料。虽然以前已经看过，但他相信案件卷宗里通常会包含可以破解陈年旧案的秘密。它就在那儿，只要你能找得到。一处逻辑矛盾，一条隐藏的线索，一段自相矛盾的陈述，抑或是案件调查人员在报告边角上写下的寥寥数语——在过去四十年的漫长生涯里，所有这些都曾帮助博斯厘清案情，直到现在仍然有用。
塔瓦雷斯案的卷宗有三箱之多。虽然官方定为人口失踪案，但在过去十五年间，该案的卷宗却积攒了足足三英尺[2]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也只好一直按人口失踪案处理。
两年前，博斯来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自愿负责察看陈年旧案的卷宗材料，他向安东尼·瓦尔德斯局长询问从哪个案子开始。当时局长已经在警局工作了二十五年，建议他从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案子开始。当瓦尔德斯还只是一名调查员时，这个案子就让他放不下；如今已身为局长的瓦尔德斯仍旧对这个案子念念不忘，却又总是分身乏术。
在圣费尔南多兼职的这两年里，博斯重新追查了几起案件，同时也给将近一打案件结了案——其间不乏多重强奸案和谋杀案。然而，每当有个把小时，他就会回到埃斯梅·塔瓦雷斯的案子上，翻看案卷箱里的材料。他也开始放不下她了。一位年轻的母亲人间蒸发，只留下婴儿独自睡在婴儿床上。这或许可以列为人口失踪案，但不用看完第一个案卷箱，博斯就能看出局长和他之前的每位调查员都看出的问题。这个案子很有可能牵涉谋杀行为。埃斯梅·塔瓦雷斯不仅仅是失踪。她已经死了。
博斯听到通往他这一侧的铁门打开了，然后这三间多人牢房门前的水泥地上传来了脚步声。他抬起头朝铁栅栏外望去，结果吃了一惊。
“你好啊，哈里。”
眼前的是他之前的搭档露西娅·索托，而她旁边身着正装的两名男子，博斯并不认识。索托显然没有让他知道他们的到来，这一事实让博斯警觉起来。从洛杉矶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到圣费尔南多要四十分钟车程，她有足够时间发条信息说：“哈里，我们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但她没有这么做，因此他认为应该是那两名他不认识的男子限制住了索托。
“露西娅，好久不见，”博斯说道，“过得好吗，我的搭档？”
看起来，三个人谁也没有兴趣踏进博斯的牢房，尽管这牢房早就已经改造过了。他站起身，灵活地拿起桌子上文件下的手机，放在衬衫口袋里，屏幕朝里贴在胸口。他走到铁栅栏边，伸出手去。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虽然他和索托断断续续地通过电话、发过短信，却一直没见过面。她的外貌变了。她减了肥，看起来有些憔悴和疲惫，黑色的眼睛满是不安。她并不是和他握手，而是紧紧攥住。她攥得很紧，博斯心领神会：小心。
博斯轻易就能分辨出两个男性来访者的身份。两人都是刚过不惑之年，西装很可能是从男人衣仓服装店里买来的，但左边男子的细直条纹西装磨损得厉害。博斯知道这意味着他在西装里穿着肩托，武器的硬边来回滑动磨损了布料。博斯猜想，丝质内衬应该已经破了。再过六个月，这件西装也就废了。
“鲍勃·塔普斯科特，”他说道，“幸运女神露西的现任搭档。”
塔普斯科特是位黑人，博斯猜测他和霍勒斯·塔普斯科特是亲戚。霍勒斯·塔普斯科特是南洛杉矶的一位已故音乐家，在保留社区爵士乐的个性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是亚历克斯·肯尼迪，地方副检察官。”第二名男子说道，“有时间的话，我们想和你聊几句。”
“嗯，好的，”博斯说，“到我办公室里坐吧。”
他示意他们到这间曾经的牢房里来，里面如今装满了存放卷宗材料的铁架子。这间牢房曾被用来拘留醉汉，现在还留有一条公共长凳。博斯在长凳上摆放了不同案件的卷宗，以便查看。虽然非常确定他们不会进来坐，他还是将卷宗堆了起来，让来访的人有可以坐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已经和特雷维尼奥警监说过了，他说我们可以用侦查处的作战室，”塔普斯科特说，“那儿会更舒服些。你不介意吧？”
“警监不介意，我就不介意，”博斯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普雷斯顿·博德斯。”索托说。
博斯正朝牢房敞开的房门走去，听到这个名字，他不禁顿了一下。
“我们先去作战室吧，”肯尼迪赶忙说，“到时候再说。”
索托看了博斯一眼，似乎在说，她在这个案子上受制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他抓起桌子上的钥匙和挂锁，走出牢房，将铁门拉上，发出沉重的铿锵声。牢房钥匙很久以前就没了踪影。博斯把一条自行车链缠在铁栅栏上，然后用挂锁锁上门。
他们离开旧时的监狱，穿过公共工程管理局存放设备的院子，来到第一大街。在等待车流穿过马路的空当，博斯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查看信息。市里这帮人来之前，他没有收到索托或是其他人发来的信息。他继续开着录音，将手机放回口袋。
索托开了口，但并没提促使她来到圣费尔南多的那起案子。
“那真是你的办公室，哈里？”她问道，“我是说，他们把你安排在了监狱牢房里？”
“是啊，”博斯说，“那是醉汉拘留室，有时候早上一开门，我觉得我还是能够闻到呕吐的气味。过去那些年里，还可能有五六个家伙把自己吊死在了里面。想来该是阴魂不散啊。但他们就是把悬案的卷宗放在了那里，所以我就得在那儿工作。他们还把旧的证物箱放在隔壁两间牢房里，找起来倒是很方便。而且，通常也不会有人来打搅我。”
他希望最后一句话的暗示让来访者们足够清楚。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监狱？”索托问，“他们得把人送到凡奈斯？”
博斯伸手指了指马路对面他们正要去的警察局。
“只有女的才会被送去凡奈斯，”博斯说，“我们这儿有个男子监狱，就在警察局里。顶尖水准，单人间。我自己还在里面睡过几次。比船员舱可强多了，那里全是呼噜声。”
她瞥了他一眼，似乎在说如果他愿意睡在监狱牢房里，那就不是他了。他朝她眨了下眼。
“我在哪儿都能工作，”他说，“在哪儿都能睡觉。”
车流过去之后，他们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警察局，进了大厅，右边就是侦查处的入口。博斯用门禁卡将门打开，拉着门好让其他人先进去。
侦查处比只能停放一辆车的车库大不了多少，中间是三个紧紧靠在一起的工位，属于单位里的三名全职警探：丹尼·西斯托、最近提拔的奥斯卡·卢松警探，以及因工伤长时间休假、刚回来俩月的贝拉·卢尔德。侦查处墙边立着文件柜、无线电充电器、咖啡机和打印工作站，工作站上面则是贴满了工作排班和部门公告的公告板。公告板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寻人启事，包括过去十五年间为寻找埃斯梅·塔瓦雷斯所发布的照片。
一面墙的高处贴着一张海报，上面是迪士尼标志性的卡通形象——鸭子辉儿、杜儿和路儿[3]，代表着在单位中工作的三名警探，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绰号。特雷维尼奥警监的办公室在右手边，左手边是作战室，第三个房间是验尸官办公室，转租给两名验尸官使用，他们负责整个圣费尔南多谷及其北部边缘地区。
三名警探正在各自的工位上工作。他们最近抓获了一个在市区外活动的大型汽车盗窃团伙，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辩方律师嘲笑他们是辉儿、杜儿和路儿。现在他们则把这个团队绰号当作一份荣誉标志。
博斯看到卢尔德从办公桌旁的工位隔断上偷瞥。他冲她点了点头，对她之前发的提醒信息表示感谢。这也是在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博斯将来访者带进作战室。里面是隔音的，墙边立满了白色书写板和平面屏幕监视器。中间则是会议室风格的会议桌，周围放着八把皮椅。作战室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重大犯罪调查事件、专案组行动和协调应对地震、暴乱等公共紧急事件提供指挥中心。事实上，这些事件非常罕见，作战室主要被当成了午餐室。宽敞的桌子和舒服的椅子非常适合中午聚餐。作战室里满是墨西哥食品的独特气味。位于麦克莱大道上的麦格丽玉米粉蒸肉店的老板会定期为这里的警队送来免费大餐，而作战室常是这些大餐被消灭的地方。
“请坐。”博斯说。
塔普斯科特和索托坐在桌子一边，肯尼迪走到桌子另一边，坐在了他们对面，博斯则在桌子一头坐下，这样便能同时看到这三名来访者。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
“好吧，我们先正式介绍下自己，”肯尼迪开口说，“你肯定认识索托警探，你们在悬案调查组共过事。现在，塔普斯科特警探你也认识了。他们正在和我一起重新调查你在将近三十年前处理过的一起谋杀案。”
“普雷斯顿·博德斯，”博斯说，“普雷斯顿怎么样了？上次我查看的时候，他还在圣昆廷监狱排队等死。”
“他还在那儿。”
“那你们为什么要再查这个案子？”
肯尼迪朝前拉了拉椅子，双臂交叠，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他左手手指连续敲打着桌子，似乎在决定怎么回答博斯的问题，尽管很明显，这次突然到访是早已彩排过的。
“我被委派到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工作，”肯尼迪说，“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它。因为塔普斯科特和索托警探在悬案处理方面的能力，我在处理其他一些案子的时候曾经找他们帮过忙。”
博斯知道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是在他离开洛杉矶警察局后新成立的机构，其组建是为了兑现一项在竞争激烈的竞选过程中所做出的承诺。在竞选中，对警察的管理是一个热门的辩论话题。新的取证技术使得全国数百名在押人员无罪获释，新当选的地方检察官塔克·小林当时承诺会组建专门机构来处理这类看起来源源不断的案件。不仅仅是新科学在引路，曾经被认为用作证据无懈可击的旧科学也被拆穿谎言，为无辜的人打开了离开监狱的大门。
肯尼迪刚一提到自己分管的工作，博斯就把一切都拼在了一起，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博德斯，这个被认为杀害了三名女性，却只被定了一起谋杀罪的男人，已经在死囚牢房里待了近三十年，他正在抓住最后一次机会，试图重获自由。
“你在跟我开玩笑，是吧？”博斯说，“博德斯？真的？你们真在重新调查这个案子？”
他的目光从肯尼迪转向他的老搭档索托。他感觉自己完全被背叛了。
“露西娅？”他问道。
“哈里，”她说，“你需要好好听听。”
* * *
[1]全称为埃斯梅拉达。
[2]1英尺合30.48厘米。
[3]唐老鸭的三个外甥。
2
博斯感觉作战室的墙壁都朝他挤了过来。他打心底不愿意去想博德斯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去想过。尽管他并不指望暴虐成性的性侵谋杀犯真会被处以极刑，但死囚牢房本身仍旧是地狱般的存在，远比其他任何刑罚更加严酷。这种隔离是博德斯应得的惩罚。他被关进圣昆廷时年仅二十六岁。对博斯来说，这意味着五十多年的单独监禁。除非他够幸运，时间上才可能会短些。在加利福尼亚，死于自杀的死囚人数远超过被执行死刑的人数。
“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肯尼迪说。
“是吗？”博斯说，“那就给我讲讲为什么。”
“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职责是处理所有提交过来的合法申请。重检过程只是第一步，在我们单位完成，然后案件才会被移交到洛杉矶警察局或者其他执法部门。当案件的可疑程度达到一定门槛时，我们会执行第二步，要求执法部门对尽职调查情况展开调查。”
“当然，届时所有人都会宣誓保密。”
博斯说这话时朝索托看了过去，她转头看向别处。
“那是当然。”肯尼迪说。
“我不知道博德斯或者他的律师向你提交了什么证据，但那肯定是在瞎扯，”博斯说，“他谋杀了丹妮尔·斯凯勒，其他的都是假的。”
肯尼迪并没有回应，但博斯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很惊讶博斯竟然还记得被害人的名字。
“是啊，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博斯说，“我还记得唐娜·蒂蒙斯和薇姬·诺沃特尼，你们办公室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给这两名被害人立案。她们也是你们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吗？”
“哈里。”索托说，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博德斯并没有提交新证据，”肯尼迪说，“证据早就在那儿了。”
这对博斯来说就像当头一棒，他知道肯尼迪说的是案件中的物证。意思是说犯罪现场或其他地方有证据，足以洗脱博德斯的罪行。背后的意思是他不称职，说得更严重点就是渎职，也就是说，他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隐瞒了这一证据。
“你指的是什么证据？”他问道。
“DNA，”肯尼迪说，“一九八八年，案子里还没有这一块。案件起诉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并没有允许在刑事案件中使用DNA。一年后，文图拉的一家法院才引入并接受了DNA。洛杉矶县则是又过了一年才引入。”
“我们不需要DNA，”博斯说，“我们在博德斯的公寓里发现了被害人的东西。”
肯尼迪冲索托点了点头。
“我们去找那个东西了，找出了证物箱，”她说，“你知道程序的。我们把从被害人身上搜集的衣物送到了实验室，他们对衣服做了血清检测。”
“三十年前他们也做了检测，”博斯说，“只是当时，他们找的是ABO血型，而不是DNA，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你们是要跟我说——”
“他们找到了精液，”肯尼迪说，“量非常少，但这次他们确实找到了。这次的结果显然使整个案件都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们还发现，精液并不是博德斯的。”
博斯摇了摇头。
“好吧，我认输，”他说，“那是谁的？”
“一个名叫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强奸犯。”索托说。
博斯从没听说过奥尔默。他开始思考起来，寻找其中的阴谋和勾当，但并没有考虑自己在给博德斯戴上手铐时是不是做错了。
“奥尔默也被关押在圣昆廷，是吗？”他说，“这整件事——”
“没有，他不在那儿，”塔普斯科特说，“他已经死了。”
“别当我们是饭桶，哈里，”索托紧接着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朝那个方向调查。奥尔默从没在圣昆廷待过，他两年前死在了科克伦，也从来就不认识博德斯。”
“从周日开始，我们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核查，”塔普斯科特说，“两所监狱相距三百英里[1]，他们互不认识，也没有交流过。不存在交集。”
塔普斯科特说话时脸上洋溢着一种“我早就知道你要说这个”的自鸣得意，博斯忍不住想要反手抽他一巴掌。索托知道她老搭档的爆点，赶紧伸手按住博斯的胳膊。
“哈里，这不是你的错，”她说，“这是实验室的错。报告都在那儿。你是对的——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当时他们漏掉了。”
博斯看着她，把胳膊抽了回来。
“你真相信？”他说，“我反正是不信。这是博德斯，是他在幕后设计的这一切——不管怎么着。肯定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做的，哈里？我们已经在查这背后的情况了。”
“审判后谁动过证物箱？”
“没人动过。事实上，最后一个动的人是你。原来的封签完好无损，你的签名和日期都在上面。给他看看视频。”
她冲塔普斯科特点了下头，后者掏出手机，打开一段视频。他把屏幕转向博斯。
“这是在派珀科技。”他说。
派珀科技是市区的一处大型综合建筑，除了存放洛杉矶警察局的前科记录和证物档案，还是指纹组和飞行中队的所在地——飞行中队使用足球场大小的建筑楼顶作为直升机机场。博斯知道档案组有很严格的廉政规程，宣誓过的警官从任何案件中提取证据时都需要提供部门身份证件和指纹。证物箱被置于开放的检查区域，有二十四小时视频监控。但这是塔普斯科特自己的视频，是用他自己的手机拍摄的。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跟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打交道，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规程。”塔普斯科特说，“我们其中一个人开箱子，另一个人拍摄整个过程。他们那儿有自己的摄像头也没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到，封签没有破损，没有篡改。”
视频上，索托向镜头展示证物箱，并将其翻转过来，博斯可以看到各面和接缝处都是完好的，接缝处都封有八十年代使用的标签。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警局使用的都是红色证物胶带，一旦篡改，胶带便会破裂脱落。而在一九八八年，密封证物箱使用的是印有“洛杉矶警察局已分析证据”字样并附带签字和日期填写处的白色长条标签。索托不耐烦地摆弄着箱子，博斯看得出她认为他们是在这个箱子上浪费时间。至少在那时，她仍旧是站在博斯这边的。
塔普斯科特将镜头拉近到箱子顶部接缝处的封签上，博斯在箱子顶部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到自己的签名和“1988年9月9日”这一日期。他知道审判结束后箱子封签上写的是这个日期。博斯交还物证，将箱子封起来，然后保存在档案馆中，以应对上诉导致判决被推翻、他们需要再次接受审判的情况。博德斯一直没有上诉，箱子大概也就一直待在档案馆里，没有在后来断断续续的陈旧证物清理中被清理掉，因为博斯清楚地在箱子上标了“187”这一数字。这个数字是加利福尼亚的谋杀案刑事代码，在证物储存室里的意思是“别扔”。
在塔普斯科特摆弄箱子的过程中，博斯认出了自己的习惯性行为。他会在箱子各条缝上，包括箱底，都贴上证物封签。在警局改用红色证物胶带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
“倒回去，”博斯说，“让我再看看签名。”
塔普斯科特把手机拿回去，调整视频，然后将画面暂停在了博斯签字的封签上，给它来了个特写。他将屏幕伸向博斯，博斯探身仔细看了看。签名有些褪色，不好认，但看起来没有问题。
“好了。”博斯说。
塔普斯科特又继续播放视频。屏幕上，索托用拴在检查桌上的美工刀划开标签，打开了箱子。在将包括被害人衣物和装有她指甲屑的信封等物品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她边拿边一件件地报出物品的名字，以便有准确的记录。在她报出的物品中有一个海马吊坠，这是指控博德斯的关键证据。
视频还没结束，塔普斯科特就把手机抽了回去，关掉回放，然后把手机收了起来。
“看来看去都还是这些，”他说，“没人乱动过箱子，哈里。从审判结束后你贴上封签的那天开始，里面的东西就一直在那儿。”
作为一个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让博斯很不舒服。他把这份不爽搁置一旁，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坚信自己将一名残虐成性的杀人犯送进监狱是正确的，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考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最后，他问道：“他们从哪儿找到的？”
“找到什么？”肯尼迪问。
“DNA。”博斯说。
“在被害人睡衣的底边找到了很少一点。”肯尼迪说。
“一九八七年那会儿很容易会被忽略掉，”索托说，“当时他们很可能只是用不可见光照了一下。”
博斯点了点头。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问。
索托看向肯尼迪，这个问题得他回答。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下周三将在107法庭就人身保护动议举行听证会，”检察官说，“我们会和博德斯的律师一起请求霍顿法官推翻判决，免除博德斯的死刑。”
“我的天哪。”博斯说。
“他的律师还通知了市政府，说他将会提出索赔，”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已经与市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希望协商出赔偿方案。金额很可能会达到七位数。”
博斯低头盯着桌子，他无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对视。
“我还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说，“如果没有达成赔偿方案，他再向联邦法院提出索赔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责任了。”
博斯点了点头。他心中早已了然。如果洛杉矶选择不保护他的话，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权利索赔，博斯就得自己承担赔偿。鉴于两年前起诉洛杉矶，要求恢复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难在市检察官办公室找到一个愿意保护自己免于博德斯索赔的人。接着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巨额赔偿款，他会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份在他离世后才能由他女儿继承的保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