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尸有蛆满布。于其头有大雷居，于其胸有火雷居，于其腹有黑雷居，下阴者有拆雷居，于左手者居若雷，于右手者居土雷，于左足者有鸣雷居，右足者有伏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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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出云国的地方志。
（2）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与《日本书纪》并称“记纪”。
（3）出云的地方官。
（4）日本神话中的夜神，天照大神的弟弟。
（5）古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移民至日本的人。
（6）日本本州濒临日本海的地区。
（7）日本神话中的母神，日本诸神都是她和哥哥伊邪那岐所生。
奇怪的被告
1
案件看似十分单纯。秋天的某个夜晚，六十二岁的放贷人在家中被二十八岁的男子殴打致死。犯人逃跑时抢走了老人的手提保险箱。逃跑途中，犯人损毁保险箱，从二十二张借据中抽出五张，然后把保险箱扔在灌溉用的蓄水池中逃走。
东京西郊正在修建宅基地，那一带一半的土地还是农田。
年轻的律师原岛直巳被所属律师会委任为被告的援助律师时，他对案件完全提不起兴趣，几乎想拒绝。他手上有三个案子（均是私人委托），非常忙碌，原本可以以此为理由拒绝。但律师会的事务长却对他说，这个案子实际上被律师会的其他律师接过，但对方染上了急病，不得已退出辩护。距离公审时间不多，法院也很为难，拜托他尽可能接下。随后又小声加了一句，案子很简单，随便应付一下就成。
援助律师，当然指的是国家分配给无法委托私人律师的被告人的律师（《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因经济因素或其他原因无法委托律师时，法院必须根据其申请，配备援助律师（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辩护费由国家承担。
正因如此，援助律师的辩护费少得可怜，行程忙碌的律师不愿意接。律师会通常会按照顺序将法院的指派任务分配给旗下律师。当然，接不接是个人的自由。但考虑到被告人权益的人道主义公益性和《宪法》的规定，也不能完全拒绝。所以，案子自然而然就转到一些年轻律师或者不那么忙碌的律师手上。
律师与被告人对援助律师制度都是怨声载道。原因在于辩护费太低。援助律师想赚钱就必须以数量取胜，如此一来，难免顾及不了辩护的质量。被告方则认为援助律师不够热情，只会为了完成任务做表面辩护。
如此恶评之下，或许是为了“挽回形象”，最近援助律师的工作态度有所转变。
在律师看来，如果案件本身有趣，即使没有报酬或者需要自掏腰包，也会主动请缨。换句话说，这是良性的虚荣心在作祟。但如果案件本身平庸，那么潜意识总是避免不了考虑“以量取胜”。由于手上接了好几个援助案件，律师不得已在开庭前匆忙阅读诉讼记录；在法庭上第一次见过被告人，便强迫自己慷慨激昂地为之辩护。此类歪风虽然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只要辩护费一日不涨，便一日无法根除。
这次的案件也是如此，被告人植木寅夫因涉嫌杀害放贷人山岸甚兵卫被起诉。律师会事务长之所以对原岛直巳说“案子很简单，随便应付一下就成”，也是基于这种沉疴旧习。
原岛首先阅读了案件起诉的相关资料和搜查记录，从中获得了以下信息。
被害人山岸甚兵卫原本拥有大量土地，后将其出售给土地公司，用一部分钱在另一地区建了一栋二层别墅，用剩下的钱做起了小额金融业务。距今已有十多年。甚兵卫没有子嗣，妻子也于三年前去世，过着独居生活。
别墅的二楼租给了一对夫妇，夫妻二人都是小学教师。爱财如命的甚兵卫之所以以低廉的价格将房子租给这对夫妻，是因为看中那位小学教师柔道二段的本领。换句话说，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
独居老人这么做并不奇怪。但山岸甚兵卫作为资深的放贷人一向对借贷人残酷无情。借贷人大多是新开发区的小商铺。新开发区虽然位于民营铁路沿线，但人口不算多，因此，店铺的生意并不算好。所以，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明知是高利贷，还要向山岸甚兵卫借钱的人。有些人债台高筑，最终破产。其中甚至有人拿退休金开店，最后却被甚兵卫以担保为由夺走店铺连带地皮。同一铁路沿线的其他地区，也生活着许多被甚兵卫压榨的人。
甚兵卫知道除了小偷，还有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出于警戒的目的，才“雇用”了二楼那位擅长柔道的小学老师作为“保镖”。
然而，那对小学教师夫妇却接到了老家母亲病危的消息，于十月十五日回乡省亲。凶案发生在十八日。
十九日早上，甚兵卫的尸体被邻居发现。当时，入口的门敞开着（其他的防雨门全部呈关闭状态），那人因为有事找甚兵卫，就从入口进到里侧的土间，发现甚兵卫脸朝下躺在隔壁八叠（1）大的房间，叫他也没有反应，便通知了当地警署。
尸体的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后脑遭受剧烈殴打导致的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后脑巴掌大的一块头盖骨整个塌陷了下去（骨骼扁平化状态）。致命伤仅是头部遭受的攻击。因甚兵卫呈向前卧倒、匍匐前行的姿态，他很可能被人从后面突然袭击，倒地后又用双手和膝盖向前爬行了一会儿，最后才断气。
根据胃部食物的消化状态，可推测死亡时间在晚饭后三小时左右。自己做饭的甚兵卫通常在六点左右吃晚饭。因此，行凶时间应该在九点到十点。这与解剖医师推测的死亡时间几乎一致。
接下来是屋内状况。房间内部几乎没有被破坏的迹象，但隔壁六叠大的房间里，甚兵卫放置手提保险箱的壁橱被打开，金属制的黑色手提保险箱不翼而飞。保险箱里放着甚兵卫从借贷人手里拿来的借据和其他文件。
褥子铺在地上，棉被掀开了一半，枕头和褥单上残留着褶皱，但却并不凌乱。这说明甚兵卫曾经睡下，却中途起身去了八叠大的房间。甚兵卫习惯晚上九点就寝（二楼小学教师夫妇的证词）。
从入口的门从里侧被打开可看出，甚兵卫是在睡梦中被人叫醒的。门原本被人用橡木制的门闩斜斜地顶住，后来门闩被取走，斜靠在旁边。能从里侧开门的除了甚兵卫别无他人，所以他一定亲自开了门。
也就是说，某人上门拜访，甚兵卫就把那人领进了家门。一个如此小心翼翼的人，居然会在睡下后特意起身，在晚上九点多将人请进家门。由此可见，甚兵卫一定认识那人，并且相当熟悉。
山岸甚兵卫没有什么桃色绯闻。年龄虽不算太老，但不知是因为性格，还是因为吝啬的关系，年轻时就对女人没什么兴趣。因此，晚上九点左右的来访者恐怕是男性。
邻居说九点左右没听到有人敲门，或是喊甚兵卫开门的声音。甚兵卫睡在里侧房间，并且刚刚入睡，想在房门外把他叫醒，必须发出相当大的声音。邻居之所以没听到，是因为叫醒他的很可能是电话铃声。甚兵卫睡在六叠大的房间里，房间角落的茶几上正好放着一台电话。
凶手先给甚兵卫打电话，跟他说过一会儿要上门拜访。所以，甚兵卫才会把外门的门闩撤掉，等他上门。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手提保险箱的丢失间接锁定了凶手身份。保险箱里有甚兵卫回收的高利贷借据、支付利息后的更换凭证和期票。凶手不仅知道保险箱里放着什么东西，还知道保险箱的位置。换句话说，凶手的目的是夺走保险箱内的借据、期票等票据。警方搜查时，在佛龛下发现了十五万日元的现金。然而现场痕迹表明，凶手并没有寻找过这些现金。
到了这一步，凶手的身份呼之欲出。果然，警察在案发两天后，就迅速逮捕了植木寅夫。那是因为负责走访的调查员曾听中村家的男主人说过，当天晚上九点左右，他在厕所解手时，透过窗户看见一个男人急匆匆地往甚兵卫家走去，那个男人的身影很像车站附近中华荞麦面店的老板。
植木寅夫在民营铁路沿线的R车站开中华荞麦面店。他三年前在这里开店，却在第一年的时候购入少量相邻的土地，进行了店铺改造。改造的原因并非因为生意兴隆，而是因为同行在附近开了店，出于一种竞争心态。植木原本期待整洁宽敞的店面能吸引更多客人，结果却事与愿违，客人反而比以前还少。人们似乎更愿意光顾原先狭小的店铺。为了购买土地和扩张店面，他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
被商业判断失误和高额利息逼入绝境的植木寅夫日渐消瘦。尽管如此，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附近的住宅便会增加，车站的人流也会多起来。不管怎么说，店铺都位于车站的黄金地段。他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咬牙坚持。然而，高额利息带来的压力却超出了预期，让他没有余力期待未来。他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一直在东京都内的旧书店工作，却涉足了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
与山岸甚兵卫结下孽缘的植木寅夫两年来都活在痛苦之中。甚兵卫的催收十分严苛，不容半点拖欠。他记不清自己重写了多少次借据。时至今日，利息已滚成本金的四倍，欠债金额变成了七百五十万日元。山岸甚兵卫认为植木寅夫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便提出要回收植木名下全部土地和店铺，用以抵销债务。两人因为这事起了冲突。人们都说，植木憎恨甚兵卫，迟早会打死那个老头儿。
2
许多人都和植木寅夫一样憎恨着山岸甚兵卫。单从这点看，许多人都有犯罪动机。但这些人成为嫌疑对象之前，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当晚九点至十点没有不在场证明、与被害者认识、知道租住在二楼的小学老师回乡省亲、对被害者家中布局了如指掌，考虑到被害者后脑部受到的攻击，还必须具备一定体力。
现场没有发现能够锁定凶手的指纹。除了甚兵卫的指纹外，还存在大量其他指纹，但都不够清晰。唯一清晰的指纹属于租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但他们夫妻远在九州乡下，具备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许多人因为借贷事务拜访过甚兵卫，不清晰的指纹应该属于这些人。所有的指纹都很陈旧。
凶手没有留下凶器或其他物品，也没有可疑的鞋印。土间的地板是混凝土的，所以很难留下鞋印。凶器有可能是支撑外门的门闩，但门闩太细，与整块头盖骨塌陷下去的伤口不相吻合。门闩上也只发现了甚兵卫的指纹。
甚兵卫的伤口没有出血。头上几乎没有头发，是个光头。所以凶器上应该没有沾染血迹或者毛发。
后院的屋檐下堆放着用作柴火的松木。这一带没有引进天然气，家家户户都用液化气。甚兵卫则出于务农时的习惯，喜欢用柴火烧灶。木柴大体呈三角形，单边直径四厘米左右。如果用这种木柴连续击打头部，很可能造成扁平塌陷的伤口。
那堆柴火共有三十多根，调查员检测了上层的十几根，但由于木头肌理十分粗糙，很难采集到指纹。并且，木头上也没有发现血迹或者毛发。
原岛姑且将尸体状况和现场情况收入脑中，转而看起了已被逮捕的植木寅夫的供述概要。
“自从两年前，我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之后，就一直饱受他的折磨。最近，他提出要拍卖我抵押的土地和房子。这些地和房子是我用自己存下的第一笔钱买来开中华荞麦面店的。中途，我向甚兵卫借钱扩张了门面，生意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再加上甚兵卫时时刻刻的逼迫，让我变得自暴自弃起来。再这样下去，我只有带着妻儿自杀这一条路可走了。但在死之前，我打算杀了可恶的甚兵卫。为了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忍受痛苦的人，这也算是替天行道。
“十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开始，我和朋友中田、前田、西川在离车站两百米左右的‘万牌庄’打麻将。那个时候店里没什么生意，所以我通常会把店交给妻子，从傍晚开始打麻将。和朋友打了两圈半庄（2）后，我发现经常来‘万牌庄’的柴田正站在一旁看我们玩儿，脸上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就对他说：‘我有点事要回家一趟，你替我一会儿吧。’柴田高兴地答应了。我离开‘万牌庄’时大约九点。
“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车站前的公共电话亭，给甚兵卫打电话。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我就说：‘关于抵押的事，刚好手头攒了两百万日元，现在就给你拿过去，希望可以暂缓拍卖。另外，我还想谈谈今后的事，想跟你见一面。’甚兵卫开始说：‘我刚睡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后来，他可能也想早点见到钞票吧，就改口说：‘那快点过来，我等你。’
“从车站到甚兵卫家要走一公里左右。那条路非常偏僻，离开居民区后，中途是水田和旱田，还有两个灌溉用的蓄水池，我一个人也没有碰到。甚兵卫的房子在一处居民区里，那里有十二三户住家，但因为远离马路，所以我也没想到会被人从厕所的窗户看见。那个叫中村的，平时会来店里吃荞麦面。
“跟电话里说的一样，甚兵卫把外门打开，正在等我。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早在三四天前就回了九州。那位老师也经常来店里吃中华荞麦面，我听他提起过这事。
“我先绕到甚兵卫家的后门，从屋檐下堆积成山的柴火里抽了一根称手的，然后抬头看了眼二楼。二楼的防雨门紧闭，透过门缝看不见灯光。看来，那对教师夫妻的确回九州去了。
“我回到正门，从打开的外门走到土间，说了声‘晚上好’，甚兵卫就从里面出来了。那时，我把握着柴火的右手藏在了腰后。甚兵卫正在等我，所以一开始就打开了八叠大房间的电灯。
“甚兵卫坐在房间里盯着我的脸，说道：‘你可真让我好等。’但也许是以为我身上带着钱，他的心情并不坏，又微笑着催我快进来。我没有进去，站在土间拖延时间：‘打扰您休息了，刚好筹了两百万日元拿过来。放在家里怕贼惦记。’甚兵卫说：‘先进来吧。’从房间角落拿出了两个坐垫。我的右手还攥着柴火，心里暗暗叫苦，但还是把柴火藏在身后进去了。坐下时，迅速把它放在了背后。我担心柴火被发现，想赶紧切入正题。‘我带钱了，给我写张收据吧。’边说边从口袋拿出事先用报纸包好的钞票形状的包裹。甚兵卫说：‘既然如此，我去拿写收据的纸。’然后起身，往隔壁六叠大的房间走去。我想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便站起身，抓着柴火朝他光秃秃的后脑勺狠狠地打了一下。甚兵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向前倒下。我又用柴火给他后脑勺来了三下，他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想把现场布置成强盗入室抢劫的样子，便把两个坐垫放回了墙角原先的位置。
“然后，我去六叠大的房间找手提保险箱。那东西放在壁橱里，壁橱的拉门已被打开。我一想到折磨自己的借据放在里面，就恨不得立刻把它撕碎扔掉。我尝试打开保险箱，却不知道密码，于是决定带着它逃跑。我跑出门外，绕回后院，把柴火放回那堆木柴上。由于天色太暗，我也不知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这一连串行动花了大约三十分钟。
“我抱着保险箱钻进路边的草丛里，想把它打开，但解不开密码锁，于是从附近找了块大石头，对着密码锁砸了下去。锁坏了，保险箱的盖子也开了。我开始找里面的借据。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见了‘植木寅夫’几个字，便把它拿了出来。我想顺便帮帮其他人，就又随手抓了五六张借据放进口袋。然后盖上坏掉的保险箱，把它扔进了右边的蓄水池。离那儿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家保险公司，我走到保险公司的后广场，掏出火柴，把口袋里的借据付之一炬，又用鞋子把灰烬踢开。
“后来，沾满泥水的保险箱被人发现。从警察那里听说我的借据也在那堆湿透的借据里时，我很惊讶。警察说，甚兵卫的账簿里有一笔钱借给了一个叫猪木重夫的人，但保险箱里却没有他的借据。所以，或许是我在昏暗的月光下，把‘猪木重夫’误认成‘植木寅夫’了。那时我太亢奋，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处理完一切后，我回到‘万牌庄’。四个朋友还在打麻将，我看了大概十分钟，最后中田一个人赢了。这把后，柴田就不玩了。我上台打了一桩。谁也不知道我杀了人，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冷静得可怕。大概是因为甚兵卫太该死了，杀了他我也没有产生多少负罪感。
“那晚睡得很好。借据已经烧了，甚兵卫也没有子嗣。想到债务就此一笔勾销，我反而高兴了起来，心情十分舒畅。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放高利贷的山岸甚兵卫被杀了，附近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私下都在骂甚兵卫‘活该’‘遭报应’。我听后放心了不少。
“两天后的白天，我在店里看电视，来了两个警察，说想了解点情况，让我去搜查本部一趟。我平静地答应了，私下却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次恐怕瞒不住了。杀害山岸甚兵卫或许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一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就决定只要警察询问，便一五一十地坦白。但在被警察发现之前，我还是动过尽可能掩饰自己罪行的念头。”
单看案件经过，真的非常简单。这样无聊的案子，无论是私人委托还是政府指派，恐怕都无法激起律师的兴趣。原岛想，最多争取一下酌情减刑吧。
原岛继续看被告的供述书，却发现被告在被检察官询问期间，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包括对警察和最初对检察官的部分供述。他主张，自己与山岸甚兵卫被杀案毫无关系，之所以认罪，完全是由于警方的威逼利诱和精神性拷问。这让原岛颇感意外。
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犯下杀人重罪的被告，为了求得一线生机，经常会耍这样的手段。
原岛读完被告的自供，第一印象便认为植木寅夫绝不冤枉。这份自供没有强迫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犯罪嫌疑人在主动坦白。另外，警方写的实地勘验报告也与自供完全一致，很难相信，这是在警方强迫下进行的自供。
但是，植木寅夫在面对检察官时，又说了如下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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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开始，我一直在‘万牌庄’和中田、前田、西川打麻将。打完两圈半庄后约莫九点钟，柴田替了我一会儿。这和之前说的一样。我用车站附近的公共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打电话，跟他说接下来找他谈抵押物的处理问题，他答应会起床等我。所以我就离开电话亭往他家走。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和我之前在警局说的不一样。
“我从来没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筹到了两百万日元，要给他送去。我根本不可能筹到两百万日元。警察却一直缠着我，说：‘你要是不说钱的事，是不可能让睡下的甚兵卫起床等你的。他一定会说，有事儿明天再谈。一定是你骗他会带两百万日元过去，才让他心甘情愿开门等你。然后，你就把伪装成两百万日元模样的东西塞到口袋里，去见山岸了吧。’原来如此，依照甚兵卫无利不起早的性格，没钱的话是万万不会等我的。我意识到这是旁人的正常想法，便顺着警官的话答道：‘对，您说得没错。’
“我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的是：‘抵押物的处理先缓一缓吧。土地和店铺被回收的话，我们一家老小就没法生活了。请你体谅这一点。另外，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现在可以过去找你商量吗？’甚兵卫回我：‘拍卖抵押物并非我的本意，看你实在还不上钱了，没办法才这么说的。你要是有什么好法子就说说看。我把外门打开，你过来吧。’
“接着，我就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但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什么良策，只是因为太担心土地和店铺被收走，打算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但一想到倘若见到甚兵卫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反而会让他更加生气，就不敢进他家门了。我在那附近徘徊了三十来分钟，最后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现在回去，麻将必然还没散场。以我现在的心情，也实在没有看别人打牌的兴致。所以就走到保险公司的后广场，在附近一边溜达一边思考。那是条乡间小道，又是在晚上，所以没碰到什么人。
“前后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回到了‘万牌庄’。因为四个人打的是半庄，所以才打了一半。柴田不玩后，我就加入了。毕竟我没有杀人，所以其他四个人说我神情淡定也是正常的。妻子之所以说我那天晚上睡得好，也是因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身体累了自然睡得沉。
“我说的全是真话。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在警局时说了假话。
“我最初对警察说不是我干的。但警察却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审讯室，对我说：‘快招吧。你怎么狡辩都没用，已经找到证据了。我们在两个蓄水池中的一个里，发现了被你偷走的手提保险箱。密码锁被砸坏了，箱子里有二十二张湿透的借据。你那张七百五十万日元的借条也在里面。然而，我们和甚兵卫的记账簿比对后发现，少了五张借据。其中应该有一个叫’猪木重夫’的。之所以你的借据留在箱子里，而猪木的却被拿走，是因为那时天色太暗，你把‘猪木重夫’误认成了‘植木寅夫’。毕竟两者的写法十分相像。’
“警察又问：‘你认识那附近一个叫中村是也的人吗？’我答：‘那人是店里的常客，经常来吃中华荞麦面。’‘那么，对方也知道你的长相？’‘应该很清楚。’听我这么答，警察立刻露出一种胜利者的表情，耐心地劝我：‘中村是也在那晚九点五分左右，从厕所的窗户看见你急匆匆地往山岸甚兵卫家走。你大概没注意到吧。中村清楚地目击到你的样子，并且做了证。你死心吧，别再狡辩了。我们有手提保险箱这个物证，又有无懈可击的证词。警方也单独调查了你的杀人动机，觉得情有可原，值得同情。像个男人一样坦白吧。那样的话，我们会向检察官求情，让你免于起诉。你也能早点从这儿出去，和老婆孩子团聚，踏踏实实做生意。’
“我想，既然有人看见我往甚兵卫家走去，那么无论我怎样辩解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对方也承诺只要按他们的意思招供就能免于起诉，那就照办吧。于是说：‘是我干的。’
“警察们喜上眉梢，又是给我递烟，又是请我吃炸虾盖饭。之后，我按照警察的意思供述了犯罪经过。甚兵卫家的手绘图，也是在警察的引导下画的。
“首先是凶器，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警察说：‘你看，不是有种东西用作煮饭的燃料嘛。’我说：‘我用煤打了甚兵卫。’警察说：‘笨蛋，那玩意儿能打死人吗？是长的，从山上砍下来的，大概那么长。’边说边用双手比画长度。啊，我意识到他说的是松树砍成的柴火，就说：‘是柴火吗？’‘对，你用柴火给山岸光秃秃的脑袋来了一下。’他又问，‘你把柴火放哪儿了？’
“我不太清楚柴火的位置，说：‘厨房的角落。’警察恼了，说：‘不是那个位置。是能淋到雨的地方。雨水滴答、滴答落下来的地方。’他说‘滴答、滴答’的时候带着音调，像是在唱歌。我说：‘后院的屋檐下。’警察笑着说：‘答得好。’
“然而，审讯记录和供述书却不会写这些。上面写的是：‘我事先知道甚兵卫家后院的屋檐下堆着松木柴火，就先去了后院，挑了根称手的柴火握在右手。绕回正门，发现门开着，说了声晚上好就进去了。’这么一写，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意思又差不离，所以我才会在自白书的最后写：‘已听取上述速记内容，与事实相符，特签字按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