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小鸟，你应该问：哪个显示的不正确？”他解释说，没有正确的时间。时间是个概念：它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你看不见它，听不见它，也闻不见它。当然，时间是可以衡量的，但没有什么字眼能用来确切地解释它。至于“正确的”时间，那不过是人们同不同意的问题。“你还记得火车站月台上的那个女人吗？”他问道。
我说我记得。一天早上，我父亲在伦敦以西的一个火车站修理车站大钟，而我在一边玩儿。我注意到，售票处的墙上挂了一块小一些的钟表。我不玩儿了，盯着两块截然不同的表盘看来看去。这时，一个女人走到我的身边。她指着那块小一些的表盘解释道：“那块显示的是实际时间。而那一块，”她眉心微锁，看着我父亲刚刚上完弦的大钟，“显示的是伦敦时间。”
我因此知道，虽然我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不久之后，我父亲提议去趟格林尼治，那里是“子午线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线。新的词汇就像是一道咒语。
“时间从这条线开始，”他继续说道，“从北极到南极，它把地球一分为二。”
这话听来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时代的想象力又极其丰富，这让我觉得，现实难免会让人失望。
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伟的石头建造的宫殿，地面上没有我想象的那条巨大、参差不齐的裂缝。
“就在那儿，”他伸直了胳膊指给我看，“就在你面前，一条直线，经度为零。”
“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看到了……草。”
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地笑了起来，揉乱了我的头发，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皇家天文台的望远镜。
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去过好几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亲教我读书识字，教我辨别河水是涨是落，教我读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通过太阳判断时间。他说，人类历来对天上那又大又圆、炽热无比的太阳感到着迷：“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温暖，还带来了光，我们的灵魂最渴望的东西。”
光。我开始看着春日里树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娇嫩树叶在光的照耀下变得透明起来。我观察着光如何在墙上投下阴影，如何令水面变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过锻铁栏杆时，在地面上留下耀眼的丝网。我想触摸它，这个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着它，就像是握着父亲工作台上那些不大点儿的小东西一样。
捕捉光成了我要干的大事。我找到一个空的小铁罐，盖子和铁罐之间有铰链连着。我还找来一个钉子，用父亲的一把锤子在铁罐顶部凿了几个小孔。我把这个小玩意儿拿到外面，在我能找到的阳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来等着，直到铁罐的顶部晒得烫手。唉，可等我掀开盖子时，发现没逮着闪闪发亮的光，生锈的旧铁罐里不过空空如也。
麦克夫人过去常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说的可不是天气，不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话是用来说祸不单行的。
母亲过世后，我和父亲的日子开始祸事连连。
首先，我们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们见到耶利米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是父亲的朋友，那种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发小。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偶尔会来访，因为我父亲有时会把他当作学徒带在身边，一起修理火车站的大钟。但凭着小孩的本能，我隐约知道，父母会因为耶利米而闹得关系紧张。我记得父亲会安抚母亲，向她保证说“他就这么些本事，已经尽力了”或者“他没有恶意”，还会提醒她，虽然耶利米身上有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进的”。
不可否认的是，说他上进倒是真的：耶利米绝不错过任何他能遇到的机会。他做过旧货商、硝皮匠[8]，还一度认准自己能借着上门推销发大财，那时他卖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据说有使“男性持久力惊人”的功效。
母亲去世后，父亲陷入悲伤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开始带他下午出去好长时间，两个人天黑后才跌跌撞撞地回来，父亲迷迷糊糊地挂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后，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帮”我们脱离困境。
那时，父亲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闲。他的手开始发抖，而且没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儿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痛苦。不过，耶利米总在他身边支持他。他让我父亲相信，他一直都把时间浪费在了维修钟表上，只有完善他的神秘时钟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给他当经纪人，他俩一定能发财。
房东最终耗尽耐性的时候，是耶利米找关系，帮我父亲在一栋住宅楼租地方住了下来。那栋楼的房间都不大，附近是圣安妮教堂，我们租的房间被尖塔的阴影笼罩着。耶利米似乎认识不少人，总有可以冒险一试的主意和“一点儿小买卖”。监督我父亲去卖专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说我父亲欠他钱，开始整天来我家敲门时，告诉我不要担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说自己认识一个在莱姆豪斯区开赌场的人。我父亲只需要一点点运气就能好起来。
我父亲开始整夜泡在楼下小街那间小酒吧里，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筋疲力尽地回来，一身烟味儿和威士忌味儿，坐在空桌子旁，叼着烟斗，昏睡过去——为了还赌债，他把最后那点儿黄铜零件和铆钉都卖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耶利米伤心地摇着头说：“你老爸就是不走运。我还从没见过点儿这么背的。”
法警不断来敲门，可我父亲就当没听见。他反而开始迷恋上美国。他的处境糟透了，有这样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我们要把悲伤和不幸的回忆都抛下，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小鸟，去了会有土地，”他说，“还有阳光。那儿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儿，翻地时也不用担心挖到过去什么人埋下的尸骨。”他把我母亲最后的一些衣服都卖了，那是他一直给我留着的；还买了两张低等舱的船票，等着坐下一班船去美国。我们把仅存的那点儿家当都打了包，装进人手一只的小行李箱里。
我们要离开的那个星期很冷，伦敦下了第一场雪。父亲急于为这趟行程尽量多攒些路费。我们整天待在河边，因为最近有一艘补给船在河里翻了船，河边淤泥里埋着的好东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的战利品。我们一刻不停地干活，从早到晚，无论下雨还是下雪。
在泥里干活让人筋疲力尽，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时还要累，我倒在床上，身上都湿透了，怎么也起不来。突然间，我觉得头晕目眩，浑身都疼，一阵阵发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额头滚烫，牙齿却直打战。我开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帘子把天地都给遮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漂浮着，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条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时而听到父亲的声音，时而听到耶利米的声音，但他们短暂的只言片语过后是大段大段的梦境，生动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怪异，又奇特。
我烧得越发厉害，感觉房间里都是阴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们在墙上摇摇晃晃地爬来爬去，疯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着尖尖的爪子来抓我的被子。我翻来扭去地躲着它们，床单都被我浸湿了，嘴里好像还念叨着什么性命攸关的咒语。
一些话像烧热的针头一样扎着我，把我从幻觉中拉了回来，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医生……发烧……美国……那些曾经对我有意义又重要的字眼。
然后，我听到耶利米说：“你必须走。法警还会回来，他发誓说这次要把你关进监狱，或者比那还要更糟。”
“可这孩子，我的小鸟——她这样子没法上船。”
“把她留在这儿。你安顿好之后派人来接她。总有人会收一笔小钱，照看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脑袋都一边使劲地灼烧着，一边想要齐声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
“她没我不行。”我父亲说。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让你以命抵债呢？”
我想大声喊出来，想要伸手抓住父亲，想黏着他再不撒手，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但没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么都听不到。白昼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驶入疾风骤雨的大海。
这是我最后的一丝记忆。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已经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窗外的鸟叫。不过，那些鸟不同于伯奇伍德庄园的鸟，它们是用鸣叫声欢快地迎接清晨的到来；也不同于在我们那栋富勒姆的小房子筑巢的鸟——它们把巢筑在了我们家的窗台底下——那是一大群叫声嘈杂刺耳的鸟，数以百计，在用我听不懂的鸟语粗声粗气地抗议、嘲讽。
教堂的钟声响了，我立刻听出来那是圣安妮教堂的钟声，但又莫名地不同于我所熟悉的钟声。
我成了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被冲上了一片异域的陌生海岸。
接着，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声音：“她醒了。”
“爸爸。”我试着开口，但喉咙干得只让我发出来一个气音。
“嘘……乖，好了，”那个女人说道，“乖，好了。有麦克夫人在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微微睁开眼睛，发现一个庞大的身影笼罩着我。
除此之外，我看见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人把它打开了，我的衣服整齐地堆放在箱子旁边。
“你是谁？”我出声问道。
“哎呀，我当然是麦克夫人啊。这个小伙子是马丁，那边的是船长。”她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透着些不耐烦。
我环顾四周，很快意识到周围的陌生环境，以及她指着的陌生人是哪两个。“爸爸呢？”我开始哭喊。
“嘘！老天爷！小丫头，你没必要又哭又闹。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国，等他准备好了就会派人来接你。在此期间，他请麦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儿？”
她笑了：“哎呀，小丫头！你现在当然在家里，别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会叫风给吹变样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于是，我再一次降生到这人世间。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间里，我们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个清新的夏夜，圆月当空，星辰闪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条周身闪着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麦克夫人的房子里，我那时七岁。她家楼下是鸟类商店，位于科文特花园一带被称作七晷区的地方。
第六章 2017年夏
埃洛蒂下班回家时，贝里夫人被蜀葵花和飞燕草围绕着。位于大厅后面的花园敞着门，埃洛蒂可以看到年迈的房东太太正在审视着那些盛开的花朵。贝里夫人的眼镜片差不多和可乐瓶的玻璃一样厚，要是不戴眼镜，她连方片和红桃都分不清，可让埃洛蒂始终感到惊奇的是，一到处理那些花卉上的小虫子时，贝里夫人的眼神儿堪比神枪手。
埃洛蒂没有直接上楼，而是穿过大厅，停在门口。大厅里，贝里夫人的祖父留下的那块钟表仍旧在轻柔、耐心地任凭时间在钟摆的挥动间流过。“你赢了吗？”
“坏家伙。”贝里夫人一边喊道，一边把一只圆滚滚的绿色毛毛虫从一片叶子上摘下来，还举起来给埃洛蒂远远地看上一眼。
“偷偷摸摸的小恶魔，还贪吃——贪吃得可怕。”她把祸害花卉的坏家伙扔进一个旧果酱瓶，那里面还装了一点儿其他的祸害。“想不想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吧。”埃洛蒂把背包放在水泥台阶上，朝夏日的花园里走去。先和贝里夫人简短聊聊——毕竟是星期五嘛；然后再开始处理录像带，怎么说她也已经答应了佩内洛普。
贝里夫人把那瓶虫子放在了苹果树下那张优雅的铁艺桌上，然后她的身影消失在厨房里。八十四岁的人了，精神却异常矍铄，她把这归功于没去考驾照：“可怕的机器，还污染环境。瞧瞧那些人，开着那玩意儿乱冲乱撞！太可怕了。还是走路的好。”
她从厨房拿了个托盘出来，上面放了一大罐冒着气泡的橘色饮料。去年，贝里夫人和她那群水彩画友一起去了托斯卡纳旅行，自此便喜欢上了阿贝罗鸡尾酒。她给两个玻璃杯斟满酒，隔着桌子递给埃洛蒂一杯：“敬您！”
“干杯。”
“我今天把您的邀请函都寄出去了。”
“这是个好消息。至少，对于我的教派是个好消息。”
“我最近读诗的时间更多了些。有一首罗塞蒂[9]的诗让人感到很愉快——读起来像是触到了莫里斯舞[10]的裙摆，诗中写了孔雀、水果和宁静的海……”
“听上去妙极了。”
“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你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我更喜欢丁尼生[11]。‘若我被爱着，如我渴望的那样，就算地球再大，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再广，我又有何所惧——若被你爱着？’”她面带微笑，一只手抚上胸口，“哦，埃洛蒂，多么真实！多么自由！只要知道爱是什么，生活之中再无所惧，多么快乐啊。”
埃洛蒂发现自己点着头，和贝里夫人一样兴奋：“真美好。”
“是吧？”
“阿拉斯泰尔的母亲考虑要在婚礼上朗诵一小段诗，大致是说生活就像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
“哼！那和她有什么关系？”
“嗯，我想，没什么关系。”
“不管怎样，关键不是那首诗。关键是无论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在人们身上，有人爱就意味着有人保护。”
“你认为真是这样吗？”
贝里夫人笑了：“我告诉过你我是怎么认识我丈夫的吗？”
埃洛蒂摇摇头。贝里先生在她搬进阁楼那间公寓之前就去世了。不过，她看过他的照片，很多照片，上面的男子笑容灿烂，戴着眼镜，光溜溜的脑袋上只有一圈白发。这些照片在墙上挂得到处都是，还摆在贝里夫人公寓里的餐边柜上。
“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他那时候姓伯恩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德国坐火车来到英国。儿童撤离行动[12]，你知道吧？我的父母报了名，可以收养孩子。于是，1939年6月，托马斯就被送来了。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家的那一晚：我们打开门，他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两条腿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他是一个有趣的小家伙，黑黑的头发，黑黑的眼睛，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一直客客气气的。他坐在餐桌旁，把我母亲胡乱做的德国酸菜都吃了，然后被领到了楼上，我父母给他专门腾出了一个房间。当然，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多次央求父母，说我想要有个兄弟——当时，隔开我和他的房间的那面墙上有个缝，那原本是个老鼠洞，但我父亲一直没抽出时间把它修补上。我就从那个缝里偷看他，也就知道了他每天晚上都会躺在我母亲给他准备的床上，但等到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他就会拿着毯子和枕头爬到衣柜里睡觉。我想我是因为这个才爱上了他。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随身带着一张照片，被包在他父母的一封信里。他后来告诉我，他妈妈把这封包着照片的信缝在了他的夹克衫衬里，这样就不会在路上被弄丢了。那张照片他保存了一辈子。照片上，他的父母衣着考究，他夹在父母中间，看起来是个快乐的小家伙，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父母都死在了奥斯威辛，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刚满十六岁就和他结了婚，我们俩一起去了德国。战后的生活到处混乱不堪，即便战争结束了，仍然有很多恐怖的事情需要去梳理。他很勇敢。我以为总有一天他失去的一切会使他备受打击，但我并没有等到那一天。
“当我们得知我们不会有孩子时；当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骗了他，我们看起来可能要破产时；当我发现我的乳房里长了一个肿块时……他始终那么勇敢，那么有韧劲。我觉得，他像是打不倒的小强——现在似乎时兴这么说。并不是他对这些事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哭泣——但他会把失望、艰辛和悲伤都消化掉。每一次，他都会重新站起来，然后继续前行。他不是那种拒绝承认自己身处逆境的疯子，而是那种接受生活本就不公的人。人生在世，唯一真正的公平，就是生活中的不公平。”她斟满她们的酒杯，“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想要回忆过去，也不是因为我想要在星期五的落日余晖中给我的年轻朋友讲述悲伤的故事。我只是，我想让你明白。我想让你看看爱会给人多大的安慰，共度一生、真正地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是什么样子。生活有一道道的围墙，这是不可避免的，抛开这一点，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在意。因为这个世界纷繁嘈杂，埃洛蒂，虽然生活充满了喜悦和惊奇，但也有邪恶、悲伤和不公。”
埃洛蒂想不出该说点儿什么。贝里夫人的人生智慧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的，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会显得油嘴滑舌，而且就凭自己这点儿生活阅历，她又能给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忘年交的生活感悟补充些什么呢？贝里夫人似乎也不指望埃洛蒂会有什么回应。她小口地抿着酒，视线越过埃洛蒂的肩膀落在她的身后，不知在想着什么。于是，埃洛蒂自己也陷入沉思之中。她意识到一整天都没接到阿拉斯泰尔的电话了。佩内洛普在通话时说，他和纽约的董事会开了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也许，他和同事一起出去庆祝并购的事了？
埃洛蒂仍然不能完全确定阿拉斯泰尔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应该是和收购有关的。他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一切都在于整合，把两个实体合并起来，合并后价值会提升——但埃洛蒂想不明白的问题往往都是小孩子才有可能问的。在她的工作中，收购指的是物品的交付和所有，涉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握在手里的，可以凭借上面的每一处标记讲述一段故事的。
“托马斯临终的时候，”贝里夫人接着往下说，“差不多就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开始担心起来。我非常担心他会感到害怕，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走。晚上，我梦到的都是那个独自站在我家门口的小男孩。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们一直能明白对方的心思。有一天，他转过头对我说，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事让他害怕过。这些话不是他一时兴起才说给我听的。”她的眼中闪烁着光彩，声音里充满了惊叹，“你听到了吗？生活中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我有多爱他。”
埃洛蒂一时哽咽：“要是我能认识他就好了。”
“我也希望你们俩能认识。他会喜欢你的。”贝里夫人猛地喝了一大口酒。一只八哥落在隔开两人的桌子上，热切地盯着那罐小虫子，然后大叫一声，飞到了苹果树上，在树干上继续觅食。埃洛蒂和贝里夫人笑了起来。“留下来吃晚饭吧，”她说道，“我给你讲点儿高兴的事，我和托马斯有一次无意间买了一个农场的事。然后，我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牌我都洗好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哦，贝里夫人，我真的很想留下，但是今晚不行。”
“连打牌都不能让你留下吗？”
“恐怕不行，有件事已经拖到最后期限了。”
“还要工作？你要知道，你太辛苦了。”
“这次不是工作，是婚礼的事。”
“婚礼的事！老实讲，现在的人把事情都搞得那么复杂。除了两个人彼此相爱，再加上有人听他们这么说，还需要什么呢？要是我，连后面那条都是多余的。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就跑到托斯卡纳去，找一个山顶上的中世纪村庄，站在村子边上，迎着太阳，戴着金银花编的花环，向托马斯许下我的结婚誓言。然后，我就找瓶让人快活的上好的基安蒂红酒[13]，开怀畅饮。”
“婚礼不就该这样吗？”
“小嘴儿可真甜！”
上了楼，埃洛蒂踢掉鞋子，打开了窗户。夏天，贝里夫人花园里的金银花贴着房子后身的砖墙恣意生长，花香在温暖的午后微风中飘荡，整个公寓都香气四溢。
她跪在地上，打开手提箱，里面是父亲给她装起来的录像带。埃洛蒂认出这个手提箱大约是他十二年前买的。那一年，她说服他去维也纳参加古典音乐巡回演出。手提箱看起来旧了不少，里面装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出行时也就不会再选它。没人会猜到，这里面装着他的心，埃洛蒂觉得父亲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把它保管好。
里面至少有三十盘录像带，都贴着标签，按日期、音乐会、地点和曲目被父亲一丝不苟地做了标注。多亏贝里夫人，埃洛蒂才能弄到伦敦最后一台录像机。现在，她把录像机和电视通过后面的插孔连接起来。她随手拿了一盘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她突然觉得紧张起来。
房间里立刻响起了音乐，因为录像带之前没有播放完，这次也就不是从头开始的。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的特写，著名的大提琴独奏家，也是埃洛蒂的母亲。她还没开始演奏，怀里抱着大提琴，琴头靠在她的脖颈上，管弦乐队在她身后进行着演奏。视频中的她还很年轻。她的下巴微微抬起，看着指挥，长发在肩头和后背上披散开来。她等待着。舞台灯光照亮了她一侧的脸庞，另一侧脸庞则掩藏在阴影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是绸缎的，有细细的绑带，露出她匀称却看似强壮的手臂。除了样式简洁的金色婚戒，她没有佩戴珠宝首饰。她的手指安放在琴弦上，摆好了姿势，准备演奏。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指挥，一个戴着白色领结、身穿黑色外套的男人。他的动作让管弦乐队停了下来。在沉寂了几秒钟后，他向劳伦·阿德勒点了点头。她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和她怀中的大提琴共舞。
在埃洛蒂读过的关于她母亲的众多文章中，有一个形容词反反复复出现：阿德勒的才华是令人赞叹的。这是评论家们的一致观点。她是为演奏大提琴而生的，每首乐曲，无论多么广为人知，都会在她的手中获得新生。
埃洛蒂的父亲保存着所有的讣告，但尤其偏爱《泰晤士报》上的那篇，还把它装进相框，挂在那面满是母亲舞台照的墙上。这篇讣告埃洛蒂读过很多遍，有一段话深深印刻在她的记忆中：“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在于她能将平凡的体验扯开一条细缝，让人们从中瞥见纯粹、透彻和真理。这是她对观众的馈赠。通过劳伦·阿德勒的音乐，观众感受到的是令虔诚的信徒呼唤上帝之名的那种奇迹。”
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这次演出的信息：1987年，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号。埃洛蒂在笔记上快速记了下来。
母亲现在正进行着独奏，管弦乐队一动不动地坐在她身后——一群面无表情的女人和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面孔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提琴那动人心弦的音符流泻而出，埃洛蒂感到脊背一阵战栗。
劳伦·阿德勒认为录制下来的表演是没有生命的。她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这样说过。采访中，她还描述了现场表演，说现场表演是恐惧、期待和喜悦交织的悬崖，是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共享的独特体验。可一旦录制下来，那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体验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对于埃洛蒂来说，录像是她所能拥有的一切。对于作为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丝毫记忆。她曾被领着去看过一两次母亲的演出，但那时她还太小。当然，她也听到过母亲在家里练琴，但埃洛蒂实际上并不记得自己听过母亲的专业演奏——也就不足以让她在听其他音乐家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时，把他们和母亲的演奏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