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过去，从后裤兜里拿出一品脱保税波本威士忌，在桌子底下递给他。他很快倒了两小杯，拿起他那一杯，仔仔细细地嗅着，俨然是一个品酒专家。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想知道什么？”他说，“这条街上每一条裂缝我都清清楚楚，只是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这酒真是好地方产出来的好酒哇。”
“沙梅酒吧变成有色人种酒吧之前是谁在经营？”
他看着我，显得有些纳闷。“那个倒霉鬼就叫沙梅啊，老兄。”
我咕哝道：“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他死了，老兄，听从上帝的召唤了。1929年死的，老兄，喝酒喝太多死掉了，而且他还卖私酒呢(2)。”他的声音又变得响亮起来，“就在同一年，那些有钱人丢了他们的全部钱财，老兄，”他再次降低了声音，“我一个子儿都没丢。”
“我知道你没什么损失。再倒一点酒。他有留下什么家人吗？住在这附近的家人？”
他又倒了一小杯，然后毅然把酒瓶塞子塞上。“两杯就够了——午餐之前只喝两杯，”他说，“我谢谢你啊，兄弟，你打听消息的方式真是体面，太对我胃口了。”他清了清嗓子。“留下了一个寡妇，”他说，“到电话簿上找找。”
他不会再喝了。我把酒放回后裤兜。他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再次双臂交叉搁在桌子上，闭上眼睛。
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
电话簿上只有一个叫沙梅的人。维奥莱特·卢·沙梅，住在西54街1644号。我走到电话亭，投了个五分硬币。
许久后，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啊，嗯？什……什么事？”
“你是沙梅夫人吗？你丈夫是以前在中央大道开娱乐场所那个吗？”
“什……什么？我的天哪！我丈夫已经死了7年了。你是谁？”
“侦探卡尔马迪。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你，你刚刚说谁……”
沙梅太太的声音低沉沙哑，有点梗塞不清。
那是一栋脏兮兮的褐色房子，门前草坪也是那种脏兮兮的褐色。一棵粗犷的棕榈树下空出来一大块光秃秃的地。门廊上有一张孤零零的摇椅。
午后的轻风吹来，去年没有修剪掉的猩猩木嫩枝拍打着房子的前壁。旁边院子里一条生锈的晾衣绳上，一排没有洗干净、已经被晒干了的发黄的衣服在风中不断摇曳。
我把车子开到不远处，停在街对面，然后走回来。
门铃已经坏了，于是我敲了敲门。一个女人一边打开门，一边擤鼻涕。只见她面黄肌瘦，杂草一样干枯的头发垂在脸颊两边，身上套着一件法兰绒睡袍，完全看不出身形，睡袍也因为穿太久的缘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或款式了，仅仅是一块容她裹身的布。她的脚趾很大，脚上趿着一双破旧的男式拖鞋。
我问道：“沙梅太太吗？”
“你是……”
“是的，我刚刚打过电话给你。”
她示意我进去，神情显得有些疲倦。“我都还没时间打扫一下。”她轻声抱怨了一句。
我们坐在客厅里两把脏兮兮的老式摇椅上，看着对方。周围的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像是垃圾，除了那台正在嗡嗡作响的小收音机，看样子是新买的，收音机上的嵌板发出微弱的光。
“只有这些东西陪着我了，”她说着嗤笑了一声，“伯特没干什么坏事吧？很少有警察打电话给我的。”
“伯特？”
“伯特·沙梅，先生。我丈夫。”
她又发出一声嗤笑，把腿抬起来然后啪一声放下。从她的笑声里可以听出她刚刚喝了很多酒。那天我似乎怎么也避不开酒了。
“开个玩笑，先生。”她说，“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上帝那里有足够多的金发女郎可以白送给他。他在这边似乎总觉得不够。”
“我在想的是红发女郎。”我说。
“我猜那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没那么空洞了，“我想不起来了，很特别的一个吗？”
“是的，一个叫比尤拉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以前在那个酒吧工作。我打算从她的同事那里找到有关她的线索，但现在那里已经是有色人种的地盘了，所以那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她。”
“我没去过那里，”她突然大吼了一句，“我不知道。”
“一个舞女，”我说，“也唱歌。你真的不认识她，嗯？”
她又擤了擤鼻涕，那条手帕是我见过的最脏的手帕了。“我感冒了。”
“你知道喝什么对感冒有帮助。”我说。
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我刚刚喝完了。”
“我还有。”
“天哪，”她说，“你根本不是警察，警察才不会随身带着酒。”
我拿出我的波本威士忌，放在膝盖上。那瓶酒几乎还是满的，无忧苑旅馆的那个店员喝得不多。女人那双海藻般的绿色眼睛紧盯着那瓶酒，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呀，是烈酒啊，”她唏嘘道，“我不管你是谁，请把酒瓶拿稳了，先生。”
她站起来，一摇一摆地走出客厅，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污迹斑斑的厚玻璃杯。
“没有配餐，”她说，“就喝你带的这个吧。”她把酒杯伸向我。
我给她倒了一小杯，那一小杯的分量我喝了都会醉倒。我给自己倒了更小的一杯。她像吞阿司匹林片一样，头一仰，整杯灌下，又继续盯着酒瓶。我给她倒了第二杯。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扶手上，眼里浮现出了一丝阴郁。
“这东西能减轻我的痛苦，”她说，“但我从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一个叫比尤拉的红头发女孩。以前在赌室工作。现在想起来了吗？”
“是哦。”她喝下第二杯酒。我走过去把整瓶酒放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她拿起酒瓶又倒了一些。
“坐在你的椅子上别动，别耍什么花样。”她说，“我想到了。”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个喷嚏，睡袍几乎敞开了，她立即捂住前襟，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她用食指在我面前摆了摆，说：“不要偷看。”然后再次走出客厅，重重地关上身后的玻璃门。
房子的后方响起各种各样的撞击声。似乎有一张椅子被踢翻了；一个抽屉被拉得太猛而砸落在地板上；翻翻找找的声音，东西砸落的声音，还夹杂着女人的骂骂咧咧。过了一会儿又传来锁头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木箱子被拖动时发出的尖锐响声。然后又是一阵翻翻找找、东西砸落的声音。我似乎听到了文件盒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心满意足、扬扬得意的大笑。
她走回客厅，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上面绑着一条褪了色的粉红带子。她把包裹扔在我腿上。
“看看这些吧，大哥。有照片，还有一些报纸。那些贱人可不只出现在警察局的拘捕记录里，她们还上了报纸呢。都是那个赌室里的人。天哪，她们就是——让我想下，她们就是他的旧衣服。”
她坐了下来，又伸手去拿酒瓶。
我解开带子，翻看那捆反着光的照片。里面的人摆着各种专业的拍照姿势，并不全是女人，也有一些面相奸诈、妆容怪异、衣着奇特的男人。还有一些来自加油站巡演杂技团的舞女和小丑，他们大多数都无法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表演。照片里的女人都露着修长的美腿，其裸露尺度恐怕超出了威尔·海斯(3)的接受范围。然而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像记账员的外套一样，透露出一股陈旧乏味的气息。只有一个女孩与众不同。
她的上半身穿着哑剧小丑的装束，高高的锥形白帽下方露出头发，依稀能辨认出是红色的。她的眼里含着笑意。我不能说她的脸上没有那种骄纵的神情。我不太善于描述别人的脸。但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那张脸显然是一张不曾被粗暴对待过的脸。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一直温柔地待她。也许是像史蒂夫·斯卡拉这样粗鲁的家伙，他以前可能很温柔。总之，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里还保留着对生活的希冀。
我把其他照片放到一边，挑出那张照片来。女人面无表情地躺在摇椅上，我把那张照片举到她面前。
“这个，”我说，“她是谁？她发生了什么？”
她迷迷糊糊地看着那张照片，随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个是史蒂夫·斯卡拉的女人。呀，大哥，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比尤拉，”我说，“她叫比尤拉。”
她的眼睛在那对凌乱的黄褐色眉毛下瞅着我。她并没有喝得很醉。
“啊？”她说，“什么？”
“史蒂夫·斯卡拉是谁？”我盘问道。
“赌室里的保镖，大哥，”她又咯咯笑起来，“他现在在监狱里。”
“不，他没在监狱里，”我说，“他就在城里。他已经出来了。我知道他，他刚刚到了这里。”
她脸上的表情像泥制飞镖掉落地上一样土崩瓦解。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是谁把斯卡拉送进监狱的。我笑了。我一定错不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知道，她就不会费尽心思，一直避谈比尤拉。但她不可能忘了比尤拉，没有人会忘记比尤拉。
她把头靠到椅背上。我们俩看着彼此。不一会儿，她突然伸手想抢那张照片。
我后退了一步，把它塞进我的外套内袋中。
“再喝一杯吧。”我说着把酒瓶递给她。
她接过手，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举起酒瓶，一口一口、咕噜咕噜地喝下，眼睛盯着褪色的地毯。
“没错，”她低声说道，“是我告发他的，但他永远都不知道。他就是银行里的钱，银行里的钱。”
“跟我说说那个女孩儿，”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告诉斯卡拉。”
“她就在这里，”女人说道，“在电台工作。有一次我在KLBL电台听到她的节目，虽然她改了名字，我还是认得出来。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我又有了一种预感。“你知道的，”我说，“而且你一直在敲诈她。沙梅什么也没给你留下，你靠什么生活？你一直在敲诈她，就因为她已经挤入了上层社会，脱离了你和斯卡拉这种人，我说的没错吧？”
“银行里的钱，”她声音沙哑地说道，“每个月100块，固定的收入。没错。”
她把酒瓶放在地上。没有人碰那个酒瓶，但它却突然倒了，酒从瓶子里汩汩流出。她并没有起身去扶它。
“她在哪里？”我进一步逼问，“现在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大哥。这是约定。凭支票去取钱。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去他妈的不知道！”我咆哮道，“斯卡拉他……”
她突然站了起来，对我大喊大叫：“出去，你给我出去！不然我叫警察了！出去，你……！”
“好好好。”我伸出了一只手，示意她冷静一下，“别激动。我不会告诉斯卡拉的，别紧张。”
她慢慢坐下，拿起那个几乎空了的酒瓶。总算不用跟她吵架了。我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消息。
我离开的时候她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我走出那栋房子，感受到了外面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走过去开了车。我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直这么好相处。是的，我还挺了不起的。我对于这种清晰的自我认识感觉良好。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会为了10块钱的打赌，去一个喝醉酒的老女人那里套出她一辈子的秘密。
我开车到了附近的杂货店，走进电话亭里关上门，打给海纳。
“听着，”我对他说，“斯卡拉当年在沙梅酒吧工作时的老板是死了，但他的遗孀还活着。如果斯卡拉够胆量的话，他可能会去找她。”
我跟他说了地址。他酸溜溜地说道：“我们差点就抓到他了。巡逻的警车联系了第七大道尽头封锁线的指挥员，跟他说了那个家伙的体形和衣着。指挥员说他在第三大道和亚历山德里亚公路的交叉口那里下了车。他应该会找个没人在家的大房子躲起来，那样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了。”
我跟他说很好。
KLBL电台位于这座城市西边边缘处连接着比弗利山的地方。它所在的大楼是一栋灰泥粉刷的建筑物，看上去普普通通、毫不起眼。一个荷兰风车造型的加油站坐落在大楼前那块空地的角落里，风车的扇翼上印着霓虹灯字母，写的是电台的呼号。
我走进一楼的接待室。接待室有一面玻璃墙，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里面有一个舞台和一些排列在舞台下的观众座椅。坐在接待室的几个人似乎都在努力地表现出魅力，金发碧眼的接待员正拿着大盒子分发巧克力，她的指甲油是那种高贵的蓝紫色。
我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见到了演播室经理戴夫·马里诺。电台经理和白天档经理都太忙了，没时间见我。马里诺有一间小小的隔音办公室在风车后面。那间办公室墙上贴着许多签名海报。
马里诺长相英俊，身材颀长，有点黎凡特人的感觉，红色的嘴唇显得有点厚，嘴唇上留着细细软软的胡子，褐色大眼睛清澈明亮，黑色头发富有光泽，看不出来有没有烫过。他的手指细长而苍白，指尖有尼古丁烟碱的痕迹。
他看着我的名片，而我正在墙上那些海报中找我的哑剧小丑女孩儿，但没有找到。
“私家侦探，嗯？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把内袋里那张女孩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他那本精致的棕色记事簿上。他盯着那张照片的模样真是有趣。一分钟内能够发生的所有表情变化都出现在他脸上了，他本人并不想让人知道。所有的表情都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认得那张脸，而且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抬头看着我，似乎要开始和我讲价。
“不是近期的照片，”他说，“但挺漂亮的。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用得上它。露着美腿呢，不是吗？”
“这张照片至少有8年了，”我说，“你们要用它来做什么？”
“当然是宣传啊。我们大概每两个月就会给一个主持人做一期电台专栏。我们现在还是家规模很小的电台。”
“为什么？”
“你是说你不知道她是谁？”
“我只知道她以前是谁。”我说。
“薇薇安·巴林啊，我们那档金宝糖果屋节目的明星主角。你不知道吗？一周三期的广播剧，一期半个小时。”
“从没听说过，”我说，“广播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平方根号底下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他向后倚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然而他的釉瓷烟灰缸边上已经有一根燃着的烟了。
“好吧，”他讽刺道，“别说这些惹人讨厌的话了，说正事吧。你想干吗？”
“我想要她的住址。”
“这个，我当然不能给你。你在任何电话簿或指引目录里都不会找得到她的住址。不好意思。”他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很快便看到了烟灰缸上那根烟，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于是他又一次倚靠在椅背上。
“我碰上麻烦了，”我说，“我必须找到那个女孩，立刻找到，而且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勒索犯。”
他舔着他那饱满鲜红的嘴唇。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让他高兴。
他轻轻说道：“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可能会毁了巴林小姐——顺便毁了那个节目？”
“你随时可以换掉广播剧里的主角，不是吗？”
他又舔了舔嘴唇，语气开始变得强硬。“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恶心的气味。”他说。
“那是因为你的胡子烧起来了。”我说。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但至少是破冰之举。他笑了，随后他招了招手示意我靠近，他倾身向前，双手倚在桌子上，像个情报人员一样神神秘秘。
“我们这么谈是不对的，”他说，“明显错了。你或许是个诚实可靠的人——至少看起来是。那我就赌一把吧。”他抓起一本底下垫着皮革垫的记事簿，在上面飞快地写着，然后把那一页撕下递给我。
纸上写着：弗洛里斯北街1737号。
“那就是她的住址，”他说，“没有她的允许，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好了，现在可以对我友好一些了吧。涉及电台利益，所以只好给你了。”
我把那张纸塞进口袋了，想了想。实际上他彻底地骗了我，假装给我一点面子，交出那个住址。因此我犯了一个错误。
“节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过广播审核了。节目内容挺简单的，叫《镇上的一条街》，讲一些日常的东西，但是制作精良，总有一天会红遍全国的，很快就会红。”他用手擦了一下他那光洁的额头，“顺便说一句，是巴林小姐自己写的剧本。”
“这样啊，”我说，“好吧，听着，跟你说一下那个丑闻。她以后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那个人坐了牢，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她是在中央大道一家赌室里认识他的，她以前在那里工作。现在那个男人出狱了，正在找她。他还杀了一个人。说到这里，我必须停一下……”
他的脸并没有变得像纸一样白，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太白了，但他确实脸色不好。
“我必须停下来说一句，”我说，“你知道的，这件事并不会对她不利。她挺不错的，从她脸上就能看出来了。即使这件事曝光了，也可能只需要一点公关手段。不过那是小事一桩，你看看好莱坞是怎么把一些婊子包装成大明星的。”
“那是需要花钱的，”他说，“我们只是一家穷电台。而且那样的话广播审查就没法通过了。”他的言行举止中似乎总有点不老实的感觉，这让我有些疑惑。
“胡说八道，”我倾身向前，敲着桌子，“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她。那个大块头——那个叫史蒂夫·斯卡拉的家伙——他还爱着她。他徒手就能把人打死。他确实不会伤害她，但如果她有男朋友或丈夫……”
“她还没结婚，”马里诺正看着我的手一上一下地敲着桌子，听到我最后一句时马上插话道。
“他可能会扭断那人的脖子，这样一来她脱不了干系了。斯卡拉还不知道她在哪儿。他现在正躲着警察，所以他不会那么快找到她。那些警察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只要你能想办法拖住他们，不让他们把这件事弄到报纸上。”
“停停停，”他说，“不要再说警察了。你想来办这事，对吗？”
“她什么时候会再来这里？”
“明天晚上。她今晚不上班。”
“明晚之前，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帮你把她藏好的，”我说，“那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事情了。”
他再一次拿起我的名片，读了一下，然后把它扔进抽屉里。
“离开这里去救她，”他厉声说道，“如果她不在家，就在那儿等着，直到她回来。我要到楼上去开会了，再见。快点去！”
我站起来。“要预约金吗？”他大声说道。
“可以迟些再给。”
他点点头，又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然后伸手去拿电话。
看那个门牌号，应该是在弗洛里斯街上段靠近夕阳塔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穿城相对。路上的交通十分拥挤。当我开过了至少12个街区之后，我才意识到在电台停车场出来时跟在我后面的那辆蓝色双门轿车还跟在我后面。
我故意打偏方向盘变道，以确定它是否在跟踪我。车里面有一个男人。不是斯卡拉。那个人的头部只有1英尺长，从方向盘后面露出脸都有点困难。
我再次偏离原来的行车路线，并且加快速度，甩开了那辆车。我不知道他是谁，当时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个。
我到了弗洛里斯街上，把车停在路边。
青铜大门敞开着，通向里面那个环境优美的小院。院子两边各有一排平房。模压瓦盖成的陡峭屋顶让人想起旧英国体育画报中的茅草小屋，有那么一点点像。
院子里的草坪是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有一条宽阔的人行道。五颜六色的瓷砖筑成了一个长方形水池，水池岸边有一些石椅。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夕阳在草坪上留下意趣盎然的影子。除了汽车喇叭声有点响之外，日落大道上喧嚣的车流声远远地传到了这里来，倒像是蜜蜂的嗡嗡叫声。
我手上那个门牌号是左边那排平房的最后一间。我按了门铃，没有人开门。那个门铃实在可爱，它就位于门的正中央，让人不禁好奇连接着门铃的电线是怎么牵着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按门铃。过了一会儿，我走到水池旁的石椅上坐下来等。
一个女人从我身边经过，走得很快，但并不匆忙，似乎只是习惯走得很快而已。她长着一张尖脸，身材纤瘦，深色皮肤，穿着橘红色的花呢裙，头上戴着一顶黑帽，看着像花童戴的那种帽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穿着花呢裙的魔鬼。她的嘴唇很紧致，鼻子看上去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有兴趣。她边走边晃着手上的钥匙包。
她走到我守着的那间房子前，打开门，走了进去。她看起来并不像比尤拉。
我走过去，再一次按门铃。门立即开了。那个戴着黑色帽子、长着一张尖脸的女人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什么事？”
“是巴林小姐吗？薇薇安·巴林小姐？”
“谁？”语气似乎很吃惊的样子。
“薇薇安·巴林小姐，KLBL电台的，”我说，“有人告诉我……”
她的脸变得有些红，牙齿轻轻咬着嘴唇。“如果这是什么玩笑的话，那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她说着准备关门。
我急忙说道：“马里诺先生让我过来的。”
这句话让女人停止了关门的动作。门又重新打开了，而且大敞着。那个女人的嘴唇很薄，薄得像一张烟纸，甚至比烟纸还薄。
“我，”她清清楚楚地说道，“就是马里诺先生的妻子。这里是马里诺先生的家。我不知道这个……这个……”
“薇薇安·巴林小姐。”我说。然而她中断话语并不是因为对名字的不确定，而是因为一股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愤怒情绪。
“……不知道这个巴林小姐，”她继续说着，好像我刚刚什么都没说似的，“搬到这里来了。马里诺先生一定觉得今天很有趣。”
“听着，夫人，这不是……”
门砰的一声关上，发出的震荡几乎可以在人行道尽头的水池里掀起一阵波浪了。我站在门前看了一会儿，又看看其他的房子。如果当时我们有观众的话，那他一定已经躲起来了。我又按了一下门铃。
门猛地打开了，深色皮肤女人显然很愤怒。“滚出我的走廊！”她大喊道，“滚开，不然我把你扔出去！”
“等一下，”我咆哮着说，“这可能是他开的玩笑，但不是警察开的玩笑。”
这句话镇住了她。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警察？”她柔声问道。
“是，这件事很严重，关系到一个谋杀案。我必须找到这位巴林小姐，并不是说她……你知道的……”
深色皮肤女人把我拽进屋里，关上门，倚在门后气喘吁吁。
“告诉我，”她屏住呼吸说道，“告诉我，那个红头发女人是不是和一个谋杀案有牵连？”她突然张大了嘴巴，迫不及待地看着我。
我伸出一只手把她的嘴巴捂上。“别紧张！”我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对她说，“不是你的戴夫。不是戴夫，夫人。”
“哦，”她挣脱开我的手，舒了一口气，样子看起来有点傻。“当然不是啦。刚刚一时半会儿我以为……好吧，那是谁干的？”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这种事我可不能到处说。总之，我想要巴林小姐的地址，你这里有吗？”
我其实想不出她怎么可能会有巴林小姐的地址。或者说，如果我用力甩甩头的话，没准能甩出一个理由来。
“是的，”她说，“是的，我有。我其实知道。聪明先生却不知道，聪明先生知道的事情并没有聪明先生自以为的那么多，不是吗？他……”
“现在我只需要知道那个地址，”我吼道，“而且我有点急，马里诺太太。等以后……”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我肯定会再来找你谈话的。”
“在希瑟街上，”她说，“我不知道门牌号，但我去过那里，以前路过那里。那条街挺短的，只有四五间房子，而且只有一间建在下坡路上，”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我觉得那个房子没有门牌号。希瑟街在比奇伍德街最上方。”
“她有电话号码吗？”
“当然有，不过是限制号码。她应该有限制号码，他们那些人都有，那些……如果我知道她号码的话……”
“是，”我说，“你就会打电话给她，跟她唠唠叨叨地说上一通。好了，非常感谢你，马里诺太太。当然了，这件事要保密，我的意思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啊，一定保密！”
她还想多聊一会儿，我从她身边挤过，走出那间房子，走过那条铺着石板的人行道。我能感觉到她还一直看着我，因此我没有笑出声来。
那个有着一双焦躁不安的手和一对饱满红唇的家伙以为自己想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办法。他把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地址写给我，也就是他自己的地址。也许他指望他妻子不在家吧。我不知道。这看起来未免太愚蠢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当时赶时间的话——那也是有可能的。
我只顾想着他为什么赶时间，就变得粗心大意了。我没注意到那辆和我的车并排停在门口的蓝色双门轿车，直到我看到了车后面站出来一个男人。
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他身材高大，但不是像斯卡拉那样的大块头。他用嘴唇发出一个声音，伸出左手手掌，手掌上有个什么东西闪闪发光，可能是一块铁片，也可能是一块警徽。
许多车就停在弗洛里斯街的两旁，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场景，然而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那个拿着枪的高个子男人和我自己。
他走近我，嘴里吹着轻松的调子。
“不许动，”他说，“到我的车上去开车，乖乖的，别耍花招。”他的声音微微沙哑，像一只啼了很久的公鸡发出的低鸣声。
“你一个人吗？”
“是的，不过我有枪，”他叹了一声，“放规矩一点，你会像退伍军人大会里那些长胡子的女人一样安全，甚至更安全。”
他绕着我走了一圈，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一遍。此时我看清楚那块金属了。
“这块徽章真特别，”我说，“你根本没有资格抓我，我倒是比较有资格抓你。”
“到车上去，哼，老实一点，不然的话你会惨死在街头。我说到做到。”他搜了搜我身上，“见鬼了，你连个枪都没带。”
“闭嘴！”我吼道，“如果我带了，你以为你能这样抓住我吗？”
我走向那辆蓝色双门轿车，钻进驾驶座。车并没有熄火。他在我旁边坐下，拿着枪指向我这边。我们下了山。
“沿着圣塔莫尼卡大道往西开，”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然后往上走，从峡谷街拐入日落大道那边，那边有一条马道。”
于是我沿着圣塔莫尼卡大道往西开去，穿过霍洛威谷底，看到了一排垃圾场和几家店铺。过了达西尼大道，街道就变宽了。行驶在林荫大道上，我放慢车速，想欣赏一下周围的景色，不过他马上就让我开快一点。后来我往北开到日落大道，然后又往西开。斜坡上那些大房子灯火通明，广播音乐在黄昏里飘荡。
我开始放轻松，趁着天还没黑看一下他的长相。在弗洛里斯街的时候，即使他把帽檐压得很低，我还是看到了那对眉毛。不过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于是我又看了一眼。那确实是眉毛，好吧。
那两根眉毛几乎是平直的，又黑又浓，十分顺滑，像一条半英寸宽的黑色长绒毛横挂在那张宽脸的眼睛和鼻子之上，中间没有断开。他的大鼻子非常粗糙，大概是因为以前喝过太多啤酒吧。
“布勃·麦考德，”我说，“以前是警察。所以你现在干起绑架这一行了。这一次得关到佛森市了，亲爱的。”
“噢，闭嘴！”他似乎被我的话伤害到了，倚在副驾驶座上靠近车窗的角落里。布勃·麦考德，因为贪污入狱，在昆廷监狱里待了三年。下一次犯罪入狱就该去惯犯监狱了，这个州的惯犯监狱就在佛森市。
他把枪靠在左腿上，把他那胖胖的后背倚在车门上。我让车子漂移了一下，他似乎并不介意。那时候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段，办公室下班的人已经回了家，而晚上出来玩的人还没到时间出来。
“这不是绑架，”他抱怨道，“我们只是不想出什么麻烦。你不会以为你可以用那点小儿科把戏攻击KLBL电台这样的大公司，然后全身而退吧？那也太可笑了。”他朝窗外吐了一口痰，连头都不用转，“继续开。”
“你们想要什么？”
“你不会知道的，不是吗？一个四处偷窥锁孔的傻瓜，对吧？你就是这样，就像那个家伙说的，你太天真了。”
“所以你是给马里诺做事的咯。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从我在街上试图甩掉你，而你又重新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
“很好，呵——继续开车。对了，我得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刚刚抓到了。”
“我们现在去哪里？”
“9点半之前我得看着你，之后我们会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还没到9点半啊。嘿，开这么慢，小心别在哪个角落里睡着了。”
“不满意的话自己开。”
他拿枪用力推了我一下。真疼。我踩油门加速，想把他甩到座椅的角落里，以摆脱他的枪口，但他却紧紧地握着他的枪。我听到有人在自家前院草坪上大喊了一声。
随后我看到一盏红灯在前方闪烁着。一辆轿车径直闯了过去，从轿车后窗可以看到两个戴警帽的警察并肩坐在车里。
“你一直拿着枪一定很累吧，”我对麦考德说，“不管怎样，你都不敢开枪的。你是个软心肠的警察。世界上没有比一个被罢职的警察心肠更软的人了。你只是一个大个子的小无赖，一个软脾气的警察。”
我们离那辆轿车并不近，但我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且我也做到了。他突然用枪往我脑袋上砸了一下，然后抓住方向盘，踩了刹车。我们停了下来。我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定下神时，他已经再次靠在那个副驾驶座的角落里，离我远远的。
“下一次，”他尖声尖气地说着，声音还是十分嘶哑，“你敢再嚷嚷我就打死你。试试看，哼，你试试看。开车——把那些风凉话放回肚子里，闭上你的嘴巴。”
我继续往前开着，那条宽敞的林荫大道的一边是隔着马道的树篱，另一边是路缘石。轿车上那两个警察慢悠悠地开着车，心不在焉地听着收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我几乎能在脑海里听着他们的声音以及聊天内容了。
“还有，”麦考德低吼道，“我手里有枪可以控制你，我还没见用枪控制不了的人。”
“我今早倒是见过一个。”我说着，开始跟他讲史蒂夫·斯卡拉的事。
到了第二个红灯的时候，前面的那辆轿车似乎不太愿意停下来。麦考德微微低头，用左手点了一根烟。
我继续讲着斯卡拉和沙梅酒吧那个保镖的事。
然后我猛踩了一下油门。
小轿车连晃动一下都没有，直接向前冲去。麦考德拿着枪摇摇晃晃地指着我。我奋力往右转动方向盘，大喊道：“抓紧！出车祸了！”
我们几乎撞上了前面那辆警车左后轮的挡泥板上。那辆警车一个轮子着地飘舞了起来。车里面传来咒骂声。轮胎猛地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车上的金属部件撞得砰砰响。左边尾灯碎了，可能油箱也撞得变形了。
我们的车在后面停住了，前轮离地，像只受惊的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