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还有个人性格原因。综观李广战绩，勇不必说，其智谋就表现得不够出色，极少以少胜多或以计克敌的战例。此外，他的另一个性格特征也很重要。元光六年出塞，兵败被俘脱难归国。按照当时的军法，李广是死罪。靠族人出钱赎罪才免于一死，贬为庶人老百姓。之后有次外出回城晚了，叫门说“我乃前将军李广”。守门小官有点儿势利眼，加上喝得有点儿高，就说：“现任将军也不能违反夜间戒严令，何况你是前任将军？”李广干气没辙。后来李广重新带兵后，就把这个守门官调到自己军中找了个借口杀了。这些事情反映出李广的性格缺陷，心胸狭窄、暴戾，缺少独当一面的战略才能。面对“李广难封”的典故，既要明白王勃用典的初衷，也要能从真实的李广身上吸取教训。
开国将军是病死还是被毒死
朱元璋作为郭子兴部将的时候，徐达22岁前往跟从朱元璋。徐达不仅作战勇猛，还擅长出谋划策。徐达待人宽厚，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朱元璋曾经对将领们说过：“带兵稳重，纪律严明，得胜后最有大将风度的就是徐达。”
进攻吴地时，徐达派使者向朱元璋请示事宜，朱元璋敕令慰劳他说：“将军才略胆识超过同辈，故而能够遏制暴乱，削平群雄。如今有事一定来禀告，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很赞赏。然而将领在外，国君不能驾驭。军中有紧急的事情，将军可以见机行事，我不会从中干预。”
不久平江被攻破，抓获张士诚，送往应天，获得兵源25万人。城将被攻破的时候，徐达对将领士兵下令说：“抢夺百姓财物的处死，毁坏百姓房屋的处死，离开军营20里的处死。”入城后，吴地百姓和原来一样生活安定。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任命徐达为右丞相和太子少傅。徐达继续为朱元璋南征北战，灭掉了元朝，最终帮助朱元璋了统一天下。
天下安定后，徐达每年春天都会在外统兵，冬末的时候再回京城，回来后就把将印交还朝廷。朱元璋把徐达当成兄弟看待，而徐达反而更加谦虚谨慎，深得朱元璋的好感。朱元璋曾经说：“可以把我当吴王时期的住宅赐给你。”徐达坚决推辞。有一天，朱元璋和徐达一起到住宅，故意把徐达灌醉后抬到卧室。徐达醒过来后，吓得跪下高呼死罪。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下令给徐达盖了另外一处府第，并且在府第牌坊写上“大功”二字。
胡惟庸当丞相的时候，想和徐达拉关系，但徐达鄙薄他的为人，不愿和胡惟庸打交道。胡惟庸怀恨在心，就收买徐达的看门人福寿，让福寿陷害徐达。徐达知道后也没有追究福寿，只是常常劝朱元璋对胡惟庸多留个心眼儿，说胡惟庸不适合掌权。后来胡惟庸果然因为谋逆而被处死，朱元璋因此更加看重徐达。
不久，天象发生变化，月亮侵犯上将星座，朱元璋很忌讳这事，对徐达开始不太放心了。徐达在北平生了病，背上长了毒疮。朱元璋就派徐达的长子徐辉祖代表自己去慰劳徐达。第二年，徐达就去世了，当时有人传说是朱元璋把徐达毒死了。
徐达去世后，朱元璋很悲痛，还亲自去参加了葬礼，把徐达列为开国第一功臣。
白莲教女英雄唐赛儿的最终归宿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站，逮之京诘之。”随后，明朝政府开始大肆抓捕尼姑道士。全国所有的尼姑以及女道士统统被逮捕送到京师逐一审问，验明真实身份。
这场史无前例的尼姑逮捕案，起源于一场农民起义运动。永乐十八年，山东境内发生了严重灾荒，官府不但没有发粮救济，还抓捕了大量聚众向官府讨要粮食的农民，许多人被活活打死。二月，唐赛儿以白莲教名义组织农民数千人，以红白旗为号，于滨州起义对抗朝廷。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青州、诸城、莒县、即墨等州县。明成祖朱棣派重兵镇压，然而起义军却突然消失，领袖唐赛儿也消失不见了。官军便禀报明成祖说唐赛儿失踪了。
白莲教起义多次打败明朝官军，但是规模毕竟很小，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唐赛儿对政府的招安不理不睬，蛊惑民众与朝廷对抗，使得朱棣颜面扫地。因此，朱棣为了消除心中怒气，杀一儆百，下令必须抓到唐赛儿。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处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站，逮之京诘之。”那么，朱棣又为何认为唐赛儿是藏身于尼姑之中呢？首先，佛门自古就是清净之地，远离世俗，官府不能介入佛门之事。所搜捕的官员在长期搜索不到唐赛儿所在，就以其藏身佛门为借口来推卸责任。其次，唐赛儿起义之时自称“佛母”，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她有可能藏身于佛门。因此，山东左参政在得到朱棣的首肯之后，第一时间抓捕了在山东、北京的尼姑，但还是没有唐赛儿的下落。《明史纪事本末》又记载：“永乐十八年二月，山东蒲台唐赛儿反，唐赛儿不获，溟逮天下出家尼姑万人。”朱棣在山东、北京一无所获之后，他把搜索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长时间的搜捕之后仍毫无进展。
白莲教并没有因为明成祖的大肆抓捕而消失，直到清朝也一直没有停止活动。至于唐赛儿是否藏匿于佛门，或是战死疆场还是削发为尼，后人不得而知。直到朱棣去世，官府依然没有她的下落。历代史学家为了寻觅这位巾帼英雄之所在，皓首穷经也无定论。
第五章 层层玄机，迈过一道门又是一道坎
太多的悬疑，太多的蛛丝马迹，让你有探索的兴趣。可是，你却会发现，真相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找到，或许，这就是悬案的玄妙之处。
黄兰阶：欺世盗名走后台
在清朝政府的官场中，一直盛行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来谋取官位。但军机大臣左宗棠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左宗棠有个知己好友的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黄兰阶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找到左宗棠。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一提出想让他写推荐信给福建总督时，当时就变了脸，几句话就把黄兰阶打发走了。
黄兰阶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黄兰阶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的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
“给我写柄扇子，落个款。”黄兰阶对店主说。店主取过扇子，落上左宗棠的款。黄兰阶手摇扇子，得意扬扬地返回福州。
这天，是例行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后，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总督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我原以为这姓黄的并没有什么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给他放实缺，不承想他却有这么一个大后台。左宗棠天天与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的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总督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
师爷一听笑道：“大帅放心，左宗棠眼下不会害你，他向来不替人写荐书，这柄扇子其实就等于是推荐信了。大帅只要马上给姓黄的一个官做，左宗棠就会高兴了，否则……”
总督笑了：“好！明天就给他挂牌放任知县好了。”
就这样，黄兰阶巧妙地“借”左大人的“光”弄了个七品知县，而且在左大人的“光罩”下，不几年又升到四品道台。
顺天丁酉科场案震惊全国
顺治丁酉年（顺治十四年），正值顺天乡试。顺天即北京，是京师所在地，顺天、直隶（今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这一年北闱的正副主考是太子庶子曹本荣、太子中允宋之绳。除正副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又称房官，负责分房阅卷。
顺天乡试因在北京举行，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由于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先要经过同考官筛选，而经同考官看中并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的，十之七八会被录取。从明末开始，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确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有人竭力钻营，以谋得一席。据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各分房之所私许，两座师（指正副主考）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嘱，如麻如粟……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京师消息灵通，参加顺天乡试的国子监监生中又多为贵宦子弟，许多人能预知本科将由哪些人担任同考官，或以势求，或以行贿。
丁酉北闱同考官有大理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博士蔡元禧等人。这一科考生有5700多人，中额限定为206名，录取比例为28∶l。如果考生中父兄为高官、家内殷实者，“自以为唾手折桂”，所以行贿的现象在当时并不为怪。由于录取名额有限，贿赂者人数过多，闱中考官推敲得失，各同考官为了搜求“走关系”者的试卷，相互翻查。向李振邺一人贿赂的就有25人。因一时难以全部寻获，李振邺竟让亲随书童拿着写有暗号的纸条去各房查对。
榜发以后，落第士子愤愤不平。有人写了匿名传单，到处张贴，揭露内幕。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为了压住舆论势头，就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考官居间说和。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因未能谋得同考官的位置，心怀不满，趁机上奏皇上。清世祖大怒，传旨严缉所有人犯到案，由吏部、都察院满汉大臣会审。满大臣当时还不懂关节，吏部汉尚书王永吉给他们解释，不料随即审出李振邺所接受贿赂的人中第二名就是他的亲侄子王树德。
经过反复刑讯，结果奉旨将纳贿的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行贿得中的新科举人田耜、贺鸣郊、邬作霖等人立即处斩，而接受赃银的陆贻吉也被腰斩处死。有行贿情节的王树德等人从宽免死，流放尚阳堡。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虽未受贿，但失察渎职，受到降级处分。
清世祖怀疑新中举人通过行贿侥幸登第的还有不少人，就命令吏部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于是地方官把本地的新举人又监送到京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只黜落了文理不通的士人，大部分的举人身份得到认可。顺天科场案从案发到结案长达半年，其处分之重、牵连范围之广震惊全国。
江南丁酉科场案：纨绔子弟金榜题名
与顺天丁酉科场案并列为清代科场重案的还有江南丁酉科场案。
江南是顺治初年新设的行省，省会江宁（今南京），设有国子监。江南文风之盛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上江（今安徽省）、下江（今江苏省）的士子都参加江南乡试，称为南闱。
丁酉南闱正副主考官为翰林院侍讲方猷、侍读钱开宗。发榜后因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苏州、常州的落第士子不服，就在两主考北归的途中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瓦。有人甚至撰写一词加以讽刺当时的科考腐败：“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的弟子），原是货殖家风。”名士尤侗高才不第，编了一部《钧天乐》传奇，揭露考官纳贿的情形。
清世祖听到传闻，正好又有言官举劾江南乡试的舞弊之风，于是又兴大狱。一年后定案，正副主考官及其他同考官全处死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宫，有行贿嫌疑的举子方章钺等8人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
而这一科取中的举人统统被押解至京复试。时值隆冬，考生僵立在冰雪中，限时交卷，每人由两名护军持刀监视。复试结果，黜落14名，罚停会试两科24名。吴江才子吴兆骞本无行贿情节，纵有真才实学也未能完卷，被认为贿中是实，受重刑。《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顺治年间南北二闱科场案，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肃清场规，整顿陋风，实质上是借此巩固政权。士人通过科举之道求取仕途功名，然而每次及第者寥寥，名落孙山者居多。那些连科赴考、连科不中的人满怀怨气，对新获科第的举人进士在歆羡之余，不无忌恨。所以，清世祖以科第为诱饵，目的是扩大新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处理科场案时，一反晚明因循姑息的旧例，使许多无钱无势的贫寒之士大为称快，加强了对新朝的向心力，而少数得中、免祸的人经皇帝亲自复试，更以此为荣。
顺天乡试案发后，他一再强调“朝廷选举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无私，而后真才始得”，“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并下令把定案结果“刊刻榜文，遍行严饬，使知朕取士董奸至意”，“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
此外，官僚集团内部结党争利，互相倾轧，也是酿成重案的诱因之一。
江南辛卯科场“评卷人”行贿黑幕揭秘
辛卯科场案指的是康熙五十年发生在江南乡试的科场案。
这年江南乡试中举者除苏州13人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句容县王日俞所推荐的吴泌、山阳县知县所推荐的程光奎皆属文理不通之辈，竟也榜上有名，于是掀起一阵舆论大波。以廪生丁尔戬为首的苏州生员共千余人集会玄妙观，将财神像抬入府学表示抗议，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人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
主考官左必蕃、江苏巡抚张伯行奏报朝廷。康熙帝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详审。审讯中，噶礼、张伯行发生分歧。张伯行以贿卖举人、包庇罪犯弹劾噶礼，噶礼则弹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结果康熙帝将二人解任，令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继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张鹏翮又因袒护噶礼而被解任。康熙帝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再审，并请吏部议复。康熙帝认为，张伯行为官清廉，操守为天下第一，这样处理“是非颠倒”，令九卿、詹事、科道据实再议。后以两人都是封疆大吏，“互相参讦，殊玷大臣之职”，将噶礼革职，张伯行做革职留任处理。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审出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日俞、方名私受贿赂，取中吴泌、程光奎的情况。赵晋、王日俞、方名被处斩立决；吴泌、程光奎等均处绞监候；主考左必蕃失察，被革职。
考生错卷，牵出连环命案
清朝咸丰戊午年的八月初六，是顺天乡试的日子。此次乡试由皇帝钦点主考官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两位副主考官分别由兵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担任。此次乡试考生有上千人，最后录取300名。发榜后不久，咸丰帝认为主考官柏葰功不可没，升其为大学士。
然而，参加科考的士子们在看榜时，发现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按清制，娼妓、优伶等不能参加科考。御史言官孟传金呈递奏章，指出士子平龄身份不明，不能录为举人，同时参劾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一致，应该查究。
咸丰帝当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专职会审查办此案。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书写的考卷，而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命人用红笔誊抄的试卷称为“朱卷”。为保证试卷的真实性，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而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争议考生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对此案供认不讳。在批阅平龄的试卷时，他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把错别字改正过来。最后，会审团向咸丰帝上奏处理结果：平龄演戏是个人喜好，不属优伶之列，不必治罪；但试卷中多处出现错别字，不足以被选为举人，按律应罚停会试三科，因平龄已死，免去此罚。后又将邹石麟革职，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罚俸一年。
平龄案发后，咸丰帝怀疑其他试卷也有类似情形，下令严格审查。结果五十多份试卷中错字、别字、谬称等比比皆是，而且都有涂改的痕迹。
咸丰帝没想到作为遴选国家栋梁之才的科考，内幕竟然如此肮脏黑暗。当日，咸丰帝就下旨将主考官柏葰革职，两位副主考暂行解任，听候查办。随后，会审团开始对这件大规模的科场舞弊案展开调查。
罗鸿祀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他向同考官浦安“递条子”求助。
虽然考卷达不到录取标准，但浦安还是向主考官柏葰作了推荐。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官经过商议，决定将该卷打入副榜，定为备卷。副榜是正榜之外的名额，如果正榜内有不合格的考生，副榜可以替补。浦安见推荐的考生被打入副榜，觉得很没有颜面。正柏葰的仆从靳祥奉主子之命来告知此事，于是，浦安便恳求他向柏葰提议一定要录取那份试卷。靳祥向柏葰建言，说浦安推荐了一份试卷，最好能录取。思虑再三，柏葰同意撤下一张试卷换上罗鸿祀。榜示出来，罗鸿祀中了第238名举人。被录取后，罗鸿祀给李鹤龄送了500两纹银作为“酬劳”，送10两银子给浦安、3两银子给浦安的侍从，呈给柏葰银16两、门包银6两。
如此乌烟瘴气的科场风气让咸丰帝十分愤怒，于是下旨严惩不贷。刑部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逮捕，革去罗鸿祀的举人身份，撤去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
而主考官柏葰是一品大员，如何处置应由刑部提议，最后由皇上决定。刑部此时却很为难，毕竟柏葰是宰相。咸丰帝也曾表示过“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意思是可以从宽处置。
负责审讯此案的会审团成员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大臣经过商议，将审理此次科场舞弊案的情况上奏朝廷，拟处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斩立决。咸丰帝又向绵愉、彭蕴章、肃顺、赵光、文祥等亲王和大臣询问处斩柏葰的意见。
肃顺说：“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见此，再也无法姑息柏葰，最后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最后，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四人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是清顺治、康熙时重大的文字狱案之一。
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龙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编纂完成后，庄去世。其父庄允城为遂子遗愿，请闲居在家的原明礼部主事李令析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正式出售。《明史辑略》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还包括“参订者”18人。
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因未参与该书的编写工作，却被庄廷龙列于“参订者”表示不满，向学道胡尚衡提出控告，胡批示湖州府学查报。府学教授赵君宋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廷龙即以高价将已售出的四十多部《明史辑略》赎回，对书中一些忌讳处加以修改，重新刻印。又疏通关节，通过前任守道、时任通政司使的王永祚的关系，由湖州府将书分呈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同时，庄廷龙重贿湖州知府陈永命，将书版劈毁置库。
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得知此事后，在李廷枢的唆使下，向庄廷龙敲诈钱财，庄廷龙不理。吴之荣就将庄廷龙告发于镇浙将军柯奎。柯奎又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庄廷龙得知被告发的消息后，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人向柯奎说情，事情才得以平息。
吴之荣诈财不成，反而被巡道派兵驱出境，恼羞成怒，于康熙元年（1662年）初直接上京至刑部告发庄廷龙的《明史辑略》有“毁谤朝廷”之罪。在告发前，吴之荣将书中序文及参订人员姓名之页撕去，另补刻上朱佑明的名字。
庄廷龙“私修明史毁谤朝廷”一事当即引起朝廷的震怒，执掌大权的顾命四大臣随即指派刑部满族大员赴杭办案。接着，庄廷龙、朱佑明被捕羁押。
同被关押的赵君宋在审问时为朱佑明开脱，称其与庄廷龙的修《明史》之案没有关系，有家藏《明史辑略》初刻本为证，致使此案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成为清初第一文字大案。
结果，庄廷龙、朱佑明被杀，参与此书的写序者、校阅人、刻字、印刷人员也一同受到牵连，七十余人被处以死刑，数百名家属被流放。
“维民所止”触犯龙颜
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科场试题案”震惊全国。这是继顺治年间庄廷龙“明史辑略”案、康熙年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
该案受到查处的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然而，“维”、“止”两字，却被人暗含去“雍”、“正”之首意。雍正帝听后立即下旨将查嗣庭押解进京，下狱问罪。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记载：“查嗣庭著有《维止录》，取‘明之大厦已倾，得清维止之’之意。世宗（雍正）览之，初甚嘉许，谓其识大体。太监某进曰：‘此悖逆书耳，何嘉焉？’雍正询其故，某曰：‘纵观之，见其颂扬我朝，若横观之，尽是诋斥满洲耳！’雍正侧而观之，果然。遂大怒。”
而查嗣庭解释说：“‘维民所止’乃《诗经·商颂·玄鸟》中一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味着歌颂皇上的盛德，何来反逆之意？”雍正帝马上找人拿来《诗经》，果真见有“维民所止”一语，顿时语塞。但查嗣庭还是因“维民所止”的犯上之罪而冤死狱中。
清代“江南奏销案”的台前幕后
发生在顺治末年的“江南奏销案”也称顺治十七年“江南抗粮案”。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告急，很多官兵因缺粮断饷而病死。有的驻军因拿不到军饷而成群逃亡，或出城抢掠百姓。广东、福建等总督上报朝廷以救急。面对财政危机，户部派江苏巡抚朱国治负责追缴欠款欠粮，以供军用之需。江南奏销案由此发起。
清政府发动奏销案的借口是欠粮、抗粮，并以追逼钱粮逋欠为由打击达官士人，而江南士人逋欠最多，因而受到的打击也最为严重。朱国治对江南的绅士文人限令在两个月内如数上缴。同时，吏部、户部和礼部三部共同议定了抗粮处分的规定：对拖欠钱粮的贡生、监生等按逋欠程度的轻重加以不同等级的惩罚。如果有官员知情不报者，一律处罚。在追缴过程中，朱国治对人十分严酷，有的人只因欠一厘而被降级或罢黜。没有能力缴纳的则遭到官吏的催逼勒索。
顺治十七年，刑部对嘉定县欠钱粮一案作出处罚，对补交逋欠的人由巡抚拟罪，对没能上缴的人押赴京城定罪。
顺治十八年，朱国治将逋欠的士人上报于朝廷。清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朱国治不仅对欠粮的士人进行上报，还对欠粮的衙役进行了上报。当户部接到朱国治所造的欠册后，又按照欠粮人的身份重新造册，再由各部按定例议定。
实际上，朱国治对欠粮的追缴并不得力，拖欠的数额不仅未少，反而增多了。此后他还把征缴欠粮的责任推卸给了当地的衙役。
依照当时的定例，奏销案的上报对象应是抗粮文绅，而朱国治在编写逋欠名册时只根据原有的名册匆忙编造，并没有认真审核哪些人是抗粮文绅。后来为了定罪的需要，清政府才对文绅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后来江苏巡抚韩士琦接替了朱国治的位子，继续处理奏销案。他将朱国治未处理完的三百多宗奏销案一一开始清理，用了八年时间才彻底查清了逋欠钱粮的情况。
对于这场奏销案，清朝史籍却只字不提，明代的一些记载也多是通过私下记载而进行整理的，此案的详细情况仍是个谜。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
发生在清同治、光绪两帝期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案之首，历时四年才得以沉冤昭雪。这个案件之中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乡试的举人，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小白菜原名毕秀姑，是葛品连之妻，容貌俏丽。小白菜夫妇曾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因葛品连在外帮工，早出晚归，而杨乃武与小白菜同住一楼，过往甚密。所以传出流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关系暧昧。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葛品连突发疾病死亡。第二天，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葛品连的母亲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要求验尸查明死因。
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结果沈祥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而沈彩泉则说是砒毒致死。刘锡彤又联想到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认定小白菜有杀夫嫌疑，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内审问。小白菜在刘锡彤的严刑酷法之下，承认了自己用砒霜毒死了葛品连。小白菜供述说她是在十月初五这天从杨乃武手中得到砒霜，在十月初九这天把砒霜倒入药汤中让葛品连一起服下的。
刘锡彤与杨乃武之间本有仇怨，杨乃武曾以滥收钱粮、敛赃贪墨的罪名举发他，刘锡彤因此而断了财路。加上此事件，刘锡彤马上逮捕了杨乃武。但是杨乃武却说自己十月初二到十月初九这段时间根本不在余杭县内，而是去余姚岳母家办事，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拒不认罪，但在严刑酷法的拷问之下最后也不得不认罪。
得到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杭州知府陈鲁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同谋害致死葛品连定案，判处两人死刑。
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杨詹氏和其姐杨淑英向衙门申诉。经过辗转波折，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刑部在北京重审。刑部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疑点，杨乃武和小白菜受的酷刑与官员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明显不符。当初提供证词说卖给杨乃武毒药的艾仁堂药店的店主钱坦已经死亡。种种疑点说明这起案子极有可能是冤案，于是刑部决定重新开棺验尸。经过再次验尸，刑部仵作认为葛品连因病而死，并无中毒现象。
自此，历时4年多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终得到平反。朝廷下令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此外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三十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
名伶冤案：杨月楼新婚入公堂
杨月楼是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同治年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无论从演技上还是扮相上都赢得人们的赞赏，为此杨月楼在当地名声大震。
同治十二年间，杨月楼在金桂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时，广东茶商韦姓母女连看了三天而不厌。韦女名叫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于是回去后便写一封书信向杨月楼表达自己的思慕之情，意欲订立婚约。
信传递过去后，韦姓母女又派人叫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觉得自己只是一位戏园小生而心里害怕，不敢如约，然而韦女阿宝却相思成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由于韦父长期在外地经商，家内之事全由韦母操持。韦母便顺遂女儿的意思，派人告知杨月楼，令媒妁以求婚。杨月楼这才应约，大备聘礼，开始准备婚事。
阿宝的叔父得知阿宝与名伶杨月楼成婚的消息，以良贱之婚不合礼法而极力表示反对。
虽然遭到叔父的反对，阿宝与杨月楼的婚礼还是照常举行了。阿宝的叔父便召集乡党绅商等人将杨月楼抓捕起来，以拐盗民女罪控告于官府。
结果，在婚礼当天，县差及巡捕将杨月楼与阿宝两人一起抓捕起来，在被押往公堂的路上，新娘阿宝身着红嫁衣，引得沿途路人纷纷观看。
知县叶廷眷负责审理此案，此人心狠手辣，当堂对杨月楼施加严刑；而阿宝也未放过，因阿宝性情刚烈，称嫁给杨月楼“决无异志”而惹怒了叶廷眷，被罚打二百嘴巴。最后二人被押监牢狱，听后处置。
朝廷得知此案后，慈禧太后还为其澄清。最终，杨月楼案糊涂地做了了结，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却被逐出家门。
明洪武年间奇案：床下意气
洪武年间，京师有一名校尉与邻妇通奸。一天清晨，校尉见邻妇的丈夫出门后，溜入邻家登上邻妇的床意欲与之行苟且之事。谁知邻夫中途回家，校尉躲闪不及吓得赶紧钻到床下。
邻妇问丈夫：“为何又回来啊？”
丈夫说：“出门见天气寒冷，想起你还在熟睡，脚露在外面怕你着凉，所以回来给你添些被。”于是，邻夫给妻子添加了些被才又出门。
正在床底下大气都不敢出的校尉听完此番话，忽然想到邻夫如此疼爱他的妻子，而邻妇竟背叛他。校尉气愤之下，从床底下爬起来取出佩刀杀死了邻妇，随后而去。
有一位卖菜的老汉平时常常给邻妇家供应蔬菜，这天他进门给邻妇送菜，见家中无人便转身退出。结果人们认为是卖菜老汉杀害了邻妇，就把老汉抓起来并报官。
卖菜的老汉百口莫辩，最终落个杀人的罪名。然而，就在老汉即将被押赴刑场问斩时，校尉却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是我杀了邻妇，为何要让他人偿命！”于是将实情禀告监斩官，并且要面奏皇上。
在监斩官的引见下，校尉来到朝廷面见皇上，禀报说：“邻妇的确与我通奸，那天我在床下听完其夫的话，因念此妇如此忍心辜负她的丈夫，一时发怒，就将她给杀了。愿陛下赐我一死。”
皇上感慨道：“你杀了一个不忠不义的邻妇，又救了一个无辜的卖菜翁，应该得到嘉奖。”于是，皇上赦免了校尉。
雍正年间麻城涂氏杀妻案
雍正年间，麻城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案情本由麻城县富户涂如松及其妻杨氏而起，经过错综复杂的连环案，牵连出一系列的地方官员、生员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得以真相大白。此桩案件从地方至清廷刑部，上至雍正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影响极大。
那么，这桩人命案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其实，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麻城县殷富人家涂如松本是本分人，其妻杨氏貌美如花，性情活泼，常与涂如松的学友调笑嬉闹，夫妻之间渐生芥蒂。久而久之，涂如松气愤不过就动手殴打杨氏，而杨氏则跑回娘家躲避。有一次，涂如松与杨氏又生嫌隙，他以为妻子又会回娘家而并不在意，结果杨氏并未回自己的娘家。涂如松与其母见杨氏果真失踪，慌忙悬赏发告示，求乡邻们帮助寻访，结果一个月过去仍杳无音信。
杨家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怀疑是涂如松下了毒手。杨氏的弟弟杨五荣，从小不务正业，养成了无赖脾气。听说姐姐失踪，就鼓动父母去县里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