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讲话是什么感觉?”她问道。
“他是一个老人,”我说,“他病了,身体虚弱,瘦得像一根皮鞭。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你读到的那些特质。”
“你写他的传记时,一定要讲述整个故事。不要只写快死于癌症的病糟老头。写下那个醉酒的精神病,他烧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我做过承诺要写下事实,”我说,“我会的。”
[1]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804—1806年,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
[2]磅:1磅约合0.45公斤。
[3]杰夫瑞·达莫:美国著名连环杀手。
[4]鬼灵精:美国文学及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因受到伤害从而设计一系列的计划破坏人们的圣诞节,最终被一个小女孩感化。
[5]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年,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1929年就学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师从本顿。1943年开始转向抽象艺术。1947年开始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其创作不作事先规划,作画没有固定位置,喜欢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人称“行动绘画”。
[6]泰德·邦迪:美国连环杀手。
[7]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地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
第二部 一本充满神秘代码的日记本
一
十月份像下落的山溪快速而喧哗地过去了。莫莉的一个酒吧侍者辞职了,因为这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为了更高的小费与别人打情骂俏。莫莉要求我在她找到接替者之前暂代她的工作。我没法拒绝,我需要弥补我花费在妈妈的保释金上的那三千美元损失。因此,这个月里,我从星期二到星期四在柜台后面通宵工作,周末在门口工作。除此之外,我有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的期中考试。我养成了只看课本上被标出来的段落的习惯——但愿这些课本之前的主人能看出哪些是考点。
我在卡尔的判决文件夹中找到了一份文档,让人喜出望外。那是一份报告,细致讲述了卡尔·艾弗森在南圣保罗长大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小缺点,他的喜好,他受的教育。报告简略触及了他的兵役,提到卡尔在参加越战后光荣退伍,被授予两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我提醒自己要更深入地调查卡尔的兵役经历。十月份我拜访了卡尔两次,就在我的笔记和开篇章节要上交之前。依靠将从这篇报告获得的信息和我笔记中的细节两相混合——大量穿插我的个人创意,我完成了第一章。
把作业上交给老师后,我直到过完万圣节才去希尔维尤,我不喜欢万圣节。为了万圣节我精心装扮,跟十八岁以后的每个万圣节一样,在莫莉酒吧门口守门。那天晚上我只打了一架,当超人抓住破烂安的屁股——仿佛破烂安是个脱衣舞演员——这使得她的男朋友破烂安迪出手将这个“钢铁战士”打倒在地。我带破烂安迪冲出门。破烂安跟随我们出来,经过我们身边时腼腆地笑了一下,似乎这场打架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当她把肥胖的身体塞进那件极小的戏装时,她就在期待这场打架。我讨厌万圣节。
十一月的第一天,我回到希尔维尤的那天,冷空气席卷而来。温度几乎不高过零度。枯死的叶子被风卷起,累积在建筑物的犄角旮旯和大垃圾桶旁边。不知道他的胰腺癌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那天早上我打了电话确保卡尔会起床见访客。我在老地方找到了卡尔,他正凝视着窗户,腿上盖着一条阿富汗毛毯,棉拖鞋下面是厚羊毛袜,蓝色长袍下面是保暖长内裤。他在等我,还让一位护士搬了把舒适的椅子到他的轮椅旁边。出于下意识,或是习惯,我坐下后握住了他的手,他细瘦的手指从我的手掌滑落,冰冷、无力,像死海草。
“以为你忘了我呢。”他说。
“这学期很忙,”我回答道,拿出我的小型数字录音机,“你不介意用这个吧?这比做笔记方便。”
“这是你的节目。我只是在消磨时间。”他为自己的幽默咯咯发笑。
我打开录音机,请卡尔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讲。卡尔讲述他的故事时,我发现自己将它们分解成零碎信息,四下散布开来如同桌上拼图玩具的碎片。接着我尝试重新组合这些碎片,以期解释一个恶魔的诞生和生活。在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的什么东西播下了日后成为谋杀犯卡尔的种子?应该有一个秘密。卡尔·艾弗森出了点什么事,从而让他与其他人不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给予了我有关坦诚的训诫,现在他在讲述他受到呵护的养育,他一直在掩饰将他的世界转向一个别人没法理解的轴线的黑暗切面。我想要骂脏话。但在他把他的世界涂成蛋壳白时,我倾听、点头,鼓励他继续。
在我们谈话的第二个钟头里,他说,“就在那时美国政府让我去越南。”终于,我想到,来了件可以解释他成为恶魔的事件。由于一直在说话,卡尔变得虚弱,他把双手搁在大腿上,身体靠在轮椅上,闭上双眼。我看着血液流经他的颈动脉时,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一起一伏。
“那条伤疤是你在越南时留下的?”我问道。
他摸了摸脖子,“不是,我在监狱里弄的。一个心理变态的雅利安兄弟想要砍掉我的头。”
“雅利安兄弟?他们不是白人吗?”
“是的。”他说。
“我还以为监狱里相同种族的人会互相支持。”
“当你猥亵孩子就不是这样了——而我刚好是。每个帮派都有权力处理自己种族的性侵犯者。”
“权力?”
“性侵犯者是监狱败类中的劣等人。如果你有气,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如果你需要得到眼泪文身来表明你是一个厉害的人,为什么不杀了他们;如果你需要一个男同志……呃,你了解情况。”
我深感局促不安,但还是保持镇静,以免他察觉到我的反感。
“我进入斯蒂尔沃特大约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去吃饭。那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一次派两百个家伙去食堂大厅。混乱中,有人拔出刀来。对于谁对谁做了什么,没有记录。”
“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摆脱普通人群?哦……叫作……保护性监禁或者类似的东西?”
“隔离,”他说,“对,我本来可以请求隔离,但我没有。”
“为什么?”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时刻,是否活着对我来说无所谓。”
“那么那条伤疤是怎么搞的?”
“有一个叫斯莱特里的大块头,他试图让我……呃,这么说吧,他十分孤独,想要寻求同伴。他说如果我不顺他的意,他会割断我的喉咙。我告诉他尽可以帮我这个忙。”
“于是他割了你的喉咙?”
“不,事情不是那么运作的。他是个老板,不是手下。他让一个小阿飞来做这件事,一个希望出名的孩子。我甚至没有看到它发生。我感觉一股热流从我肩头流下来。我把手放在喉咙上,感觉到血从我脖子往外喷。差点死了。他们把我草草包扎后,强迫我进入隔离监禁室。三十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那里度过,四周吵吵嚷嚷,一天中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混凝土墙内。那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你是在监狱碰到你兄弟的吗?”我问道。
“我兄弟?”
“维吉尔——是叫这个名字吧?”
“啊,维吉尔。”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要叹气,一阵疼痛袭来,震动得他不得不在轮椅里坐直。他抓住轮椅的扶手,手指顿时没了血色。“我想……”他说着,吐出急促的呼吸,似乎他在生孩子,等着那阵疼痛过去。“那个故事……要改天……再讲了。”他招手让一个护士过来,请她拿他的药来,“恐怕……我马上……要睡了。”
我感谢他跟我交谈,拿起我的背包和录音机,往门口走。在前台我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找到了维吉尔·格雷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得听听这世上唯一相信卡尔无辜的人怎么说,这是唯一否认卡尔·艾弗森罪有应得的声音。我拿出名片时,珍妮特靠着接待桌,轻声说:“他今天没有吃止疼药。他希望你来时他头脑是清醒的。他明天或许整天都会神志不清。”
我没有回应珍妮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
距我接到那位公共律师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卡尔剩下的材料准备好,已经几个星期了。可我还没有去取,我对此感到抱歉。要不是维吉尔·格雷建议我们在市中心碰面,那个箱子很可能会一直放在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里。就算不读那堆和我膝盖一般高的文件,我的作业就够花时间了。但我给维吉尔打电话时,他建议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大楼外的一个小院子见面。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院子边的一条花岗岩长椅上,他的手杖靠在他的那条好腿上。他看着我穿过长长的广场,没有向我挥手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我打招呼。
“格雷先生。”我伸出手,他用一个人对吃剩的花椰菜可能会表现出的热情握了握我的手,“很感谢你能跟我见面。”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维吉尔脱口而出。说话时他没有看我,他注视着院子中心的喷泉。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我在格雷先生旁边坐了下来,“我告诉过你,这是英语课的作业。”
“嗯,可是为什么写他?为什么写卡尔?你可以写任何人的故事。该死,你可以编一个故事。你的老师永远不会知道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不能写卡尔?”我问道,“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是在利用他,”维吉尔说,“卡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任何人都多。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好,如果如你所说,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人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难道不好吗?”
“这就是你在做的事情?”他说,语气中充满讽刺,“这就是你要讲述的故事?你在写卡尔是如何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写他是如何为没有犯过的罪而被判刑?”
“我还没有写任何故事。我还在试图弄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这就是我来见你的原因。你说过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呃,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说。陪审团、检察官,该死,他自己的律师都认为他有罪。”
“这也不会让罪行成真。”
“可你没有在庭审时为卡尔说话。你没有做证。”
“他们不让我做证。我想做证,可他们不让。”
“谁不让你做证?”
维吉尔抬头看着烟灰色的天空。院子四周的树木脱落得只剩冬天时的骨架,一阵冷风扫过圆石路面,触及我的颈背。“他的律师,”维吉尔说,“他们不让我对陪审团讲他的故事。他们说如果我做证,那将是品格证据。我告诉他们我就是要给出品格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正的卡尔,而不是那个检察官胡诌的那堆谎言。他们说如果我谈论卡尔的品格,检察官也可以谈论卡尔的品格,有关他整天喝酒,保不住工作,所有那些狗屁。”
“如果你出庭做证,你会说些什么?”
维吉尔转过脸,看着我的眼睛,再一次打量我,他冷淡的灰色虹膜映出密布的云彩。“1967年,我在越南遇见卡尔·艾弗森。我们刚从新兵训练营出来。我跟他一起去了丛林——我们做的事情,看到的东西都没法向不在那里的人解释。”
“在那次服役中,你对他的了解足够深入,能够让你毫无疑问地说他没有杀克丽斯特尔·哈根?他是反战主义者吗?”
维吉尔眯起眼睛,似乎想打我一拳。“不,”他说,“卡尔·艾弗森不是反战主义者。”
“那么他在越南杀过人?”
“对,他杀过人。他杀了很多人。”
“我看出来为什么辩护律师不想要你出庭做证了。”
“那是一场战争。你在战争中当然得杀人。”
“我还是不明白告诉陪审团卡尔在战争中杀过人对他有什么帮助。我会觉得如果我在战争中杀过——如你所说……很多人的话,那么杀戮对于我来说会变得容易。”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那么让我明白,”我有些沮丧地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维吉尔想了一会儿,俯下身,手捏住他右膝边的卡其布裤子,卷起裤腿,露出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看到的闪光金属假肢。这条假腿一直延伸到他的大腿中部,白色的塑料膝盖骨覆盖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用弹簧承载的铰链。维吉尔拍拍他的金属胫骨。“看见了吗?”他问道,“这是卡尔的功劳。”
“卡尔让你失去了你的腿?”
“不,”他笑了,“因为卡尔,我才能在这里给你讲述有关我这条腿的故事。是卡尔让我活到了今天。”维吉尔把裤腿放下,探身向前,胳膊肘支在大腿上,“那是1968年的5月。我们驻扎在位于桂山谷地西北的一条山脊上的小火力基地。我们接到命令去搜查一个村庄,某个不知名的大堆茅舍所在地。情报发现越共在那片区域活动,于是他们派我们排去察看。我跟那个孩子……”一丝怀旧的微笑划过维吉尔的脸庞,“塔特·戴维斯打头阵。那个傻孩子老是像只巴吉度猎犬一样跟着我。”维吉尔又花了会时间去回忆,然后继续说,“我和塔特打头阵——”
“头阵?”我问道,“走在前面?”
“对,他们让一个或两个人先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那就是打头阵。这是一个操蛋计划。如果事情不对头,军队宁肯牺牲掉这两个家伙而不是一整个排。”
我看着维吉尔的腿,“我想事情不太顺利?”
“没错,”他说,“我们经过一座小山,道路斜穿过一座瘦石嶙峋的丘陵。在丘陵的下坡一侧,树木稀薄了些,能够看到前方的村庄。一看到那座村庄,塔特加快了步伐。但是有事情不对劲。我没法说我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也许那是一种感觉,也许潜意识里我看见了什么,但不管那是什么,我知道有事情不对劲。我举起手示意我们排暂停。塔特看见了,把他的来复枪准备好。我独自朝前走了二三十步。我正要说‘一切畅通’,突然丛林里响起了炮火声。我告诉你,非同一般,我前面,我旁边,我身后,见鬼,那片丛林处处被炮火点燃。”
“我挨的第一颗子弹击碎了我的肩胛骨。与此同时,两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腿。一发打碎我的膝盖,另一发折断了我的股骨。我一枪没开就倒下了。我听见一个笨蛋中士,那个混蛋名叫吉布斯,命令我们排退到丘陵防守。我睁开双眼看到我的队友们匆匆奔逃,跳到岩石和大树后面。塔特竭尽全力奔跑,想回到队伍里。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卡尔,正冲我跑过来。”
维吉尔不再说话,似乎透过眼睛里涌出的泪水看到了过去的那一幕。他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轻拭眼睛,他的手微微发抖。我扭头看向别处,给维吉尔保留一些隐私。身穿雅致平整衣服的人从我们身前穿过庭院,去政府大楼,或从政府大楼里出来,没人理会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我耐心地等待维吉尔镇定下来,等他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
“卡尔从小路上跑过来,像个疯子一样尖叫,对着林木线上闪烁的炮火开枪。我能听见吉布斯冲卡尔喊叫,让他后退。塔特看见卡尔时,他不再撤退,跳进一棵大树后面。卡尔来到我身边,单膝跪地,身处我和大约四十架AK-47突击步枪之间。他待在那里,用步枪射击,直到快打完子弹。”
维吉尔缓慢吸了口气,又一次要落下泪来。“可惜你没看见他那时的样子。他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前,用左手拿起我的步枪,同时用两把枪射击。接着他把他的M-16丢到我胸口边,继续用我的步枪射击。我给他的步枪上了新的子弹盒,递给他,再等着及时给我的步枪装子弹。”
“卡尔中枪了吗?”
“他左胳膊的二头肌处中了一颗子弹,另外一颗子弹在他的钢盔上划了一道痕,还有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靴跟,不过他一动也没有动。那是一幅值得铭记的景象。”
“我想是的。”我说。
自从维吉尔开始讲他的故事以来,他第一次看着我。“你看过那些老电影吗?”他说,“里面同伙中弹,他告诉那位英雄不要管他,先救自己。”
“嗯。”我说。
“呃,我就是那个同伙。我差不多快死了,我知道。我张开嘴想告诉卡尔救他自己,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别把我丢在这里’。”维吉尔看着他的指尖,他的双手交叠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害怕,”他说,“比任何时候都怕。卡尔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军事上来说。他在救我,他情愿为我而死,而我能做的则是告诉他‘别把我丢在这里’。我从没感到那么羞耻。”
我想说些安慰的话,或者拍拍他的肩,让他知道没有关系,但那会是一种侮辱。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权利评判什么有关系什么没关系。
“战争进行到最凶险的时候,”他说,“整个排猛烈开火。越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还击。塔特、卡尔和我身在其中。我看见树上的碎叶和裂片像五彩纸屑般落下,曳光弹[1]在我们头顶纵横交错——红色来自我们的枪,绿色来自他们的枪——到处是喧哗、污垢和烟雾。这一切让人惊奇,我仿佛置身事外,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恐惧。我准备赴死。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塔特蹲伏在一棵树后面,尽全力对准目标开火。他的弹盒空了,去拿新的弹盒。就在那时,他脸部中了一枪,倒在地上死了。那是我失去意识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
“别人告诉我我们得到了空中支援,他们在越共的方位投下了许多凝固汽油弹。卡尔像一块毯子一样覆盖在我身上。如果你仔细看,你还能看到他手臂和脖子后面被烧伤的伤疤。”
“对于你们两人来说,那是战争的结束吗?”我问道。
“对我是的。”维吉尔说着清了清嗓子。
“我们先是在火力基地得到包扎,然后就到了岘港。他们送我去了首尔,但是卡尔从没跨过岘港。他花了些时间康复,后来又回到了队伍里。”
“陪审团从没听过这个故事?”我说。
“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说。
“卡尔·艾弗森是个英雄——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他情愿为我牺牲自己。他不是强奸犯。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我迟疑了下才说出我的想法,“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证明卡尔是无辜的。”
维吉尔白了我一眼,让我头顶发麻,他紧紧地抓住手杖,似乎因为我的无礼要用手杖打我。我等待着他眼神中的愤怒退却,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你坐在这里,既温暖又安全,”他嘲笑道,“你根本不知道面对死亡是什么感受。”
他错了。我没有感觉温暖,他握住手杖把手的指节发白,也让我没有感觉特别安全,虽然他有关面对死亡的部分有道理。“人会变。”我说。
“一个人不会头一天跨越枪林弹雨,第二天就谋杀一个小女孩。”他说。
“可是他剩下的服役期,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不是吗?你飞回家了,他还待在那里。也许出了一些事。一些事情拧动了他头脑中的一颗螺丝——让他成为会杀死那个女孩的那种人。你自己也说过卡尔在越南杀过人。”
“没错,他在越南杀过人,但那跟谋杀那个女孩不同。”
维吉尔的话让我想起我跟卡尔的第一次交谈,对于杀人和谋杀之间的区别他的回答十分隐晦。我想维吉尔或许能帮我理解一下,于是我问道:“卡尔说杀人和谋杀不一样。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答案,但是在我跟卡尔谈这件事之前我想要听听维吉尔的解释。
“就像这样,”他说,“你在丛林里杀了一个士兵,你只是在杀人。那不是谋杀,就像在军队之间有一个可以互相杀戮的协议。那是被允许的。那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卡尔在越南杀过人,但是他没有谋杀那个女孩。明白我的意思没?”
“你欠卡尔·艾弗森一条命,无论如何你都会支持他。但是卡尔告诉我两件事他都做过。他杀过人,也谋杀过人。他说他为这两者感到愧疚。”
维吉尔看着地面,因为想到藏在脑中的一些事情脸色变得温和。他用食指的指背擦了擦下巴上的胡子茬儿,点点头,似乎他默默得到了某个结论。“还有一个故事。”他说。
“洗耳恭听。”我说。
“这个故事我不能告诉你,”他说,“我对卡尔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也永远不会告诉别人。”
“不过要是有助于澄清——”
“那不是我的故事,是卡尔的。那是他的决定。他从没告诉别人,没告诉他的律师,没有告诉陪审团。我请求他在法庭上讲讲这件事,他拒绝了。”
“这件事发生在越南?”
“是的。”他说。
“它表明了什么?”我问道。
我的问题激怒了维吉尔,“出于某些原因,卡尔似乎喜欢跟你交谈。我不明白,不过他似乎愿意让你知情。也许他会告诉你他在越南发生的事情。如果他说起那件事,你就明白了。卡尔·艾弗森根本不会杀害那个女孩。”
三
跟维吉尔会面后,我顺道去了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取剩下的文件,把它扛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闪现着两个不同面向的卡尔·艾弗森。一方面,卡尔是一个在丛林中跪下,为朋友挡子弹的人。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变态的混蛋,为了满足他不正常的性需求,就剥夺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同一个人,两个面向。我肩上的箱子里,应该有第一个人如何变为第二个人的解释。我爬上公寓的楼梯,那个箱子沉重得让人难以置信。
到达最上面的台阶时,莱拉打开她的门,看见我,指着我肩膀上的箱子,问道:“那是什么?”
“卡尔剩下的文件。”我说,“我刚拿到。”
她兴奋得两眼放光。“我能看看吗?”她说。
自从莱拉读了庭审记录里检察官的开庭陈述后,卡尔的案子成为我的诱饵,让莱拉进入我的公寓,让我可以与她共处。如果说我想深入挖掘卡尔·艾弗森的故事与我对莱拉的爱慕没多大关系,这是在撒谎。
我们进入我的公寓,在箱子里翻找起来,箱子里有几十个厚度不一的文件夹,每个上面标着不同的证人的名字,或者取证、照片、调查之类的标签。莱拉拉出一个标为日记的文件夹;我拉出另一个写着是尸检照片的文件夹。我记得那位检察官在开庭陈述里曾提醒说这些照片十分凶残。我还记得卡尔的公共辩护律师伯塞尔·科林斯说过的话,以及他第一次看见这些照片时的反应。我需要看看这些照片——不是我的作业需要;我需要理解克丽斯特尔·哈根到底怎么了。我需要将人名和脸对应上,看看她长什么样子。我需要测试一下我的勇气,看我是否承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