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掩埋的人生》作者：艾伦?艾丝肯斯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
内容简介
《我们掩埋的人生》是悬疑推理大师、资深辩护律师艾伦？艾丝肯斯的经典力作，悬疑推理与青春成长巧妙熔于一炉，这本书不仅悬念迭起，而且让人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遇到卡尔，我不会知道1967年越战重重杀戮下究竟埋葬了多少灵魂，也不会知道他入狱30年缄默不言的背后到底掩埋了多少秘密…… 为了完成传记课作业，大学生乔在一家养老院找到了一位志愿者，卡尔？艾弗森：一位濒临死亡的越战老兵、被认定杀害14岁女孩入狱30年的一级谋杀犯。 然而，在书写卡尔故事的过程中，众多事件的浮现，使乔越来越没办法将这位越战老兵与谋杀犯联系起来。 乔，和他的邻居——一位聪明的女孩莱拉，决定调查真相。 他们找到了受害女孩的一本日记，抽丝剥茧，通过破解日记中密码一样的记述，他们逐渐揭开了一个隐藏30年的秘密。
作者简介
艾伦？艾丝肯斯 Allen Eskens 美国资深辩护律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杰斐逊市，就读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新闻学学位，后就读法学院，定居明尼苏达曼卡多。 作为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辩护律师，作者将亲身经历的众多骇人听闻的悬案融会贯通，写出了一系列犯罪悬疑佳作，如《我们掩埋的人生》 《另一个幌子》 《天堂可能坠落》等，并凭借《我们掩埋的人生》成功跻身美国一流畅销书作家行列。
致 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乔莉，我最可信赖的顾问和最好的朋友。
也献给我的女儿米凯拉，感谢她一直以来的鼓励。
还有我的父母帕特和比尔·艾丝肯斯，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
引子 一份麻烦的课程作业
我记得那天在朝我的车走去的途中，一种忧虑的情绪不断搅扰着我，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中盘旋，在那个傍晚萦绕起伏。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人会称呼这种感觉为预兆，认为这是能看到当前趋势的第三只眼睛发出的警告。我从来不信这些。然而我承认有时候当我回想起那一天，也会纳闷：如果命运女神果真曾在我耳边低语——如果我知道那一趟驾车出行会改变那么多事情——我会选择一条更稳妥的路吗？在那个右转的地方我会左转吗？我还会沿着那条将我引向卡尔·艾弗森的路行进吗？
在那个凉爽的九月晚上，我的明尼苏达双城队要与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进行比赛，赢取中部冠军。很快，球场的灯会照亮明尼阿波利斯的西边地平线，照亮整个夜空，宛若荣耀之光，可我不会在现场见证这些。这又是我的大学预算没法承受的一件事情。我会一直在莫莉酒吧门口工作，在检查司机的驾照和平息醉后的争吵期间，偷偷瞅一眼柜台上方的电视机——这不是我的职业，不过可以帮我付租金。
说来奇怪，在我们的历次会面中，我的高中指导老师从没提过“大学”这个词。也许她能闻出沾在我那些旧衣服上的浓烈的无药可救的气息。也许她已经听说我在满十八岁的第二天就在一家叫作皮德蒙特的休闲酒吧工作。又或者——八成是这样——她知道我母亲是谁，认为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子女。无论如何，没看出我是上大学的料这一点我并不怪她。事实上，在昏暗的酒吧里，我感到比在学术殿堂的大理石过道上更舒服，我在那些过道上跌跌撞撞，就像脚上穿错了鞋子。
那天我跳上我的车——一辆有二十年车龄的锈迹斑斑的本田雅阁——开动车子，从学校往南驶去，汇入35号州际公路交通高峰期的车流，听着艾丽西亚·凯斯[1]的歌曲从破朽的喇叭中传出来。到达城镇主干线时，我伸手到乘客位的背包里摸索，终于找到了写有老人之家地址的那张纸。“别叫它老人之家，”我对自己咕哝道，“那是养老院、老年中心，大概这类地方。”
我在郊区里奇菲尔德混乱的街道间行驶，最后在希尔维尤庄园——我的目的地的门口，找到了标志牌。这个名字真是天大的恶作剧。这里没有山，也没有“庄园”所暗示的半点壮观的景象。前面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四车道林荫大道，后面对着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旧公寓大楼。但是，这个不恰当的名字，也许是希尔维尤庄园最让人愉悦的事情了。庄园灰砖墙上布满绿色海藻，蓬乱的灌木疯长，霉菌和铜锈包裹住每个窗框的软木。这栋房屋坐落在地基上，就像一个足球抢断球[2]一样令人忧惧。
我步入大厅，一股污浊的空气，混杂着消毒药膏和尿臊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我的眼睛瞬间充满泪水。一个戴着扭曲假发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目光越过我，似乎在期待从前的某个求婚者从停车场出现，把她带走。我经过时，她笑了，并不是对我笑。我并不存在于她的世界，正如我的世界中没有一丝对她的记忆。
快到接待处时，我停了下来，最后一次聆听在我耳边萦绕的念头，那些念头固执地劝我在为时已晚之前放弃那个英语课程，代之以更理智的课程，比如地质学或历史。一个月以前，我离开了位于明尼苏达奥斯丁的家，偷偷溜走，就像一个男孩跑去参加马戏团。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妈妈，没有给她任何机会来改变我的主意。我仅仅收拾了一个包裹，告诉我弟弟我要走了，给妈妈留了张字条。等我到达大学的教务室时，所有像样的英语课程都满员了，于是我注册了传记课，一门强迫我去访问素昧平生的人的课。我在大厅徘徊，深知我太阳穴处湿漉黏糊的汗珠源于这门课的作业，我长久以来拒绝开始的作业。我知道这个作业会让人不愉快。
希尔维尤的接待员，一个方脸女人，面颊结实，头发紧致，眼睛深陷，像一个古拉格舍监，她探身到接待桌前，问道：“要帮忙吗？”
“是的，”我说，“我是说，但愿如此。你们的经理在吗？”
“我们不允许招揽生意。”她说，盯着我，神情变得冷淡。
“招揽生意？”我勉强笑了笑，伸出双手做出哀求的样子，“女士，”我说，“我没法向穴居人推销火。”
“好吧，你不是这儿的居民，也不是访客，你当然也不在这里工作，那么，还剩下什么？”
“我叫乔·塔尔伯特。我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学生。”
“然后呢？”
我瞥了眼她的名牌。“呃……珍妮特……我想与你的经理谈谈我必须做的一个作业。”
“我们没有经理，”珍妮特眯着眼说道，“我们有一位主管，洛格伦太太。”
“抱歉，”我说，尽量保持和气，“我能跟你的主管谈谈吗？”
“洛格伦太太非常忙，况且现在是晚饭时间——”
“只需要一分钟。”
“要不你把你的作业情况跟我说下，我看看是否值得打搅洛格伦太太。”
“这是一项课程作业，”我说，“英语课作业。我必须访问一位老人——我是说一位长辈然后为他写传记。你知道，关于他一路走来遇到的艰难险阻。”
“你是作家？”珍妮特上下打量着我，似乎我的外表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最大限度地把身体挺直到五英尺十英寸[3]。我二十一岁了，已经接受我只能长这么高——谢谢你老乔·塔尔伯特，不管你在哪里。虽然我是一个门卫，我不是你通常在酒店门口看到的那种大块头。事实上，对于门卫来说，我是瘦弱的。
“不是，”我说，“不是作家，只是一名学生。”
“他们让你写一整本书？”
“不是。它是文章和大纲的混合，”我笑着说道，“有些章节必须写出来，像开头、结尾和重要的转折点。不过它多半会是一个概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
珍妮特皱了下扁平的鼻子，摇了摇头。由于我不推销任何东西，显然她又有些不忍。她拿起电话，压低了声音说话。很快一个穿绿色套装的女人从接待桌那边的过道走来，在珍妮特旁边站定。
“我是洛格伦主管，”女人宣布道，她的头抬得端正，一动不动，似乎她头上正平稳地托着一只茶杯，“我能帮你吗？”
“希望如此。”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我的来意重新说了一遍。洛格伦太太斟酌着我的解释，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说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怎么不采访一下你的父母或祖父母？”
“我的亲人都不在附近。”我说。
这是谎言。我的母亲和弟弟就住在双城南边，开车两个小时就能到，但即使是短时间造访我母亲的住处，都像是在荆棘地里穿行。我从没见过我父亲，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玷污地球。虽然我知道他的名字。我母亲自以为聪明地给我取了他的名字，指望这会让老乔·塔尔伯特内疚，从而待在她身边，也许娶她，并养她和小乔伊，但没能实现。我的弟弟杰里米出生时，妈妈故技重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一再对别人说明我母亲的名字是凯西·纳尔逊，我的名字是乔·塔尔伯特，而我弟弟的名字是杰里米·内勒。
至于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只见过我妈妈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比尔——我爱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需简单的一瞥或是点头就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在他身上，坚毅与温和平分秋色，像上等的皮革一样融为一体。有些日子，当我需要他的智慧来处理我生活中的起伏时，我就会仔细搜寻对他的记忆。然而，有些夜晚，雨水溅在窗玻璃上的声音会渗进我的潜意识，他会在梦中造访我——这些梦以我在床上突然坐起而结束，想起看着他死的那一幕，我浑身冷汗直冒，手抖个不停。
“你真的明白这里是养老院，是吧？”洛格伦太太问道。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说，“这儿有些人经历了传奇的时代。”
“没错。”她说着靠在分隔我们的工作台上。距离很近，我可以看见从她眼角扩散出来的皱纹，她的嘴唇上也显出皱纹，像干涸的湖床。我可以闻到她说话时嘴里散发出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淡淡芳香。她继续低声说道：“人们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法照顾自己。大部分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或者精神错乱，或者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他们不记得自己的孩子，更别提他们生活中的细节。”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看来我的计划要泡汤了。我怎么写得出一个战争英雄的传记，如果这个英雄都不记得他做了什么？“你们这里难道没人还记得事情？”我问道，声音听起来比我自己想象的更可怜。
“我们可以让他跟卡尔谈谈。”珍妮特说道。
洛格伦太太瞥了珍妮特一眼，当你瞪向恰好揭穿了你的完美谎言的家伙时，就是那种眼神。
“卡尔？”我问道。
洛格伦太太交叉双臂，从接待桌后面退了出来。
我催问道：“谁是卡尔？”
珍妮特看向洛格伦太太，寻求准许。洛格伦太太终于点头，这回轮到珍妮特靠在工作台上。“他的名字是卡尔·艾弗森。他是一个杀人犯，”她低声说，就像一个女学生冒失地讲出一个故事，“大约三个月前刑事局送他来了这里。他被从斯蒂尔沃特假释出狱，因为他身患癌症，命不久矣。”
洛格伦太太恼怒地说道：“显然，胰腺癌是再合理不过的报应。”
“他是一个谋杀犯？”我问道。
珍妮特环顾四周，确保没人偷听。“三十年前他强奸并杀害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轻声说，“我在他的卷宗里读到的。杀害她后，他试图在他的工具棚焚烧掉她的尸体来毁灭证据。”
一个强奸犯和谋杀犯。我来希尔维尤是为了寻找一位英雄，却找到了一个恶棍。他当然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但我要写的是这种故事吗？我的同学们会写出祖母在肮脏的地板上生孩子的故事，或者祖父在酒店大堂看见约翰·迪林杰[4]，我却要写这样一个人，他强奸并杀害了一个女孩，还在工具棚里烧掉了她的尸体。起初采访一个谋杀犯的想法让我没法接受，但思之再三，我越发有了兴致。这项作业我已经拖了太久。九月快过完了，没几周我就必须要上交我的访谈记录。我的同学们已经让他们的马冲出了起跑门，我的驽马还在后面的谷仓里大嚼干草。卡尔·艾弗森将成为我的访谈对象——如果他同意的话。
“我想采访一下艾弗森先生。”我说。
“那人是个恶魔，”洛格伦太太说，“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我知道这么说不人道，但是他就待在房间默默死去，是再好不过的事。”这番话让洛格伦太太自己也感到不愉快，这是一个人兴许会在心里想，而绝不会说出来的一番话，尤其当着陌生人的面。
“哎，”我说，“如果我能记录他的故事，也许……我说不好……也许我能让他承认他的错误。”终究我还是个推销员，我暗自想，“此外，他也有权让人探视，不是吗？”
洛格伦太太看上去有些犯难，她没有选择。卡尔不是希尔维尤的囚犯，他是这里的住户，跟其他人一样享有拥有访客的权利。她伸直手臂，再一次将手放在我们之间的工作台上。“我得去问问他，看他是否想要别人来看他，”她说，“他来这儿的几个月里，只有一个人来看过他。”
“我能自己跟卡尔谈谈吗？”我说，“也许我能——”
“艾弗森先生。”洛格伦太太纠正我，热切地要重新获得她的优越感。
“当然，”我耸耸肩表示歉意，“我能够向艾弗森先生解释一下这个作业的情况，也许——”
一阵丁当的电子乐声从我的手机中传出来，打断了我。“抱歉，”我说，“我还以为我把手机关了。”我从口袋掏出手机，看见上面显示着我母亲的号码，我的耳朵变红了，“失陪一下，”我说着背对珍妮特和洛格伦太太，显出需要隐私的样子。
“妈妈，我现在不能交谈，我——”
“乔伊，你得过来接我。”我母亲对着手机尖叫，因为醉酒，她说话含糊不清。
“妈妈，我得——”
“他妈的他们把我铐起来了。”
“什么？谁——”
“他们逮捕了我，乔伊……他们……那些蠢货。我要控告他们。他妈的我要找个最厉害的律师。”她冲着她身边的人吼道，“你听到没，你……你个蠢货！告诉我你的工号。我要让你干不成。”
“妈妈，你在哪？”我缓慢而大声地说道，想要把我母亲的注意力拉回来。
“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乔伊。”
“有警官在吗？”我问道，“我能跟他谈谈吗？”
她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不断地从一个难以理喻的念头跳到另一个。“如果你爱我，你就过来接我。我他妈是你妈，该死的。他们铐住了我……赶紧来……你从没爱过我。我……我没有……我就该砍掉自己的手。没人爱我。我那时都快到家了……我要起诉。”
“好的，妈妈，”我说，“我来接你，但我要跟警察谈一谈。”
“你是说蠢货先生？”
“没错，妈妈，蠢货先生。我要跟蠢货先生谈谈。把电话给他，我就来接你。”
“好，”她说，“嗨，蠢货，乔伊想跟你谈谈。”
“纳尔逊女士，”那位警官说道，“你该联系律师，而不是联系你儿子。”
“嘿，蠢货警官，乔伊想跟你谈谈。”
那位警官叹了口气，“你说过你想跟律师谈谈。你应该利用这个时间给律师打电话。”
“蠢货警官不跟你谈。”妈妈对着手机打起嗝来。
“妈妈，告诉他我请求他。”
“乔伊你得——”
“该死的，妈妈，”我轻声喊道，“告诉他我请求他。”
一阵沉默后，妈妈说：“好。”她把手机拿开，我几乎听不见她说话。“乔伊请求你。”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后，那个警官拿起了手机。
“你好，”我快速而平静地说道，“警官，发生这一切我十分抱歉，可我有个患自闭症的弟弟。他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需要知道我妈妈今天能否获得释放，如果她不能，我得回去照看我弟弟。”
“呃，事情是这样的。你母亲因为酒后驾车被逮捕。”我能听见我母亲在诅咒哀号，“我把她带到了毛尔县执法中心做呼吸测醉检测。在做测试之前，她要求行使给律师打电话的权利，因而她本应利用这个时间联系律师，而不是打给你要你来接她出去。”
“我明白了，”我说，“我需要知道她今天能否得到释放。”
“不能。”那位警官十分简省地答道，以免我母亲听到等待她的是什么。我暂且假装附和。
“她要去戒瘾所吗？”
“是的。”
“多少天？”
“两到三天。”
“然后她会被释放？”我问道。
“不。”
我想了一会儿，“从戒瘾所去看守所？”
“没错，直到她在法庭上露面。”
妈妈听到“法庭”这个词便又叫喊起来。由于醉酒与疲惫，她的话语像一座衰朽的索道桥一样颤颤巍巍。“该死的乔伊……赶过来。你不爱我……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母亲，乔伊，他们……他们……赶过来。把我弄出去。”
“谢谢，”我对那位警官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在应付我妈妈上，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他说道。
我结束了电话，转过身看向珍妮特，洛格伦太太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个刚刚知道狗会咬人的孩子。“抱歉，”我说，“我母亲……她……不太好。我没办法去见卡尔——呃，艾弗森先生——今天我得去处理点事情。”
洛格伦太太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她严厉的表情转化为同情。“没事，”她说，“我会跟艾弗森先生说说。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给珍妮特，我会告诉你他是否同意跟你见面。”
“非常感谢。”我说，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的信息，“我可能要把手机关一会儿，如果我没有接听，麻烦给我留言让我知道艾弗森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会的。”洛格伦太太说。
在离希尔维尤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驶入一个停车场，用尽全力紧握方向盘然后猛烈地摇晃。“我靠！”我喊道，“靠！靠！靠！为什么你不能让我清静清静！”我的指节发白，一阵愤怒涌上心头，我颤抖不已。我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喉头的悸动消退，眼睛重回清明。等我平静下来后，我打电话给莫莉告诉她我没办法去守门。她不高兴，但她表示体谅。挂断电话后，我把手机扔到乘客座上，开启了往南去接我弟弟的长途奔程。
[1]艾丽西亚·凯斯：美国女歌手、音乐人、演员兼作家，代表作品有You Don't know my Name， No One等。
[2]足球抢断球：指足球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夺取对方所控制的足球。
[3]五英尺十英寸：一英尺约为30.5厘米，一英寸约为2.5厘米，五英尺十英寸约合178厘米。
[4]约翰·迪林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第一部 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
一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
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