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多恩在东罗马城高中认识了加里·普鲁伊特。他们约了会。她把梅根介绍给加里的弟弟尼尔。

“所以你们很亲近,”我说,“你们四个。”

梅根·普鲁伊特站在门廊的栏杆旁边,看向街道。“亲近得不能再亲近。”她说。

“那么你对加里和凯西这对夫妻怎么看?有什么危险的信号吗?他对妻子使用过暴力吗?”

“没有,”梅根说,“如果有过,她肯定会告诉我。加里的情况很微妙。他是个骗子。你知道他外遇的事情吗?”

她没有等我回答。她想对我讲述这件事。

“他们结婚几年后,凯西开始觉得他们在渐渐疏远。但如果她试图和他谈谈,加里会说一切都很好,说他试图过得更积极些,以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兴趣。但这实际上只是他出门的幌子。他们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所以他不能利用寻常的借口,他不能说他必须工作到很晚。所以他报名参加了夜间课程:诗歌和摄影,只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诗歌或照片。他有时候声称要自己去看电影,像是科幻片和恐怖片,都是她没有兴趣看的东西。他总是以诸如此类的借口晚上一个人出去。

“凯西不傻。她想到肯定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但当她问加里时,加里说她疑神疑鬼。她对我说了,因为我们无话不谈。我决定跟踪加里。”

梅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她现在信任我了。“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姐妹,”她说,“我们在大学里时就彼此照应。如果我在聚会上喝醉了,她肯定会确保我安全到家。如果她觉得男朋友在骗她,我就会主动去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我们是彼此的后盾。”

“我在跟踪加里的时候发现,毫无疑问他并没有去看电影,除非他看的是你在廉价旅馆看的那种电影。他进去后,我就在旅馆的停车场等着。我想看看他见的是谁。我怕是我们认识的人,比如凯西在高中的同事。但出现的那个女人看着面生。

“后来当他们从旅馆里出来时,我得以更仔细地看看她。然后我发现她很年轻。后来我查到她叫安吉拉·里斯。她刚刚高中毕业——那时候是夏天,她那时候十八岁,现在二十岁。

“我不敢把事情告诉给凯西,但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当她和加里对质时,加里否认。他说我肯定把别人错当成了他,但他最后意识到撒谎没用。比起他,凯西更信任我,所以他承认了。但他发誓说,这事只发生了几次。而且,是的,那个女孩是他的学生,但在她毕业之前,他碰都没碰过她。他不是变态。”

梅根·普鲁伊特皱起眉,回忆着。“我告诉凯西,她应该和加里离婚,但她出生在宗教家庭,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女儿。她从没喝过比红酒更烈的酒,从没抽过烟,从没试过毒品,哪怕是含有大麻的烟卷——至于她的婚姻,她把它看得很重。她想修补婚姻。加里就顺水推舟。他说他爱凯西,说他很抱歉。他把这件事归咎于中年危机。他有点发疯了,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将向凯西证明,他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

她又看向街道。“在头几个星期里,他似乎真的改变了。他会带凯西出去。给她买花,给她留些甜蜜的字条。但一天晚上,晚餐过后,他说他想去看电影——没什么关系吧?好像他在请求凯西的允许。凯西说她和他一起去。他告诉凯西,他想看一部动作大片,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电影,她肯定会觉得无聊。所以凯西这时发现什么都没变。

“当时,我又对凯西说起离婚的事。我告诉凯西,我如果处在她的位置,不会想第二次。那会是我最容易下的决定。她生我的气了。我并不处在她的位置,她说,如果我没有跟踪她的丈夫,逮到他——她从没让我这样做——她也不会处在这样的位置。她对我大发脾气。我不能怪她。她很伤心。”

梅根·普鲁伊特转身背对街道,僵硬的姿势第一次摇晃起来。她懒洋洋地靠在木栏杆上。“我认为她最终会和加里离婚,”她说,“但她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婚姻咨询。加里并不感兴趣。我知道他们为此争吵过。我不知道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在她提出婚姻咨询的几天后,她就消失了。她是在7月底消失的。他们在8月中旬发现了她的尸体。”

“所以你毫不怀疑是加里杀了她?”

梅根把头歪向一边。“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的朋友嘉娜·弗莱彻。答案是‘是的’。我毫不怀疑。加里声称,一天下午,凯西什么话都没对他说就离开了家。但她当晚没回家,第二天也没回家,可他并没有报警她失踪了。他什么也没做,直到我去她家——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她的消息了。”

“当警察讯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猜凯西离开了他。他以为凯西一定是跟我和尼尔在一起。但如果他是这么想的,他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们,确认一下呢?”

“如果是他杀了凯西,”我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因为不想去做心理咨询就杀了妻子。”

“如果妻子威胁要和你离婚,你也许就会这样做,”梅根·普鲁伊特说,“有些男人会这样做。我并不认为加里是这样的男人,但我从不怀疑他欺骗了凯西,睡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

这作为动机似乎弱了点。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她打断了我。

“你必须记住,加里是个骗子。他声称,他和安吉拉·里斯的事是在安吉拉毕业后开始的。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我敢肯定凯西也不相信。如果这件事更早就开始了,他就处在危险的境地。就算她已经到了性同意的年龄,睡学生也可能会让你丢掉工作。如果凯西威胁要举报他呢?我并不是说她这样做了,但她可能会这样做——如果他们争吵了,如果她正在气头上,这就足以让加里发狂。”

这听起来有道理,我想,但这仍然是一种猜测。“不能确定动机,”我说,“会让你困扰吗?”

她的一根手指划过栏杆。“如果加里没有那么可怕地威胁过凯西,我想我会困扰吧。但说实话,还有其他解释吗?来了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杀了她?”

“但你不希望针对加里的证据更有力些吗?”我问,“审判基于可能并未发生过的认罪,这会让你困扰吗?”

她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才回答。“她也问过我这个,你的朋友嘉娜。‘凯西对这一切会怎么想?’她说。她真的想知道。这对她很重要。如果根本就没有认罪这回事呢?如果加里最后被证明是无辜的呢?凯西不希望他受苦,对吧?这当然没错。凯西痛恨加里背叛了她,但她肯定不希望加里因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而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梅根·普鲁伊特又笔挺地站着。“但这都是假想。他杀了凯西。我旁听了庭审,每场都听了。我相信是他杀了凯西——就算他并没有在监室里认罪。”

注 纽约州东南部城市。

 

 

第18章


我离开梅根·普鲁伊特之后,开车来到大约一点五公里之外凯西和加里·普鲁伊特的房子。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漆成淡蓝色,不大,但高。房子两边有草地和树篱,将其与其他房子隔开。

房子前面草地的面积更大,没有修剪,遍布着蒲公英。我原以为,看到这栋房子可能会让我对曾经住在这里的那对夫妇产生一些感受。结果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来这里还有个原因。梅根·普鲁伊特告诉我她丈夫住在这里。他们在加里被审判后分居了。

“实在太难了,”她说,“待在一起。”我按下门铃后,尼尔·普鲁伊特立刻就来开门了。他一直在等我;他的妻子打过电话给他,告诉他我要来。他把我领到房子的后部,让我在厨房坐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杂乱——盘子堆在水槽里,料理台上有碎屑。

“抱歉,太乱了。”他说。

“没那么糟。”

“梅根觉得我肯定坚持不了太久——一个人住。她觉得我最后会穿得破破烂烂,在地板上吃饭。”

也许他最终会变成那样。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他穿得还算整齐:白色牛津衬衫,卡其裤,平底便鞋——高中科学老师的行头。他摘掉了领带:海军蓝配黄色条纹的领带。我看到领带挂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四十来岁,沙金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圆圆的脸毫无特征。

“你和她谈过了,”他说,“你有什么印象。”

我意识到他指的是他的妻子。“对于加里的事,”我说,“她观点明确。”

他大笑。“观点明确。没错。所以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当你觉得你的哥哥是无辜的,而你的妻子肯定他是有罪的,婚姻就紧张了。”

他耸耸肩,丢开这个话题。随后我们谈了几分钟嘉娜。尼尔·普鲁伊特证实嘉娜来找过他。他说他对我的损失感到很抱歉——嘉娜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年轻女性——又问我警方的调查有没有进展。我把我知道的那点儿信息告诉他,他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话题拉回到他哥哥的案子上。他知道嘉娜和罗杰·托利弗一起工作,在做托利弗的“无辜者计划”。他猜我也是“无辜者计划”的人。

“你有什么新信息要告诉我吗?”

我告诉他我没有,他对此并未表示不满。我没说我不是律师,甚至都不是法学院学生。

“哦,还处于早期阶段,”尼尔·普鲁伊特说,“加里的律师提醒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对赢得上诉持悲观态度。”

“她相信加里是无辜的吗?”我问。

“不好说。她就算不相信加里是无辜的,我想她也不会说出来。你如果问我,我会说她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律师而已。她收的费用可不低。”普鲁伊特面色阴郁下来,“加里用从退休金账户里取出的钱来支付律师费。他还把这栋房子二次抵押了。现在他在这房子上欠的钱比这房子本身的价值要高。这房子本来会被收走的,但我决定偿还贷款。我猜它最终会升值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我从没想过我会住在这儿。”

我们谈了一会儿对他哥哥的审判。我想知道他对拿破仑·沃什伯恩的看法,对所谓的监室认罪的看法。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普鲁伊特说,“就算加里有罪,他为什么要告诉给一个陌生人?沃什伯恩是个罪犯。他为了自己能被减刑撒谎了。我猜陪审团会看穿他的把戏。”

“你觉得陪审团最终为什么会相信了沃什伯恩的说法呢?”

尼尔·普鲁伊特挠了挠沙金色头发的一侧。“可能是因为加里根本没有作证。他没有机会否认这所谓的认罪。他的律师让他相信,他没有必要作证。”

“你觉得这是错的?”

“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使用的策略。这个策略没有奏效。控方的材料里有很多漏洞。他们无法确定凯西的死亡时间。凯西是被刺死的,但不管怎么搜查,他们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刺杀是发生在这栋房子里的证据。他们一直没能找到凶器。他们是在郊外野地发现凯西尸体的,但说不出尸体在那里多久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加里把尸体放在那里的。”

我想起托利弗说过的一些话。

“他们在加里汽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凯西的几缕头发。”

“没错,”普鲁伊特说,“但头发也可能是从她用过的一条毯子上掉下来的。如果她的尸体曾出现在后备厢,他们应该发现了血迹。他们没有。加里的律师认为,只要加里不作证,她就能对控方的证据提出合理怀疑。他如果作证了,可能会开启交叉询问注——针对所有事情。”

“比如外遇,”我说,“安吉拉·里斯。”

“对。本地搞新闻的人已经发现这件事,我相信陪审员们也知道。但是,如果检察官在法庭上挑出每一个细节,会使加里的处境很可怕。”

“当你知道这件事时,你是怎么想的?”

尼尔·普鲁伊特厌恶地撇了撇嘴。“我认为这么做非常愚蠢,”他说,“这表明加里是个糟糕的丈夫,也许是个恶劣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杀人犯——尽管我妻子可能会这么说。”

他摊开双手,“她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我仍然希望她能改变主意,或者至少承认加里有可能是无辜的。”

“你呢?”我说,“你愿意承认他有可能是有罪的吗?”

“我想过这个问题,很想屈服于这个想法——如果只是为了与梅根和解。”他轻轻吐了一口气,“如果他这么做了,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一定是误杀。”

“你觉得他意外刺中了凯西?”

“我根本没觉得他刺了凯西。我只是在说,有时候,有些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你没办法挽回。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他突然住口,看起来不确定是否要讲下去。

“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思考着,探究着我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在我的眼睛里发现了什么,反正他觉得可以对我讲这个故事。

“那年夏天,加里十五岁,我十岁,他想要一张猎弓。我们的父母不给他买,所以他省吃俭用,瞒着父母买了一张。他买不起好的猎弓,他那张弓是用塑料做的。但那不是个玩具。箭是真的,有金属箭头。一天下午,我们的父母不在家,他拿着弓到后院去试。

“他射过一会儿树,射腻了之后,他就等着鸽子来。我们的母亲种了些向日葵,鸽子会来吃种子。加里瞄准其中一只鸽子,我想他没想到自己能射中,但箭穿过一只翅膀,射进鸽子的身体。我在旁边看着。我们两个人都愣住了。那只鸟躺在草地上,一只翅膀拍打着。过了一会儿,它不动了。

“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父母发现了这件事,加里会有麻烦。他们会很生气。而我才十岁,他是我的大哥,所以我自然而然威胁要告诉他们。他还剩下最后一支箭。他把它装在弓上,对准我,告诉我最好不要那么做。他没有把弦完全拉开,并没有想要伤害我,但他的手指一滑,箭就从我的脖子旁呼啸而过。金属箭头擦着我的皮肤飞过去。”

尼尔·普鲁伊特摸了摸衬衫右边的领子。“我们埋了鸽子,把所有箭收集到一起,”他说,“加里再也没有玩过那张弓。我们都知道他离一些他永远无法挽回的事情有多近。”

他的声音几乎降成耳语。“我不相信是他杀了凯西,但如果是他杀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他们也许争吵了,凯西感到害怕。所以凯西拿起一把刀,让自己感觉安全些。加里也许想把刀从她手中夺走,于是他们争夺起来。然后刀子滑落,就像他的手指从弓弦上松开了一样。然后就太迟了。如果是他杀了凯西,这是我能想象到的唯一一种方式。”

注 指控方可以询问加里

 

 

第19章


5月9日星期五,在我与尼尔·普鲁伊特谈话的三天后,我驱车三百二十公里来到丹尼莫拉镇,去监狱见他的哥哥加里。

在这两件事之间,发生了几件其他的事。

周三,警察从旧伊利运河的一段河道里捞出一具尸体。尸体是由两个逃学的少年发现的。当地电视台从每天上演的肥皂剧和脱口秀抽身出来,持续不断地报道这一事件。

当我在下午晚些时候收听到相关新闻时,他们已经确认死者是一个名叫乔琳娜·哈利维尔的女人。六点的新闻展示了一张照片:一个穿着低胸上衣的金发女郎,手里拿着饮料;她被拍到时大笑着指着镜头。

一名记者做了些调查工作,找到该女子的母亲,她当着记者的面关上门。他还找到该女子的一些朋友,他们愿意交谈。有三个人,都是瘦削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两个男人头发蓬乱,留着山羊胡子,一个女人眉毛上打着洞。他们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乔琳娜了。当记者试图确定他们上次见到乔琳娜是什么时候,他们确凿地说,她上周二晚上肯定来过。“为了啤酒和龙舌兰酒。”其中一个男人说。

“她待了多久?”记者问。

“待到第二天上午,”眉毛上穿了环的女人说,“我记得她走之前洗了个澡。把热水用光了。”

“真是这样吗?”

“真是个讨厌鬼,”女人说,“我洗澡的时候都快冻死了。”

“我的意思是,那时候大概是几点?”记者说,“她走的时候。”

“哦。大概是中午?”

记者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乔琳娜·哈利维尔有没有可能自己沿着伊利运河散步。“她喜欢自然。”其中一个男人说。

她是个谨慎的人吗?记者问,她有没有可能跟着她不是很熟悉的人走呢?三个朋友交换了一下眼神。“哦,当然。”他们说,几乎是异口同声。

采访是在一栋公寓楼前进行的,采访结束后,记者拿着话筒独自站了一会儿,进行了总结。镜头向后拉了一些,以观察更广阔的场景。我认出这个地方,“里德阶梯”,就是嘉娜租住的复式房子对面那栋公寓楼。

我试图去他们发现乔琳娜·哈利维尔尸体的地方。塞弗特路,在城市的西部边缘。我在黄昏时分到达那里,当时电视台摄制组已经收拾完毕。警察在那里,他们设置了一个路障,把看热闹的人挡在外面。他们正在检查身份证,只让当地人通过。我走得很近,看到路边一字排开的警车——没有看到弗兰克·莫雷蒂的雪佛兰——然后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拦住我,让我把皮卡掉头。

我开车向东北方向驶去,来到嘉娜租住的房子所在的街道。几盏孤独的门廊灯照亮“里德阶梯”的各套公寓。我看到有几个警察在挨家挨户敲门,试图让人们出来谈谈。我在停车场找到莫雷蒂的黑色雪佛兰,把皮卡停在雪佛兰旁边。我下车,沿着停车场的边缘走,寻找树与树之间有空隙的地方——可以看到街道另一边嘉娜住处前门的地方。我找到了不止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回到皮卡里等着。弗兰克·莫雷蒂从一套公寓出来,敲响隔壁公寓的门,但没人开门。第三套公寓的门为他打开了。我看着他举起一张照片,得到一个摇头的回应。门又关上。莫雷蒂转过身,发现了我的皮卡。他以警察那种不紧不慢的步伐走过来。

我从皮卡上爬下来,迎上去,对他说:“你想告诉我这件事和嘉娜的死毫无关系?”

他眯起眼睛。“我什么也不想告诉你。”

“根据新闻,乔琳娜·哈利维尔上周三上午在这里,”我说,“也就是嘉娜去世那天。你还认为是西蒙·兰尼克杀了嘉娜——在因为房租起争执之后?”

“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说法没道理。时间不对。乔琳娜是在大约中午离开朋友公寓的。嘉娜死于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你告诉我的。我们应该相信,乔琳娜·哈利维尔在这里待了那么长时间?”

“没有什么‘我们’,马龙先生。”

“你的理论是什么?乔琳娜看见兰尼克离开嘉娜的公寓。兰尼克也看见了她。所以他必须杀了乔琳娜,因为她是目击者?所以他开车带着乔琳娜来到运河边,把她淹死了?”

莫雷蒂疲惫地摸摸脖后颈。“我猜你有更好的想法。”

我抱起双臂,倚到皮卡上。“我的确有。那天,有人一直在监视嘉娜的公寓,从停在这个停车场的一辆车里。不是西蒙·兰尼克,是别的什么人。之前在树林里监视嘉娜的也是这个人。乔琳娜·哈利维尔在这里看到了他,他担心乔琳娜会记得他。所以他杀了乔琳娜。”

在我说话的时候,莫雷蒂一直在点头——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并不表明他同意我说的话。当我说完之后,他举起一只手,好像怕我又开始说话。

“我还不知道乔琳娜·哈利维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说,“你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查明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不是你的工作。所以开车走吧。你不属于这儿。”

我回到我属于的家,但这一天还有一件事等着我。苏菲为我们做了一顿深夜晚餐,之后我洗漱了一下。她到沙发坐着,因为她早上要参加一个手术,需要复习手术记录。我去办公室里处理一些事情。

大约十点半,我从办公室里出来,在炉子上热了些牛奶,做了热巧克力。我给苏菲倒了一杯,随后拿着自己那杯来到阳台上。清凉的夜,半圆的月亮。

我还没坐下来,听到小东西撞击滑门玻璃的咔嚓声。几秒钟后,同样的声音又出现。这次我看到一颗小石子从玻璃上弹起,在阳台的地面上跳动。

我走到栏杆前,看到他在下面。白色长外套,里面是衬衫和领带。布拉德·加温,外科实习生,拥有一栋房子的那个人,台球场最厉害的那个人;避孕套包装袋。

他又醉醺醺地扔了颗小石子上来。他没有拿着酒瓶,但他刚才可能拿着酒瓶。在他刚刚走过的地方有个酒瓶。他看到我时,挥手示意我走开。好像他在音乐会上,我是他不想看到的开场表演。他不耐烦地等待主要演出者上场。

“苏菲!”他喊道,用的是醉鬼式近乎低语的声音。

“苏菲。”我回头说。她透过纱门听到了我叫她,走出来。“布拉德,”她说,“天哪。”

“苏菲,”他说,声音响了些,“我需要你。”

“不,你不需要。”

他指指苏菲,又指指自己。“我们有感情。”他说。

“不。没有。”

“是真的,我能感觉到。我们要对它负责……”他有些摇摇晃晃,好像承受不住他们的感情,然后他又站稳。“我们必须再等等,”他说,“我们必须顺应感情。”

“我们不会再做那种事了,”苏菲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不公平,”他说,“你在逃避我。”

“哦,这倒是真的。”苏菲平静地对我说。

“我不能接受这个,”加温说,“你对我太重要了。”

他发表了一篇准备好的很长的演讲,告诉苏菲她有多重要。我错过了演讲的大部分,我从阳台进去,带着我的那杯热巧克力。我套上鞋子,然后走出公寓门。我从楼梯下到一楼,从正门出去。

布拉德·加温就在几米之外的草坪上。他是一个合格的浪漫戏主角——一米七五的个子,年轻医生,英俊,向上面阳台上的苏菲倾吐灵魂。苏菲看到了我,我听到她说:“戴夫,不要。”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虽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加温看到我之后说:“真的?认真的吗?”然后又说,“怎么,我们要打一架吗?”

我喝了口热巧克力,然后从容地朝他走去。不急不慢,就像弗兰克·莫雷蒂那样。

加温把白色长外套从身上甩下来。“你以为我怕你吗?”他说,“我从八岁起就研习空手道。”

我没研习过空手道,但我有个优势。我知道我们会打架,我知道我们不会先谈。

我走到足够近时,把热巧克力泼到他脸上。

热巧克力没有烫到可以烫伤他的程度,但烫到足以让他觉得自己被烫伤了的程度。他的双手丢开白色外套,本能地捂住眼睛,现在他什么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