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丢掉杯子，继续往前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往前推，同时用一只膝盖击中他的腹部。他呻吟着弯下身，我走到一边，把他推到地上。我坐到他身上，把他的右臂掰到他的后腰上。
“布拉德，我问你句话，”我低声说，“你的大拇指断了之后，他们还会让你做手术吗？”
他试图把右手握成拳，但我已经抓住他的拇指，尝试性地往旁边掰了一点。
我佩服他的一点是，他没有喊叫。他的骂声也低微。他说：“别这样。求你了。”
苏菲这时已经来到楼下。我听见她说：“戴夫，让他起来。”
我减少对他大拇指施加的力量，但并没有让他起来。“给他叫辆出租车。”我说。
“我不需要出租车，”他说，“我有车。”
我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你醉得太厉害了，我不希望你发生什么事。”
苏菲依然站在那儿，双手放在臀部。
“叫辆出租车，”我告诉她，“然后我就让他起来。”
我看起来肯定很镇定，因为她上楼打电话了。她不担心我会伤害加温。她走开之后，我又对加温的拇指施加了点压力。我倾身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句莫雷蒂对我说过的话。
“你不属于这儿，”我说，“我不想再看见你。如果你再来，我会掰断你的两根大拇指，和你的所有其他手指。我们看看这样对你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你或许可以用脚指头拿手术刀。这样怎么样？”
他没有回应我，这就足够了。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待了一两分钟，直到苏菲下楼来。然后我站起来进公寓，中间只停下来捡起了杯子。
她陪着加温，直到出租车抵达。当她回到公寓时，我正躺在沙发上，一条胳膊垂向地面。
她站到我旁边，近到可以碰到我。房子里放着音乐，是约翰·克兰特注的一张唱片——她在复习笔记时听的音乐。
她说：“我已经叫他不要再来这儿了。”
“我也叫了。”
“我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她说，“对于刚才发生的事。”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那是一种阴郁的感受，一种原始的感受——当另一个山顶洞人试图偷走他的伴侣时，一个山顶洞人的感受。我看着苏菲，她的头发被夹起来，戴着眼镜。她穿着轻薄的上衣和紧身裤，赤脚。在我和她赤裸的身体之间只有几颗纽扣。我想夺回她。
我猜她有同样的想法。我不能确定。我知道的是，她触手可及。我向她伸出手，抚摸她小腿鼓起的肌肉。我看到她的手在移动，慢慢地。当她低头看我时，她的手指在解上衣的一颗纽扣。她可以就这样一颗颗地解，慢慢地解。我不想等。
她的上衣被撕碎。我的衬衫也是。到处都是衣服的碎片。
第一次像人人都喜欢的那样原始，就在客厅的地板上，手握着手，膝盖碰着膝盖，又硬又快。之后趴在地毯上，闭着眼睛，深呼吸。
苏菲站起来，跑去洗澡。第二次又湿又滑，有水流和泡泡，她的双腿缠住我，她的脖子贴着我的脖子，她的指甲挖进我的背里。
然后是毛巾和床。凉爽的床单。第三次几乎没能发生。我在睡梦的边缘漂移。我感觉到她大腿的皮肤在我身上滑动。她的手在耐心地摆弄。她对此很有耐心，我在另一个房间的灯光下看着她。她俯视着我，摘下眼镜，头发披在脸上。然后，她把我纳入身体时，发出甜美的喘息。我感觉到她在动，于是我投降了，闭上眼睛。
她有自己的节奏，时快时慢，前进，撤退。我睁开眼看着她，把一只手掌放到她的肚子上，告诉她把双手放到头上，向后仰。
“我喜欢你这样做。”我含混地说。
她的节奏中断，电光石火般短暂地中断，几乎无法察觉。然后她弓起背，把我送到上面，一会儿之后又跟随我的节奏。
但我们都知道，她没做过这样的事。苏菲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们相拥着睡着了，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起来。她已经走了，她昨天穿的衣服也不见了。我的衣服还散落在客厅。我没管衣服，走进厨房。在餐桌上发现一张字条。只有一句话。
“也许我们中有个人应该搬出去。”
注 爵士乐历史上最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之一。
第20章
周五，我开车北上，去见加里·普鲁伊特。四个小时的行程，穿越阿迪朗达克山脉——漂亮的自然景区，其间有很多湖。我很早就出发了，十一点半时已经到达目的地：纽约州丹尼莫拉的克林顿监狱。镇上主街南侧有很多店铺：餐馆和旅馆，还有一个邮局。北侧是监狱的围墙，灰色混凝土，有二十来米高。
我找到访客中心，办理登记手续。普鲁伊特的律师解决了会面需要办理的前期手续。我拿到一个塑料徽章，通过金属探测器，来到一个拥挤的房间，这个房间中央有条长柜台。我在加里·普鲁伊特对面坐下，在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后，他说：“我喜欢先清除障碍——主要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
“我妻子是不是我杀的？答案为否。”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希望你相信我。”他说。
我还没有什么看法，但当我看着柜台对面的加里·普鲁伊特时，有一件事很清楚：他的外表对他不利。他的眼睛是冰冷的、不友好的蓝色，他的头发是比他弟弟的更深的金色。他的牙齿非常整齐，下巴上有个酒窝。他的身材显示他曾经当过拳击手——中量级，不是重量级。虽然他已经四十多岁，但我可以看出，与其他高中数学老师相比，他更为出众。十八岁的女孩可能会在课堂上做关于他的白日梦。你也可以看出，他喜欢这样；你可以从他的脸、嘴角和下巴上的酒窝中看出这一点。
他看起来像个会谋杀妻子的男人。
“我知道这是囚犯的老生常谈，”普鲁伊特说，“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属于这儿。那个女孩，嘉娜·弗莱彻，她相信我。我的律师告诉我，你认识这个嘉娜。”
“没错，”我说，“你是什么时候见嘉娜的？”
他闭上眼睛，回忆着。我们两边都有人在说话，其他囚犯和来看他们的人。但普鲁伊特表现得好像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3月中旬，”他说，“她来了这儿。就像是上天派来的。我很遗憾她走了。她的来访是个礼物——你待在这样的地方，有人相信你。”
“她对你谈到拿破仑·沃什伯恩了吗？”我说。
普鲁伊特点点头。“她给了我希望——她认为沃什伯恩最终会说出真相的。”
“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在你的案子上说谎呢？”
“我仔仔细细地想了个遍。审判期间的每一分钟，之前在县监狱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在那里和他聊过几次——沃什伯恩。他的监室在我的隔壁——我在娱乐室和院子里也见过他。他第一次和我说话时，问我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我说我被控杀了妻子。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谈到这件事。他后来几次提起这个话头，但我根本不想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想到——”
“他想套你的话。”我说。
“现在看，这一点很明显，”普鲁伊特说，“他发现我是谁之后，看到了一种可能。我如果告诉他我的确有罪，他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为自己减刑。我没有对他说我有罪，所以他就胡诌。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我大体上倾向于认可这种解释。”
“大体上？”
普鲁伊特犹豫起来，扯掉灰色囚衣衣袖上的一个线头。“在这里，你有很多时间反复思考很多事情。这会让你发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沃什伯恩就知道我是谁。有人派他来找我。”
“谁？”
“当然是警方。”他耸起肩膀，又让其落下去，“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妄想。即使对我而言。但你如果思考得够久，就会觉得这种想法有点道理。他们手上不利于我的证据很弱。为什么不用嫌疑人的认罪来加强证据呢？”
我不想考虑这种可能性，但不大可能做到。普鲁伊特正在盯着我看。他肯定在我的脸上读出了点什么。
“你瞧，”他说，“你只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几秒钟。但如果你在一个小房间里考虑这个想法一整天呢？一周呢？这是我折磨自己的办法之一。”
“还有其他办法？”
“当然。还有个大的，主要的。我没杀我的妻子。那她是谁杀的呢？”
“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不止一周。我来告诉你我得到的答案。”普鲁伊特说。他安静而伤感，穿着囚衣，双手手掌按在我们之间的柜台上。“我有答案，答案对我有利。两个答案，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
我没听过这两个名字。“他们是什么人？”我说。
他用指关节摸摸下巴上的酒窝，朝我倾过身。“一对表兄弟，”他说，“在东罗马城高中念过书，现在应该二十来岁。据我所知，凯西没教过他们，但他们肯定在学校里见过她，知道她是谁。他们是麻烦制造者、浑蛋。他们打架，但总是和比他们弱小的孩子打。他们经常留堂。”
“这能证明他们杀过人？”
“还有。他们是一对奇怪的孩子，由他们的外祖父在穷乡僻壤养大，住在拖车里。你肯定听过这类故事——杀流浪狗什么的。还有更糟的。学校里出过一起事故，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他们两个在那里被逮住，当时还有个学生在场，一个女孩，十五岁。那个女孩有唐氏综合征。他们没被起诉，因为谁也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停下来，等着看我是否愿意听下去。“还有呢？”
“还有两件事，”他说，“首先，凯西失踪三周后，她的尸体才被发现。在这段时间里，警方组织了多次搜索。他们相信是我杀了她，这意味着我必须把尸体抛弃在某个地方。他们号召志愿者帮忙搜索公园、树林和野地。警方有一份志愿者名单，我的律师看过那份名单。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在名单上。我不觉得他们是愿意做志愿者的那种人。”
“有人找他们谈过吗？”我问，“他们现在在哪儿？”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加里·普鲁伊特说，“在警方发现凯西的尸体几周后，埃利·道尔被人用枪打死在他自己的拖车里——一把属于卢克·道尔的点三八左轮手枪。当天晚上，卢克失踪了。他再也没出现过。”
“你觉得他杀了自己的表兄弟。”
起初没有回应。普鲁伊特只是又开始扯衣袖上松动的线。然后他说：“在这里，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我有的是时间把事情想清楚。这两个人在高中时就有了名声。卢克是领头的，更聪明，更强硬。埃利是跟班。我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杀了凯西。也许他们先把她带到某个地方，就像他们把那个女孩带到锅炉房那样。也许埃利并不想杀她，但卢克强迫他参与。试想埃利事后感到内疚。卢克可能认为他无法相信埃利能保持沉默。所以他向埃利开枪。”
普鲁伊特在我们之间的柜台上摊开双手——请我评价他讲的故事。我觉得他的目光很冷漠，但我意识到这是错觉。他正在专注地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相信他。我想起他的弟媳是怎么对我讲他的。梅根·普鲁伊特。“你必须记住，加里是个骗子。”
他此刻也许正在撒谎，胡诌出两个杀她妻子的凶手。两个不能自证清白的凶手。
但如果他讲的是事实……
“你对嘉娜说过这些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我一开始就对她讲了。”
我思考着几件事之间的关联。埃利死了，卢克失踪了。有人杀了嘉娜。
“你觉得她有可能去找过他吗？卢克·道尔。”我说。
这个问题令普鲁伊特坐回到椅子里。他看起来很困惑。“那样做很危险，对吧？而且就算她想——我不知道。你打算从哪里开始呢？”
我不知道。但我还有关于卢克·道尔的问题想问，嘉娜应该也有问题想问。嘉娜就算没有找过他，应该也想了解更多有关他的信息。
“你知道她有什么计划吗？”我问普鲁伊特，“你知道在找过你之后，她还打算找谁谈吗？”
他想了一会儿。“她问我，有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道尔家兄弟俩有可能是凯西被害案的嫌疑人，但我真的说不上来。我告诉她，她应该去问我的律师——还有警方。”
我知道嘉娜已经和他的律师谈过。
“你知道她是否和警方谈过吗？”我问普鲁伊特。
“我猜谈过吧。我知道她是打算去找警方谈的——她已经知道警探头儿的名字了。”
他随口说出的这句话让我皱起眉。我从前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变化，但我有了种心绪不宁的感觉，好像脖后颈在发痒。我们周围的噪声似乎降低为嘘声。
“那个警探叫什么名字？”我问，虽然已经知道答案。“弗兰克·莫雷蒂。”他说。
第21章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加里·普鲁伊特。5月的第二个星期，北方的空气感觉很清新。我在监狱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午饭，坐的是一张可以看到高高灰墙的桌子。
六点过后，我回到罗马城。我打电话给普鲁伊特的律师——一个名叫埃米利·毕尔的女人——问她我们能否在八点左右见一面，喝一杯。我们约好地方，然后我挂掉电话，开车去嘉娜·弗莱彻租住的公寓。
我用自己的钥匙进到房子里。现在门上没有封条了——警方已经去除了封条。他们已经拿走自己需要的所有证据。至少有一个月，公寓是我的——我和阿格妮斯·兰尼克做了交易。
周四上午，在我读到苏菲留的字条后不久，我去找她了。“也许我们中有个人应该搬出去。”我知道她指的是谁。阿格妮斯立即就来应门了，她似乎对再见到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告诉她我想干什么，她同意了。我提出，嘉娜付多少房租，我就付多少——嘉娜欠的房租也由我来支付。她面露不悦，好像我冒犯了她。“那个姑娘不欠我一分钱房租。”她说。
我洗了很长时间的澡，洗掉开车数小时带来的风尘。我站在沾染了水蒸气的镜子前用毛巾擦拭身体，好像听到浴室门外有动静。我走过去，慢慢打开铰链生锈的门。外面的客厅里没有人。卧室里没有人，厨房里也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神经和我的想象。
我怕接下来情况会更糟。想到我在这里可能会睡不着。但第一晚让我放下心来，卧室有家的感觉。阿格妮斯请人打扫了公寓，但嘉娜的物品仍然在其原来所在的地方。
当我走过卧室里我发现嘉娜尸体的那个地方时，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但我知道那种感觉是没道理的。每过一会儿，我就疑神疑鬼，但最后终于习惯了独自待在这儿。
八点，我在市中心停好车，走半个街区来到一家叫萨沃伊的餐厅。我告诉迎宾我的名字，她把我领到一张藏在远处角落的桌子旁。埃米利·毕尔在那里，白色亚麻桌布上的《纽约时报》的一部分被折叠成整齐的矩形。她在玩填字游戏。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握手。根据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以为她三四十岁，但她其实更老些，从脸上的皱纹看，至少有五十岁。她淡金色的头发正在变白。她已经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我说好的。
“你对加里·普鲁伊特有什么印象？”她在我坐下后问道。
“不好说。取决于他有没有讲真话。”
“那当然。我猜他对你讲了他的那套理论，关于那对表兄弟的。”
我点点头。“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
“真正的凶手，”埃米利·毕尔说，“他自己版本的‘某个持枪男子’。”
“你认为不是他们杀了他妻子？”
她喝了口咖啡。“我想你很难在法庭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她说，“当然，加里希望我这样做。”
“但你并没有这样做。”
“没办法把他们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他们念的是凯西·普鲁伊特教的那所高中，但这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参与搜寻她的尸体，但参与搜寻的人有很多。如果他们是发现尸体的人，那么你可以以此支持你的观点。你可以声称，他们知道她在哪儿，因为是他们把她放在那儿的。但尸体并不是他们发现的。”
“尸体是谁发现的。”
“来自斯克内克塔迪注的一个女人，开车进城走亲戚。她带着狗，她把车停在路边，让狗下车——以防它在车上撒尿。它跑到一块野地上，不停地叫唤，不愿意回来。她就走过去，想把狗带回来，结果看到狗站在凯西·普鲁伊特的尸体旁边。”
埃米利·毕尔顿了几秒钟。然后她的嘴角展现出倦怠的笑容。“我如果能把谋杀案和这个带着狗的女人联系起来，我肯定会这样做的。但警方查过她了。她和普鲁伊特一家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犯罪记录。”
“警方就凯西·普鲁伊特被杀这个案子，讯问过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吗？”我问。
“没有。埃利·道尔死了之后，加里才开始怀疑道尔家兄弟俩。他对我讲了他的怀疑，我又对负责凯西案的警探讲了。”
“弗兰克·莫雷蒂。”
“对。莫雷蒂没办法和卢克·道尔谈，因为卢克在埃利被杀那晚跑了。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找他。埃利被枪杀那会儿，凯西的尸体已经被发现，加里已经被控杀妻。所以我也没指望莫雷蒂会改变调查方向，去证明是道尔家兄弟俩杀了凯西。但我希望他能考虑这种可能性，就像一个诚实的警察应该做的那样。”
“他考虑了吗？”
埃米利·毕尔看着杯子，好像想从杯子里寻找答案。“谁知道呢？针对加里的调查继续，这是底线。我不确定我对加里的理论有多少信心：道尔家兄弟俩杀死凯西，然后卢克·道尔杀死埃利·道尔，不让他开口。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道尔家兄弟俩都有犯罪记录，轻微的毒品犯罪：持有毒品。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参与了更大的事情，但检察官不确定能否立案，所以让他们认罪了事。”
“你觉得他们是毒贩？”
“对。如果他们合伙做生意——那种生意——那么卢克·道尔枪杀表兄弟就没什么难理解的了。罪犯总是会为了钱杀来杀去。你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
她喝了口卡布奇诺。这时服务员把我那杯送来了，所以我也喝了一口。我试图确定哪种可能性更高：埃利·道尔因凯西·普鲁伊特而死，或因为毒品的钱而死。我没能得出结论。
“我们谈谈莫雷蒂吧。”我说。
埃米利·毕尔点点头。“没问题。”
“你说你希望他表现得像个诚实的警察。他是诚实的警察吗？”
她把自己的咖啡杯推到一边。“据我所知，是的。”
“你信任他吗？”
“在合理的范围内，是的。我对他的信任，就和对任何一位警探的信任一样多。”
“你觉得他有可能试图构陷加里·普鲁伊特吗？你觉得他有可能雇用拿破仑·沃什伯恩——撺掇他编造一个关于认罪的故事吗？”
“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她耸耸肩说，“但我找了很久支持这一想法的证据，却一无所获。我寻找模板——莫雷蒂依靠监狱里的线人办的其他案子。但我没找到这样的案子。”
“这只能说明他以前没有这样干过，”我说，“也许这是第一次。”
“好。假定的确如此。接下来你必须要问，莫雷蒂要怎么说服沃什伯恩帮他呢？他去监狱探视沃什伯恩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没有这种事。县监狱有探视记录。没有莫雷蒂——或者其他警察——探视沃什伯恩的记录。我查过了。”
“也许有人篡改了记录。”
埃米利·毕尔的表情依然很平和。“如果是这样，你等于发现了一个大阴谋，”她说，“运气很好。但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加里·普鲁伊特不值得有人筹划这样的阴谋。”
我用手指在亚麻桌布上画了个圈。“我感觉你并不是很喜欢加里·普鲁伊特。”
“我尽量不考虑这些，”她说，“你为这些人辩护时，最好不要对他们做个人的评判。你不应该问自己，他们是否值得你为他们辩护。但说实话，是的，我不喜欢他。不管是不是他杀了他的妻子。想想安吉拉·里斯，那个和他有染的女孩。她当时只有十八岁。他是她的老师。你可以说这并不违法。好吧。但他越界了。我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儿。我向上天祈祷，希望她能远离加里·普鲁伊特这样的男人。”
她平和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蔑视。我想到，很多人都会对普鲁伊特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当父母的。
“弗兰克·莫雷蒂有女儿吗？”我问。
埃米利·毕尔伸手去拿她刚才用来玩填字游戏的笔。“我知道他有个前妻，还有个儿子，在南方上大学。但没有女儿。”她用笔在报纸上漫不经心地敲着。“你不应该缠着莫雷蒂不放，”她说，“他的声誉很好。我找过他的污点，但没有找到：没有毒瘾，不赌博，没有火暴的脾气。我听到的最坏的情况是，他也许与某些罪案的受害者走得太近。”
“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受害者？”
“女性受害者，尤其是有魅力的那些，”她说，“如果有个男人被杀了，留下个漂亮的寡妇，莫雷蒂就会主动去安慰她。我说的‘安慰’的意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我明白。”
“所以就是这样。”她说，挥挥那只拿着笔的手。
“莫雷蒂警探有他的缺点，但他似乎不是会构陷他人或教唆做伪证的那种人。”
那天晚上，我开着窗户，在嘉娜·弗莱彻的床上睡觉。我被冻醒时，看到时钟显示三点五十八分。黑暗中的绿色数字。
我起身去关窗，想起那个绿色文件夹。嘉娜的文件夹，她关于加里·普鲁伊特案的笔记。我走到她的书桌旁，打开台灯。我拉开书桌的抽屉，发现了文件夹——还在我上次见到它时的地方。当时文件夹厚厚的，塞满文件；现在它空了。
我坐到桌前，拿起铅笔和笔记本，写下一串可能的情况：
莫雷蒂拿走嘉娜的笔记，因为他觉得笔记有助于他查出杀害嘉娜的真凶。或者，莫雷蒂拿走笔记，是为了掩盖嘉娜知道的事情。
加里·普鲁伊特杀害了妻子凯西。或者，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杀了她。或者，别的什么人杀了她。
关于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拿破仑·沃什伯恩所述为真。或者，他撒谎了。
他撒谎是出于个人动机。或者，是莫雷蒂让他这样干的。
莫雷蒂知道普鲁伊特是无辜的。或者，知道他是有罪的。或者，不确定他是否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