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这三人在墓前逗留的时间最长：莉迪亚·弗莱彻、沃伦·芬恩和他的妻子。罗杰·托利弗与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然后慢慢走向他的车。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沿着一排墓碑走了一圈，走到墓地的栅栏时，又沿着栅栏转了一圈，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回到开始的地方。那时莉迪亚·弗莱彻正要离开，沃伦·芬恩在她的一侧，他的妻子在另一侧。沃伦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让我知道他一直在关注着我。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们三人驾车离开后，我独自在嘉娜的墓旁待了一会儿，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我对她说我爱她，但这话听起来空洞。在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没对她说过这句话。我们相识的时间太短暂了。
一台割草机在不知什么地方启动。一只知更鸟飞上天空。我开始察觉来自远处的声音：墓地的人，正在等待填土的工人。现在是做出最后动作的时候了：把玫瑰扔到墓穴里。我没有玫瑰。现在再去买就太晚了。
我默默地说声再见，然后转身离开墓地。走到我停车的地方需要十分钟。我坐进皮卡里，皮卡因为日晒暖暖的。我启动皮卡，绕着湖边开起来。我来到一条长长的直路，这条路将带我离开日内瓦城，回到州际高速。我看着两边的田地向后退去。它们退得很慢，我意识到自己正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行驶。我加速到每小时四十、五十公里，但感觉还是不够快。到了每小时七十公里，似乎好些了。我想我该试试每小时八十公里。主啊，在你眼中，每小时八十公里，就像在海滩上愉快地漫步。
当指针指向八十五时，我把脚从油门上抬起来，让皮卡滑行；看着指针下移，等待皮卡自己停下来，但它不会停下来。发动机的空转使皮卡继续前进。我把车停在路肩上，转了个大弯，往回开。
莉迪亚·弗莱彻住在日内瓦城西部边缘的6号县道上。我在离开家之前就查过了。她家所在的那条街上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层，牧场风格，附带车库。我寻找阴凉的地方停车，在街道很远的另一头找到一个地方。
弗莱彻家的前门被涂成了绿色。窗台上有花箱，前面的树上挂着喂鸟器。我站在人行道上，想着嘉娜在这里长大是什么感觉，想着我该对她母亲说什么，我是否应该说什么。就在决定走过去敲门时，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见到客人。”
沃伦·芬恩。他穿着他在墓地穿的那套衣服，不过脱了外套，摘了领带。他站在隔壁房子的车道上，身后车库的门开着。
我走过去介绍自己。“大卫·马龙。我是在罗马城认识嘉娜的。”
他在考虑要不要和我握手；最后决定要，向我展示他有多强的握力。
“猜到是你了，”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听说过你。”
我想应该是罗杰·托利弗提到了我，但我错了。
“一个警探来找过我们——莫雷蒂，”沃伦说，“他问嘉娜有没有提起过你。嘉娜有没有告诉过我们，你打过她。我帮不到他。嘉娜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你。”
“我从没打过她。”
他耸耸肩。“她母亲也是这样想的，但不是根据嘉娜说的话。莉迪亚对施虐的男人从来没有耐心。她想，嘉娜知道最好不要和任何对她动手动脚的人在一起。”
他退回到自家的车库里，似乎他在那里感觉更舒服。车库里有一辆车，其余的空间是一个木工车间。他有一台台锯、一台钻床和一整套的手工工具。他似乎正在做一件东西：梳妆台或橱柜——我说不上来。有块木头被夹在老虎钳里，他在我来之前一直在用砂纸磨这块木头。他的拇指划过木头光滑的边缘。
“我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他说。他在“有趣”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好像他知道这样说不对。他犹豫着。我现在离他很近，注意到两件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一件是他眼神游移不定，不太想看我；另一件是一条垂直的白线从他的上唇延伸到鼻子——很久以前的一道疤痕。
他又说话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嘉娜和我，我们希望在这个小镇上能发生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绑架、外星人入侵，或者谋杀。任何可以打破无聊的事情。我不确定那些事情的吸引力是什么——也许是有一个谜团需要解决。我希望能找回那种无聊的感觉。”
他松开老虎钳，把木板翻过来，又用老虎钳夹住木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想杀她，”他说，突然抬头看着我，紧盯着我的眼睛，“莫雷蒂似乎认为，凶手是她认识的人。”
这是没有言明的挑衅。我没有上钩。他如果想指控我谋杀，必须大胆地说出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再次说话时，似乎已经读懂了我的心思。“如果我认为是你杀了她，”他说，“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所以，我不知道是谁杀了她也许是件好事。”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应他。我看着他拉开工作台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把锉刀。他并没有用它来刺我。他开始在老虎钳中的木板上工作，把一个角磨圆。
一会儿之后，他抬起头来，仿佛以为我已经走了。他把锉刀朝莉迪亚·弗莱彻的房子挥了挥。“你如果真的想，可以试着和她谈谈，”他说，“但不要待得太久。我知道她很累。”
第16章
“沃伦是个可爱的男孩。”莉迪亚·弗莱彻说。“他有点……”我寻找合适的词汇，“紧张。”
我在敲她家门时已经想好道歉的话：我不想打扰她。我可以以后再来。但她欢迎了我，并坚持要煮咖啡。她为我们两个人都倒了一些咖啡，用的是精美的瓷杯。
“哦，他的人生比较艰难，”她说，“因为……”她的手指转了一圈，指向嘴巴。我想到沃伦的伤疤。
“兔唇，”她轻声说，“天生的，医生们尽其所能治疗了，但其他孩子总是取笑他。嘉娜没这么做过。她对他全心全意，尽管她本可以有……其他朋友。”她已经开始要说“更好的朋友”，但控制住了自己。
我们在狭长的客厅里相对而坐。在葬礼上，莉迪亚·弗莱彻穿的是黑色毛衣和裙子；她现在还穿着毛衣，不过裙子换成了牛仔裤。她有和嘉娜一样的棕色眼睛和卷发，不过她的头发里有些灰色。她五十岁左右。
我可以看出她此前一直在哭，但她已经整理好心情，现在看起来很自在，或者说在这样一栋房子里那已经是她所能做到最自在的状态了。因为这房子有些不对劲、不协调的地方：家具很旧；我的椅背上没有挂着印着百合花的织物，但我想这样的房子里应该有百合花；一部分墙壁上贴着墙纸；没有贴着墙纸的那部分墙壁上嵌着廉价木条，挂着古董镜子和油画——画着别墅和灯塔的油画。
边桌上有些嘉娜的照片——入学照——但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这里曾经住过孩子，甚至连我们喝水的杯子也好像时空错位了：它们脆弱而精致，装饰着复杂的几何图案，就像哥特式大教堂的窗户。这是七十岁老太太的杯子。
我尝了口咖啡，加了些糖。我指了指房间，说：“这就是嘉娜长大的地方？”
莉迪亚·弗莱彻点点头。“我可以带你去她的卧室，但那里没什么可看的。她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没带走的东西全被她扔掉了，但我有照片。”她迅速站起来，消失在走道尽头，片刻后带着一本厚厚的相簿回来了。
她在咖啡桌上打开相簿，然后拍拍身边的沙发靠垫，请我坐过去。我端着咖啡坐过去。
“这是我和嘉娜的父亲。”照片上有个漂亮的女孩，她穿着扎染的衣服，梳着辫子。她旁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黑人男子，笑容可掬。嘉娜的父亲身穿斜纹软呢外套，戴着圆形金属框眼镜。
他在本地的大学里任教，莉迪亚告诉我，他是来自苏丹的客座教授，她是他的学生。那时候，莉迪亚想学历史。
“在我怀孕之后，一切都泡汤了。”她说。
嘉娜的父亲在嘉娜出生前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他的签证一直都是临时的。他本想回来，但一年后死在喀土穆街头的抗议活动中，成为防暴警察的受害者。莉迪亚·弗莱彻从大学辍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莉迪亚的母亲是个面相严厉的女人，留着蜂窝状的头发——我们现在待的这栋房子就是她的。
“我母亲的这张照片拍得不好，”莉迪亚对我说，“她有时候还是会笑的。她把我从悲伤欲绝中拯救出来，让我住在这里。而且她把嘉娜照顾得很好。”
嘉娜看起来的确被照顾得很好。在照片中，她总是笑容灿烂。在一张照片里，她是个穿着高帮运动鞋的假小子，待在树上；在另一张照片里，她骑着自行车，牛仔裤的膝盖部分有补丁；还有张照片拍的是过万圣节的嘉娜，她是拿着光剑的莱娅公主，旁边是胖乎乎的沃伦·芬恩，他打扮成了天行者卢克。
这些照片都有故事，莉迪亚·弗莱彻讲了这些故事。她说了很多细节：谁来参加生日聚会了，他们带了什么礼物；去罗切斯特的动物园玩过好几次；去蒙特利尔做学校要求做的田野调查。
嘉娜在高中时开始了戏剧表演。我知道她演过《皆大欢喜》，但她也演过其他的：《我们的小镇》注《红男绿女》注《不可儿戏》注《大鼻子情圣》注。嘉娜演大鼻子情圣的妹妹罗克珊，身穿白色长袍，头发上插着鲜花，显得格外空灵。
高中毕业后，嘉娜进了日内瓦城的大学。“她拿到了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莉迪亚·弗莱彻告诉我，“她可以去那些大学念书，但她留下来帮我。我母亲病了，肾病，必须有人每周带她去透析三次。”
所以嘉娜一边照顾外祖母，一边在大学里孜孜求学。她主修心理学。她在大学里一直是个好学生，演了更多的戏。我看到了照片：她是《暴风雨》中的米兰达，《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武器与人》注中的瑞娜。
我们来到嘉娜大学生活的尾声——嘉娜站在草坪前面，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我们的咖啡早就凉了。莉迪亚收走咖啡杯，又拿着一瓶酒和两个盛着冰块的平底杯回来了。
“大卫，你喝威士忌吗？”她问。我告诉她我不喝。
“你介意尝尝吗？”
她需要威士忌，因为在嘉娜大学毕业后，事情变得棘手。在母亲的祝福下，嘉娜申请了法学院——也申请了戏剧专业，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希望她能去康奈尔大学或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莉迪亚说，“但她对纽约大学的戏剧专业情有独钟。我们负担不起任何一所学校，但通过财政援助和贷款，她可以去读。而且，她如果读法律，还有一些偿还贷款的希望。我希望她能务实些。”
嘉娜顺从母亲的意愿，接受了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录取。但她没去康奈尔大学——她外祖母的病情恶化了。
“痴呆症。”莉迪亚·弗莱彻看着酒杯边缘说，用的是她说“兔唇”这个词时用的那种柔和的声音，“回过头来看，我可以告诉你，症状很久之前就出现了。但在嘉娜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母亲迅速走下坡路，情况恶化到你无法离开她的地步。你无法预测她会做什么。她可能会走到街上，开始脱衣服。”
所以嘉娜为了外祖母放弃了法学院。外祖母又活了一年，到最后她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必须有人替她洗澡和换衣服，给她喂饭。
“她在两年前的5月底去世了，”莉迪亚·弗莱彻说，“这是一种解脱，对她自己和嘉娜都是这样。我看到了照顾外祖母对她的影响，而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是，随着我母亲的离去，我认为嘉娜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她可以去康奈尔大学——他们已经同意将她的入学时间推迟一年——她会很高兴。”
我看着莉迪亚拧开威士忌的盖子。“她没有去康奈尔。”我说。
“是的，”她说，“她有一年的时间考虑，考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年的时间，早上帮我母亲下床，晚上帮她上床——以及做一整天里要做的所有其他事情。她得离开日内瓦城，但她不想去法学院。她想表演。”
嘉娜下定决心后就迅速行动。“我希望她慢慢来，做好计划。”莉迪亚说，“她需要重新申请戏剧学校，而且当时申请秋季入学已经太晚了，但嘉娜已经厌倦了等待。她有辆车，一辆我母亲过户给她的旧别克名使。6月的一天，我回家后发现她在收拾行李。
“她告诉我她要去纽约。她会找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同时参加试演。她也许还会上戏剧课。我告诉她，她太鲁莽了。她在那儿一个人也不认识。她没有住的地方。她在那儿的生活会很艰难——她想象不到会有多艰难。‘比去年还难？’她对我说。”
莉迪亚端着杯子倚到沙发上。“我担心她，我们争论了，她不听我的。她那天晚上就离开了，太疯狂了。她至少应该等到早上，但她生我的气。她在纽约时从没给我打过电话，一次都没有，而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给她。她给我寄了几张明信片，让我知道她很好——我记得有一张关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明信片，还有一张自由女神像的照片。我想去找她，我想报警，让他们去找她。但他们肯定不会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她，她肯定会因此恨我。
“最后，我是对的：她在那儿的生活太难了。她三个月后回来了，突然就在9月的一天出现在这里。试演从来就没有通过过，做服务员也没能挣到足够的钱。她为了付房租，只能卖掉我母亲的车。她是坐灰狗大巴回家的。”
莉迪亚把杯子放在腿上，它现在只是个道具——她并没有用它来喝酒。她说：“嘉娜不愿留在这里，留在这栋房子里。我想她认为我不相信她，而她不得不回来只会使情况更糟。她住在隔壁，和沃伦在一起。这让我很担心，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是新情况。他们以前从来就不是一对。沃伦的父母退休后把那栋房子给了他。他们现在住在亚利桑那州。沃伦在大学里有一份工作，在书店工作。我担心嘉娜最后会和他结婚，他们会生孩子，她会永远被困在这个镇上。但到了第二年春末，她又搬回来和我一起住，而且她又说起法学院。这次是贝拉米大学的法学院，因为她听说了一位教授。”
“罗杰·托利弗。”我说。
“就是他。我放心了。嘉娜的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但此时此刻，我希望她当时能和沃伦待在一起。我希望她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去贝拉米。”
莉迪亚转头看向窗户，我追随她的目光。从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沃伦·芬恩房子的一部分。
“他现在和别人在一起了。”我说。
她点了点头。“罗丝。当嘉娜从纽约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在约会。当嘉娜搬到他家时，沃伦就与罗丝分手了。而当嘉娜离开他时，他又和罗丝在一起了。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她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但我已经看到了眼泪，“我一直在想，现在住在那栋房子里的可能是嘉娜，嘉娜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那幅景象有那么可怕吗？但她做了我希望她做的事，她去法学院了；而现在我失去了她。”
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她坐直身体，用手背擦去泪水。她把杯子递给我，我接住。她找出一盒纸巾，抽出一张擦擦眼睛。我把杯子放在咖啡桌上。
她低头坐着，拿着那张揉皱的纸巾。“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她说，“我女儿走了，我却在这里为自己哭泣。”
“我没以为——”
“我并不想这样的，”她说，“你能来这儿很好，我有事情要问你。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你可以问我任何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罗马城找过她。我不知道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我的一只手，“现在只有一件重要的事了。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她快乐吗？”
注 《我们的小镇》是美国知名剧作家桑顿·怀尔德的代表作，曾获普利策奖。 《红男绿女》是百老汇长寿音乐剧，马龙·白兰度演过该剧电影版。 《不可儿戏》是奥斯卡·王尔德写的讽刺风俗喜剧。 《大鼻子情圣》是法国剧作家罗斯丹的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萧伯纳的名剧。
第17章
那天，我天黑后才到家。我本可以早点到家，但莉迪亚·弗莱彻想给我弄点吃的，而我不想拒绝，而且我觉得最好给身体一点时间消化威士忌。
她做了培根、鸡蛋和薄饼。“晚上吃早餐，”她说，“嘉娜小时候最爱这样吃。”鸡蛋是炒蛋，薄饼里有蓝莓。莉迪亚做的分量大过我们的饭量，而我吃得也比做客应该吃的多。当她把剩余的食物装在特百惠塑料盒里，让我带走时，我接受了。
我也带走了一张照片——嘉娜大学年鉴上的肖像照。莉迪亚想让我收下这张照片，我很高兴。当我把照片塞进钱包时，我意识到这是我拥有的唯一一张嘉娜的照片。我从来没有给她拍过照，那是每个人都带着手机里的相机到处走之前的那个时代。
到家后，我发现苏菲已经睡下了。我躺到她身边。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实习生的工作时间。我睡不着了，所以去厨房接杯水。她在桌子上给我留了张字条：“想你。希望一切都好。”我拿着水杯来到阳台上。很凉，依然是深夜，星星不见了。
我想着苏菲留的字条：两行字，但读法有很多。“想你”——“因为尽管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并没有沟通。我们一直在想念彼此。”这句话也可以表示：“你今天不在，我很难过。我想你。因为我仍然关心你。你想我吗？”
“希望一切都好”：“希望你睡过的另外一个女人的葬礼一切都好。”
“希望一切都好”：“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往前走。可以吗？”
好问题。我喝了些水，想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时候作决定了：继续沉迷于一个你几乎不了解的、已经去世的女人，还是抱紧这个试图和你在一起、想念你的活生生的女人？一个理智的男人会怎么做？
答案很明显：我不是个理智的男人。我需要沉迷，至少再沉迷一段时间。
我摸出手机，打电话给罗杰·托利弗。手机响了四声，他才接电话。
我说：“她快乐吗？”
托利弗清清嗓子。“谁——”
“嘉娜的母亲问我嘉娜快不快乐，”我说，“我应该怎么说？”
“几点了——现在已经过午夜了。”
“我认识她十天，”我说，“她看起来快乐。但我怎么知道呢？”
“大卫——”
“而且‘快乐’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人对它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有些哲学家说，你只有过一种好的生活，一种道德的生活，才会快乐。”
“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嘉娜过的是好的生活吗？她尝试做正确的事，尝试帮助加里·迪恩·普鲁伊特，因为她觉得他是无辜的。这是道德的，对吧？”
托利弗叹了口气。“大卫，你喝醉了吗？”
“没有。我清醒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需要知道更多关于嘉娜生活的事情。否则——”
“停下，”托利弗说，“你就是这样和嘉娜的母亲说话的吗？”
“什么样？”
“当她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时，你抛出许多关于古希腊哲学家的废话。”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栏杆旁。“没有，”我说，“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很好。”
“但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重点就在这里，我看到了嘉娜生活的一角，但还不够。”
“不够干吗？”
“还不够。我需要知道更多。她和哪些人谈过？”
“你是什么意思？”
“关于加里·普鲁伊特的案子，她和坡·沃什伯恩谈过。她还和哪些人谈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托利弗说：“我敢肯定她和普鲁伊特的律师谈过，也许还有他的家人。我记得他有个弟弟——”
“我想和他们谈谈，”我说，“你能把名单给我吗？”
“应该可以吧。但你想了解什么呢？”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会死。”
更长的静默。我可以听见托利弗那边有动静，他可能正在床上坐起来。“就为了这个？”他问我，“你觉得你能找到杀她的凶手？”
“我想知道关于加里·普鲁伊特案的真相，”我说，“如果嘉娜是因为他而死的，如果他有罪，那嘉娜的死不代表任何事情。如果他是无辜的，应该有人为他的案子做点什么。”
托利弗的声音变得严肃。“你并不是真的关心普鲁伊特。”
“我关心嘉娜。”
“但你现在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
我抬头看着星星。“我能查明普鲁伊特是不是无辜的，”我说，“也许能让他的案子得到重新审理，这是嘉娜希望看到的事情。”
“你觉得这么做有意义？”托利弗说，“对嘉娜？”
“对我。”
* * *
在因杀妻入狱之前，加里·迪恩·普鲁伊特是高中代数老师。
如果我住在他任教的那所学校所在的学区，他可能是我的老师之一。但他在东罗马城高中教书，而我是在市中心的罗马城自由学院上的学。我的代数老师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弟，一个奇怪的小个子，剪着时髦的发型，戴着角质眼镜，很像阿波罗计划中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我父亲从来都不喜欢他，但他基本上不喜欢任何一位学校教师。他觉得他们很傲慢。他注意到他们喜欢和教师交往并结婚，他的结论是，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好。
我不知道加里·普鲁伊特是否傲慢，但他在某个方面符合我父亲的刻板印象：他娶了一位教师同事。凯西·普鲁伊特生前教历史和地理。
加里有个弟弟，同一所高中的另一位老师，尼尔·普鲁伊特。教化学和物理。第二天下午大约四点半，我去找他。我没有找到他，我找到了他的妻子。
她三十多岁，非常瘦，脖子很长，下巴和鼻子很尖。我父亲会说她举止傲慢：肩部呈方形，姿势僵硬。我得知她的职业时并不感到惊讶，她在一所初中教英语。
梅根·普鲁伊特并没有让我进门，她走到门廊上与我交谈。当我提到嘉娜·弗莱彻时，她表露出同情。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个悲剧，”她说，“她那么年轻。她当然来过这里，想谈谈加里，谈谈他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她听说认罪是假的。”
“你不相信嘉娜的说法？”我说。
梅根·普鲁伊特摇摇头。“我也许有偏见——凯西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据我所知，加里的确有罪。”
梅根从大学时代起就认识凯西·普鲁伊特。“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她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是室友。她当时还叫凯西·多恩，而我是梅根·林尼。毕业后，我们一起在波基普西注找到第一份教师工作，然后我们一起搬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