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K说。
“你又嘘我？”乔琳娜说，“我不相信你了。”她喝了口啤酒，两只手捧着杯子。“哇哦，”她说，“快看，阳台上有个男人出现，太棒了。”
阳台上有动静，门被推开，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出来了。白大褂不见了，她现在穿的是医院的蓝色护理服。她的头发之前是夹起来的，现在垂下了。另一个美女，K想，马龙也许在全城有许多个漂亮的女朋友。
“哦——喂，”乔琳娜说，“阳台上现在有两个人。”
K不理她。他看着阳台上那一幕的发展。马龙和那个女人看起来并不高兴。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距离。马龙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哦哦，”乔琳娜说，“他没有用两只手。”
第8章
苏菲·埃莫森仍然戴着我给她买的订婚戒指。她来到阳台时我第一眼注意到：钻石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
“我想你。”她说。
我呷了一口咖啡，这样我就不必马上回应她。因为我可以给出几种回应：“我也想你。”这是一种。“我完全没有想到你。”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而事实处于两者之间：我想过她，但没有那么想，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想。
我们已经分开十天，虽然我在这些日子里来过这套公寓，但我总是在她出去的时候来——在她忙于实习工作的时候。她给我的手机打过电话，开始时一天三四次，而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减少。我没有接她的任何一个电话。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说。
我放下咖啡杯。“我知道。”
“我感觉很糟糕。”
“这个我也知道。”
“没有再发生过，和布拉德，如果你想知道。和任何人都没发生过。只是为了说清楚。”
“苏菲——”
“而且也不会再发生，我向你保证。所以问题是：我们能讲和吗？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回到这儿？”
咖啡又发出救援信号，因为我需要拖延时间，需要一个不用回答她的借口。我喝了一口后把咖啡杯放在阳台栏杆上。
“我得告诉你，”我说，“那天晚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差一点对她说出“雌鹿之夜”这个词，但这个词对她毫无意义。对于我和苏菲，那天晚上意味着别的东西：“避孕套包装袋之夜”。
“好的。”她说。
“我离开这儿之后，就开车离开罗马城。然后我认识了一个人。”
“哦。”
“我并没有打算去认识谁。那是一个意外。”我对她讲了那个故事，但只讲了她需要知道的部分：雨、鹿和那个女孩。
她表情冰冷地听着，我以为她不会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她说：“她叫什么名字？”
“嘉娜·弗莱彻。”
“所以这就是你这十来晚的去处？和她在一起？”
“是的。”
苏菲转身背对着我，趴在栏杆上。我看着她手指上的戒指。阳光依然耀眼，但照不到钻石上。
“第一晚，”她说，“你离开家之后，我很担心。一部分的我知道你有充足的理由离开，你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很气愤；但另一部分的我想，你在下雨天出门，天又那么黑，你的皮卡可能会撞到树上。一切都是因为我做的一件蠢事。”
苏菲咯咯一笑，这声音令人意想不到。“实际上，为了确认你没有受伤入院，我去医院看了看。后来，你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我就生气了。我觉得你在耍小孩子脾气。但我今天看到你时，我想一切可能都会好起来。”她低下头，头发遮住她的脸，“现在你给了我一记闷棍。那天晚上发现布拉德的事情时，你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是的。”
“我很抱歉对你做了那样的事。你肯定恨我。”
“我不恨你，苏菲。我受到了伤害，但已经缓过来了。”
“真的吗？”
“所以你没必要为那件事责备自己。你不应该沉浸在悔恨中。我不怪你，我也不后悔。”
苏菲从栏杆上立起身，面对着我。“真的吗？”
“是的，”我说，“我想所有这些事可能注定会发生。我们也许只能让一切都过去。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可能也不会遇见她。”
这种话不应该对着一个戴着你送的戒指的女人说。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一点也没想到。前一刻苏菲的手还在栏杆上，后一刻它就快速移动了。她打了我两下。首先是手掌——轻巧的一巴掌，比起受伤我更多感到的是吃惊。我想，她也很惊讶。第二下更蓄意，意味深长。她用手背打我，钻石戒指在我的太阳穴上划了一道口子。
“刚才怎么了？”乔琳娜说。
“我不知道。”K说。
“挺好的一场戏，对吧？结尾有高潮。”
阳台上现在空了。马龙进了玻璃推拉门，那个女人跟着他。K发动汽车，把车开出停车位。
“我们要走了？”乔琳娜说。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K瞅准一个空隙，向左拐到街上。在他身边，乔琳娜用双膝夹着外带杯。
“别担心，”她说，“空了。”
“没事的，”他告诉她，“我很抱歉刚才对你粗鲁了。”
“你人还不赖。”
“我想补偿你。看看手套箱。”
“这里？”
“对。看见了吗？”
“我看见一份用户手册。”
“下面。”
K听见她翻找的声音。“一根冰棒棍。”
“继续找。”他说。
“等一下，这是卷烟纸吗？”
“你快找到了。”
她发出一声尖叫，拽出一个小袋子，举起来。“中大奖了！”
“送给你。”
“喔，你太棒了，”她说，“你是最棒的。”
K把车开到野外。这就是他的计划。在城市边缘之外的小路上，他在找一个他记得的地方：一个岔路口，一段由木头柱子组成的破旧栅栏，以及树下的一条旧骡子路。当他找到岔路口时，乔琳娜已经打开袋子和卷烟纸，在行驶的汽车里有条不紊地“制作”——她卷了两根粗粗的烟卷。
他们下了车，翻过栅栏。他们看不见公路之后，乔琳娜从小包里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其中一支大麻。她让烟待在肺里的时间长得超乎K的想象，然后她在一阵笑声中把烟吐出来。她的头向后仰，脸朝天。
这条小路笔直而平坦。他们在温暖的午后沿着它向东走，一路只听到鸟鸣和他们自己的脚步声。他们互递着大麻，直到烟卷被烧得一干二净，K本以为乔琳娜会马上抽第二根，但她漫步了一会儿，哼着歌，欣赏风景。小路的一边生长着树木，另一边是条水渠——水渠又低又宽又黑。乔琳娜停下来，往下看，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它。
“这是什么？”她说。
“从前是伊利运河。”K说。“不可能。”
“我敢和你打赌。”
“我不知道这条运河还在使用，”她说，“我记得这条运河好像是两百年前开凿的。”
“很多段都被填平了，但你还是能看到一些有水的运河段。”他看着女人朝水面倾身。
“这条路曾经也是运河的一部分，”他说，“骡子走在这条路上，拉运河上的驳船。”
“我知道这个，”她说，“我们在学校里学过。我们从前唱过一首关于运河的歌。”
“‘桥好矮’，”K说，“‘所有人都掉下了河’。”
“就是这首。”
“‘我有一头骡子，萨尔是它的名字’，”他唱道，“‘在伊利运河旁走了几十里’。”
“你真的从没在唱诗班待过？”
K大笑。乔琳娜仍在倾身看着河水，K意识到她是想看到自己的倒影。K抓住她的手，稳住她。
“别掉下去了。”他说。
“我在唱诗班待过。”乔琳娜说。
他们继续往东走。她紧靠着K，他们的胳膊有时会碰到一起。
“我那时候读高中，”她说，“有一次，我们去纽约参加比赛。我们没赢。但我记得那时候是圣诞节，我们去看了一场表演。火箭女郎舞蹈团的节目。”她在犹豫，正在考虑应该讲多少，“然后我就决定干这个，当舞者。但妈妈说我不够高。”
K把一颗小石子踢到路边。“你得多高才行呢？”
“我不知道。”声音轻柔又悲伤。
“我看你可以当舞者，”他说，“你的腿很漂亮。”
这句话让她开心起来。“你真可爱。”她说，害羞地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他们是少男少女，而K正送她回家。
“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什么人，”她说，“我想你可能是私家侦探什么的，你正在跟踪那个家伙，因为他妻子雇了你。你在搜集他出轨的证据。我的猜测接近正确答案吗？”
差得太远了，K想。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他说。
“那么，阳台上的那个女人是妻子还是情妇？”
“我不能谈论这个，”K说，“这是机密。”
他看向小路前方，发现一只牛蛙在一片阳光底下悠闲地趴着。他停下脚步，拉住乔琳娜，把牛蛙指给她看。几秒钟后，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一步，那只牛蛙跳到运河的边缘。它又向前了一步，接着跳进黑色的水中。
乔琳娜去寻找它，站到小路边上，盯着荡漾的水面。K走到她身后。
“它不见了。”她说。
K什么也没说。他用双臂环住女人的腰，女人向后倚进他的怀里。
“这样真好。”她轻声说。
她闻起来有烟草和大麻的气味，但还有别的气味。一种甜蜜的气味。他想她一定是在小包里放了薄荷。
“我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她说。
“你知道？”
“这里很漂亮。大路上的人看不见我们。完美。”
“完美，对吧？”K说，“你知道，我等会儿有事要做，我一整天都在担心做不成这件事。我需要放松。和你在一起我放松下来了。”
“真酷。这也是我的想法，帮助你放松。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我们可以让那件事发生。如果我们有毯子，会更好些，但我们可以将就一下。”她的屁股贴着他，摩擦着，“你想做这件事，对吧？”
“是的。”
“我想也是。”
他把下巴垫在她的肩膀上。“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做这件事。”
“哦，我想你应该。”
“这件事很复杂。需要考虑到许多因素。”
“不要想那么多，”乔琳娜说，“就想想我能为你做哪些让你放松的事。”
K的双手从她的上衣下滑过，她肚子上的肌肉抽紧。然后她打了个哈欠，一个大哈欠，使她拱起了背。她打完哈欠后咯咯笑起来。“大麻有时就会对我产生这样的效果，让我疲惫不堪。”
“它还会产生什么效果？”K问，“会影响你的记忆吗？”
“不会。从来都不会。”
“饮酒呢——会让你忘记发生过的事情吗？”
她大笑。“你觉得我今天喝了多少？”
K低头看了看平静的水面。“所以你不会忘记我？你不会在明天醒来时只模糊地记得我的模样或你在哪里看到过我？”
乔琳娜用自己的身体摩擦着他。“完全不可能，”她说，“我肯定会记住你的。”
K从女人的腰部抽出一条胳膊，环住她的脖子。
“我也是这样想的。”
第9章
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在嘉娜·弗莱彻去世后，在我发现她的尸体后——我看着弗兰克·莫雷蒂警探用指尖捏着他那肉乎乎的鼻梁；我听见他深吸一口气。
“冰棒棍？”他说。
“在嘉娜公寓后面的树林里，”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他一只手按着我们两人之间的桌子。“我们不要自作主张了。我需要知道关于她的一切，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什么。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从那时开始。”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告诉他我记得的关于“雌鹿之夜”的一切，以及嘉娜认为她被监视的那个月夜。我对他讲到女房东的孙子西蒙·兰尼克。我们谈到了我每次见到嘉娜的情况，我们一起去的每个地方。莫雷蒂有时会做笔记。偶尔，他的某个同事会敲门，把他叫到走廊上，我会听到他们谈话的片段——在莫雷蒂离开关门时和回来开门时的瞬间。
我们也谈到了苏菲·埃莫森。我不该把她牵扯进来，但莫雷蒂已经知道她的存在——知道我们订过婚。而且他可以看见我太阳穴上的伤口，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你这算轻的。”他说。
苏菲打了我之后就后悔了——至少，她说她很抱歉。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后悔，或者是否应该后悔。她提议为我缝合伤口，或者开车送我去医院，让别人来做。我最终自己处理了伤口——在我们公寓的浴室里用酒精擦拭，然后又用纱布和胶带包上。
那时，嘉娜还有四个小时的生命，在那四个小时里，我没有做任何能增加她生还概率的事。
我溜出公寓，没有再跟苏菲说一句话。这很容易——她好像并不想阻止我。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餐馆吃了午饭。之后，我开车去了一个有人工湖和九洞高尔夫球场的小区，为一个保险推销员和他怀孕的妻子做房屋检查。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装修好的地下室——除了屋顶需要重修，其他都很好。
我去保险推销员那里取了一张支票，又去银行把支票存进我的账户。然后我停车喝了杯咖啡。那时已经快到五点了，我和嘉娜定好七点半在“猎鹰”餐厅吃晚饭——就是天花板下面挂着独木舟的那家餐厅。
计划是这样，但我本可以不按计划行事。我本可以主动去找她，完成我一直在拖延的事情——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
而我却继续开着车，思考该怎么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如何实施计划。你可以说太阳穴上的伤口让我对和女人说话感到胆怯。你也可以说我是个懦夫，我的懦弱让嘉娜失去了生命。
很难回想起我开车路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弗兰克·莫雷蒂想让我回想起来；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他向我询问了每一个细节。我知道我去了奎克山路。除了普利茅斯挡风玻璃碎裂后落下的几块碎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标记嘉娜与鹿相遇的地点。
七点半，我坐在我们平常坐的卡座里，就是独木舟下面的那个位置。我撕掉太阳穴上的胶布和纱布，因为我想，伤口无论看起来有多严重，都不会像头上贴着一个白色方块那样引人注目。我等着嘉娜。
七点四十五分，嘉娜还没有出现，我用手机打电话到她的公寓。没有人接。我给电话答录机留了言。八点时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八点十分，我喝完我点的饮料，把账单钱留在桌上给服务员。我开车去嘉娜的公寓——速度很快，但不是太快。因为一方面有人把她弄伤过，这个人可能还在树林里偷看过她；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反应过度。也许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也许她的车坏了。
我在八点半左右来到她的公寓所在的街上，看到她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停在车道上——挡风玻璃是崭新的，那是在鹿撞碎了旧挡风玻璃后新装的。公寓里所有的灯似乎都关了，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起初，连前门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在我正要把钥匙插进锁里时，门自己向内转开，随后我看到门框的一部分已经裂开。
关于灯光，我错了。屋里还有一盏灯亮着。有一盏茶烛在客厅地板上烧着，离嘉娜的左脚四十五厘米左右。
我打开开关，头顶上的灯亮了。如果我此前心中对嘉娜已经死了还有怀疑，那么现在怀疑消失了。
她仰面躺着，睁着眼睛，脸向右肩倾斜。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她脸颊上的新月形瘀伤已经消失了。
“正在消退。再过几天，你就看不到它了。”
但她身上现在有其他伤痕：脖子上有好多处丑陋的瘀伤，有人用拇指掐住她的喉咙。她的上衣被撕开了。她的牛仔裤和内裤被拉到了膝盖上。她光着脚。
壁炉台上的那根木条现在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它有一百二十厘米长，比棒球棒还长——她可能把它当成了棍子使用。我希望她这样做了，我希望她至少用这根木条痛打了杀她的人一次。
如果她这样做了，就可以解释茶烛的情况了。它们本来是在壁炉台上燃烧着的，在木条上的浅孔里。现在茶烛散落在硬木地板上，其中三盏已经熄灭，只剩一盏还在烧着。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一幕，但无法回想起嘉娜的表情，这是一件幸事。我只记得她的表情不对。就像你在街上瞥见一个你认识的人，而他们不知道你在看他们，他们表情痛苦，或愤怒，或沮丧，你看到的是并未处于防备状态的他们。他们看起来不对劲，他们看起来不像他们自己。
这个比喻不够贴切，但已经接近事实。我只能做到这么接近了。
“所以你根本就没检查脉搏。”弗兰克·莫雷蒂说。“是的。”
“有些人会检查脉搏。”
“我根本没必要那样做，”我说，“她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盖住她。”
“盖住她？”
“用床单或者毯子。”
“我应该那样做？”
“你没那样做更好，不然可能会破坏证据。”
“那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会那样做，”莫雷蒂说，“她在地板上，衣衫不整，脆弱不堪。关心她的人可能会想把她盖起来。”
“你的意思是我不关心她。”
“我没这么说。”
不管怎样，我握住她的手。我用手机报了警，跪在她身边等待。她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感觉像手套一样空空如也，但我还是握着。我不知道自己握她的手握了多久，反正一直持续到第一个警察出现。
他很年轻，是一名执行交通任务的巡警。我去门口迎接他，他一眼就看到尸体，迅速从我旁边擦身过去。我站在通往厨房的过道上看着他的背影，他正低头看着嘉娜。我想这一定是他第一次遇到凶杀案。他终于转过身来时脸色灰暗。我向后退到厨房里，对着水槽做了个手势。我想他可能需要水槽。
他最终没吐。他趴在水槽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但没吐出来。然后他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擦嘴，尽管在我看来他的嘴巴上干干净净的。
“你没事了。”我告诉他。
我说错话了，因为这话提醒了他，我一直都在他旁边。他一直很粗心。谁知道我在他背对着我时能做什么？我本可以打他的头，抢走他的枪，开着他的车去兜风。他决定强硬起来。
“双手抱头。”
“哦，别这样。”
“快点儿。”
他解开枪套，摸到枪柄，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让我转身，我也照做了。我面对着过道旁边的墙壁。我听到汽车驶入车道的声音，更多的警察来了。我感觉到他把手放在我的衣领后面，听到他说我有权利保持沉默。他粗暴地把我往前推，我想我如果没有转头，鼻子就被他弄断了。果然，我的侧脸撞到墙上，太阳穴上的伤口被撞得裂开了。
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我的手指不断回到太阳穴的伤口上。伤口好像是地貌独特的一个区域：一条长长细细的山脊。莫雷蒂给了我一片创可贴，但创可贴不够大，盖不住伤口。我可以感觉到伤口两边的末端。
莫雷蒂看着我不停地摸伤口。他合上笔记本，说：“好吧，我们要休息一下。十分钟，然后我们从头开始。”
“不用了。”我说。
“不用？”
“我要走了。”
他听了这话后笑了。“你哪儿也去不了。”
“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我还有问题要问。”
当时差不多是凌晨三点，我也有问题。不是那种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得到答案的问题。我很累，我需要知道我的处境。要知道我的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直面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我说，“你必须让我离开，不然就以什么罪名控告我。但我不认为你会控告我。”
“为什么呢？”莫雷蒂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弄清楚嘉娜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这是在猜测，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这可能是他在走廊上的一次谈话的主题。“嘉娜可能是在我坐在‘猎鹰’餐厅里等她的时候去世的，你可以去证实这一点。你可能已经这么做过了。”
我希望这可能是真的，但莫雷蒂的反应——只是摇了一下头——表明我不会那么幸运。
“法医猜测，嘉娜·弗莱彻很有可能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死亡的，”他说，“这意味着事情发生在你开车、思考的时候，根据你的故事来说。”
“那不是故事。”
“在我确认之前就是故事。”
我耸耸肩。“你不会起诉我的，太仓促了。你想拿得准一些。你不会希望自己过几天就被证明错了——当你发现另有其人时。那会让你难堪——”
“我不在乎难堪不难堪。”
“不让我走，对你和整个警察部门都不利。你好像忘记了我是谁。这个城市的好几幢建筑上都有我家的姓。你如果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我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莫雷蒂皱眉。“你在威胁我吗？”
“不是。我已经没话和你讲了。你如果打算把我留在这儿，我要打电话给律师。”
我坐回到椅子里，抱起胳膊；他浓眉下的眼睛瞪着我。在我们头顶上，荧光灯嘶嘶作响——为我们的意志较量提供了恰当的背景音。我们本可能就这样待很长时间，但有人敲了门；莫雷蒂慢慢站起来，拿着笔记本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待了二十分钟。第一个十分钟后，我起身检查了一下门（锁着），然后伸了个懒腰，在桌子周围踱步。我听不到走廊上的任何声音，但我猜莫雷蒂正在外面和某个人谈话——他们也许在谈如果他们拒绝放我走，我是否真的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我希望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这种可能性能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我不认为自己能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他们调查一下我和家族的关系就会知道这一点。我对莫雷蒂说的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
是莫雷蒂主动提奥斯丁·马龙这个名字的——那位成功使自己的名字雕刻在贝拉米大学的某些建筑上的人。奥斯丁的确是我的曾祖父，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个有钱人。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生意：一家生产电话铜线和铜制水管的工厂。但工厂是脏兮兮的地方，而奥斯丁·马龙对待在脏兮兮的地方没兴趣。他在父亲去世后将工厂卖给了雷维尔铜业公司（1928年），并用这笔钱买下了它能买到的所有声名和精致的生活。
这笔钱买到了相当多的东西。奥斯丁·马龙没有投资股市，平稳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于1949年去世时，身边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笔巨大的财富被分成八份后，相当于八份非常普通的财富。时光荏苒，两代人之后，那笔财富已经不剩什么，只剩下随处可见的石头外墙上刻着的名字，以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我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便也送我去大学学习工程。我的亲戚们都有很好的职业——我有个表弟甚至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但他学的是税法而非刑法。他帮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