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对弗兰克·莫雷蒂的威胁只是空谈。我无法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如果他想给我制造麻烦，马龙家族中没有人能一个电话就让麻烦消失。
我不知道是我的虚张声势起了作用，还是莫雷蒂是个诚实的警察，不想在情况不明确时以谋杀罪逮捕一个人，但在他离开的二十分钟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回到房间的时候，眼睛里没了神采，又显出很疲惫的样子。他拿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包、手机和其他财产。他把塑料袋扔到桌子上，扶着门说：“你可以走了。”
第10章
罗马城的中央警察局位于詹姆斯北街的旧法院大楼内。前面有宽阔的台阶，通向一个有水池和喷泉的广场。水池周围种有樱桃树，樱桃树之间有长椅。
我以前来过这里，知道喷泉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日落之后，当他们打开水池周围的灯光时。但在凌晨三点，没有人欣赏到这一景观：灯光已经熄灭，水也静止了。
我走下法院大楼的台阶，穿过广场，经过一个写着天黑后禁止闲逛的标志。我没有闲逛。我来到街上，想到我的皮卡，它仍停在嘉娜的住处。我可以叫辆出租车送我过去，但眼前没有出租车。
我步行走了一个街区，来到一个公交车站，坐在候车亭下长椅的一端。一个穿着风衣的黑人老人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他的风衣肩部撕开了一条口子，口子上贴着胶带。
“你知道下一班公交车什么时候来吗？”我问他。“我猜，凌晨六点左右吧。”
“你在等的就是这一班公交车吗？”
“我不等它，还能等什么呢。”
候车亭的墙上有一张公交线路图，我快速看了线路图后知道，就算我等到六点，也没有一辆公交车能把我带到嘉娜的公寓附近。我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坐得太久，我的背现在很痛，太阳穴上的伤口也很痒。我很累。我拿出手机想叫辆出租车，屏幕上显示有七个未接电话，都是苏菲打来的。
我试着想出我可以对她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想不出来。我把手机放在长椅上。我把头靠在候车亭的有机玻璃上，闭上眼睛，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穿着风衣的男人说：“小伙子，不能在公交车站睡觉啊。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麻烦的。”
“我不会睡着的。”
他大笑。“一个人会不会睡着，我可是一看就知道。”
我睡着了。也做梦了，不过记不得梦里太多的东西。我只记得梦里有蜡烛，有嘉娜·弗莱彻，她还活着。
穿风衣的男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
“动起来，小伙子，你的车来了。”他说。我坐起来，揉揉眼睛。
“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说，“看看你这车。”
我四处寻找出租车，然后想起我没叫过出租车。穿风衣的男人把我的手机递给我。“我自作主张，替你做了这种安排，”他说，“希望你别介意。”
在街道的另一边，一辆汽车停在路边。警示灯在闪烁，驾驶室的门开着。一个女人站在门边。她戴着猫眼眼镜，头发被拢在一个夹子里。苏菲。
“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穿风衣的男人说，“幸亏我接了，是你的夫人打来的。”
苏菲看着我，但站着没动。她没有穿过街道。
“赶紧过去啊，”穿风衣的男人说，“不跟着这样的女士走，你就是个大傻瓜。”
第二天下午，我十天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百叶窗是关着的，但我可以看到透进来的阳光。我坐起来，掀开被子，站到地板上。抬手摸了摸太阳穴，感觉到苏菲把我带回家后在那里缝的针。
她之前在车里时异常安静。
“我给你打了七个电话。”她说。
“很抱歉。”
“我听说了新闻，关于那个女孩的新闻。本地新闻，晚上十一点钟的。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警察拿走了我的手机。”
“我以为你死了。”
“为什么——”
“我以为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已经死了，和她一样。新闻没有提到你，但我想他们也许是有意不提的——他们也许要在警察通知了你的近亲后才会在电视上说你死了。我不是你的近亲，我只是你的未婚妻。他们也许会试图给你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打电话——”
“苏菲，我还活着。”
“七次。最后终于有个警察接了电话，然后又把你的手机交给另一个警察。这第二个警察除了说你正在接受讯问，不能接电话，什么都没说。”
“第二个警察可能是莫雷蒂——”
“所以我到这会儿才知道你还活着，但然后我又只能不停地想你是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
“我不是。”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你留到深更半夜？”
“嗯，我可能，有一点嫌疑，”我说，“但已经没事了。不是我干的。”
苏菲眼睛仍看着路，捶了我一拳。接着又是一拳，更重。第三拳。
“不是你干的，”她大声喊道，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轰鸣，“你觉得我认为是你干的？”
到家后，她撕开我太阳穴上的创可贴，看了看我的伤口。我没有做太多的清理工作——伤口周围仍有干掉的血迹。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
我对她讲起嘉娜公寓里的那个年轻巡警。
“你不能这样随便弄一弄，戴夫。不然伤口不能愈合，而且会感染。”
“缝起来吧。”我告诉她。
她挑了挑眉。“现在你信任我，敢让我给你缝了？”
“缝吧。你有全套设备，对吧？”
“我有缝合工具包，”她说，“但会很疼。我没有麻醉药。”
“缝吧。能有多疼？”
“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她用水和酒精清洗伤口时，我觉得一切正常。然后她拿起工具，缓慢但熟练地缝上第一针，拽着线。
“哦，天哪，疼。”我说。
苏菲咬着嘴唇。“还有两针。”
“你确定吗？”
“也许是三针。”
“天哪。”
“不要躲。”
“有一根针，”我说，“正在往我的肉里戳。”
“想象一下你是在为我做这件事。”
她缝上最后一针，打结，剪掉线。
“不要再碰它，”她说，“也不要再让人把你的头往墙上撞。”
我打开卧室的百叶窗，日光并没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绕着公寓走了一圈，打开所有的百叶窗。苏菲走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份礼物：厨房桌子上有一盒大号防水绷带。我冲了咖啡，喝了一杯。又倒了一杯，带着它来到我用作办公室的次卧。
那是1998年，我有一台电脑，电脑占据了整张书桌：一个鞋柜一样大的显示器，一个中央处理器塔，键盘和鼠标——所有这些东西由纠结的电缆连接在一起。我启动电脑，查看日历。我一点钟要做一个房屋检查，不过那会儿我在睡觉，但五点时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快四点了。已经来不及取消，我必须抓紧时间。我需要洗个澡，而且我还得去嘉娜的住处取皮卡。
我一直走到门口才回头。我回到书桌前，打开中间的抽屉，看到一张折起来的纸：我从嘉娜的地址簿上抄下来的名单。我三天前把它扔在了那儿。
有十几个名字，但我只对其中一个熟悉：罗杰·托利弗，嘉娜的教授之一。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
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份名单，因为我要去检查房屋。我必须二选一。
我摇摆不定，最后决定先查一个名字，其他的留到以后再查。罗杰·托利弗——就先查他。我可以用电脑查，但那是拨号上网的年代。查电话黄页更快。
我找到他了。“托利弗，罗杰”这个名字正在黄页里它应该在的地方，在“托利弗，保罗”和“托里曼，朱利亚”之间。在黄页里找到他之后，我就做出了决定。我决定丢开检查房屋的工作。罗杰·托利弗住在奎克山路。
奎克山路上的房屋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里的房子大多建于20世纪40年代，有石头烟囱和白色墙板。但托利弗的房子不同：新建筑，两层楼，附带车库；前面是砖制外墙，其他地方用的都是乙烯基材料。
我五点以后才到那儿，因为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洗澡、吃饭和坐出租去取我的皮卡。我想托利弗可能在家，但是当我敲门之后，没有回答。我更正一下：没有人来应门。我确实得到了回答。托利弗有条狗——听叫声是条肺活量很大的愤怒的大狗。你可能会在战俘营看到这种狗：奋力挣着绳子，龇牙咧嘴地咬着空气，提醒你试图逃跑是疯狂的。
我刚一敲门，这条狗就开始叫；我走下门廊后，它还在一直叫。我绕到后面，拨开长在窗户下面的树篱。我靠近窗玻璃，看到了房子里的这条狗。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像狼。它是一条牧羊犬，安纳托利亚种，通体浅褐色，嘴巴是黑色的。它还在疯狂地叫着，就像抓到了一个正在墙上凿洞、想要逃跑的犯人。
但事实证明它是被关起来的那个。托利弗把它关在一个金属笼子里，笼子的空间几乎不够它转身——可能是为了防止它咬家具。
人类总是不够小心。
罗杰·托利弗那天离开家时锁好了门，不管是前门还是后门。窗户也锁上了，至少一楼的窗户是如此。谁会去检查楼上的窗户有没有锁好呢？
我的皮卡上有架梯子。我把梯子拿出来，伸长，靠在车库前面。车库的一段屋顶斜向房子二楼的两扇窗户，我可以看到左边的窗户开了几厘米。
你如果没有经验，在倾斜的屋顶上行走会很危险。我有很多经验。你在做房屋检查时，并不是每次都需要爬上屋顶；你从地上可以看到你需要看到的一切。但我总是上去。客户喜欢这样。你在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会让他们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值。
我爬上去，把纱窗拉开，再把窗扇拉起来。溜进一个看起来像是客房的地方。把纱窗拉回原位。那条狗叫得更响了。
我找到楼梯，下楼去找那条狗。托利弗的房子有一个带壁炉的大房间。壁炉周围有块石板，狗的笼子就在石板上。我跪在金属笼子旁边，让牧羊犬闻闻我的手背。吠叫声变成咕咕声——这声音似乎表明，我们也许会成为朋友。
我从它身边退开，去往前门时，它又咆哮起来。我打开门，走到外面，把梯子拿下来，折叠好放回皮卡。当我回来的时候，那条狗已经把我们的友谊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又回到监狱，它发现我正试图翻越大门。
我任由它叫。我希望它把自己累垮。很难估计我在托利弗回家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大学教授时间自由。根据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我认为他是一个人住。楼梯旁的墙上挂着带相框的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估计这就是托利弗和他的儿子和女儿。所有的照片中都没有妻子。我检查门旁的壁橱，发现了男人的外套，但没发现女人或孩子的衣服。壁橱里有玩具，但打包好了。好像是孩子们来看托利弗，但没有住在这里。
干正事。我非法进入罗杰·托利弗的房子有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很简单：纽扣和冰棒棍。
我先解决第二个问题。在托利弗的厨房里找到冰箱，打开冷冻室的门。里面有冷冻比萨和冷冻鱼。没有冰棒，但他喜欢吃冰激凌。他有几品脱的哈根达斯，还有冰激凌三明治和冰激凌条。
里面有木棍的冰激凌条。
这当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冰箱里有冰激凌条的人有多少？
我关上冰箱门，去找纽扣。
想一想：在“雌鹿之夜”，当我在奎克山路遇到嘉娜·弗莱彻时，她的脸颊上有瘀伤。现在看，瘀伤可能是她的教授罗杰·托利弗弄出来的。我如果直接问他，他可以否认。他可以说，他那晚看见嘉娜时，瘀伤已经在那儿了。他还可以说，嘉娜那晚根本没来过他家。而我没办法证明他说谎了。
除非我能在这里找到嘉娜上衣上的纽扣。
那天晚上，在雨中，嘉娜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她的上衣靠近衣领的两颗纽扣没扣上，因为那两颗纽扣不见了。
我在托利弗的房子里到处找。我还记得纽扣的样子：在黑色上衣的映衬下，就像乳白色的珍珠。托利弗家各房间的地毯全是纯白色或米白色，所以我只能趴在地上找，有时还得摸。在这个过程中，那条狗一直在叫。我在软垫中间找，在家具下面找。我从一楼找起，然后又上了二楼。我找遍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块踢脚板的缝隙，但一无所获。
然后我想到去壁橱里找找看。我在客房的壁橱里找到一样东西：吸尘器。
我去楼梯口的卫生间拿来一条毛巾，铺在客房的地上。
那条狗正在楼下狂叫。从它的声音听来，我们好像正在进行一场全面搜捕。我想象着穿着黑色靴子的士兵正在奔跑，探照灯扫过地面。
我把吸尘器撬开，把垃圾袋拽下来，用小刀划开。我将手伸进那团灰色的污垢、灰尘和头发中。自然，袋子几乎是满的。我开始一把一把地将垃圾往外掏，摊在毛巾上，然后用手指翻检。
灰尘飘到空气中。我试着屏住呼吸。狗仍在叫。我又把手伸进袋子里掏了一把，手指碰到一个又扁又圆的东西。不知何故，狗叫得更响更狂了。
那个圆圆的东西从我的指间滑掉了，但我又摸到了它。狗叫声上了楼梯，正在向我靠近。我的手从袋子里抽出，扫掉嘉娜衣服纽扣上的泥污，与此同时，我转过身，看到狗在门口，罗杰·托利弗牵着狗链。
第11章
“罗杰不喜欢你。”罗杰·托利弗说。
我站起来，想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么托利弗有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习惯，要么——
“这条狗叫罗杰。”托利弗说。他扯了扯狗链，吠叫变成低鸣。“我妻子取的。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这件事能让你对婚姻生出一点思考。你能把刀收起来吗？”
我记得刀是在地上，但它现在在我手上。
“你能控制住这条狗吗？”我问。
“就算我松开绳子，它也不一定会咬你，”托利弗说，“它当然能把你扑倒。我猜它可以按住你。它会咬住你，但不会咬你。你明白这种区别吗？”
我点点头，但其实并不明白这种区别。我知道自己不想看到这条狗演示这种区别。狗又叫了，露出牙齿。我没把握它不会咬我。
“我会牵着它，”托利弗说，“我还没报警。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有人为了破坏我家的吸尘器闯进我家——谁信呢？”他耐心地拍拍狗，“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看了这个房间的窗户一眼，窗户打开了几厘米，和我发现它时一样。
“我用梯子。”
“你的工具还真是多，”托利弗说，“如果车道上的那辆皮卡是你的，那么你就是大卫·马龙了。这意味着你是为了嘉娜来这里的。你如果想谈谈嘉娜，我欢迎你。我可以为你开门的。”
我把刀折叠好，放回口袋。然后举起嘉娜上衣的纽扣，好让他看到。“我是为了这个来的。”我说。
他不停地收狗链，直到抓到狗项圈。他伸出另一只手接纽扣。他的眼神先是困惑，后来恍然大悟。
“哦，天哪，”他说，把纽扣递还给我，“那么来吧，我们谈谈。”
我们在外面谈。托利弗家的后院有一条狗道：一块四米宽二十来米长的地方，被铁链栅栏围了起来。他把这条叫罗杰的狗从大门里带进来，解开绳子。我走到栅栏的另一边。
“我白天不在家的时候，通常是把它关在这儿，”托利弗告诉我，“但如果没有人和它在一起，它会发疯的。”
尽管托利弗现在和它在一起，它看起来也相当疯狂。这条狗从栅栏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不时停下来，跳起来，把爪子放在托利弗的肩上。它这样做时，托利弗会把它推下去，而它又会跳起来。
“独自在外面待太久，它会在栅栏下面挖坑。”托利弗说，根据地面的状况，我可以看出这是真的，“所以它最好待在房子里面，待在笼子里。这能让它保持平静。”
狗冲刺到跑道远端，旋过身，又回来了。它想起来了它不喜欢我这件事，隔着栅栏向我吠叫。托利弗刚才从房子里出来时带着一袋玩具：生皮骨头和网球。他挑了一个球，朝远处扔出去。狗在后面飞快地追赶。
“太可怕了，”罗杰·托利弗说，“发生在嘉娜身上的事。”
“她人在这儿，十来天之前，”我说，“20号那天，是吧？”
“没错。”
“她离开的时候，衣服上少了几颗纽扣，”我说，“脸上还多了块瘀伤。”
“我知道。那是罗杰干的。”
狗嘴里衔着球回来了。托利弗把球从狗嘴里拔出来，扔到跑道的另一头。
“那天晚上，嘉娜第一次来这里，”他说，“我把狗关在笼子里，有其他人在家时，我有时就把它关在笼子里。嘉娜看到它被关起来了，表示她不喜欢这样，即使我解释了原因。我把它放出来，它立马就把嘉娜扑倒了。它很顽皮，你也看到了。”
仿佛是得到了鼓励，狗衔着球跑了过来。托利弗试图把球从它的嘴里拔出来，他们两个开始了拔河比赛。
“它很顽皮，”托利弗再次说道，“玩得很凶。当有人想和它玩时，情况会更糟，尤其是爱狗的人，比如嘉娜。”
这条叫罗杰的狗赢得了拔河比赛，躺在地上啃起了球。
“你看见它是怎么跑的了，”托利弗说，“它在房子里也是这样跑的。它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再折返。那个星期天晚上，嘉娜让它非常兴奋。它兴奋起来后，力气大得吓人。在嘉娜弯下腰捡它的一件玩具时，它就冲向了嘉娜。它的头顶撞到了嘉娜的脸颊。”
托利弗和我站在铁链栅栏的两边，我在思考是否应该相信他。
“纽扣呢？”我问，“也是狗干的？”
他点点头。“就像我说的，罗杰玩得很凶。我都没办法告诉你它抓掉了多少纽扣，撕破了多少衣袖，咬破了多少裤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羞愧，但嘉娜在脸颊上敷了些冰块，一笑置之。”
他耸了耸肩，好像这件事让他很尴尬。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试图判断他是否在撒谎。他有一双明亮、敏锐的眼睛和一张令人愉快的脸，棕色的头发，头顶部分发量已经开始稀疏，但两边还很厚，而且是卷曲的。他比我矮几厘米，大概四十岁，肚子有点大，但这并没有让他行动迟缓。他的着装很随意：没有打领带的斜纹衬衫，卡其裤，添柏岚注牌的靴子。
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会对学生动手动脚、撕掉她们上衣的纽扣并殴打她们的人，但外表什么都说明不了。他是法学教授，这意味着他是律师，也意味着他接受过游说演讲训练。他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信服。
所以现在就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还为时过早。另外，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你说，嘉娜那晚是第一次来你家。”
“对。”
“她来这里干什么？”
托利弗转过脸，低头看着脚边的狗。
“哦，”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听说过‘无辜者计划’吗？”罗杰·托利弗问我。
“有些耳熟。”我说。
我们坐在他院子里露天平台上的椅子里。罗杰那狗从狗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看着我们，似乎还不能决定应该对自己被抛在一边这件事作出什么反应。
“这是一个试图帮助被司法误判的人的组织，试图推翻那些对无辜者的判决，”托利弗说，“当然，这是很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你不必以某个官方组织成员的身份来做这件事。”他停顿了一下，害羞地看着远方，“好吧，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大学里运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无辜者计划’组织。”
他脚边的木板上有个大花盆。除了一些三叶草，里面什么都没长。我看着他把一只穿靴子的脚搭在花盆的边缘。
“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功，”他说，“纽约州锡拉丘兹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案子：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男子性侵了许多女大学生。一个二十岁、名叫赫克托·德尔加多的年轻人被定罪，因为一些受害者从一组照片里挑出了他。警方当时从犯罪者的精液和唾液中提取了DNA，但从未进行测试。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两年前我们赢得上诉，因为最终的测试证明，两者的DNA并不匹配。他在服刑十六年后被释放出狱。”
“《锡拉丘兹先驱报》报道了这个故事，美联社也报道了。《新闻周刊》做了专题，他们派了一名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大学里的同事们还为此取笑我；但这种宣传有助于吸引学生来法学院——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学生。”
“比如嘉娜。”我说。
“的确如此。”托利弗说，“我通常不与一年级学生一起工作，但嘉娜很热心。1月份，新学期刚开始，她就加入了这个项目。我依靠学生帮忙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对案件进行基本研究，回复囚犯及其家人——寻求帮助的人——的询问。”
他双手抱着肚子，手指交错。“事实上，”他说，“我们不断收到求助信息，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在这个国家，最终被推翻的刑事定罪数量非常少，而每一次上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所以你必须有所选择。一些学生很难理解这一点。
“嘉娜就是其中之一。她被一个案件吸引了，一个本地案件——加里·迪恩·普鲁伊特案。他被裁定谋杀了妻子。虽然证据不足，但普鲁伊特是个情况很不妙的被告。他是高中教师，与以前的一个学生有染，这足以使他不被陪审团同情。妻子凯西发现了他有外遇，他承认他们为此争吵过。但据他说，妻子在一个周六下午凭空消失了，开车离开后，再也没回来。
“凯西·普鲁伊特也是一名教师。警察开始搜寻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车停在她任教学校附近的一条街上。三个星期后，他们在城郊野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先被刺伤，然后被闷死了。他们很早就怀疑加里·普鲁伊特，他们搜查他的车时，在后备厢里发现了他妻子的几缕头发。但这是他们找到的唯一能将他与她的死亡联系起来的实物证据，而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决定性的证据。普鲁伊特的律师声称，这些头发来自后备厢中的一条毯子，普鲁伊特和妻子常在野餐时用这条毯子。”
“他们如果只有这么点证据，怎么能定他的罪呢？”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托利弗的眼角漾起笑意。“他们不只有这么点证据，”他说，“他们还有拿破仑。”
“拿破仑？”
“他叫拿破仑·沃什伯恩，信不信由你。他的绰号叫坡。”托利弗向西望去，太阳正在那里向树顶处下坠，“坡·沃什伯恩是个小混混，”他说，“入店行窃，小偷小摸。他因为常偷自行车臭名远扬。后来他因为犯了更严重的事被抓了：他偷了一辆车。他面临真正的刑罚。他在县监狱里等待判刑——与此同时，加里·普鲁伊特也在等待审判。他们被关在相邻的监室里。沃什伯恩称，有一天他们聊了起来，普鲁伊特承认杀了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