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蒂构陷一个无辜的人。或者，他构陷一个有罪的人，确保他进监狱。
莫雷蒂的动机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
太多种可能了。我把铅笔丢在桌上，慢慢走到壁炉旁边。壁炉上没有嘉娜用作烛台的那根木条，显得空荡荡的。警察已经把木条作为证据带走了。现在壁炉上除了那只陶碗和那枚硬币，什么都没有。嘉娜的二十五美分硬币。我把硬币拿起来，用拇指摸了摸边缘，边缘上有个尖头。我从来没有问过她这枚硬币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还有一件事不知道。
我把硬币放回碗里，关掉台灯，回去睡觉。
我这周六可以去见弗兰克·莫雷蒂。我可以以疯狂的指控与他对峙，只是想看看他如何回应。
但我选择去拜访安吉拉·里斯。
她住在靠近贝拉米大学的公寓里，一栋没有电梯的三层楼房，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合租的。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如果特色意味着狭窄的房间，低矮的天花板，地面上伤痕累累的油毡，20世纪60年代的电器。
她的两个室友都在大学读书，但安吉拉不相信正规教育。“系统太繁杂，”她告诉我，“我有时候也去上课，但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作业和成绩。这不是我学习的方式。”
她是个艺术家——画家。她带我看了她工作的地方，在公寓最大的卧室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不过，这间卧室的光线很好，有两扇朝北的窗户。她有一张窄小的床，靠着一面墙，画架摆在采光最好的地方。
房间里到处都是她的作品，二十八厘米乘三十六厘米的小画布。这些作品是用丙烯颜料画的，遵循一个模式：一条黑线垂直于中心，两边是纯色块。黄色和蓝色。红色和橙色。紫色和灰色。
“它们是关于二元性的。”安吉拉告诉我。“我看出来了。”我说。
“因为我们不只是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仅有一面。”
她说了一会儿二元性，说到我们开始时是一种东西，然后变成另一种东西，说到我们体内带有变化的种子。她的这些话让我想到“新纪元运动”注，会面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个不那么自我的人，一个被她和加里·普鲁伊特在一起的时光伤害的人。但是安吉拉·里斯看起来毫发无损。
我可以猜到普鲁伊特为什么会追求她。她有一种健康的美，皮肤白皙，棕色的头发。她让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女孩。她永远不会成为时装模特，但如果在街上看到她，你不会移开目光。
我不确定她作为画家的前程会怎么样。毕竟，她基本上是在给长方形涂色。我可能让我的怀疑态度表现在了脸上。
“你觉得这些画都是一样的。”她对我说。“没有，没有。”我说。
“没关系。每个人都这样说。桑迪和金妮取笑我。我不在乎。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些画卖得很好。”
“是吗？”
她大笑。“别那么吃惊。市中心有个地方在卖这些画。我没发财，但能维持生活。”她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伍德米尔画廊。
“但你不是来看画的，”她说，“你想聊聊加里。”
到目前为止，这话没错。我来这里，还因为嘉娜曾来过这里——这是我早些时候得知的消息，当时我给安吉拉打电话，问她是否愿意和我见面。
“我昨天去丹尼莫拉见加里了，”我说，“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我和他已经断了。我们在一起时，我还很幼稚，但并不盲目。他因为涉嫌杀妻被捕时，我想这是宇宙给我传递的一条信息。该尝试别的事情了。”
她把我带到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的一幅画前。“都在这里了，”她告诉我，“你需要知道的一切。”画布上画着两种红色。黑线左边的红色柔和、浑浊，黑线右边的红色丰富、充满活力。
“这幅画代表加里？”我说。
“代表我和他在一起时的生命，以及我在那之后的生命。之后的生命更好。”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安吉拉在一扇窗户旁徘徊，阳光落在她白皙的脸上。白色的灰尘在光线中飘浮着。
“你们就像一对双胞胎。”她说。
一句奇怪的评价。话音和灰尘一起飘浮在空气中。“谁？我和加里？”
“天哪，不是，”她说，哈哈大笑着，“你和嘉娜。她当时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问我同样的问题，以同样小心翼翼的语气。好像我谈起这件事就会伤心欲绝——悲惨的童年和父亲的虐待，这些经历让我和一个年纪是我一倍大的男人发生了关系。”
“我很抱歉。”
“哦天哪，放松。没有这回事。我父亲酗酒，但他从没碰过我。他在我十二岁时出车祸死了。我猜，这件事和我与加里在一起可能有某种联系。寻找一个父亲角色。我不是傻瓜。我看过治疗师。但我和加里的关系没什么怪异之处。他并没有让我绑马尾辫，穿啦啦队的制服，或者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我们的关系是以非常正常的方式开始的。一天放学时，下雨了，他说他可以开车送我回家。”
“所以，是在你毕业之前开始的？”
“高三学年快要结束时。你如果想知道得更详细，真正的接触是在我毕业后才开始的。加里想等一等。当然，他只需要等几个星期。如果需要等太久，他也许就不会那么高尚了。”
“他对你提起过他的妻子吗？”我问。
“他告诉我，他们在一起并不开心，”安吉拉说，“但我差不多已经猜到了，不然他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他从没有说过要离开妻子？”
“没有，他不可能为了我离开她。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认真的。我们只是玩玩的。”她从窗户边离开，走向画架，上面的画框上固定着画布。她已经在画布中间画下一条黑线，但黑线两边是空白的。
“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是不对的，”她说，“我想我当时就知道。我猜加里也知道。嘉娜在这里的时候，问我加里是不是个好人。我告诉她，加里是好人，既好也坏。我们都不只是一种东西。他从没有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他对我很友善。他告诉我，我很漂亮，也有才华。他表现出这个样子，也许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我当时并不是这样想的，现在也没有这样想。”
她把画框从画架上举起一点。“但还有另一个加里，对妻子不忠的加里。对她撒谎。这也是真实的加里。这个我不否认。”
“你觉得是他杀了他妻子吗？”我问。
“我不知道。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从没对他谈起过这个案子。他给我送来过一张字条，通过他的律师。字条说，他希望我知道，他是无辜的。但说真的，他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没有回应过他。早先，我操心过这个案子。我想我需要知道这个案子的真相，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但加里·普鲁伊特不是我要操心的问题。我有自己的人生。我不应该对他负责，不管他是无辜还是有罪。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刺耳。”
“我觉得你这样想是很正常的。”
她离开画架，坐到床尾。“你呢？你觉得他是无辜的吗？”
我趴在一扇窗户的窗台上。“这是个大问题。他仍然声称他是无辜的。他认为他知道究竟是谁干的，但我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他说是一对叫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的表兄弟干的。”
我看见她的脸沉下来。“你知道他们？”我问。
“我知道得够多了，”她说，“我们在高中时同校过一年。他们读高三时我读高一。”
“我知道他们的名声。他们在锅炉房里和一个女孩发生了一些事。”
安吉拉点点头。“我听说过这件事。也听说过其他一些事。别人警告我要小心他们——尤其是卢克。”
“警告？”
“他们叫我离他远点。卢克喜欢在周五晚上带女孩去看橄榄球比赛，然后带着女孩溜到露天看台下面去。你如果和他去看比赛——嗯，他就认为你同意他这样做。”
“听起来，他似乎有点魅力。”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他去过露天看台下面。谢天谢地。但我和他一起上过课——艺术课。”
“真的？”
“非常奇怪的是，我发现他挺有魅力。他很友善。他如果喜欢你的作品，就会称赞它。”
我挑了挑眉。“作为艺术家，他好吗？”
“他能画，用铅笔或炭，”她说，“我对他的画没有什么印象——我不认为他对颜色有感觉。不过我记得他做过模型。”
“什么样的模型？”
“建筑，比如帕特农神庙或者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蒙蒂塞洛。他用美洲轻木做。细节生动。他原本可以成为建筑师。他还试图做罗马斗兽场。”
“呃。”
她突然摇摇头。“不是用美洲轻木做的。我记错了。他用冰棒棍做。”
注 纽约州中东部城市。 20世纪70年代起在北美基督教社会中兴起的反判现代性的神秘主义思潮。
第22章
插曲：1996年6月
嘉娜·弗莱彻开着外祖母的别克名使在纽约州的州际高速上向东行驶。她在车内后视镜上挂了一盒空气清新剂和一棵小树，应该是为了让车闻起来像松树林，但她仍然可以闻到从车子底部飘上来的外祖母的气味：陈旧的香烟味和老太太的香水味。
到目前为止，她只开了三十来公里，但她已经觉得好多了，感觉自己更有活力了。她在晚上九点离开日内瓦城，带着三个行李箱和几百美元。她有一张她还没有看过的公路图和纽约布鲁克林一家青年旅馆的地址。她估计这趟旅程将耗时六个小时，所以她将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纽约。所以，这也许不是最聪明的计划，但还过得去。她已经在路上了。
她摇下身边嘎吱作响的窗户，让夜里的空气进来。深吸一口气。她仍然可以闻到香烟味和香水味，但她并不介意。更糟糕的气味她都闻过。她一年来一直在处理外祖母的气味，帮她洗澡，帮她上厕所。在外祖母生命的最后几周，当这个女人再也不能从床上站起来，不能自己吃饭，嘉娜为她做了一切——你能为另一个人做的一切。
所以她能接受香烟味和香水味。
嘉娜在州际高速拜伦港服务区停车，因为名使的油箱要空了，她也需要咖啡。在房子里面，她穿过杂乱的人群——年轻的家庭、穿皮衣的摩托车手、退休人员、一队童子军——去麦当劳排队等候。柜台后面的女孩看起来半睡半醒。她把咖啡递给嘉娜，并喃喃自语地说着消费金额。二十四美分。嘉娜已经准备好钱。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但就在把它丢到女孩的手掌里之前，她又把手收回来。她从钱包里翻出另一枚硬币。
这枚二十五美分硬币是母亲给她的。嘉娜直到今天才告诉母亲她打算做什么，尽管她从外祖母的葬礼之后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今天她确定了：她不会在秋天去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她要去纽约，现在就去。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想成为演员。
这个消息让莉迪亚·弗莱彻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拒绝（“这只是一时兴起。你走到一半就会回来”），愤怒（“你在抛弃自己的未来”），讨价还价（“试着在康奈尔读一年。你如果不喜欢，再做别的事”），沮丧（“我放弃了，你从来都不听我的话”），接受（“好吧，你如果非要去，至少让我帮助你。我给你些钱”）。
最后一个阶段不是真正的接受，也许是勉强的接受。嘉娜可以接受母亲给的钱——这将使母亲高兴。但她也很生气，为不得不长期扮演好女儿而生气。
所以她拒绝了。但在她离开家之前，母亲把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放到她手里。
“这样你可以记得打电话给我。”莉迪亚·弗莱彻说。
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二十五美分不够你给任何人打电话，至少不够打一个长途电话。然而，这也是个和平提议，嘉娜应该感谢她。所以，她把硬币塞进外套口袋，开车离开。
现在，她把这枚硬币装进牛仔裤的后口袋里，这样她就不会不小心花掉它。她把咖啡拿到一张桌子上，从钱包里拿出公路图。她周围一片混乱：骑摩托车的大胡子在笑，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哭，一个小童子军在追赶他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橡皮球。在房间另一边，一个穿着橙色T恤的人把桌子当作鼓，用一对真正的鼓棒敲打着桌子。嘉娜不知道这首曲子，但它听起来很熟悉，是军乐队在体育赛事中场休息时演奏的那类曲子。另一个穿着T恤的人坐在鼓手对面，摇头表示不满。
嘉娜在桌子上铺开公路图，喝着咖啡，试图弄清路线。如果她沿着州际高速走，最终会到达纽约，但她必须先一路走到奥尔巴尼。这样走似乎浪费时间。她认为，如果她在锡拉丘兹下州际高速，上81号公路，可以直接到达那儿。沿着81号公路向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在那里上380号公路，再上80号公路，然后是280号公路——一大堆带“80”这个数字的公路——这样她能到纽约。
她把公路图折起来时，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哪儿呀？”
她抬头，看到那个穿着橙色T恤的鼓手。他端着食物托盘，正要去扔垃圾，他的鼓棒还在他坐的那张桌上。他又高又瘦，黑发蓬乱，笑容放松。
“先到锡拉丘兹，”她说，“到了那里再往南走。”
“我们也是，”穿着橙色T恤的男人说，“我们明天晚上在宾厄姆顿有场演出。我和我的傻瓜朋友。”
他指向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他的伙伴，那个男人拿起了鼓棒，想在桌子上敲出点节奏。但那声音听起来像冰雹落在屋顶上。
“你们在乐队里？”嘉娜说。
“是的。我们明天和乐队里的其他人碰头。你如果去宾厄姆顿，可以来看。”
“谢谢，我不去那里。”
“在那儿演完之后，我们就去纽瓦克，”他说，笑容更加可掬，“下周末会再到波士顿的一家俱乐部演出。如果你去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告诉我。”
嘉娜对他回以微笑。这个人很可爱。她会经过宾厄姆顿。她开始计算自己是否负担得起在那儿待一天的费用。有何不可呢？
在房间的另一头，那个傻瓜朋友已经不再敲鼓棒，正在用手指转一根牙签。牙签翻飞。
穿着橙色T恤的男人戏剧性地叹口气。“你不能以貌取人，”他说，“我敢发誓，他能把贝斯玩得出神入化。”
“乐队叫什么名字？”嘉娜问。T恤男眨眨眼睛。“猜猜。”
嘉娜顿了一会儿。“我的傻瓜朋友？”
他大笑。“我们当时取名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她真的可以在宾厄姆顿待一天。
“真的名字叫什么？”
“橙子人。”他告诉嘉娜，指指自己的T恤。
嘉娜皱了皱鼻子。
“我知道，”他说，“我们非常不擅长给乐队取名字。但别让这个名字让你对我们的演出望而却步。”
“到时候看吧。”她说。
“好极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因为，你知道，我不想成为服务区的怪家伙。只是你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
他伸出手。
“我叫卢克。”他说。
第23章
埃利·道尔在1996年9月6日晚去世。《罗马城哨兵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但《哨兵报》的档案还没有上网。我最后在公共图书馆的地下室花了部分周日下午的时间，翻阅微缩胶片上的旧报。
第一篇报道只有最基本的事实。大约在晚上十一点五十五分，埃利心脏中枪，事情发生在他家，即胡马斯顿路上的一辆拖车。在现场没有找到武器。后续报道称，卢克·道尔的车在第二天被发现——被遗弃在市中心汽车站附近一个药店的停车场。从附近的下水道中找到一把手枪。警方正在寻找卢克，希望能讯问他。
《哨兵报》刊登了这对表兄弟的照片。埃利·道尔看起来像是个和蔼可亲的傻瓜，脸颊红润，头发呈波浪形，耳朵从头上伸出来。卢克·道尔不同。他很像肥皂剧中的坏男孩。他神情紧张，目光咄咄逼人。
报道中的两个信息让我眼前一亮。其中之一是我预料到的：此案的首席警探是弗兰克·莫雷蒂。另一个信息让我吃惊：埃利·道尔有个妻子。
我向流通台的女士要了一本电话簿，找到温蒂·道尔的号码。我把号码输入手机，然后走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沐浴着阳光。我让拇指在绿色拨号按钮上盘旋，试图想出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你已故的丈夫是个杀人犯。他的表兄弟卢克可能正在流窜杀人。你有时间聊聊吗？”
我决定撒个谎。我按下按钮，在她接了之后说：“你好，我叫大卫·马龙。我在写一本关于未侦破谋杀案的书，我想和你谈谈你已故的丈夫。”
“埃利？”她说，“我觉得他配不上有人给他写一本书。”
“哦，他只是许多章节里的一章。我们可以见一面吗？我来找你。”
“我没办法见你。今天是周日。我得做晚饭。”
“明天呢？”
“我明天要上班。”
“我请你吃午饭。”
“我觉得这样不好。很抱歉。”
我请她再考虑考虑，然后发现她已经挂了。我在“最近通话”中找到她的号码，再次按下绿色按钮。等着。四声，五声，六声。没有答录机。没有语音信箱。七声，八声，九声。我按下红色按钮，结束通话。在图书馆的草坪上漫步。一分钟后，我又试了一次。温蒂·道尔在铃响第五声时接了。
“你真是执着。”她说。
“这件事很重要。”我告诉她。
“问题是，我不觉得谈论埃利有任何意义。”
“我明白可能会痛苦——”
“不是痛苦。只是最好让这件事过去。我想我不希望自己出现在一本书里。”
“没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在‘背景’谈。”
“背景？”
“行话。我只是为了做研究，不会提到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最好不要谈它。”
“我们可以在背景的深处谈。”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谈完之后，我永远都不会再打扰你。在街上遇见你，我不会打招呼，我会假装自己不认识你。”
她笑了。不算大笑，但足够了。
“好吧，”她说，“明天。”
我在阿森纳街国税局地区审查中心对面的一家露天咖啡馆见到了温蒂·道尔，国税局地区审查中心是一栋灰色砖制建筑，窗户很少，风格不突出，很适合整天审查报税单的会计人员。温蒂在那里做秘书。
“你不会相信发生在那儿的事，”她告诉我，“苦力。”
“我猜我可以想象。”我说。
“你真的、真的想象不出来。”
她点了份沙拉当午餐，说她正在努力减肥。她告诉我，她总是超重四到八公斤，而且肉总是长在中间部位。她有一头细而毛糙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脸颊上有些痤疮。她穿得很专业：裙子、高跟鞋和海军蓝西装外套。她今年二十四岁，如果埃利·道尔还活着，也是这个年纪。
我问她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念的是同一所高中，”她说，“但我在高中时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毕业几年后，有一天我忽然遇见他，那是在莫霍克谷社区大学的一场聚会上。我当时正在读双学士学位：商学和信息科学。没什么用，但能让你得到一份在国税局接电话的工作。”
“埃利也在那儿念书？”
“不是。他在一个乐队里当贝斯手，那是他和卢克以及其他几个人组的一个乐队。翻唱别人的歌。他在表演间歇走过来和我说话。五个月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对他有好感。我觉得他会有些出息。”
她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平板，没有讽刺的意味。见我没有回应，她说：“你真是个有礼貌的作家。要么就是你还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的确还没有。”我说。
“哦，那把这个记下来，”她说，指指我拿来装样子的笔记本，“埃利·道尔穿得像个农场主，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白色小面包车。他没有什么出息。他能高中毕业的唯一原因是，他四年都去上学，而且他们也希望他赶紧走人。”
“你为什么答应嫁给他？”
“我照了镜子，问我自己，你认为以后还会有多少人向你求婚。”
“你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我说。
她翻了个白眼。“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们在95年春天结婚了。一年半以后，他中枪死了。在那一年半里，我们住在拖车里。我取得学位，做临时工。他玩他的乐队。”
“乐队挣钱吗？”
“乐队演出一晚能挣一百美元，一百美元四个人分。乐队很快就解散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吃着沙拉。我咬了一口我点的三明治。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
“我听说埃利和卢克可能有其他挣钱的门道，”我说，“可能是不合法的门道。”
温蒂·道尔微笑。她的门牙之间有个豁口，这个豁口如果小一点，也许看起来会有些性感。
“你这是不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卖毒品？”她说。
“他们卖吗？”
“我们现在是在背景的深处？”
“最深处。”
“那么，是的。主要卖大麻，也卖其他东西。可卡因，药丸，甲基安非他命，如果他们能弄到的话。事实上，乐队只是他们用来向年轻的大学生卖大麻的幌子。也卖给教授，埃利对我说过。”
“教授？”
“你以为社区大学的教授不抽大麻？他们还有其他办法熬过白天的时光吗？”
“你觉得这是埃利被杀的原因吗——毒品交易？”我问。她拨弄着盘子里的沙拉。“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等着她回答。她注视着远处，回忆着细节。
“我很早就上床了，”她说，“埃利在喝啤酒，看电视。我被枪声惊醒了。不过，你被枪声惊醒后，不会意识到那是枪声。我在床上坐起来，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可以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电视声。我喊埃利，但他没回应我，所以我爬起来去外面。发现他躺在地上流血。拖车的门开着。我听到一辆车开走的声音，车速很快。”
“但是你没有看到车？”我问。
“我在看埃利，”她说，“想把他胸口的那个洞堵上。”
“你觉得开枪射他的人是卢克吗？”
她耸耸肩。“警方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是他，我想他去拖车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我觉得他刚打开门就开枪了。”
“他们争吵过吗？”
“他们一起长大，是由外祖父带大的。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吵。也打架——满地滚会流血的那种打法，我听说是这样。长大后打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