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最需要帮助时，是他站在她的身边，所以她也想反过来帮助他。不知不觉中，三年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已经开始帮忙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始终未婚，她早就注意到了他那种不修边幅的气质。倒不是说他整日蓬头垢面，但若放任他继续，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而且他的饮食严重失衡，需要有人照料。她也想找点事做。她不想再在陌生人的身边醒来，她想要转移注意力，而帕特纳就是药方。
她会帮他采购，还请了小时工来帮忙每周打扫一次。她手里握着他的日程表，确保他偶尔能分出时间休息。她是一道屏障，隔开了他和他最难搞的几个手下。比如戴安娜·泰维纳。与此同时，她又能让自己保持低调——两人从未有过肢体接触。查尔斯甚至没发现她做了秘书职责之外的事，但是她确实在关心他。
但她的关心还不够，她没能发现他需要更多帮助。
她歪了歪头，头发挡住了脸。也许她应该去染头发，染回金色，但是给谁看呢？谁会注意到呢？除了那个可恶的杰克逊·兰姆，他只会嘲笑她。
她知道查尔斯·帕特纳死后自己无法继续留在总部。她能接受。但是被分配到斯劳部门就像是在为已经赎过的罪服刑。她有时也会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真的只是因为她曾经酗酒吗？还是说，有人觉得她应该为查尔斯的自杀负责，因为她没能提前发现征兆？但是她怎么可能发现？查尔斯·帕特纳一辈子都在和秘密打交道，如果他从中学到了什么，一定就是如何保守自己的秘密。你有他家的钥匙？她被这么问过。还有：你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她当然不可能知道，但现在她开始怀疑，也许其他人并不相信她的说辞。
往事如云烟过眼。查尔斯·帕特纳早已离世，她却还总是想起他。
回到眼前的镜子，回到自己的生活。可爱的淑女做了蠢事，落到了如此境地。
我叫凯瑟琳，我有酒精依赖症。
她已经十年没喝酒了，但事实就是事实。
我叫凯瑟琳，我有酒精依赖症。
她关掉浴室的灯，回到厨房，开始做晚饭。
***
明·哈珀今晚在给两个孩子打电话。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九岁和十一岁。一年前，与他们通话后，他会学到许多不必要的新知识，通常与电子游戏和电视节目有关。但在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变了，现在和他们聊天就像在和两台冰箱对话。变化发生之前为什么没有预警呢？而且，为什么连九岁的儿子也突然变了？他不是还有很久才会进入青春期吗？想从小儿子嘴里问出来点什么就像给石头挠痒痒，毫无效果。等前妻接过电话时，明已经濒临发作的边缘，她却不为所动。
“这只是一个阶段，他们对我也是一样的。你只是打个电话，我可是每天都要看他们摆脸色，问原因也什么都不说。是我在给他们做饭，我在照顾他们的生活，你没资格说自己有意见，懂吗？”
“至少你还能每天见到他们。”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住哪儿，每周多来两次你会死吗？”
他本可以反驳的：他工作很忙，她离得很远。但是婚姻生活已经教会了他：当她开始生气，等待他的就只有惨败。
通话结束后，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每次打完电话，他都忍不住回想起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某一个瞬间开始自由落体。在那次愚蠢的事件之前，他有过一段婚姻，一个家庭，还有事业。他会去看牙医，需要付房贷，还有各种自动扣款协议。当然，有些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却已不再重要。这是他曾拥有过正常人生的证据，但一切都因为那次失误付诸东流。他把一张光盘丢在了地铁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
很少有人的事业是被BBC广播四台摧毁的。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最可怕的并不是发现广播中的光盘本该属于他的瞬间，而是在那之前。他一边听广播，一边开开心心地剃须，心想：幸亏我不是那个搞砸了的倒霉蛋。这个瞬间让他无地自容。全国人民一定都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却是唯一一个没资格庆幸的人。
随后，更加漫长的痛苦接踵而至。他要面临局里的审问，电视节目拿他当例子笑话情报人员都是傻子。街上的路人不知道明·哈珀就是话题中心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嘲笑他。
最糟糕的是，大家都认为他会搞砸纯粹是因为能力不足。没有人怀疑他背叛了组织，没人怀疑他把T5航站楼的安保漏洞丢在皮卡迪利线上是因为一次失败的情报交易。如果真有人这么想，他好歹还能得到一丝尊重。他也许是被理想主义蒙蔽了双眼，也可能是受到了金钱的诱惑，但至少他是有意识地做出了选择。但这是不可能的，就连看门狗都在档案上写了他是一个蠢货。换作其他时候，他可能会被直接开除。但那年局里财政紧缩，限制招新，如果他走了，就不会有人来填补空缺。让他留下似乎是更明智的决定，至少要留到能招聘新人接替他的时候。
对他而言，摄政公园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明下意识地翻起口袋，又告诫自己不要这么做。他倒了杯酒，把广播调到运动频道。主播一球一球地讲解国际板球锦标赛，他开始幻想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他在格洛斯特路下车后，还未走上站台，恰好转身看到了落在椅子上的光碟，于是转回去取，心里有一种险些酿成大祸的紧张。晚上回到家，哄孩子上床睡觉之后，他还会想起这种感觉。但是随着工作和生活照常继续，他会逐渐忘记这个小小的插曲。婚姻、家庭、事业、牙医、房贷，还有自动扣款协议也都将持续如常。
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沉浸在类似的幻想中。明忍不住沮丧地吼了一声，打断了刚才的思绪，好在没人听到。他现在孤身一人，房间里只有收音机的声音。而手机——在和无法沟通的孩子们通完话，和前妻大吵过一架之后，就没有用处了。他没有其他可以聊天的人，于是他干脆关了机。
路易莎·盖伊回到了自己租的单间公寓。她看向四面墙壁，墙被堆满屋子的杂物遮盖了：一摞摞的CD、书，潮湿的衣物挂在快要散架的架子上。在那个瞬间，她几乎要再次夺门而出，但是她知道自己无法面对后果。于是她用微波炉热了一份千层面，开始看房产节目。如果你是房主，那么你的房价正在暴跌；如果你是租客，那么你的租金一路高涨。
手机异乎寻常地安静，但她还是盼着有人能打来电话，问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是否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
她把餐盘泡在水池里，换了台。电视里说粉色的安慰剂比蓝色的更管用，这是真的吗？人类的大脑真的这么容易被欺骗吗？
她自己的知觉倒是经常失灵，不是被欺骗了，而是她不得不学会迟钝。她每晚躺在床上，一闭眼就会看到一条条情报浮现在眼前。她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好像看到了某种规律中缺失的一环，却怎么都看不真切。于是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再次清醒地迎来新的一天。缺乏睡眠的大脑枕在太薄又太热的枕头上，床的其他部位却冷冰冰的。
真该死，她想，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放过她？哪怕让她好好睡上一晚也行，拜托了。
然后到了白天，她还会继续这样的循环。
她的工作是监控网络言论。当然她应聘的并不是这个岗位，是被发配过来的。这份工作会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尽头。日复一日，她都会走进斯劳部门生锈的后门，数着分秒，忍受漫长的白天直到下班，听着那扇门在她身后再次合上。从进门到出门，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感慨人生的不公。
她应该辞职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辞职。
但这会让她变成一个逃兵。她加入英国国家安全局并不是为了当逃兵。
所以她依旧盯着屏幕，监控着虚拟世界的动向。她出没在虚拟的博客山野之间，寻找异动的蛛丝马迹。有一些网站就像是特洛伊木马，由安全局开发运营，专门用来吸引不法分子。还有一些网站可能是其他政府部门运营的。有时她会觉得，也许她监控的聊天室里也都是特工。表面上是面向年轻人的网站，实际上用户全都是中年男性。总之，无论真实与否，这类网站都包罗万象。从直白的《如何自制炸弹》，到科普性质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是什么》，再到匿名论坛的激烈骂战，以及乱七八糟的语法和拼写，不一而足。
要想在这样的互联网上找到真实情报，她必须先忘记学过的一切语法、知识、拼写、礼仪和批判性思维。
这一切都让人感觉毫无意义。不，甚至更糟糕，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你手头只有文字资料时，要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只是在胡扯？所有的文字都同样的愤怒、恶毒又偏激。有时她认定某些声音比其他的听起来更真实，把相关情况上报，上面就会派人挖出对面的IP地址，找到郊区卧室里的某个愤青。这可能只是一场闹剧。所有被她指认的潜在恐怖分子，实际上都是和她一样的卧底人员，只是在为不同的势力工作，而他们也在向上汇报她的网名，他们只是在互相举报。这当然不会是反恐活动中唯一的无用功。她应该去街上巡逻、出外勤，做真正的工作。但她已经尝试过并且失败了。
她经常想起那次失败。每次回想起来，她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有时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直到感觉牙齿咬得太紧，下巴开始酸痛，才会发现原来她又在想那件事。
那是她第一次出外勤，是一次跟踪任务。之前她只做过演习，这次是来真的。跟踪对象是一个男孩。她不是第一次跟踪男孩，但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专业人员跟踪：在远处时时监控他的动作，但不能离得太近，暴露自己。
跟踪任务最少需要三名特工，那天派了五个人。两人打头阵，三人垫后。跟在后面的三人会随时更换位置，就像在跳一场乡村舞，只不过是在城市的街道上。
目标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黑人青年。他穿着条纹西装，戴着一副塑料矫正眼镜。他是某枪械组织的先锋成员。一周前，有一批被淘汰的枪支在送至熔炉销毁的途中遭遇劫持。“被淘汰”就和“单身”或“已婚”一样，是一种随时可能改变的状态。被劫持的枪械并不是拿来做镇纸的，而是为了再利用，贩卖给相应的社群。
“三号，准备上前。”
耳麦里传来一道指令，让她站到队伍前列。
之前打头阵的人退了下来，他在报刊亭旁站了一会儿，然后加入后方。她紧跟上目标，目标保持一定的速度稳步向前。这说明他要么对自己被监控的事实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太习以为常，所以丝毫不露破绽。
但她当时是这么想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任何句子都会失去含义。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到一分钟，目标拐进了一家服装店。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穿得很讲究，显然很注重着装。但商店也是绝佳的接头地点。店里有人排队，偶尔还会拥挤，当然也有试衣间，很适合甩掉尾巴。于是他拐进店里，她跟了上去。
然后完全跟丢了。
在接下来的问询中，人们无声指责她跟丢了目标是因为种族歧视。问询从那天晚些时候开始，持续好几周。他们说她分不清年轻黑人的面孔，但并不是这样的。目标人物的模样她记得很清楚，即便是现在也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他的下巴上有一处小小的凹痕，还有干净利落的发际线。但是在店里还有至少六个其他的年轻人，无论身材、肤色、服装还是发型，都和目标一致。这是他们安排好的。
她后来才知道，目标只在店里停留了不到三分钟。他走进试衣间，换下西装，回到街上的时候已经穿上能够融入街道的衣服：宽大的灰色上衣和松垮的牛仔裤。他从二号面前径直走过，当时二号正要进店，为路易莎提供增援。紧接着他路过了一号、四号和五号，没人认出他。而三号路易莎则开始感到焦虑不安，那天真的糟透了。
更糟糕的是，那些被劫的枪支出现在了之后的犯罪活动中：银行抢劫、人质劫持，还有街角的枪击案……
造成的连带伤害还包括路易莎·盖伊的职业生涯。
她想着要不要再给自己倒一杯，然后决定还是关掉电视直接上床。这样早上会到来得更早，但至少从现在到睡醒她都不用再继续思考了。
睡眠来之不易，她在黑暗中躺了整整一个小时，杂乱的思绪不断侵扰着她。
不知道明·哈珀在做什么？
杰德·穆迪穿过门口的人群，占了一个临街座位，在那里抽了三根烟，喝了一杯啤酒。公交车频繁地呼啸而过。街对面的商铺循环排列：韩国超市、快递公司、房屋中介、快递公司、韩国超市。他喝完酒，回去点第二杯，这次直接拿着酒杯上了楼。楼上有一个封闭式露台，露台边摆着桌椅，能从窗边看到下方熙攘的人群。尼克·达菲喊他的时候，他杯里的酒已经喝了一半。
“杰德。”
“尼克。”
达菲坐了下来。
尼克·达菲年近五十，和穆迪完全相反。他们是同期，几乎是同时通过了实习训练，十几年后，两人都进了被称作“看门狗”的监察部门。看门狗的犬舍在摄政公园，但有时也会出远门。最远的一次，穆迪去了马赛。有一个年轻特工搞错了目标的身份，被跨性别性工作者用刀刺死。但是达菲去过华盛顿。他的一头灰发修剪整齐，和穆迪一样穿着西装外套，没打领带。穆迪不禁想道，在外人看来，他们可能就像两个下了班的白领：会计师、房产中介、赌场工作人员，如果观察者更敏锐一点的话，也许会将他们错认为警察。一百万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个会猜他们是军情五处的人，要是被穆迪知道了，他肯定要好好地查一遍那个混蛋的背景。
“很忙吗？”他问。
“就那样。”
意思是他不忙，就算忙也不能透露。
“我不是想打探什么，尼克，就是问问你最近如何。”
达菲歪头示意下面的吧台。“最尽头的椅子，你看。”
穆迪的第一反应是他被跟踪了，第二反应是：怎么回事？两个女人坐在吧台尽头，穿着露出大片皮肤的短裙，两人穿在身上的布料加起来刚好够做一块眼镜布。
其中一人穿着红色内裤。
达菲在等他的反应。
他说：“天哪，你不是认真的吧？”
“怎么，你太老了？”
“我喊你出来不是为了泡妞的。”
“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呢？”
“就算是，我也不会选择在这种地方猎艳，除非带上青霉素。”
“你说话真的很好笑，杰德。”仿佛为了印证这一点，达菲看了看手表，然后慢慢地喝了一大口啤酒。
穆迪干脆直奔主题：“你和泰维纳关系近吗？”
达菲把桌上的杯垫摆正，将啤酒杯放在杯垫上。
“她好说话吗？”
达菲说：“好说话？她可是浑身都在释放禁止靠近的信号。”
“尼克。”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就这样，谈话还未开始就结束了。达菲用短短的一句话告诉他，他最好现在就闭嘴。
“我只是想要一次机会，尼克。只要一次机会，我不会再搞砸了。”
“我根本见不到她人，杰德。”
“你见到她的概率比我大十倍。”
“无论你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
“我不想从她那里——”
“——都是不可能的。”
穆迪闭上了嘴。
达菲继续道：“去年那堆烂摊子需要有人来背锅，萨姆·查普曼主动请辞，但这只是开始。他们需要一个不情愿的替罪羊，也就是你。”
“但他们没有开除我。”
“真的吗？”
穆迪没有说话。
考虑到这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达菲还是开口道：“斯劳部门不能算是局里的一部分，杰德；摄政公园才是总部。你也知道，我们监察部门要四处留意，看谁都做了什么，确保大家都各司其职，没人干不该干的事。如果他们犯了事，我们就狠狠咬住不放，所以他们才管我们叫看门狗。”
他的语气轻松愉快，任何路人都会觉得他刚刚只是讲了个笑话。
“而在斯劳部门，你的工作——是什么来着，杰德？如果有人在公交站待得太久，你就去把他们吓跑。确保没人偷走办公室的曲别针，站在咖啡机旁边听其他废物抱怨，这就是你的工作。”
穆迪什么都没说。
达菲继续道：“没有人跟踪我，因为我才是那个跟踪别人的人；也没有人跟踪你，因为根本没人在乎你。相信我，没人在盯着你的工作，杰德。老大在一张纸上盖了章，然后直接忘记了你的存在，就这么简单。”
穆迪什么都没说。
“如果你不服气，就辞职去干别的。警察失业后都转行去做保安了，你也可以试试啊，杰德。他们还给你发制服呢，停车场的风景也不错。你也该向前看了。”
“我没有失业。”
“没有，但他们在等着你主动辞职呢，你还不明白吗？”
穆迪怒视着他，伸手去口袋里拿烟，又回想起冰冷的现实。他上次在酒吧里享受香烟是什么时候？上次和同事喝酒，笑着聊起工作又是什么时候？上次作为杰德·穆迪感到开心又是什么时候？他的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又松开，他伸了伸手指，将双手放在面前的桌上。
“他在搞小动作。”
“谁？”
“杰克逊·兰姆。”
达菲说：“上次杰克逊·兰姆要做点什么比放屁更激烈的事，杰弗瑞·博伊科特还在给英格兰踢先锋呢。”
“他给希多·贝克派了任务。”
“行吧。”
“一个真正的任务。”
“我知道，杰德。我们都知情。你以为兰姆真的能不经批准放屁吗？”他再次把杯子举到唇边，但杯里已经没有酒了，于是他又将杯子放下。“我得走了，明天早上还要开会，你懂的。”
“和一个记者有关。”穆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要太急切。他希望达菲能够理解，如果斯劳部门真的要出任务，穆迪不能被排除在外。天知道，他的工作经验比所有其他人加起来都多。希多·贝克刚通过新人测试，卡特怀特搞砸了国王十字车站，何是个无可救药的宅男，其他人就是该死的冰箱贴。逮捕行动时，穆迪踹开过无数扇门。不用告诉他这次行动和踹门没关系，他当然知道没关系。但是如果要做任务，队伍里就要有一个能踹门的人，因为早晚都要有人去踹门。
达菲说：“这么说吧，穆迪。杰克逊·兰姆手握的权力跟路边的交通志愿者差不多，你比他还要差三个档次。我们知道贝克在干什么，只有外行人才会管他做的事叫‘任务’。他就是个跑腿的，懂吗？我们不可能给斯劳部门派真正的任务。”
话还没说完，他就站起了身。
“我说话比较直，你别往心里去，好吧？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但说实话，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穆迪看着达菲下楼，走到吧台，付了钱，然后指了指楼上。吧台的工作人员抬头看去，点了点头，又接了一杯啤酒。
离开之前，达菲在穿短裙的金发美女身边停留了片刻。他说了什么，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笑出了声。达菲离开之前，她凑到女伴身边复述了一遍他的话，两人都咯咯笑了起来，又是一个普通工作日晚上听到的下流段子。
杰德·穆迪喝完了杯子里的酒，靠在椅子里，心想：好吧，你这个混蛋，你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早上要开会，决定跟踪谁或不跟踪谁，我还在不相关的地方原地打转。我只有狗屎一样的工作，而你前途一片光明。
但如果你真的这么聪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希多·贝克是个男人？
他没去吧台拿达菲给他点的那杯酒。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可以积少成多。
几年前还在局里工作时，罗德里克·何就想好了自己的代号应该是什么。当然，如果你提醒他这都是过去时了，他也绝对不会感谢你。他甚至想好了第一次被喊代号时要如何回应。继续啊，让我高兴高兴。他会说。我今天走运吗？你觉得呢，渣滓？如果你的代号是克林特，你就应该这么说话。
克林特这个代号的由来如下：
罗德里克·何(Roderick Ho)→《西行记》(Westward Ho)→伊斯特伍德·何(Eastward Ho)→克林特(Clint)。
但是从来没人喊他克林特。可能是政治正确阻止了他们从西方(west)联想到东方(east)，因为这会让他们有诉诸“东方主义”的嫌疑。
但可能这都太高看他们了，他们可能甚至没听说过《西行记》。
一帮弱智——他的同事都是一帮弱智。手里拿着字典和拼字板都想不出一个双关语的白痴。
和路易莎·盖伊还有明·哈珀一样，何今天晚上也在自己家里。但他住的并不是出租公寓，而是自己的独栋别墅。房子很奇怪，但并不是他故意要这么布置的，他买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最怪的是楼上的温室：一个玻璃房顶，铺着瓷砖地板的夹层。销售对此赞不绝口，说屋里的各色植物可以改善室内空气，形成特殊的微气候，绿色自然环保，诸如此类。何假装在听，点点头，实际上却在琢磨扔掉那些环保垃圾之后能塞下多少台电子设备。他觉得能放很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他坐在一堆电子设备中间。有些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光顾，其他的则流畅地跑着预先写好的程序，还有一台在以震耳欲聋的音量播放死亡金属摇滚，仿佛真的要置人于死地。
他知道，他已经过了听这种音乐的年纪。他也知道，他已经过了听这种音量的年纪。但是这是他的房子、他的音乐，邻居又都是学生。如果他不制造噪音，就要忍受别人的噪音。
眼下他正在浏览内务部的人员档案。倒不是在找特定的资料，只是因为他能做到。
何的父母在一九八七年就来到了英国。青少年时期，他看了许多“我的人生我做主”类型的书，所以在没有废寝忘食地沉迷《龙与地下城》的时候，他经常会思考如果当年父母留在了香港会怎样。他很可能会换个更加商业化的领域，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或者特效师，或者在某个千篇一律的国际大公司里打工。很可能赚的比现在要多——但这世上没有如果。
昨天早上他在地铁上认识了一个女人，晚上去和她约会。当然了，他们并没有进行语言交流，因为第一次约会都是这样。
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穿着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装外套和短裙，打扮得像个都市白领。但真正吸引了他目光的是她挂在脖子上的工牌。他抓着地铁吊环站在旁边，两人间的距离只有短短八英寸，所以他能清楚地看到她的名字。到达斯劳部门十分钟后，他就已经查到了她的住址、情感状况（单身）、信用卡记录（信用良好）以及医疗记录（普通妇科疾病）。他翻着她的邮箱，里面有工作邮件和垃圾邮件，和同事偶尔调个情，但基本毫无进展。她想买一辆二手车，回复了一个本地小报上登的广告，发布广告的人还没答复。
于是何给发布广告的人打了个电话，了解到对方已经卖掉了车，但还没来得及通知其他未中标的倒霉蛋。别担心，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对那人说。然后他转头就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问她还想不想买一辆六年车龄的萨博。她说想，于是两人晚上约在一家酒吧见面。早在她到达之前，何就已经找了一个角落坐下。他看着她在酒吧里等了一个小时，表情越来越沮丧。他甚至想过要不要去跟她说句话，坐下来解释给她听：小心驶得万年船。做人不能不谨慎。明晃晃地把工牌挂在脖子上？这不就相当于在身上别了个徽章说“快来人肉我”吗？经济状况、最喜欢的网站、通话记录。想知道这些细节，你只需要一个名字和一些额外信息，比如工作地点、税码、犯罪记录、积分卡、公交卡……这些东西不仅可以被查到，更重要的是可以被篡改。可能你有天早上离开家，工牌像蜘蛛网一样贴在你脖子上，而你到公司后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已经不属于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