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皮大世界出来，我又跟着阿德丽去了另一座购物中心。这里有点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贩卖五花八门的商品。我们逛了几家箱包店。阿德丽和女朋友挑来选去，最后买了一只蓝色小皮包——看上去质量挺好，却只要九十块钱。
我夸这包好看，适合她。
“不是我背。”阿德丽说，“是送给我表姐的。”
原来，亲戚朋友都知道阿德丽去了中国，也都托她带货。可从中国带货太麻烦，托运成本又高。所以，阿德丽来这里买东西，当作中国带回来的礼物送给亲友。严格来说，这也的确是从“中国”带回来的。
我们又逛了几家玩具店，逐一比较不同平衡车的价格和质量。最后，阿德丽花了四百块钱买了一辆，送给另一个表姐的孩子。
“都是送人的，你自己不买？”我问。
“我不在这里买。”阿德丽嫣然一笑，“我用淘宝。”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到了逛街的极限，于是和阿德丽挥手告别。
“我们加个微信吧。”我说。
阿德丽拿出手机，准备扫一扫。然而，我们用的还是哈萨克电话卡，而这是中国境内，只有中国信号。
我走出购物中心，穿过广场，经过一座展翅雄鹰的雕塑，回到哈萨克一侧。这边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只有一栋两层楼的集合店铺。店主全是中国人，卖的东西包括俄罗斯套娃、格鲁吉亚红酒和高加索蜂蜜。简而言之，与任何一个中俄边境集市上卖的东西差不多。
我问一个店主，有没有亚拉拉特白兰地。
“亚什么？”他根本没听说过这东西。他转而向我推荐一款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红酒。酒瓶上已经落了一层细细的灰尘。
他是湖南人，就住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里。他说，这里有酒店，也有出租房。来他这儿购物的都是中国旅行团。霍尔果斯的大小旅行社都经营类似的“哈萨克斯坦风情游”。广告语是：“不用签证，即刻出国！”
我回到广场，想到我的问题是怎么“回国”。实际上，我已经在中国了，只是出不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了给护照盖章，我必须原路返回哈萨克斯坦，再从十几公里外新修的口岸过关。
回哈萨克海关的中巴刚一停车，“骆驼队”就蜂拥而上。两个女人由于带货太多，被管理员撵了下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来时的中巴上只有人，现在除了人，还塞满了货。
回到海关，走出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黑车司机围了上来。我找了一辆送我去口岸的黑车，那价格够坐三回的。我们经过一座戈壁上的内陆港，可以远远看到龙门吊车的轮廓。这个内陆港是一个货运物流中心，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有报道说，这里很快会成为全球同类内陆港中最大的一个。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短短半个月之内，把货物从中国运到欧洲——费用比空运低，速度比海运快。
内陆港对面是一大片新建的住宅区，已经有人入住。如果一切顺利，这片住宅区将不断扩大，最后与扎尔肯特连成一片，形成一座大城市。当然，这一光明的前景并不完全凭借真主的意愿，还有赖于边境对面的霍尔果斯。假如有一天，霍尔果斯真成了下一座迪拜，那么眼前的荒漠也将被彻底改变。
新建的小镇，新修的公路，连自动路障也是最新科技。载我的哈萨克老司机实在搞不明白这些属于未来的玩意，困惑地直摊手。
我们总算到了边境口岸。在暴烈的阳光下，口岸荒凉得如同月球基地。司机这时才告诉我，旅行者不能走路过关。他大概所言非虚，因为眼前只有汽车道，没有步行道。除了我和司机，没有一个过关的人。
隔着一片沙漠，我看到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和霍尔果斯的老国门。此刻，那些从地表长出来的高楼大厦，好像沙漠中的图腾柱一样虚幻。老司机提议把我送回扎尔肯特，说那里有开往霍尔果斯的国际大巴。我真想质问他，当初为何不早告诉我。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早告诉了我，就赚不到这份车费了。
3
我与霍尔果斯已经近在咫尺，却找不到那扇门，只好返回二十九公里外的扎尔肯特。汽车站里果然有一辆新疆牌照的大巴。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老司机说，这辆大巴半小时后准能出发，可我实在不敢相信。
午后的骄阳愈发炽烈，街上尘土飞扬。我无处可去，只好在户外的候车亭坐下。旁边有个男人正枕着挎包呼呼大睡。他听到有人走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他穿着西裤和马球衫，坐姿凸显了开始发福的肚子，粗壮的小腿把裤管绷得紧紧的。
他是个中国人——哈萨克人不戴手串。我们聊起来后，他告诉我，这辆车一小时前就该出发，结果现在还没动静。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海关几点下班？”我问。
他看了看手表，自我安慰似的说：“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海关的人会等我们的。”
他的口音听上去不像新疆人。
“我老家河南。”他说，“在这边做轮胎生意。”
开始时，河南商人也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租了店铺，找“骆驼队”把轮胎运进哈萨克斯坦。然而，最近海关出了新政：“骆驼队”每天只能进出免税区两次。轮胎的体积太大，一个人一次只能运两个，这就让生意变得有点难做。于是，他专门去阿拉木图考察，看能不能与当地人合伙，搞正规轮胎进口。只是这样的话就得缴税，成本提高，利润减少。
“哈萨克人对价格特别敏感，你比别家贵一分钱，他们都不会选你。”河南商人叹气道。他的脸庞黝黑，两侧的头发剃得很光，而头顶留有薄薄一层，脖颈上长着一层赘肉。印象中，他这个年纪的商人大都留这样的发型，也都有这样的赘肉。
他是第一次去阿拉木图，不会说俄语，找了公司的翻译陪同。翻译原本是中国的哈萨克族，后来就留在了哈萨克斯坦。他每月给翻译开两千块工资，这已是阿拉木图的平均水平。
“这边消费还是比较低的。”他说。
考察的一个亮点是和客户一起去天山郊游，在大阿拉木图湖畔烧烤。河南商人说，这边的羊肉便宜，哈萨克人又特别会烤。他们带着烤炉、烤架和木炭，而他带着肚子。湖边的风景优美，他什么都不用做，完全放空了自己。他看着客户烧烤，烤好后就开怀大吃。
“哈萨克人不着急，生活节奏慢，不像我们中国人。”河南商人笑着说，“有时想想，这样其实也挺好。”
我问：“那你会在阿拉木图开公司吗？”
河南商人摇摇头：“不会。”
他算了一笔账，运输费加上关税，还有各种打点，进口轮胎的利润将微乎其微。
这时，大巴司机回到了车上。车下还站着几个已经失去耐心的乘客。河南商人腾地站起来，说他得去买瓶水，还客套地问我要不要。
我说，谢谢，不用了。
我走到大巴前，与另一个中国人聊起来。他说一口新疆普通话，身材高瘦，鼻头上全是爆裂的毛细血管。他在这里做羊毛生意，开了一家工厂。他的父亲就是做羊毛质检的。他从小耳濡目染，成了没有文凭的专家。
我说，我在高加索也碰到过做羊毛生意的中国人。
他摇头说，那边是山羊，羊毛质量不好。
下午四点，大巴终于出发，我又回到了几个小时前旅行受阻的地方。大巴驶入关口，我们鱼贯下车，逐一接受检查。一个哈萨克海关人员用俄语问我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河南商人笑着摇手道：“听不懂，听不懂。”我们又回到大巴上，驶向一段距离之外的中国海关。河南商人困惑地问我：“那个人刚才是不是在向我索贿？”
中国海关是一栋崭新的大楼。九年前，它不在这里。我把行李放上传送带，排队给护照盖章。我的中亚之旅即将结束，我多少感到一丝澎湃的心潮：九年前，当我站在霍尔果斯口岸时，中亚还是一团迷雾。我渴望了解这里，填补我的世界图景——我就是带着这个愿望踏上的旅程。如今，我从边境的另一侧回到了霍尔果斯，回到了旅途最初开始的地方。我还记得自己当初的抱负和一路的辛劳。
与九年前相比，中亚不再陌生，但依旧神秘。我对中亚的热爱也殷切如昔。经历过蒙古入侵、汗国争霸、苏俄重塑以及独立后的混乱和复原，中亚又恢复了长久以来的模样——像一颗卫星，徘徊在不同文明与势力之间，校正着自己的方位。我第一次去中亚时，就有这样的感觉。随着旅行的深入，这种感觉也愈加强烈。
苏俄治下的和平促进了中亚的繁荣，但也埋下分裂的种子。独立后，中亚开始对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有了新的看法，不同的思潮与想法在这片土地上反复激荡。而今天，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这里的引力，为中亚带来不同的前景。在旅行中，我已经目睹了这个进程的萌芽状态——带着新生事物的生机、慌张和无所畏惧——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清晰。
我甚至在想，不久的将来，眼前的一切可能会彻底改变，古老的中亚将变得面目全非——期待也好，怀乡也罢，这将是中亚未来的一部分，也将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
我走出海关大楼，穿过空旷的广场，回头眺望天山。
致谢
正如本书结尾所写，当我第一次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眺望天山时，我对中亚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踏上旅途去写一本书。对我而言，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诱惑：如果我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我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
2011年，我第一次前往中亚，震撼伴随着那次旅行。可回到家中，我却沮丧地发现，震撼帮不上忙。虽然我有意识地做了笔记，还是写不出一个字。
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有着复杂而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历史上，中亚曾被不同文明和族群征服和塑造，它们都在这里留下独特的印迹。
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我明白写这样一本书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必须慢下来，沉下去，从学习语言、阅读资料、积累知识这样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见证了这个不断求索的过程——我称之为“剥洋葱”——将表皮层层剥离，逐渐接近事物的内核。写这本书时，我更多地将视角聚焦于当下。或者说，苏联解体后的岁月。我写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理解这片土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中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它们宛如地平线上的帕米尔高原，是这本书永恒而壮丽的布景。
在调研过程中，我幸运地得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为此我必须感谢“水手计划”的创办人许知远老师。基金会的慷慨让我得以完成哈萨克斯坦部分的旅行和写作。如你所知（或者不知），哈萨克斯坦是很难进入的国家。仅办签证、找黄牛就需要一笔巨款，更不用说前往核试验场这样偏远难行的地方。我完全可以想象，没有“水手计划”的资助，这本书将面对多少额外的困难。
我想感谢公众号“行李”的主理人黄菊。2017年，在她的邀约下，我再赴乌兹别克斯坦。那次旅行也坚定了我写作本书的决心。经黄菊牵线，我结识了乌兹别克朋友萨卫和印尼作家奥古斯丁，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
为了写作本书，我需要查阅大量书籍和资料。有些时候，这些资料在国内不易找到。感谢我的朋友孔小溪，她从巴黎为我带回关于塔吉克斯坦内战的书籍。另一位朋友陈治治从美国为我背回了若干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料。
2019年，本书的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有幸参与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评选。我必须感谢初选评委吴琦、李海鹏、梁鸿的错爱。他们的赏识让四万字书稿译成英文，并在随后的全球决选中获得“特别关注奖”。初秋的瑞士十分美丽，我要感谢瑞士文化基金会的Yuxi Lu、Miao Jiang和《Reportagen》杂志的Rocío Puntas、Daniel Puntas为这趟旅程提供的帮助。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南方人物周刊》《正午故事》《行李》《孤独星球杂志》《悦游》《旅行家》《蚂蜂窝·寻找旅行家》《南方周末》《中外对话》等媒体发表。我很高兴能跟数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合作：周建平、杨静茹、郭玉洁、黄菊、崔晓丽、王筱祎、贺兰、rollwind、Ag、杨嘉敏和马天杰。
令我难忘的是，当时在《ELLEMEN睿士》工作的陈晞邀请我为路易威登旅行箱写一篇游记。我想感谢他十分宽容地允许我用一篇与路易威登完全无关的文字交差（本书97—102页）。这篇文章的报酬和路易威登旅行箱的价格一样让我感动。
在出版过程中，设计师孙晓曦付出了杰出的劳动。我的前同事、插画师Nath在很短的时间内绘制了精美的手绘地图。编辑罗丹妮对部分章节提出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老师。他拨冗阅读了整部书稿，以史学家的洞鉴和作家的敏锐，提出很多细致入微、深具启发的意见。
我的编辑杨静武、郑科鹏做了大量精细而繁琐的事实核查工作，并提出诸多关键性的修改建议。他们的信心和职业精神让我再次深刻地感到，一本书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战斗。
这些年来，我的家人始终默默支持我的工作，容忍我有时长达数月的“失踪”。没有他们的宽容和鼓励，我无法在作家之路上走下去。
旅行中，我有幸与一些中亚人成为朋友。他们面对生活的真诚与坦然，乐观与勇气，展示出中亚人性格中最美好的部分。写作时，这些回忆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我深知，正是一次次偶然相遇成就了这本书。没有人与人的互动，旅行只会沦为空壳。
我由衷感激他们的善意与信任——是他们让中亚不再遥不可及，也让我对苍茫的未来始终怀有一份信心。
附录 一份清单
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写过一本有趣的小书，名曰《我喝故我在：一位哲学家的葡萄酒指南》。在附录里，他列了一篇搭配清单。比如，读亚里士多德宜配加州的长相思，读康德需饮阿根廷的马尔贝克，都是他以个人喜好为准的一家之言。
受此启发，我也列了一份中亚文艺清单。同样是私人化的推荐，不专业也不客观。唯一的标准是：它们激起了我对中亚的兴趣；我从中得到过快乐、滋养、鼓舞和陪伴。
文字
玄奘《大唐西域记》和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大唐西域记》在我看来是最早的旅行文学之一，而周连宽先生对玄奘大师行经之处进行了详尽考证。在中亚旅行时，我有几次与玄奘大师的路线重合。其中最震撼的一段是在瓦罕山谷。我看到了《大唐西域记》中写过的一座佛塔，如今只剩遗迹。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冲击，让眼泪几乎落下。
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
巴布尔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出生在今天的费尔干纳。在这本书里，他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中亚度过的欢乐时光，特别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中亚的干果。每次去中亚，我也会从巴扎买些杏干、葡萄干和巴旦木回来。闲暇的午后，泡一壶大吉岭红茶，佐几颗乌兹别克的杏干、巴旦木，翻两页《巴布尔回忆录》，真是莫大的享受。
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一日长于百年》
我以为艾特玛托夫是一位非常独到、不断进取的作家——看这两本书时冒出的一个想法。另一个冒出的想法是，他比高行健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保罗·柯艾略《查希尔》
超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写过一本以哈萨克大草原为背景的小说。在后记中，他感谢了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盛情款待，还提到自己去大草原时带了一位漂亮的翻译——起初只是他的翻译，不久就成了他的女友！因为这篇不无炫耀的后记，我给这本挺有趣的书减去了一星。
罗新《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这是罗新老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长随笔，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他在乌兹别克南部考古之余的见闻随感。和《从上都到大都》一样，文风清新好读，又有饱满的细节。说实话，我很少读到中国作家写当代中亚的文章，因此这篇长随笔读得十分珍惜。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游记》
这是我在吉尔吉斯天山徒步期间的随身读物。谢苗诺夫的冷静和探索精神对我有一种神奇的愈疗效果——配点白兰地效果更佳。
Philip Shishkin《Restless Valley：Revolution，Murder，and Intrigue in the Heart of Central Asia》
Philip Shishkin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的中亚特派记者。这是一本令人钦佩的报道集，提供了大量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手资料，特别是“安集延事件”和“郁金香革命”的现场报道。看这本书时，我不时感叹：“真想当这样的特派记者。”
Colin Thubron《The Lost Heart of Asia》
Colin Thubron写过两本关于中亚和丝绸之路的旅行文学，《The Lost Heart of Asia》是第一本。苏联解体前夜的夏天，帝国边疆已经出现权力真空。Colin Thubron机警地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前往中亚，目睹了变革前的最后一刻。在他身上，你依然能够看到老一辈英国旅行作家的风范。他在我个人喜欢的旅行作家中排名第四。
S. Frederick Starr《Lost Enlightenment：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一本描述中亚文明黄金时代的皇皇巨著，时间跨度从阿拉伯征服一直到帖木儿时期。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可读性颇强。读后会被中亚灿烂的文明所震撼，也不免为其随后的堕落惋惜。当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放弃多元、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向封闭、自大、无知时，它的黄金时代也就必然终结。
影像
NHK《新丝绸之路：动荡的大地纪行》
这是NHK拍摄于2007年的七集纪录片：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展现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亚、南俄和中近东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正住在上海的出租屋里，心潮澎湃地在那个闷热的房间里疾走。
Simon Reeve《CBC访问斯坦》
Simon Reeve是英国年轻一代的旅行探险类节目主持人，是个蛮有趣的典型“白左”。我很喜欢他的《南北回归线》系列。《CBC访问斯坦》拍摄于2006年。像他的很多纪录片一样，他在这部片子里也遭到了警察跟踪……2011年，我第一次去乌兹别克斯坦，也在街上被警察拦住，检查相机。
巴克迪亚·库唐纳扎洛夫《谁来为我摘月亮》
中亚版《飞屋环游记》，充满浓郁的中亚风情。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2004年，在北京大学“电影中的世界文学课”的课堂上。此后一直念念不忘。
亚历山大·科特《试验》
一部没有对白、摄影很美、女主惊艳的电影。苏联在哈萨克大草原上进行过数百次核试验，这部电影便以第一次核试验为背景。至今记得电影中核爆冲击波袭来时的画面。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小家伙》
这部残酷又真实的电影，有着令人窒息的力量。影片讲述了一位吉尔吉斯女工在俄罗斯打黑工的生活——今天几乎一半以上的吉尔吉斯成年女性都去俄罗斯打工。
音乐
鲍罗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在哈萨克斯坦的火车上，我经常戴上耳机，重温这首著名的交响诗。版本非常多，我比较喜欢加尔维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版本，以及我在书中写到的叶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指挥苏联国立交响乐团版本。
维克多·崔《黑色专辑》
苏联摇滚教父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在整个前苏联地区，他都是披头士、滚石一般的存在。维克多·崔是我骑自行车时的常备音乐——那种节奏感会让双腿更有力。
绘画
19世纪60年代，画家瓦西里·韦列夏金曾随俄国军队一同前往中亚，创作了一批中亚题材的油画。为了对当时的中亚有点直观的感受，我在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韦列夏金厅度过整整一个下午。
撒马尔罕，雷吉斯坦
塔什干，卖馕的摊主
塔什干，中亚抓饭中心
费尔干纳山谷的馕市场
浩罕小巷内的卖馕少年
浩罕，穿着传统长袍的妇女
费尔干纳山谷，采棉花的女人
前往希瓦的公路上
希瓦，集市里的小贩
布哈拉，刺绣的女人
布哈拉，老城内的居民
通往咸海的道路
卡拉卡尔帕克少年
荒凉的咸海边
生火的卡拉卡尔帕克司机
咸海，采集虫卵的工人
穆伊纳克，搁浅的渔船
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鸣沙洲
伊犁河畔，宿营的人
塞米伊，苏联核试验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