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二十五岁，住在绿洲村里。他说，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留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确在封斋：日出前吃一顿粥水，再次喝水进食就要等到太阳落山后了。他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傍晚开着国家公园的吉普车回家。
他喜欢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讨厌大城市的生活，部分原因则是他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通过谢伊的翻译，他着重强调了后面这点。不过他又说，自己可能有点“中国血统”。上世纪20年代，他的祖辈曾经逃难至中国，在乌鲁木齐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了十五年，之后才返回这里。
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亚的“巴斯玛奇”运动时期。大批哈萨克人为了逃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进入中国避难。到了30年代，新疆的军阀统治又让这些人逃难回去。
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作为国家公园的守卫，主要职责是什么。
他说，他的工作主要是防止盗猎。他会开着吉普车在公园内巡逻。
“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曾经允许狩猎黄羊和马可·波罗羊。那时，常有欧洲人来这里打猎。一千欧元的许可证，然后再雇用我们当向导——只有我们熟悉动物出没的地方。现在，国家公园内已经禁猎。我们的收入自然也少了。”
“你觉得以前更好？”
“不，我认为现在更好。一千欧元的许可证原本只允许狩猎一只羊，可实际上没人遵守。一场狩猎之旅，会打死很多只动物。那些欧洲人只要羊角。”
在我们聊天时，旁边那位五官像乌兹别克的男人不时凑过来倾听，并且通过点头与摇头的方式暗示自己也在场。我让谢伊问问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讲了好一会儿，然后谢伊对我说：“这个人是旅行社的司机，维吾尔人，老家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个维吾尔村子。”
维吾尔人点着头，表示认可。我问他在新疆是不是还有亲戚。
不不不，他的祖辈早就定居在这里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双方连语言都变得不同。他说，他在阿拉木图的绿色大巴扎，第一次听到过新疆维吾尔人的叫卖，一时大为惊讶。他清了清嗓子，惟妙惟肖地学了起来，瞳仁闪着亮光。谢伊和哈萨克守卫都能听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萨克守卫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狼牙？”
“狼牙？”
“有中国人来我们村里收购狼牙，有多少就要多少。”
“你们的狼牙又是从哪儿来的？”
哈萨克守卫说，尽管国家公园内禁猎，可狼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见到狼就必定要杀死。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猎狼的照片。他们开着吉普车，拿着AK-47，追逐一只狼，最后将它击毙。他抱着狼的尸体合影。狼身有半人多高，闭着眼，獠牙外突。
“也有人专门收狼的尸体。”他说，“一百五十美元。”
“你还有狼牙吗？”
“家里有一个，但我是不会卖的。”
此时，天气真称得上流金铄石。鸣沙洲在蒸腾的热空气中呈现出波浪状。游客像一只只蚂蚁，缓慢地沿着斜坡向上攀爬。大地上只有黄沙和荆棘，连蜥蜴也待在灌木丛的阴凉处。
谢伊说：“真奇怪，以前每次来这里，都会碰见吸血的蚂蟥，这次却一个都没有。”
维吾尔人再次展现出智慧，这次连我都笑了。他说：“蚂蟥也在封斋。”
3
回到绿洲村，我在食堂吃过晚饭，然后出门闲逛。村中的主要道路铺着水泥，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的农舍围着篱笆，可以看到里面的院子和鸡窝。路旁种着新疆杨树，树干笔直，枝叶聚拢，像一支支倒立的毛笔。在夕阳煦风下，翠绿的树叶簌簌抖动，碎了一地金光。
这里与中国近在咫尺，可语言和文化又是那么不同。不过，和中国的农村一样，传统生活方式正在丧失——即便在七河之地，游牧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我去小卖部买了啤酒，在旅馆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外面，路灯下，一伙住店客人正在架炉烧烤。我递给谢伊一瓶啤酒。他看了看说：“俄国牌子。”
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站在我们旁边抽烟。他是个俄国人，穿着夹克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抽烟的样子很节制，看上去有心事。我让谢伊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谢伊首先解释了我的身份——一位作家。其实他完全不必这样做。
大块头的男人说他叫斯拉瓦。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掀起“大垦荒”运动，他的父母响应号召，从西伯利亚搬到了阿拉木图。他在阿拉木图出生、长大。苏联解体时，他正在当兵。
“四年没拿到薪水。”他强调。
斯拉瓦成了一名长途卡车司机，从乌鲁木齐出发，将中国商品运至德国。公路不好走，到处是年久失修的大坑。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境内，他都遇到过劫匪。有一次，劫匪拦住他，管他要钱。斯拉瓦问劫匪：“你也当过兵吧？”劫匪当过兵，也没拿到军饷，于是铤而走险。他没抢斯拉瓦的钱，放他走了。
斯拉瓦生于1972年，但看上去更老，眼角附近布满常年日晒留下的皱纹。他说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他的意思是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德裔。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就要去莫斯科读大学。他很瘦，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与斯拉瓦说话时，他就站在草坪的阴影里。
路灯下的那伙人放起了音乐。80年代的流行歌曲。谢伊说，他们放的是维克多·崔的歌。斯拉瓦又点了一根烟，但已沉浸在歌声中。
维克多·崔是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后来成为苏联摇滚乐教父。那时巨型国家机器已经难以为继，苏联人迫切要求改革。维克多·崔的歌词大胆激进，直击年轻一代的心灵。
如今，那群昔日的年轻人已经发福、谢顶、浑身赘肉。路灯下，他们轻轻扭动身体，小声跟唱。他们大概不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姓崔的朝鲜族摇滚乐手，同样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
谢伊告诉我，1990年8月，维克多·崔在拉脱维亚度假，在开车返回宾馆的路上与一辆大巴迎面相撞，死时只有二十八岁。他的死迷雾重重，以至人们怀疑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但谢伊觉得，那也是一种保全自我的方式。他无法想象维克多·崔面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解体，寡头，腐败，还有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尾声
扎尔肯特：进步前哨站
1
2010年夏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繁忙和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天山。
我问一个中国司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中亚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
当时，我对中亚的全部了解都源于书本，源于那些旧时代的探险纪行。某种程度上，中亚就像一颗神秘的卫星，是我头脑中的幻想。我听说过那些地名，但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我知道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联系，但那更像是对帝国盛世的回望。站在霍尔果斯口岸，中亚就在国门的另一侧，天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我的内心充满向往，但更多的是畏怯。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没有先例供我遵循，就连签证都非常棘手。然而，几乎没有太多犹豫，我上路了。2011年深秋，我第一次抵达塔什干，立刻就被中亚的“呼愁”吸引。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持续探索这片土地。九年倏忽而逝，我几乎去到了我在中亚可以去到的所有地方。我看着自己当年的冲动渐渐变成了一张真实的履历，一张标满记号的地图。
与此同时，我的人生也在悄然变化：我辞去工作，成为作家。我像游牧者一样，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旅行，日复一日地写作。原先不知如何面对的问题，渐渐有了答案，渐渐变得清晰。
如今，我在中亚的旅行终于接近尾声。我来到阿拉木图汽车站，准备搭车前往扎尔肯特，从霍尔果斯口岸回国。这是我的返乡之旅，也是一场小小的仪式。当中亚之旅尘埃落定时，我也将回到旅程最初开始的地方。
去扎尔肯特的大巴已经开走，我在停车场找了一辆合乘出租。司机是几个“趴活儿”司机中的一个，他很高兴我一下就选中了他。我们开出阿拉木图，驶上一条新开通不久的高速路。这条高速路由中国修建，是“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的一部分，东起连云港，西至圣彼得堡，总长八千四百四十五公里。
司机说，他每天在阿拉木图与扎尔肯特之间接送客人。这条高速公路开通后，他的通行时间从六个小时减至三个多小时。而且，这条高速路是免费的：一路上，我没看到收费亭，也没看到休息区或加油站。
火球般的太阳高悬天空，草原一片炽白。司机开着辆旧奥迪，以一百四十公里的时速飞奔，感觉像是在飘。很容易想象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这里一直是空旷草原的一部分，是游牧民族的纵马之地。现在，一条高速公路豁然出现，目光所及，没有任何地标，如同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扎尔肯特是丝绸之路上的古老驿站，一进城我就看到骆驼商队的壁画。中央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白色清真寺，还有一个中式宝塔的尖顶。清真寺旁边是扎尔肯特的巴扎。和我在穆尔加布看到的一样，也是用拆开的集装箱改建而成。我到的时候，巴扎快收摊了，只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维吾尔人在街边打扑克。
扎尔肯特距离霍尔果斯口岸不过二十九公里，是中国进入哈萨克斯坦后的第一座城市。出乎意料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多数边境城市的鱼龙混杂。我想换点钱，可是找不到换汇的小贩。我也没看到什么往返边境的生意人，更没有为这类人而建的酒吧或旅馆。在美墨边境，很多美国人会开着车来到墨西哥一侧，享受便宜的物价和女人。在扎尔肯特，我没看到中国人，或者外国人。
傍晚，我去了一家维吾尔餐厅——扎尔肯特有大量维吾尔人聚居。在伊斯坦布尔的宰廷布尔努，我也去过一家维吾尔餐厅，结果被赶了出来。这一次倒是没人赶我，可是正值斋月，我也得入乡随俗，等待开斋。
餐厅有一个大庭院，半开放式的厨房里，十几个厨师正忙活不停，烧烤的炭火也已经升起。羊肉、鸡肉、内脏穿成大串，摆在橱窗里。此外，还有韭菜和香菇——这想必是受了中国烧烤文化的影响。
戴头巾的漂亮女服务员严阵以待。桌子上摆好了餐具，盘子中还放了两颗椰枣。离开斋还有半小时，男女老少们陆续入座。接着，暮色降临，清真寺的大喇叭传来晚祷声。人们喃喃祈祷后，晚餐开始。我毫无悬念地点了烤串和拉条子，发现味道已与新疆无异。
2
在“一带一路”的庞大设想下，中哈边境有望成为下一个迪拜。据说，这里将建起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物流转运中心。资金正在涌入，未来即将到来，只是目前在扎尔肯特还隐而未现。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车站，想找人开车把我送到边境。我听说霍尔果斯口岸旁新开了一座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未来拼图的一块。这是一个建在两国领土之上的跨境免税区：中国人和哈萨克人可以免签进入对方的区域，购物休闲、洽谈生意。
我是搭一辆黑车去的。同车的还有两位哈萨克姑娘。她们去免税区买东西，顺便消磨一天时间。其中一个姑娘叫阿德丽，能讲中文，是三亚大学的留学生。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距离海洋至少两千五百公里。我想，去三亚留学应该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决定。
阿德丽穿着窄腿牛仔裤和黑色开衫，涂了睫毛膏。她的朋友穿着高腰李维斯和纯白T恤。两个打扮时尚的本地姑娘与一个游手好闲的外国人，挤在一辆日本淘汰的黑车上，司机是镶着金牙的牧民。车外绵延着白雪皑皑的群山，散落着玉米地和苏联时代的遗迹，而前方不远处就是商业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给人如此强烈的混搭感？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停车场上，到处是等着拉货的司机。从他们的面容和肤色中不难看出，这些人不久前可能还是附近山里的牧民。我们到得算早，可是已经有一拨购物者大包小包地从栅栏围起的海关出来了。
阿德丽告诉我，这些人是专门负责带货的“骆驼队”。这名字让我想到丝绸之路上穿越草原的商队，可他们的行程要短得多：只需把商品从中国一侧人肉带入哈萨克斯坦。阿德丽说，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里，每个人购买免税品的重量是有限制的，所以很多商人会雇用“骆驼队”。这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但哈萨克的海关人员不会较真。
我们排队进入海关，核验证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从中国一侧进入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因此哈萨克的海关人员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通过海关后，我们坐上一辆官方运营的中巴，穿过目前还是荒地的大片区域。远处的地平线上，高楼大厦闪闪发光。那是中国的霍尔果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
穿过瞭望塔和岗哨，我们进入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开放的部分。中国一侧已经建起几座大型购物中心，还有一座造型前卫的大型建筑即将竣工。与之相比，哈萨克斯坦一侧则要冷清不少。规划中的奢华酒店、会议中心、主题公园，由于某种原因处于停工状态。中巴司机甚至没有费心在哈萨克那边停车，就直接开到了中国一侧。
广场上随处可见运货的“骆驼队”，还有巡逻的中国治安员。我们进了一座购物中心，里面只卖毛皮大衣。色彩鲜艳的条幅，以中俄两种语言写着：“质量好、价格低”“厂家直销，一件也批”。
每家店面都如出一辙，也都冷冷清清。各类毛皮大衣如大丰收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一排排衣架上。空调开得很足，空气中泛着皮革的味道。
阿德丽和她的朋友逐一检阅那些店面，不时和认识的店主打招呼，行俄式贴面礼。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打算买毛皮大衣吗？”
“不买，”阿德丽说，“三亚穿不上。”
她进一步解释道，在哈萨克斯坦，只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才穿毛皮大衣。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逛街啊！”阿德丽诧异地看着我。
我突然明白，逛街是不用讲逻辑的，逛街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么一想，我也耐下心来，细看那些毛皮大衣，学习分辨狐狸皮和海狸皮的不同手感。我发现，很多店家是中国的哈萨克族，汉族店主也都会说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