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开始出现苹果树，其间夹杂着乡村住宅、家庭餐厅和旅店。阿拉木图人喜欢来这些餐厅举行婚礼，中产家庭常常开着私家车来这里共度周末。有时，也有政商界的大人物过来放松，身边带着漂亮的俄罗斯女伴。
山脚下有一座猎鹰农场，铁笼里拴着数只巨鸟，缩着脖子，爪子上戴着铁链。它们原本应该翱翔于天空，或者成为草原上哈萨克猎人的好帮手。不过此刻，它们无精打采地注视着我们，地上是一片片缓缓飞旋的鸟毛。
一个亚洲脸的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用俄语告诉我们，这些猎鹰用于参观和展示，傍晚还会有表演。
“她是吉尔吉斯人，”塔季扬娜小声对我说，“吉尔吉斯人的俄语完全没有口音，可是你看他们的脸上，全都有一种野性。”
我想到在中国的史书里，吉尔吉斯叫作“黠戛斯”；中国的吉尔吉斯人叫作“柯尔克孜族”；李白据说生于碎叶城，就位于今天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
公路沿着溪水蜿蜒而上，路边长满针茅和紫色苜蓿。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松柏绿幽幽地覆盖着山脊，直至褪变成干枯的荒原。溪边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哈萨克人的蒙古包。男主人已经架起烤炉，正把大块羊肉穿到铁扦子上。用不了多久，烤肉的香气就会从那里升起。
塔季扬娜的兴致很好，她频频要求司机停车，好去采摘黄色的树莓。那些树莓有刺，果实很小，味道也酸，不过塔季扬娜说，她喜欢把树莓晒干，用来泡茶。
我们抵达山间的一片丘陵。在一块巨大的碗状岩石上，绿松石色的大阿拉木图湖出现在眼前。湖水被山峦环绕，有一种高原湖泊所特有的静谧。
我们打算向下走到湖边，但很快被一个荷枪实弹的哈萨克士兵拦住。他的脸蛋红扑扑的，有着乡村少年的淳朴，但硬邦邦的制服赋予他一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他告诉我们，这里是水源保护地，任何人不准下去。我们只好绕到湖的另一侧，在一片向阳的草地上坐下来。
塔季扬娜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面包片吸收了黄瓜的水分，变得软塌塌。我咬了一大口，然后赶紧喝一口水吞下去。塔季扬娜满脸期待，问我好吃不好吃，我就说好吃。阳光很暖，草地上泛着植物的清香。湖水好像静止不动，连一片涟漪都无。远处的雪山，笼罩在一片乌云里。
塔季扬娜突然向我讲起家庭琐事。她和两个丈夫各有一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大儿子娶了俄罗斯人，生了一个女儿，工作是电脑编程，不过他并不喜欢。他正打算辞职，去吉尔吉斯承包金矿。他说那能挣到很多钱。塔季扬娜劝他别去，因为“吉尔吉斯到处是黑帮，金矿上更是如此”。不过儿子已经下定决心，马上就要启程。
“翻过这座山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季扬娜说，“山那边是伊塞克湖，中亚最美的湖，你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
“小儿子六岁时，他的父亲就带着他，从阿拉木图徒步去伊塞克湖。有三个晚上要在山里过夜。”她回忆着往事，“当时，我也给他们做了三明治。”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手上的三明治：“那时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还属于同一个国家吧？”
“是的，”塔季扬娜点点头，“苏联解体后，这样的旅行已经不可能了。”
吃完三明治，我们回到车上，途经一座苏联时期的天文台。天山天文台曾经是苏联第二大的天文观测点，拥有放大率高达六百倍的天文望远镜。只是从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经费，就渐渐趋于荒废。如今，天文台的大门紧闭，只能透过铁丝网看到一面巨大的雷达反射镜。
“晚上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星星。”塔季扬娜说。
我想起上一次看到数不胜数的星星，还是在盛夏的那拉提草原——那也是天山的支脉。
吉尔吉斯斯坦几乎近在咫尺，我们不久就遇到哈萨克斯坦的边防哨所。士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经过交涉，允许我们再翻过下一座隘口，前往位于天文台西南六公里处的科研站。
这是一片破败的建筑群，在山间的薄雾中就像电影《寂静岭》的外景。我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发现竟是当年科研人员的台球室。台球案上盖着塑料布，球杆整齐地挂在墙上，还是当年离去时的样子。
塔季扬娜说她从没来过这儿，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她，这里还有人居住。我们四处察看，最后在一个小木屋外碰到一个老人。他七十多岁，穿着粗线毛衣，正在修理一辆手推车。一只黑猫从屋里溜出来，诧异地盯着我们，然后转身离去。
老人叫谢尔盖，退休前曾是科研站的工作人员。他厌倦了阿拉木图的喧嚣，宁愿在这里独自生活。他开着一辆破拉达轿车，从阿拉木图买来成袋的土豆、洋葱，带到山上。直到这里被大雪覆盖，他才驾车返回城市。
“有时候，我渴望交流，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谢尔盖说，“这里很安静，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当年我们都住在这儿，现在只剩下我了。登山的人偶尔会经过这里。”
顺着谢尔盖手指的方向，我隐约看到一条小路通向山顶，仿佛是刀在山体上刻出的一条淡痕。山上布满碎石，最终吞噬了小路。峰顶仍然处在一团黑色的雾气中。
“你们要上去吗？”谢尔盖问。
“我们可以试试，”塔季扬娜回答，“直到无路可走。”
第一部
第1章 吉尔吉斯斯坦
边城浮世绘
1
两场革命
[1] 的发生之地，就位于曾经的列宁广场，只不过列宁雕像早已被请至他处。同样被“请走”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前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第二任总统则逃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被迫过起退休生活。
苏联解体后，列宁广场改名为“阿拉套广场”，名字取自比什凯克郊外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在这个宜人的夏日黄昏，天山锯齿状的白色山峰清晰可见，仿佛革命大戏散场后未及时撤下的布景。广场中央，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骑在一匹铜马上，旁边矗立着国旗杆。鲜红的吉尔吉斯国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飘荡在深蓝色的空中。
我漫步在玛纳斯雕像周围，望着来往的人群，顺便等待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几天前，我在天山深处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吉尔吉斯向导。听说我是作家，他执意要我见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扎尔扎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此刻，站在阿拉套广场上，我试图找到一丝革命的痕迹，但看到的仅是一座天山脚下的暧昧边城。2005年，第一场革命发生时，吉尔吉斯刚刚独立十五年。它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国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军基地，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不过，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也令这个国家饱受折磨。仅仅五年之后，革命群众第二次赶跑了总统。
“你就是下一个莫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吉尔吉斯青年问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我唯一知道的吉尔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这个人一脸喜庆，“你听出我在开玩笑吧？”
“当然。”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莫言和艾特玛托夫——历史性的时刻。
“走，喝杯酒去！”阿拜说。
我们穿过广场，沿着遍植白杨树的楚河大道，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我问起阿拜2010年的情景，他当时还是中亚美国大学 [2] 的学生。
在阿拜的记忆中，那是一段革命与血的日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同时也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甚至还有一丝浪漫。
那段时间，他不用去上课，每天游荡在街上，与试图阻挡他们的警察兜圈子。他还在抗议活动中结识了现在的女友——一个头脑聪明、思想开放的比什凯克姑娘。她支持他抗议，也支持他写作。
“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拜说，“她说，阿拜，你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可以在颁奖晚宴上跳舞了。”
我笑着问：“你有为此努力吗？”
“我已经辞去了工作，试着每天写作。”
我们谈起艾特玛托夫。他既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尔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08年，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人们在阿拉套广场上为他送葬。如今，广场一侧还伫立着他的铜像。
在阿拜看来，艾特玛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苏联体制的吉尔吉斯人。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畜牧业，随后到莫斯科进修文学。1958年，他在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查密莉雅》，描绘了遥远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不过三十岁。
我问阿拜是否读过艾特玛托夫。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怎么讲？”
“在苏联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苏联体制的要求，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我们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英式酒吧，由苏联时期的剧院改造。然而，除了我们，顾客只有一个西方男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吉尔吉斯女伴。我和阿拜坐下来，要了啤酒。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审视阿拜的面容。
他有一张孩子气的圆脸，肤色苍白，长着一对很大的、颜色接近透明的招风耳。头发软塌塌地耷拉在额头上，发际线很高。他不时狠抓发根，好让头顶的头发形成一个鸡冠似的造型。尽管生于1992年，他的眼角已经长出轻微的鱼尾纹。他告诉我，这是游牧民族的基因特点。
“对我这代吉尔吉斯人来说，苏联就像史前时代，与我们无关。”阿拜说，“从父母那里，我听过不少苏联时代的故事，但却无法激起太多共鸣。”
与父辈不同，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但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政府是作家的义务。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有太多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
“我以后会去美国，”他对我说，仿佛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当然，中国也不错……在吉尔吉斯，如果能卖出两万本书，那几乎就是人手一册了，因为读书的人口就这么多。”
“既然你用俄语写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罗斯发表作品？”我问。
“当然，”阿拜说，“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容易，但那不是最好的出路。”
他喝了口啤酒问我：“除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你听说过任何当代俄罗斯作家吗？”
“没有。”
“所以就算我在俄罗斯发表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里，阿拜停下来看我，仿佛在等着我提出问题。于是，我问他在哪里发表作品。
“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一本美国期刊上。”
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尔吉斯向导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看得出，在比什凯克的青年文学圈里，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告诉阿拜，我有兴趣读一读他的小说。谁知话音刚落，他就掏出手机，把那篇小说发给了我——速度之快，让我感到其实他早就把这封邮件存在了草稿箱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拜说。
我答应尽快阅读，不过直到快要离开吉尔吉斯斯坦，我才在长途汽车上把小说读完。小说写了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在那里，他受尽屈辱，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把微薄的收入寄回老家。为了赚钱，他把积蓄借给一个放高利贷的同乡，结果血本无归。他回到吉尔吉斯，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再次回到莫斯科。这一次，他当上了夜总会的保安，却失手打死一名寻衅滋事的花花公子。他被判刑入狱十五年，妻子也改嫁他人。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移民的命运”。
在酒吧里，我问阿拜以后打算写什么。
他眨了眨眼睛：“通常，一个作家不会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作家。因为好主意会被偷走——这种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这是我的女友说的。她说，阿拜，如果你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你就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
“她确实聪明。”
“艾特玛托夫原本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个欧洲国家演讲，顺口抨击了LGBT，从此西方就不再理他。你知道那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吗？高行健！”
我向阿拜保证，以后既不抨击绿色和平，也不抨击LGBT，更不会偷走他的好主意。
于是，阿拜告诉我，他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阿拜一口干掉杯中酒，然后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2
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已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
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不过，考古学家认定，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家园并不在这里。公元9世纪以前，他们的祖先还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沿岸游牧。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才一路漫游到位于中亚的新家园。
当时的中亚一片混乱，不同的族群和势力彼此征战。弱小的吉尔吉斯人不得不一直生活在各路强权的阴影下。他们的焦虑与抗争构成了《玛纳斯》的主体。这部史诗比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要长，有二十多万行。史诗的主人公就是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中，玛纳斯和他的儿孙带领着吉尔吉斯人，不断反抗一个又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