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幸运离开俱乐部时,门口停了几辆要价昂贵的黑车。幸运说,他可以走到某条主干道上,那里有可以和他拼车的人。
“你会再来杜尚别吗,哥?来看我。”分手前,他问我。不过,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己摇了摇头,仿佛想甩掉身上无以化解的失落。他转头看了看周围,看了看这座夜幕下的城市——这个他困守其间却渴望逃离的地方。


第3章 从帕米尔公路到瓦罕山谷
1
我启程前往帕米尔高原,但此事并不容易。
塔吉克斯坦只有一家飞帕米尔航线的航空公司,运营状况一塌糊涂。网络上为数不多的评论都说,由于天气原因或者技术故障,这趟航班常常推延或者取消。
此外,还有别的问题。飞帕米尔的都是一些老旧的苏联窄体飞机,只有两排座位,引擎声像雷鸣一样,机翼几乎就擦着山尖起降。在高处俯瞰群山,固然惬意,但我同时也感到,危险系数太高了——高到和玩俄罗斯轮盘赌差不多。
于是,也就剩下那个累人但还算有保障的办法——也是当地人的办法——合乘四驱越野车。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一趟十六到二十小时的跋涉——沿着与阿富汗相邻的帕米尔公路,沿着终将流成阿姆河的喷赤河谷。
我向安东、萨娜芙芭和幸运打听去哪儿坐车,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后来,安东又问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某个亲戚是一家汽修厂的老板。安东说,这个老板知道车站在哪儿——那些开帕米尔长途的司机,经常去他的厂里修车。这件事透露出在塔吉克斯坦打探消息的门道,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什么比去帕米尔高原本身,更能反映出帕米尔高原的隔绝了。
清晨,巴达尚赫车站已是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十几辆四驱越野车杂乱无章地停在一片空地上,司机正忙着把旅客的行李牢牢地绑到车顶。
我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但是当地人显然更早。那些状况较好的车上已经堆满行李,较为舒适的前排座位也给人占了。这里的车奉行“满员即走”原则,其中一辆车上还有一个空位。那是后备箱改成的一排座位,能挤三个人,现在还剩中间那个位子,但我不觉得自己有本事在那道缝儿里度过二十个小时。
为了尽量舒服,我只好找了一辆空车。空得自有道理。这辆帕杰罗看上去好像经历过一场“涅槃”,除了帕杰罗的标志,大概所有零件都换过了。司机穿着条纹T恤,留着两撇胡子,也和他的爱车一样老旧。
我占了副驾驶的位置,说好了价格,把行李箱扔到车顶。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只有我一个乘客。其他越野车纷纷上路,刚才还一派盛景的停车场渐露萧条的本质。我有点担忧地问司机,今天会不会走不成了?对此,司机倒是显得胸有成竹。他说,一小时之内,我们准能出发。
附近有一家灰扑扑的餐馆,摆着一些脏兮兮的塑料桌椅。我无处可去,只好在那里消磨时间。我吃了一块馕、两个煎蛋、一根香肠,还喝了一点红茶。我小心地看着时间。司机说得没错,等我结完账出来,帕杰罗旁果真又多出几名乘客。
其中一个女人三十多岁,一头金发,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斜跨帆布包,正用俄语和司机热烈交谈。我觉得她是乘客里最洋气的一位,后来就和她搭上了话。她叫扎莉娜,是一家国际艾滋病NGO的雇员,会说英语。她这次要去帕米尔地区的首府霍罗格,为当地建立艾滋病检查点。
扎莉娜告诉我,由于和阿富汗共享漫长的边境线,塔吉克成为毒品走私的重灾区。阿富汗的海洛因从塔吉克斯坦进入中亚,再沿着帕米尔公路前往俄罗斯和欧洲。因此,很多人把帕米尔公路形象地称为“海洛因公路”。扎莉娜说,根据现有的统计,塔吉克约有十万名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但真实数据显然比这更高。
“比如帕米尔地区,由于靠近阿富汗的罂粟产区,有很多吸毒者。可当地的医院没有设备进行艾滋病检查。这些人又没钱来杜尚别。很多人染上病却不知道,这给艾滋病的控制带来很大的隐患。”
一边说话,扎莉娜一边用鞋尖玩着地上的小石子,又从帆布包里抽出一根香烟点上。烟雾顺着她的指尖,四下飘散。
“所以,你去帕米尔干什么?”她问我。
“旅行,”我说,“然后打算从帕米尔回国。”
“一个人旅行很艰苦,你应该找个人陪你一起。”
“我倒是想,可是没人愿意去帕米尔旅行。”
扎莉娜微微一笑:“如果不是工作,我也不会想去帕米尔。不过路上的风景确实壮美,我们会沿着阿富汗的边境走。”
此时,停车场已经快空了,我们的车也只剩下最后一个位子。司机把烟头摔在地上,蹍灭,向我们招了一下手。我们坐上车,开出停车场,随后又开进加油站。再次上路后,路边有人拍气球似的招手,司机停了下来。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独自搭车。这样,最后一个位子也填上了。我们离开杜尚别,向着帕米尔高原进发。
杜尚别至库洛布一段的公路质量很好,因为是中国援建的。一条隧道的洞口上写着红色汉字“自由隧道”。极目所至,土黄色的山丘跌宕起伏。我们的车时而上坡,时而俯冲进入较为开阔的谷地。不时可以看到散落在山上的黏土砖房以及星星点点的黄绿色田地。
我们经过一片碧绿色的湖泊,像在全是男人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漂亮女人。湖泊一侧的岩壁上修筑了凉亭,里面是一张张塔吉克人喜欢的木榻,铺着大红色的坐毯。
扎莉娜说,这里是努列克水库,是杜尚别人钟爱的度假地。人们可以坐在凉亭里吃饭、饮酒,还可以在湖上乘坐快艇。不过,那天并非假日。我们经过时,水库四周没什么人,凉亭里空空荡荡。过了水库之后,大地又恢复了那种男性化的单调感。
这里的确算是山区,可是道路上还算繁忙。路边不时出现贩卖杂货的小店,也有赶着毛驴的农民,拉着高高堆起的柴火。路上的警察特别多。每次,我们都会被招手叫停。每次,司机都会掀开仪表盘上的一块小心折好的淡粉色毛巾,里面是一摞整整齐齐的钞票。每次,他都以精准的手法,抽出一笔钱,交给警察。扎莉娜说,那差不多相当于三美元——不多不少。
两个小时内,我们一共交了九次钱。只有一次,两个警察实在相隔太近,司机放下窗子,捂着胸口真诚地抱怨:“刚交过啦!”于是,那个警察就挥挥手,放我们走了。
通过扎莉娜的翻译,司机问我:“在中国要给警察钱吗?”
我说:“一般不用。”
司机说:“在这里是要给的。这是塔吉克的传统。警察也要养家糊口。”
说这话时,司机的表情并没有任何不满,口气中甚至还带着几分理解。警察相信,凭他们的制服,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司机大概也这么认为。
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书,说要给予警察自由腐败的空间。因为,“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我们在库洛布停车吃饭。这里是塔吉克的第三大城市,总统拉赫蒙的故乡,也是阿努莎帮人家筹办婚礼的地方。历史上,库洛布人以勇敢和鲁莽著称。如今,除了到处悬挂的总统像,库洛布毫无特色,只是一座热浪袭人、充满喧嚣的小集镇。街边种着不到一人高的小树,叶子也是小小的,半枯萎的,没有半点荫凉。穿着传统服饰的男女老少,就在太阳无情炙烤的大地上,做着粒子般的“布朗运动”。
我们走进一家简陋的大餐馆。扎莉娜、拦车的小姑娘和我坐在一桌。她们都吃不下什么东西,只是小口地喝着调味过重的羊肉胡萝卜汤,而我半吃不吃着一盘油腻的抓饭。
我问小姑娘为什么一个人。
扎莉娜翻译说:“她去看在杜尚别打工的父母。”
我又问,她的家在哪儿?
阿里秋尔,帕米尔高原的深处,比霍罗格还遥远的地方。
旁边,司机和同车的两个男人风卷残云般吃完了抓饭和面条。司机开始一脸享受地剔牙,唇上的两撇小胡子像毛虫一般蠕动着。接着,出其不意地,他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走向餐馆门口的洗手池。
我们的午餐时间就此结束。
2
离开库洛布后,公路很快退化成破碎的土路。路上有骑驴的农民,但周围一片荒芜,也看不到村落,不知道他们要骑去哪里。一小时后,我们开始沿着喷赤河而行,这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是中亚高原体系的中心,将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天山、昆仑山连接在一起。这片高原三面为高山环抱,只在西南角上没有山峦屏障,地势突然下降到喷赤河谷。此刻,河谷森然幽长。两边的大山呈拔地而起之势。河道时宽时窄,水流却始终急促,打着漩涡,滚着褐色泥沙,看上去令人畏惧。
这时,扎莉娜突然喊了一声:“阿富汗!”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河对岸的那片土黄色的村庄,悬挂在山间。那一侧的道路就像一道淡痕,其实算不上道路,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此后,阿富汗就像河水的镜像一般,始终出现在对岸。我甚至可以看到穿着长袍的阿富汗人,在烈日下移动,像某种抽象的符号。有时,这些阿富汗人会站在那里,向塔吉克一侧眺望,但他们从不挥手,脸上也没有表情。
在这里,河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分界线,更像是时间的分界线:塔吉克一侧如同70年代的苏联,而阿富汗一侧隐藏在伊斯兰的面具下,还停留在更久远的中世纪——我惊叹于这样的世界依然完整无缺地存在着。
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我只看到一座),这表明两岸官方层面上的交流是罕有的。路上也早就没有警察,但会遇到扛枪的士兵在公路上巡逻。可是,这条边境线实在太过漫长,河道最窄的地方不过十几米,根本没办法把守。扎莉娜告诉我,别被眼前的景象蒙蔽,其实某些“高科技”已经悄然来到这片土地:现在毒贩会用无人机投送毒品,这令缉毒的难度骤然增大。
一路上,司机一直与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人有说有笑,不时乐得前仰后合。我真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因为似乎两人每说一句话,都能精准地搔到彼此的痒处,堪称“伯牙子期”。现在,通过扎莉娜的翻译,司机对我说,伯牙其实腿有毛病,无法在后面久坐。他想跟我调换位置,两百公里后再换回来。
以现在的路况和速度,两百公里至少要开六个小时。那个人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想和司机坐在一起,尽情聊天罢了。
司机又说,就像给警察塞钱一样,调换位置也是塔吉克的传统。
“可我有风湿炎。”我让扎莉娜帮我翻译。
司机耸耸肩,看起来根本就没相信,不过我也不在乎。为了这个位置,我已经多付了一笔钱。司机嘟囔了些扎莉娜没有翻译的话,坐在最后一排的男人很快就头靠窗户,呼呼大睡起来。
道路越来越差,河水就在身边咆哮。运货的重型卡车碾碎石块,腾起黄色的烟尘。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再次停车吃饭。这户人家在半山上,一条小溪从山间流下。露天的木榻,铺着红色地毯,上面全是烤馕的碎渣。我在碎渣中间开辟出一小块净土,侧身坐下。司机和最后一排的男人脱了鞋,上炕一样地侧卧着,不时哈哈大笑。
这户人家的房子是新砌的水泥房,门口种着一棵小树,开满白色小花。发电机的电力时强时弱,房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白色小花亮起来,又陷入阴影。
我吃着一小碗番茄沙拉,等着电压稳定下来。然而,发电机的声音越来越小,灯光越来越弱。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夜色和昆虫的叫声,瞬间接管了世界。主人在屋内点起蜡烛,而我们就在跳动的光晕下吃完了晚餐。
从这里算,到霍罗格还有四个小时的车程。从早上到现在,司机已经开了十几个小时,早就疲劳驾驶了。现在,他不断地打开窗户,让夜风灌进来,刺激一下麻木的大脑。随风一起涌入的还有水流击石的声音,但已经看不到喷赤河。在浓墨般的黑暗中,那条大河仿佛无处不在。除了我和司机,其他人都打起小盹,车厢内响着有节奏的呼噜声。
我们路过一个村子,坐在最后一排的男人到家了。这个村子没有电,司机戴上头灯,爬上车顶卸行李。我也下车,活动活动筋骨。月光下,村里的男人在路边坐成一排,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手机,只是那么呆呆地坐在黑暗里。司机的头灯左右晃动,卸下伯牙千辛万苦从杜尚别带回来的行李——几个紧扎绳子的硬纸板箱、一辆塑料儿童玩具车。
到达霍罗格时,已经将近午夜。扎莉娜先下车,她的旅馆就在市中心。我的身体完全麻木了。旅途的疲劳像小虫子一样,把我啃得模模糊糊。我们都忘了留下联系方式,就那么分手了。司机没听过我住的旅馆,电话打过去也无人接听。车上还剩下那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有点紧张地瞪着眼睛,还有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在小镇的边缘,我让司机把我放下来——我不想再耽误小姑娘的时间。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野狗摇着尾巴跑过去。我大口呼吸着夏日山谷的空气,想到霍罗格就是《新唐书·西域传》中的“识匿国”:这里不产五谷,国人惯于掠夺,商旅常被打劫。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大师也写到此地:“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义,不识善恶,迷未来祸福,慎现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为服。”
一位高僧大德如此刻薄实属罕见,我不禁想:大师在这里究竟遭遇了什么?
我随意找了家旅馆,敲响大门。女主人披头散发,刚从睡梦中醒来,脸颊上还有枕头留下的印儿。她带我上楼,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她的卧室。卧室门敞开着,地板上打着地铺,她的被窝还是刚才钻出来的样子,像一件前卫的雕塑作品。她带我来到客厅,啪地打开壁灯。客厅里铺着地毯,摆着一张皮沙发,角落的晾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茶几上放着还没端走的茶具。
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女主人捧来一套干净的被褥,放到床头,然后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房间里有个小小的阳台,打开门就能听到贡特河的水声。这家旅馆似乎建在河谷上方,对面是大山的阴影。我刚要迈步俯瞰河水,突然发现阳台竟然没有护栏。要不是那晚月光皎洁,我恐怕就要一脚踏空,跌落河谷。我不愿去细想由此带来的伤痛:一个误入歧途的旅行者,在前往帕米尔游历的第一晚,就结束在这一场险些酿成的意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