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四周时我想：所以这就是维克多·布特成长的舞台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为一个国际军火贩子，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可思议。1991年，也就是苏联灭亡之年，布特开始创建自己的帝国。他狡黠地利用了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真空：当臃肿的苏联机队突然丧失供血，从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亚的杜尚别，数百架笨重的老安东诺夫和伊留申货机被遗弃在机场和军事基地，飞机的轮胎磨损，机架破旧，还用金属片和胶带打了补丁。利用格鲁乌的关系，布特弄到了这些飞机，权势人物则得到部分包机费用。布特搬到阿联酋的沙迦，创办了航空货运公司。很快，他就住进了一幢宽敞的海滨别墅。
他需要钱，热爱钱，也毫不掩饰。他往返于非洲、中东和前苏联辐射下的暧昧角落，将苏制武器运送到那些禁运的地方。他并不是隐形人，他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局限在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是如此封闭、停滞。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甚至不时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在《纽约时报杂志》的采访中，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在美国的通缉名单上成了仅次于奥萨马·本·拉登的人物。
布特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关系，倒是得益于他的杜尚别出身。塔吉克内战爆发后，一方是库洛布人、希萨尔人和苦盏人组成的“人民阵线”，另一方是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塔吉克联合反对派”。反对派率先攻占杜尚别，推翻政府，占领总统府和广播电视台。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军队的帮助下，“人民阵线”又逐步收复了失地。反对派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逃到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庇护。正是通过这些同胞的牵线，布特开始为阿富汗输送军火。
坐在小酒馆的外面，我不时看到有男人走过来，简单地说上一句什么。这时，老板就会有点紧张地从柜子下面拿出一瓶劣质伏特加，倒上一杯，递给对方，然后再把瓶子藏回去。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在脏兮兮的案板上切两片黄瓜、两片西红柿，撒上盐，再配上一段蔫头蔫脑的小葱——这就是给客人的免费下酒菜。那些男人全都用俄国人一口干的方式喝酒，喝完后就发会儿呆，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去。劣质伏特加一定灼烧着他们的口腔和食道，但或许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又有两个男人进来，怀里抱着黑皮包。当老板鬼鬼祟祟地倒了两杯酒后，他们没有喝，而是从黑皮包里掏出证件，在老板面前晃了晃。幸运说，他们是执法人员，来这里检查无证私售烈酒的行为。
两个男人转到柜台后面，把藏在底下的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一一取出。那些酒都是便宜的本地牌子，大都半空了。其中一个男人开始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随后老板交纳罚款。遭到没收的烈酒大概就归两个男人所有了。
一番洗劫后，两个男人夹着皮包，提着一袋酒瓶子走了。老板松了口气，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某种程度上，执法人员和小商贩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前者罚款，但不会置后者于死地。在交纳了“保护费”后，老板在下一次暗访前可以稍微放心地卖酒了。
我问老板是哪里人。
通过幸运的翻译，老板告诉我，他是盖尔姆人。
我提到内战，因为我知道盖尔姆是内战时被蹂躏最严重的地区。
老板神色惊讶，没想到我对内战还有所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心痛的记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理解的。
老板说，他的弟弟死于内战。
“他是反对派的士兵吗？”
“不，他是在街上被人打死的。”
“哪里？”
“就在这里，杜尚别。”
反对派控制首都时曾把库洛布人、乌兹别克人甚至俄罗斯人作为目标，而当“人民阵线”收复失地后，他们就以“大清洗”的方式发动报复，随意处死碰到的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
“你为什么来杜尚别？”
“这里能挣到钱。”
——他指的就是现在干的工作吗？
就在这条路前面不远处——那两个便衣执法人员刚才走过的地方——有穿着橘色背心的老人推着大型三轮车送货，有胳膊绑着绷带的男人捏着一罐能量饮料，有戴头巾的女人挎着篮子按根出售走私香烟。这一切都一览无遗：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希冀和期望强烈地跳动着。
5
萨娜芙芭发来她朋友阿努莎的电话，说她俩隔天中午可以和我见面。地点是一家叫作“梅尔维”的土耳其餐厅。到了见面那天，萨娜芙芭又说，她的朋友会先“过来”（going to cum first）。我想，她大概是把come打成了cum，也就没把可能的误会放在心上。
我下楼，穿过阳光炙烤的柏油马路，站在路边，准备打车。此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萨娜芙芭再次发来短信，说阿努莎已经到了。
“你在哪儿？”她问。
“在中央百货商店门口，还没打到车。”
“她说没有看到你。”
“我还没到餐厅。”
“她cum！cum！”
“请她先坐，我马上到。”
“她已经cum！cum！”
我终于打到一辆黑车，心里感到困惑：萨娜芙芭的朋友为什么这么火急火燎？
可是，当我走进梅尔维餐厅，却没看到阿努莎。大厅里只是零星坐着几桌人，男人全都大腹便便，女人则戴着头巾，像是家庭聚餐。桌子上铺着塑料桌布，摆着分量十足的土耳其菜，还有大玻璃瓶装的酸奶。
我给萨娜芙芭发消息：“我到餐厅了，可没看到阿努莎。”
“她cum！cum！”
“她在哪儿？”
“cum！cum！”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声讨，声音很尖，像铁铲刮过锅底。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听出她在发脾气。接着是萨娜芙芭的电话，谴责我得罪了阿努莎：“你为什么要耍她？她现在非常生气！”
我究竟做了什么？我告诉萨娜芙芭，我已经到了梅尔维餐厅，就在这里等她们。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小杯土耳其红茶，一块蜂蜜果仁做的“巴克拉瓦”。我又浏览了一遍我和萨娜芙芭的短信：那么多“cum”，那么急切。
我喝了两杯红茶，萨娜芙芭和阿努莎才走进来。因为等不到公交车，她们打了车。我为让她们多付了钱感到抱歉。萨娜芙芭还穿着上次的衣服，不过咳嗽已经好了。阿努莎穿着入时的塔吉克服饰：红色长袖连衣裙，绣着深蓝色的传统图案，淡黄色的头巾里面是梳得很高的发髻。她说话的声音缓和了下来，不像刚才那么愤怒。
我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萨娜芙芭说：“阿努莎一直在中央百货商店等你，你却不理她。她当时很生气。”
“你不是说她已经来餐厅了？”
“我说的是中央百货商店！”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一直想说“中央百货商店”（TSUM），可却打成“cum”。我拿出手机，给萨娜芙芭看“cum”这个词的意思。她俩的脸腾地红了。误会终于化解，可我还是感到抱歉。我点了几道分量很大的土耳其菜，结果根本没吃完。阿努莎要提前离开。
阿努莎说，她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负责给新娘化妆。她一会儿要去库洛布，筹备一场婚礼。公司没有车，她只能自己去车站坐车。路程不算远，单程三个小时。公司也没钱让她住旅馆，她晚上住在新娘家里。婚礼结束后，第二天早上再坐车回来。
萨娜芙芭说，阿努莎本来不会接这个活儿，怪只能怪我没给她打电话。“我给了你她的电话号码，你却没有打给她。”
“我不知道还要给她打电话，”我解释道，“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了吃饭。”
萨娜芙芭平淡地一笑，没再说话。也许，我应该更委婉一些。
吃完饭，阿努莎赶往车站。萨娜芙芭说她打算去中央百货商店。我告诉她，我准备去帕米尔，然后从那儿的陆路回中国。
“帕米尔？”她眉毛一扬。
“对，你去过吗？”
她没去过帕米尔——那里太远，也太危险。分别时，她祝我“好运”。
我想起了幸运，觉得应该告诉他一声。没想到他马上就打来电话，说我们晚上得见一面，告个别。
6
我们去了鲁达基大街上的一家德式酒吧。那天是周五，酒吧的露天座位几乎坐满了人，尽管这里周六也要上班。穿着白衬衫的侍者走过来。我们点了两杯啤酒。
“就这些？”
“对。”
侍者不置可否地走了。
我向幸运讲了我和萨娜芙芭吃饭的事情。幸运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塔吉克斯坦的语境下，我当初答应一起吃饭，就相当于承认我对阿努莎“有兴趣”。因此，我应该在约会的前一天，主动给她打电话。
“是这样吗？”
“当然！你搞砸了，哥！”
“不过我并没有那方面的兴趣。我只是想认识一些人。”
“为你的书积攒材料？”幸运说。
“算是吧。”
“你会在书里写我吗？”
“也许。”
“不要写我被困在这里！”
“你在学中文，将来会去中国留学，你不会困在这里。”
“我小时候学俄语，后来学英语，现在又学中文。我的人生太艰难了，哥！”
“想想你将来就能挣大钱了！”
“每天都在想。”
“如果有了一大笔钱，你会用来做什么？”
“见莎布娜米·苏亚悠。”
“她是什么人？”
“塔吉克最著名的女歌手，我的女神。”
“听过她的现场吗？”
“当然！当时，我所有的积蓄只有六十美元，可还是花了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不过那只够我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看不清，也摸不到？”
幸运笑起来：“我会永远记住你这句话的！”接着，就像吐露秘闻似的，幸运告诉我，他听说与苏亚悠“幽会”一次需要三千美元。
“多长时间？”
“一小时。”
“她会为了三千美元和别人幽会？”
“我想会的。”
“我觉得不会。你说了，她是这里最著名的歌手。”
“那又怎么样？三千美元一个小时啊，那可是一大笔钱。”
“她是歌手，不是妓女。”
“在这里，有钱的话，你说了算！”
“那你努力吧！”
可能因为是黄金时间，我们坐在露天的好位置上却没点吃的，侍者走来走去招呼别的客人，始终没给我们端来啤酒。我们催了两次，但那位狡黠的侍者不为所动。他不知道，我原本打算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现在，我建议我们自己去吧台，把啤酒端过来。
“哥，你不能自己去拿！”幸运急着阻止我，“那会让我们显得像是服务员。我不想做这种低级职业！”
我没想到幸运心里其实有那么多“条框”和“等级”。我突然意识到，当他说“我被困在这里”的时候，他的痛苦可能远比我所能理解的多。
我去吧台把酒拿了过来。坐下后，我们转变了话题。他问我去帕米尔的事，惊叹于我即将开始的历险。他突如其来地表示，他想管姐姐借一笔钱，跟我去帕米尔旅行。他从没旅行过。
我告诉幸运，这是不明智的。帕米尔很贵，可能是世界上旅行最贵的地方。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很多时候只能租四驱越野车。不应该把钱浪费在这种事上。
“为什么不？”他沮丧地说，“我生在这个国家，可我没去过帕米尔，没去过苦盏。我哪儿都没去过！”
“有机会去的。”
“什么时候？”
“以后。”
他不再说话，低头喝酒。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吧台，又拿着两杯啤酒回来，脸上闪着酒后的红晕。他年纪尚小，还没怎么体验过酒精的伟大，也不知道酒精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喝完两杯酒，我们离开了这家酒吧。夜晚的杜尚别空空荡荡，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被树影刺穿。
我们经过一个俱乐部，里面隐隐传来有节奏的音乐声。幸运说，他的女朋友在这里庆祝过生日。当时，他们已经在分手的边缘，所以他没去。“我不喜欢这种地方。”他说。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伤心大男孩的倔强。我买了两张门票，拉着幸运进去。偌大的舞厅里，只有四个外国人在跳舞。灯光闪烁着，播放着俄罗斯的夜店舞曲。表演台上是一个穿比基尼的金发姑娘。她正倒挂在一根钢管上，舒展大腿。
看着那几个外国人，幸运大声对我说：“我真的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在乎那么多。”
“那些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想跳舞吗？你现在不也可以跳舞吗？”
我把幸运推进舞池。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开始还有些扭捏，但很快就放飞了自我。他高举着胳膊，摇晃着脑袋，脸上带着微笑。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放松。
现在，台上的舞女穿着红色高跟鞋走了过来。她看上去比台上苍老一些，画了很浓的眼影。她倚在吧台上，要了一瓶矿泉水，拧开，小口地喝。
“你叫什么？”
“瑞塔。”
“俄罗斯人？”
对，她从莫斯科来。
“为什么会来杜尚别？”
“在这里工作三个月，下一站是土耳其。”她说，“我喜欢土耳其，说不定会留在那里。”
“我也喜欢土耳其。”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我觉得你不是中国人。”
“那我是哪里人？”
“你是哈萨克人。”她眯着眼，审视着我。还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作哈萨克人。
“说两句中文听听。”她说。
“说什么？”我换成中文。
“随便说两句。”
我说：“现在，你觉得我是中国人了吗？”
“好吧，”她点点头，“你是中国人。”
她告诉我，她以前在广州待过两年，和一个中国人同居，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她一个人带孩子，靠跳舞为生。
“你住在杜尚别吗？”
“算是吧。”我说。
“有一个在杜尚别大使馆的日本人，经常请我吃寿司。你会请我吃中餐吗？我很久没吃中餐了。”
“没问题，下次请你。”
“你骗我。”她看着我说，“你根本不住在杜尚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