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茶馆倒是呈现了塔吉克人心目中波斯文明该有的模样。大理石的廊柱，波斯风格的穹顶，只是红色桌布显得厚重又难看，反衬出大厅里的人气不足。翻开菜单后，我就明白原因了。以本地的消费水平来说，这家餐厅有点贵。
我请萨娜芙芭点菜。她点了樱桃蜜饯果汁——一种流行于中亚、俄罗斯的冰镇饮料，又点了两道俄国沙拉。等菜时，她时而摘下发带，时而又戴上，给我的感觉是，她似乎认识到了自己的魅力，只是还不太确定该如何运用它。
所有的菜都出人意料，从里到外透着不对劲儿，可能是水的问题，败坏了食物的味道，也败坏了啤酒。我点的那杯本地产的西姆-西姆牌啤酒，味道真的如同马尿。萨娜芙芭几乎没怎么动那两份沙拉。她抿着果汁，不时侧过脸，小声咳嗽。
我喝着啤酒，问起她的家庭。她告诉我，为了躲避内战，一家人曾搬到西伯利亚住了十年。那个小镇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它甚至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沿线上。她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的锯木厂工作，于是一家人去投奔这位亲戚。在锯木厂，萨娜芙芭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当地唯一的工作机会——小镇上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那里度过一生。
萨娜芙芭出生在西伯利亚。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小镇只有几排原木屋，冒着炊烟。拓宽出来的土路笔直笔直的，一到冬天就泥泞不堪。然后是大雪、酒鬼……每当电力中断，母亲就在餐桌上点起一根蜡烛。
相比那些滞留在杜尚别遭受战乱的人，萨娜芙芭一家算是幸运的，但其实他们是另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是苏联解体后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当政治的疯狂争抢过后，终于出现了某种稳定局面，一家人在2001年回到了塔吉克斯坦。
我问她更喜欢哪里，西伯利亚还是杜尚别？
“杜尚别，”萨娜芙芭肯定地回答，“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她住在杜尚别的郊区，为了和我见面，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小巴。
她以后会去俄罗斯吗？就像很多塔吉克人一样。
不，她不想去俄罗斯。她的理想是生活在杜尚别，找一份工作。“我受过教育，我会说英语，我想找一份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萨娜芙芭说。
“你可以做PR。”
她没听过这个词。
“公共关系。”我说，“就跟‘陪你转转’差不多，只是你代表公司，而不是你自己。公司会付给你钱。”
“有这样的工作吗？”
“是的，你没听说过？”
“没有。”她俏皮地一笑，认为我在骗她。
她的手机响起来。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我这才发现她有点轻微的斜视。她对着手机说塔吉克语，语速很快。过了一会儿，她挂掉电话，脸上有点不安。
“是我妈妈，”她说，“她问我在哪里。”
“她不知道我们见面？”
“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同意我单独和外国人出去。”
“她也不知道你玩‘陪你转转’？”
“她知道了会骂死我。”
按照萨娜芙芭的说法，她的家庭算不上虔诚的穆斯林，但还是维持传统价值观。比如，母亲不准她婚前发生性关系，甚至不准她谈恋爱——尽管学校里有不少男生对她表示了好感。
“那你如何拒绝他们？”我问。
“我直接告诉他们，我不会谈恋爱。”“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
“我会按照传统的媒约方式结婚。”
“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
“关心我、有责任心、热爱工作。”
“你觉得通过媒约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当然。”对于这一点，她显得很有把握。
“你要不要回家？省得妈妈担心。”我招手示意买单。
“下次见面，我可以带我的朋友一起吗？”
“你的朋友？”我请萨娜芙芭介绍一下她的朋友。
她叫阿努莎，是萨娜芙芭的邻居。今年二十二岁，已经离婚，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她在自学英语，但没机会练习。她和萨娜芙芭之间倒是经常说英语，不过“说着说着就会笑场”。
萨娜芙芭拿出手机，给我看她朋友的照片。她很年轻，穿着传统塔吉克服饰，戴着头巾，但像伊朗女人那样流于形式，露出了前额和头发。
“她挺漂亮的。”
“下次我叫她一起来。”萨娜芙芭说，“我会跟我妈妈说，我们出去逛街了。”
3
鲁达基公园位于市中心的鲁达基大道旁，有规划整齐的花坛和喷泉，是杜尚别最让人舒服的地方之一。鲁达基是波斯人，但被认为是塔吉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发展了民间流行的两行诗（巴伊特）和四行诗（鲁拜）的形式，为波斯的古典诗歌奠定基础。12世纪的作家说，鲁达基写过一百多万行诗，但今天只有不超过两千行诗作流传后世。
年轻时，鲁达基以歌手的身份驰誉泽拉夫善河流域，后来成为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他的诗作不仅歌颂自然、青春和爱情，也辛辣地讽刺了一种日落山河的帝国文化：统治者奢侈享乐、勾心斗角，而他们的领土即将落入外族之手。
鲁达基晚年遭受挖眼酷刑，继而被逐出宫廷，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半个世纪后，萨曼王朝便被推翻——突厥民族摧毁了萨曼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伊斯梅尔·索莫尼建立的功绩，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彻底征服中亚的塔吉克人。
萨曼王朝的首都在今天的布哈拉，索莫尼国王的陵寝也在那里。在索莫尼治下，萨曼王朝最终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成为横跨中亚和伊朗的大帝国。对塔吉克人来说，索莫尼的地位如同帖木儿之于乌兹别克人、玛纳斯之于吉尔吉斯人。在这套话语体系里，索莫尼的时代被宣布为塔吉克人（以及所有波斯人）的黄金时代，是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成就上的一个高峰。你会发现，波斯文明的中心也微妙地向东移动，塔吉克的部分得到放大。与此同时，对突厥-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显而易见的抨击。
萨曼王朝的统治对整个波斯文明都意义深远。它不仅促成波斯人信仰上的全面伊斯兰化（他们此前信奉拜火教），也完善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波斯语书写系统。今天，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依然沿用阿拉伯-波斯字母，只有塔吉克人因为苏联的统治，改用西里尔字母。这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在口语方面，塔吉克人可以与波斯兄弟们无碍交流，但书面语不行。走在鲁达基公园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除非和我一样阅读翻译作品，否则塔吉克人同样无法看懂鲁达基的诗歌。
在谈到萨曼王朝被突厥民族推翻时，一位塔吉克政治家写道：“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塔吉克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上的悲惨事件。”不过，这只是一种话术、一种修辞，想借此赋予塔吉克人一点犹太民族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悲怆感。相比一个王朝的覆灭，文化根基的丧失更加悲惨。
塔吉克人原本还有可能在俄国的文化传统中另辟一条新路，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独立，这种可能性最终也消失了。于是，塔吉克人发现，他们如今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结果是除了他们自己，再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在这个封闭的山国，他们只好任由宗教情绪和部族仇恨不断发酵，直至最后的摊牌。
第一起严重骚乱发生在1990年2月。当时有传言称亚美尼亚难民将被安置在已经住房短缺的杜尚别。人们走上街头，愤怒抗议，局势逐渐失控，而当时整个苏联也已经风雨飘摇。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鲁达基公园附近的列宁像成为中亚地区第一座被推倒的列宁像。
在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当年的情景——让人想到后来伊拉克人民推倒萨达姆的雕像。无事可做的男人们一脸仇恨，他们举着拳头，喊着口号，仿佛在进行一场游戏，只是没人相信这场游戏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随后，塔吉克爆发内战，成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爆发内战的中亚国家。杜尚别更是上演了令人瞠目的杀戮。五年的内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它不仅摧毁了塔吉克人的生活，也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
在鲁达基公园里有一根巨型旗杆，是为纪念国家独立二十周年而建。旗杆高一百六十五米，国旗本身重达七百公斤，因而很难呈现那种高高飘扬的姿态。不过，这倒更像一种无力的宣示，精确地代表了一种挫败：2000年民族和解进程结束时，塔吉克的实际GDP仅为1991年的39.2%；独立二十年后，它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初期的水平。
在那个酷热无风的下午，我在国旗杆下遇到一个叫“幸运”的大学生。他拦住我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
4
二十一岁的幸运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青春痘残留的痕迹。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像个还没出道的业务员。我感到自己无法拒绝他：一个给自己起名“幸运”、想练习汉语、还管我叫哥的人。
幸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杜尚别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苏联时代，父亲当过杜尚别的巡警。幸运说，这是警察的初级职位。内战爆发后，杜尚别先是被反对派攻占，又被政府军收复。幸运的父亲讨厌街上的暴乱，于是辞职回家。他在家里待了几年，靠积蓄和小买卖维持生活。1997年，塔吉克政府和反对派签署了和平协定，幸运在那一年冬天出生。第二年，幸运的父亲决定出去闯荡。他跟一位兄弟去了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先当保安和开门人，等攒了一笔钱后，就开了一家杂货铺，主要卖塔吉克的干果。
在俄罗斯，幸运的父亲一干将近二十年。其间，父亲的兄弟得病去世，幸运的哥哥被叫过去顶差。父亲自己后来也得了病，身体越来越弱。最后，父亲回到杜尚别，让幸运的哥哥和嫂子留在那里看店。幸运说，现在他的父亲变得没什么精神。他做的事情越少，精神就越萎靡。他抱怨在杜尚别找不到活儿干，实际上他只是提不起兴致。一家人靠幸运的哥哥寄回来的钱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幸运现在已经离开家，搬去和姐姐一起住。姐姐大他十岁，结过婚。五年前，姐姐的丈夫也去俄罗斯打工，从此音讯全无。按照幸运的说法，他的姐夫应该是在俄罗斯重组了家庭。幸运的姐姐没有再婚，没有抱怨，只是不再提起那个男人。她平时接些裁缝活，希望以后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幸运说，姐姐的手艺相当好。上一次，他在鲁达基公园的步道上拦住一个中国女人，免费当导游，练习中文。最后，那个女人买了幸运姐姐做的两条裙子。
我问幸运，会不会去俄罗斯打工？他说不会。他不喜欢俄罗斯，他更不愿意做塔吉克人在俄罗斯一般会做的那些让人瞧不起的职业。
“美国呢？”
“我绝对不会去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女朋友。幸运刚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分手，之前连吻都没接过。女朋友的叔叔在美国，是个生意人。和幸运在一起时，她总把美国挂在嘴边。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她似乎从来没考虑过幸运或者两个人的未来。幸运很生气，感到自己被忽略了。他就像河床上一艘搁浅的小船，无处可去，女朋友却是大海里有固定方向的航行者，神气活现。
或许，在女朋友面前，幸运感到了自卑。他开始学习中文，作为一种对抗。如果女朋友要去美国，那么他就决定日后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赌气的心态。
幸运先是自学，随后又报读了孔子学院。他准备以后参加汉语能力考试。他说，一旦通过考试，他就有可能申请到中国大学的奖学金，还有每月两百美元的补助——他是这么听说的。
幸运想赚钱，但觉得这里没有机会。他的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以表达他的无助。很多时候，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但我只是说，你还年轻，还没跨越那道“阴影线”——这是约瑟夫·康拉德说的，你感到烦闷、厌倦、不满、迷茫，这是生活中必将来临的那个时刻。
幸运说，他从没听说过康拉德。他是什么人？
“一个作家，波兰裔英国人。”
“我喜欢阅读，可是杜尚别连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
我也发现了这点。鲁达基大街上的那家书店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书，空气中飘着尘土的味道，而且无人问津。
这时是下午三点钟，又干又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馕坑烤肉。幸运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说，去城市南边的萨科瓦特巴扎附近。那里远离市中心，是杜尚别的平民区。我们可以去那里随便转转，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
“为什么去那里？”幸运问。
我告诉他，我正在看一本叫《死亡商人》的书。那本书讲了杜尚别最传奇的人物——维克多·布特。他是前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成为军火贩子。他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为非洲内战输送军火。他就在杜尚别的平民区长大，父亲是一名汽修工，母亲是一名簿记员。他靠听ABBA乐队的歌曲学会了英语，后来又掌握了七八门语言。我告诉幸运，我想感受一下布特成长的氛围。
幸运不太理解我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想跟外国人泡在一起，缓解“被困在这里”的焦虑。他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去哪儿都行。
我们走到鲁达基大街上的公交站，等待中国赠送的巴士。可是，杜尚别正在推广公交车刷卡制度，没有卡的人就算交钱也不行。我们只好改坐可以付现金的黑车。在这里，公交运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黑车产业应运而生。每当这些黑车经过公交站时，司机就像拈花微笑的佛陀一样，比划一个数字手势。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打招呼。不过，幸运说，其实那手势是一个暗号，代表这辆黑车的行驶线路——与这个数字的公交车相同。
我们上了一辆黑车，奔向萨科瓦特巴扎。我发现，越往城市的外围走，杜尚别就越是显出不同的面貌。我所住的市中心，还有些高大、气派的建筑物，但现在整个天际线的规模都变小了。在鲁达基大街上，我还能看到一些在附近上班的人，穿着不错的衣服，但在这里，阶层开始向下移动。
有些路段在施工，柏油开绽，尘土飞扬。公园正在整修，大树被连根拔除，瘫倒在地。幸运说，杜尚别的新市长是总统的儿子。他有野心，有气魄。一些苏联时代的建筑已经拆除，准备为接下来的城市升级留出空间。不过现在，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端倪，整片区域在午后的烈日下光秃秃地暴露着。
在萨科瓦特巴扎后面的一条马路，我们下了车。周围都是走动的人群，穿着朴素的衣服。和我一样，他们也在闲逛，或者忙着一点小事。道路另一侧的树木挡住了一片苏联风格住宅区。阳台上晾晒着衣服，竖着白色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淡黄色的墙面已经开裂，有些地方补上了水泥，有些地方则暴露出砖头。我们路过巴扎外的一个小酒馆。所谓小酒馆，只是在墙上开了个洞。我和幸运还是决定在洞外坐坐，喝两杯西姆-西姆生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