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来中亚旅行？”
他用稳定的音调说：“因为读过《史记》和《大唐西域记》，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中亚和你此前想象的是否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说。他并没有想到，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跟他打招呼、合影，这实在累人。
“为什么我从来没碰到过要求合影的？”
“从来没碰到过吗？”他显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告诉我，他从国内带来一袋老坛酸菜牛肉面，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舍得吃的。虽然这边也有方便面卖，但缺乏中国方便面的“化学味道”——那味道接近于“乡愁”。也是因为“乡愁”，他一般选择青年旅社入住，这样就可以从巴扎买回肉、蔬菜和调料，用旅社的厨房做中餐。不过这次他被骗了。这家旅社没有厨房。他是住进来之后才发现的。
等阳光没那么强烈了，我们一起去看锡尔河，河水正在夕阳下奔涌。那是公元前329年，中国处于战国时代，而亚历山大的军队已经击败了波斯帝国，次年在苦盏建筑城堡，将此地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埃斯哈塔”，意为“极边的亚历山大城”。现在，苦盏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希腊和巴克特里亚时期的钱币，佐证了亚历山大的史诗性远征。
锡尔河一直被认为是游牧草原与绿洲盆地的分界线，河的右岸住着游牧的斯基泰人，左岸则分布着一些定居粟特人的城市——粟特人就是今天塔吉克人的祖先。到了13世纪，锡尔河见证了又一位征服者的暴虐。成吉思汗将敢于抵抗的粟特人屠杀殆尽，整座苦盏城也被蒙古军队彻底摧毁。
在锡尔河畔，在近乎红色的夕阳下，我看到了当年城墙的残骸。那是一段残破的土坯，生长着杂草。墙下是一家生意不错的烤包子店，炊烟从烟囱里冒出，随风而逝。
在城墙所在的公园里，有一座帖木尔·马利克的雕像，他正是当年抵抗成吉思汗的粟特领袖。公园的大喇叭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塔吉克传统音乐。在这乐声中，我尝试着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不得不选择逃离。公园对面，是最后一位征服者的遗迹——俄国人的芭蕾歌剧院。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令人眼前一亮，但它所透露的趣味、所表现的信心，如今已显得那么怪异，跟街上的人群格格不入，属于另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当我走近歌剧院时，发现大门紧闭，也没有演出公告，只有一对塔吉克新人，在被夕阳拉长的廊柱阴影间，拍摄婚纱照。
这座古老的城市没什么新建树，只剩下不同年代的遗迹。它还是生存了下来，甚至算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城市。然而，你还是可以感到它的孤立。苦盏与乌兹别克斯坦近在咫尺，但与首都杜尚别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山路连接。一年中还有好几个月通行困难。两地之间没有直接的铁路，多年来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是飞机。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苦盏的孤立感根深蒂固，以至于飞往杜尚别的苦盏商人经常会说他们是去塔吉克斯坦。
在塔吉克斯坦，苦盏人的名声并不太好。他们以务实著称，但也痴迷于赚钱，很多人喜欢欺骗和赌博。有意思的是，从1946年到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的总书记全都来自苦盏。苦盏人也控制着工业和贸易，甚至享有绕过杜尚别直接对外贸易的特权。在塔吉克内战期间，苦盏因为孤悬于外，得以自保，甚至一度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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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盏逗留两日后，我坐车前往杜尚别，得以亲身体会苦盏的孤立——两座城市之间没有公共陆路交通，只能拼车。出发前，司机带领大家向真主祈祷——我觉得这很有必要。这辆小小的欧宝汽车的后备箱，已被改装成一排座位，以便再挤进三个大汉。除了我，没人系上安全带。过去，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烂路，因为开不快，安全还有保障。如今，在中国修建的新公路上，司机时常开出一百公里的时速。当对面有车驶来时也不减速，而是制造一种呼啸而过的刺激效果。有人告诉我，在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国家旅行，可别计较这类事情，但这话对我没什么安慰作用。
前往杜尚别的路上，我始终穿行在大山的缝隙间。塔吉克斯坦的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三，一半以上的地区海拔高于三千米。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因此差别巨大：像苦盏这种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北方城市相对工业化；中部和南部则能坚持自给自足的农业；至于帕米尔高原，人们仍然采用古老的农业方法，在生存的边缘摇摇欲坠。
作为中亚最小也最穷的国家，塔吉克人喜欢把问题的原由归结到乌兹别克人身上。1929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共和国。尽管苦盏被划分给塔吉克斯坦，但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精神和经济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留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为了得到这两座深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乌兹别克领导人一度将首都临时从塔什干搬到撒马尔罕。在随后的人口普查中，他们要求两座城市里的塔吉克人将自己登记为“乌兹别克人”，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派往“兄弟般的塔吉克斯坦”，帮助其“克服落后状态”。
没有了这两座凝聚人心的历史名城，塔吉克人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身份认同。事实证明，此事困难重重。一位塔吉克学者写道：“生活在希萨尔山区的塔吉克人并不了解居住在苦盏的塔吉克人。泽拉夫善山谷的塔吉克人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一点也不熟悉。”但更明显的是婚礼禁忌。经过瓦尔佐布山区时，同车的人告诉我，瓦尔佐布人永远不会与南部的库洛布人结婚，尽管他们都是山地塔吉克人。
有一句谚语以戏谑的方式道出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的国家，可没人闲着：苦盏人统治，库洛布人守卫，库尔干秋别人犁地，帕米尔人跳舞。”
第2章 杜尚别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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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吉克语里，“杜尚别”的意思是“星期一”。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名字，揭示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位于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边境上，每逢周一开放的集市。
相比赫赫有名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杜尚别始终默默无闻。1921年春天，当布尔什维克挺进这座古国的前哨站时，他们统计出三千一百四十名居民。当他们最终占领这里时，还剩下大约三百人。
对苏联人来说，杜尚别如同一块干净的画布，是亚洲第一座没有清真寺的伊斯兰首都。他们以包豪斯风格重新包装这座昔日的集镇。一些前卫的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设计——他们满怀热情地来到塔吉克斯坦，希望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后来的设计则较为平民化，但在雄伟山景的衬托下，那些白色的廊柱、精美的浮雕，依然散发出新古典主义的光晕。
当然，花费也是巨大的。塔吉克人盖房所用的黄泥和稻草派不上用场，当地盛产的白杨和刺柏的木质也太软，不足以支撑苏维埃的恢弘。每一根木材，每一块玻璃，甚至每一颗钉子，都需要从苏联帝国的遥远角落运来。它们被塞进火车，运到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铁尔梅兹，在那里捆到骆驼身上，再由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护送到杜尚别。据说，那条山路实在太过崎岖，以至于每根木料运到杜尚别后都缩短了一截。
1929年，铁路终于修到了杜尚别。每一根枕木都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中运来的。塔吉克人在铁轨边排起长龙，观看由亚美尼亚司机驾驶的第一列火车，驶入崭新的杜尚别火车站。那一年，塔吉克斯坦也获得了独立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杜尚别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之城。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杜尚别的规模翻了四倍，涌入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这些移民中有希腊人、印古什人、车臣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二战期间，斯大林担心这些人与纳粹德国合作，于是将他们驱赶到遥远的中亚。更多的移民则是斯拉夫人，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希望碰碰运气。
杜尚别的发展尤其受益于德裔移民。在这座城市的南部，至今依然耸立着一座灰色的路德教堂。哥特式的尖顶仿佛是当年五万多名德裔移民的纪念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战俘营，更多的人则是从俄国腹地被驱逐到这里的。塔吉克内战期间，这些移民的后代大都逃离杜尚别，回到德国。
从相对开放的比什凯克来到杜尚别，你会觉得时钟又向前回拨了数年。即便是一国首都，杜尚别也给人空气滞闷之感。我原以为塔吉克斯坦既然这么闭塞，住宿应该相对便宜。事实不然。杜尚别几乎没有旅游业：酒店是前苏联标准的，但从辉煌时代又衰落了二十年，还维持着令人咋舌的价格。小旅馆真的也就是小旅馆，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设施。
所幸，我在租房网站上找到一个短租公寓。在杜尚别，这个公寓算得上鹤立鸡群。价格有点高，却是整套公寓，位于中心区域。房东叫安东，会说英语。我感到，即便再闭塞的地方，也总有与世界接轨的一小群人——所谓全球化的一代，互联网的一代。在杜尚别，这样的人很宝贵，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
我们约好在中央百货大楼门口见面。安东穿着牛仔裤和黑色休闲衬衫，袖口挽起来，脚下是一双时髦的敞口便鞋。他喷了淡淡的古龙水，头发很短，但精心打理过，给人一种混迹于大都市的精英人士的感觉。他的英语倒是说得一般，有一种奇怪的口音。不过他很快表示，他其实更习惯说德语。他刚从德国曼海姆大学毕业，之后打算在德国工作。我们一起往公寓的方向走，它就在中央百货大楼对面。无遮无挡的街上热浪袭人，小区里并没有一棵树。汽车全停在光秃秃的空地上，就像一块块要燃烧的铁。
“安东”显然不是塔吉克人的名字，那他是不是俄罗斯裔？
安东告诉我，他的爷爷是被斯大林赶到中亚的，他们之前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更久远的年代，沙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本人是普鲁士小公国的公主）曾把一部分德国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拓土垦荒，抵抗鞑靼人的侵袭。安东说，他的祖先很可能是那时候迁到俄国的。如此说来，兜兜转转一圈后，安东又要回到德国，只是中间早已相隔数百年，而这数百年间发生了那么多的灾难和苦难。
房子是一套一室公寓，位于高层，附带浴室和阳台。安东向我一一介绍了房间的设施，最后推开阳台的门。焦灼的热浪立刻扑进来，但他还是示意我走到外面。阳台正对着国家博物馆。那是一栋前卫的建筑，给人一种还没盖好就倾倒的感觉。几年前，那里是杜尚别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巴拉卡特市场。再远处是一片土黄色的山脉，形成一道平缓的弧线，笼罩在淡淡的沙尘中。
我问安东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套房子。
“三年前，”他说，“当时我有了一笔资金，觉得最好用它置办点产业——杜尚别在发展。”
我赞赏地点点头，不仅仅因为安东的商业头脑，还因为他的用词：资金、产业、发展。
我们回到房间里，关上阳台门。安东四处环顾了一下，准备走了。
“任何人敲门都别开。”他最后对我说。
我冲了澡，吹了头，把积攒数日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我烧了一壶水，准备泡点茶喝。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很是急促。我想，没准是查水表之类的。我尽量屏住呼吸，想等敲门人自行离去。然而，那声音非常执着，没有犹豫，仿佛确信屋里有人。
我终于还是把门打开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躲可不是办法。一个年轻的塔吉克女人站在门外，穿着碎花连衣裙，满脸怒气。看到一个外国人，她大概吃了一惊，也有点不知所措。她不会说英语，于是对我说俄语。我最后终于明白她愤怒的原因：她就住在我的楼下，房间的浴室在不停漏水，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向她表示歉意，但也告诉她，我无能为力。我刚住进来，甚至刚到这个国家。最后，我拿出手机，给安东打电话，告诉他这里出了点问题。女人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她以防卫的姿势站在那里。我问她要不要进来坐坐，她开始没明白，等明白过来以后，她说不必了。
电梯门哐地打开了，安东满脸大汗地钻出来。女人开始连珠炮似的讲起塔吉克语——因为还没怎么听过大段塔吉克语，我着迷地倾听着——安东似乎想争论和辩解，不过最后放弃了。他冲我招了一下手，让我跟他一起去女人的公寓看看。
女人房间的格局和我的完全一样，只是家具的摆放位置稍有不同。浴室中央的瓷砖上摆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正在接纳漏水，已经有将近半盆了。安东难以置信地看着那盆水，又抬头看看房顶，用手按了按。我站在浴室外面，注意到女人家里很安静，走廊的鞋架上摆着两双高跟鞋，但没有男人的鞋子。
站在门口，安东承诺尽快找人检修。女人的口气也终于柔和下来。我冲她微笑了一下，然后跟着安东上楼。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安东撇了下嘴，同时耸了耸肩，答非所问地说：“她要么离婚了，要么丈夫在俄罗斯打工。”
“你怎么知道？”
“这个年龄的女人不可能没有结婚。不过她住在一室公寓里，房间里也没有男人生活的迹象。我想，她可能离婚了。”
“这里离婚的人多吗？”
“大部分男人去俄罗斯打工，然后他们就离婚了。”
我想起了阿丽莎。她也在经历同样的事。这么说来，在离婚这件事上，中亚国家倒是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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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是，在杜尚别的年轻人圈子里，正在流行一种名为“陪你转转”的社交活动。
“陪你转转”比其字面意义要严肃很多，大体相当于兼职导游，即由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带你逛逛他们的城市。人们把自己的照片、简介放到网上，时间则按小时标价。在杜尚别，不少大学生也在玩“陪你转转”，不过大部分人选择免费：在这个较为封闭的国度，他们可能只是希望结识几个新朋友，尤其是外国人。
我在“陪你转转”上认识了二十二岁的女大学生萨娜芙芭。在塔吉克语里，“萨娜芙芭”是“冷杉”的意思。我们约在一家波斯风格的茶馆见面。这家苏联时期的茶馆是杜尚别的地标之一，像一艘巨大的空船，冷眼旁观这座城市的一切。萨娜芙芭化了妆，穿着黑白条纹的连衣裙，白色凉鞋，束着发带。她的眼神明亮，眼珠像某种蓝灰色的玻璃珠。她的态度沉着，举止中看不出紧张。她一直在咳嗽，大概得了热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