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门，冒着烈日，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大巴扎位于市中心，横跨阿克布拉河两岸。河西岸有一排传统茶馆，在闲适的氛围中供应茶水、拉条子和抓饭。我点了抓饭，因为费尔干纳的抓饭远近闻名。
奥什的抓饭果然没有令我失望。米饭上撒着羊肉碎和鹰嘴豆，配以新鲜的番茄洋葱沙拉，非常可口。我正吃着，那个栗色头发的姑娘也走了进来。她看到我，点了下头。过一会儿，她端着一盘抓饭坐了过来。她是比利时人，在奥什已经住了半个月。这是她第三次来吉尔吉斯斯坦旅行。出于某种原由，她对这个国家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她还没去过中亚其他国家，每次都在吉尔吉斯斯坦待上几个月。
“这里的人特别善良。”她环顾着四周。
“你和维克多早就认识吗？”
“不，我们在旅馆里碰上的。维克多啊，生活太邋遢了！”说这话时，她笑起来，眼神充满柔情，好像母亲在外人面前责备孩子，其实语气中并无一丝责备的成分。
“你们要去的核桃树林在哪儿？”
“离奥什大概五六十公里。对了，我应该给司机打个电话，把时间往后推一个小时。不然维克多肯定赶不上。”她放下勺子，开始打电话。显然，她被金发维克多迷住了。
吃完饭，我和比利时姑娘告别，独自去巴扎里闲逛。长久以来，奥什的巴扎就是喀什以西最著名的市场。因为地理位置便利，中国、印度、伊朗和中亚国家的货物全都在这个十字路口汇集。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拥挤不堪的地方。络绎不绝的购物者穿梭其间。手推车里满载着货物，推车人一边高喊“让一让！让一让！”，一边从人群中缓慢地挤过去。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这里都是绿洲文明和游牧传统的混合体，有一种迷人的喧嚣。任何现代化的入侵——音响也好，俄罗斯的流行乐也好——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这里贩卖的东西繁杂多样：从蔬菜水果到盗版光盘，从土耳其茶具到帕米尔刀具。有些店铺本身就是作坊。熟练的工匠仍然使用古老的技术来制作马蹄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巴扎里。
这里有吉尔吉斯人，也有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人。这从他们的帽子上可以大体区分：吉尔吉斯人戴着高高的白色毡帽，乌兹别克人戴着小圆帽，维吾尔人的帽子看起来很像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帽子。我发现，许多货摊都是用旧货柜或者旧集装箱改建的。店主一看到外国人就热情招呼，虽然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卖的东西多半不是游客需要的。
傍晚时分，我才回到旅馆。维克多仍然躺在床上。
“你没去核桃树林？”
“没有，那地方毫无乐趣可言，是不是？”
“也许。”
“我叔叔明天过来。我们准备开车去卡拉科尔。”
“比利时姑娘跟你一起？”
“她？不不不，恐怕没有足够的座位，是不是？”维克多瞪着核桃一般的双眼。
* * *
[1] 吉尔吉斯斯坦一侧叫“塔拉斯”（Talas），哈萨克斯坦一侧叫“塔拉兹”（Talaz）。两地原先联系紧密，常有经济来往；苏联解体后，两国实行严格的边境管制，两地关系大不如前。
第二部
第1章 塔吉克斯坦
西进亚历山大城
1
奥什有一家老牌客栈，名叫“奥什旅馆”。房间破败陈旧，却是外国旅行者的天堂。我去到那里，想找能和我拼车去塔吉克斯坦的人。
从奥什去塔吉克斯坦有两条路：一条路向东，经帕米尔高原，到达塔吉克最东部的小镇穆尔加布；一条路向西，沿着费尔干纳山谷的南沿，抵达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小城伊斯法拉。
在奥什旅馆，我发现所有想拼车的人都选择第一条路：奥什到穆尔加布是帕米尔公路的一部分。虽然要翻过高海拔的雪山，但线路较为成熟。与之相比，去伊斯法拉的道路虽然无需翻越高山，却要绕过几块乌兹别克斯坦的飞地。
苏联时代，费尔干纳山谷被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瓜分，界线犬牙交错，但毕竟三个加盟共和国同属于苏联，因此界线并无实际意义。苏联解体后，三个国家分别独立，各自拿出苏联不同年代的地图，作为划界的依据，导致费尔干纳地区的国界线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我和旅馆老板说了我的计划。对于是否需要穿越飞地，他毫不了解。他只是告诉我，想去伊斯法拉，我必须先坐长途小巴，到达吉尔吉斯一侧的巴特肯——虽然他自己也没去过。
第二天清晨，我拉着行李箱，来到郊外的汽车站。小巴司机长着一张亚洲脸，留着两撇小胡子，波浪状的灰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领子雪白的衬衫，套一件带有很多口袋的卡其色马甲。如果不是那辆看上去濒临报废的奔驰牌小巴，司机本人俨然就是东京银座开旅游巴士的大叔。
我把行李箱塞进座位底下，看那些与我同行的乘客：有在奥什办完事回家的牧民，有提着篮子、穿着长袍的大妈，有扛着货物的商人，有看样子像回家探亲的少妇——但是没有旅行者。
小巴开动后，车厢突然安静下来。清晨的空气尚有一丝寒意，可天空睛朗得无可救药。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在中亚旅行时极为罕见的惬意，就好像我知道什么坏事都不会发生——既不在这里，也不在我要去的地方。
小巴基本沿着国境线飞驰。有时候，它会毫无征兆地离开大路，拐上小路。这么做多半是为了绕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线。尽管小巴始终走在吉尔吉斯一侧，可我的手机还是会不时收到乌兹别克的信号。
窗外是一片被遗忘的世界。由于苏联时期的过度灌溉和乌兹别克一侧运河的关闭，原本肥沃的土壤已经盐碱化。生锈的工厂废弃在路边，难以想象会有什么工作机会。小巴经过关闭的牛奶厂、石油厂和酿酒厂。政府没有试图恢复它们，而是任其荒废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目睹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城镇正在化为尘土。
在一个乡村饭馆前，小巴停下来休息十五分钟。一些人去了远远就能闻见味道的厕所，出来后用一个阿拉伯风格的细嘴壶洗手。两个商人模样的精瘦男子下了车，上来一个穿着蓝色三件套西装的男人。那套西装剪裁得相当得体，可在这样的环境里，西装主人的任何努力似乎都化为乌有了。
小巴再次上路后，窗外偶尔出现荷枪实弹的吉尔吉斯士兵。几年前，这里曾有乌兹别克的恐怖组织活动，绑架了数名吉尔吉斯官员和四名日本地质学家。吉尔吉斯政府出动军队寻找人质，并与恐怖分子发生激战。几名日本外交官也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试图与恐怖分子谈判。尽管日本和吉尔吉斯两国都坚称没有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但西方外交官报告称，日本秘密向吉尔吉斯官员提供了两百万至六百万美元，后者将这笔款项转交给恐怖组织。
这时，我突然感到脚下的空间变得有点宽敞。我低头一看，发现原本塞在座位下面的行李箱不见了。我心里一惊——那个行李箱里装着我的相机和大部分现金。如果弄丢，事情就惨了。我四下寻找行李箱，但所见之处全都不见踪影。我仔细回想它是在哪里不翼而飞的，最后觉得只可能是在上次停车的地方。当时，我在车下四处溜达，东张西望，也许就是在那时候，行李箱被人拿走了。
三个小时后，窗外出现了一个混乱的边境小镇，色调就像发黄的旧照片。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困顿的神色。在暴土扬长的巴特肯车站，小巴停了下来，人们纷纷下车。小巴司机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我等他过完烟瘾，这才指着我的座位问他：“我的行李呢？”他看了我一眼，做了个淡定的手势，然后叼着烟卷，绕到小巴的后面。他打开后门，把行李一件件地取出来。乘客们纷纷围上来，拿走自己的行李。最后，我的行李箱出现了。不知道是谁把它从座位下拿走，放到了后面。行李箱上落满一路上的尘土，仿佛一件刚刚出土的文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行李箱没丢，我还可以继续颠沛流离的旅程。
我转身要走，几个当地司机围了上来。就像大草原上的鬣狗，他们已经饿了很久，终于见到猎物。其中一位司机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货面包车，衣服很久没洗了，眼神像他讨价还价的声音一样充满了愤怒。
最后我们谈妥，以四百索姆的价格，送我到十六公里外的边境。这相当于四十块钱——比我从奥什到巴特肯的价格还高。
通往边境的道路坑坑洼洼，两边全是荒地，没有农田，也没有人家。一路上，我也竟然没有看到一辆汽车。这多少折射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往的现状——根本没什么交往。
吉尔吉斯的边境哨所更像是一个路卡。两个身穿迷彩服的士兵在铁丝网后巡逻。和我一起过关的只有三四个当地人，全都没带行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又要去塔吉克斯坦干什么。
海关官员问我去哪儿。我说，伊斯法拉。他仔细审视着我的护照，饶有兴味地翻着每一页签证。我感觉他是在等我递上小费，但我按兵未动。虽然我身上还有一些很快就要成为废纸的吉尔吉斯索姆。
“你离开吉尔吉斯就不能再回来了。”
“知道。”
他拿起官印，咣咣盖了两个章。
穿过一片土路，我又在塔吉克一侧重复了刚才的过程。塔吉克的官员同样感兴趣地翻着我的护照，问我去塔吉克干什么。
“旅行。”我说。
然而，这个字眼似乎并未激起任何涟漪，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他狐疑地看着我，于是我又报出几个塔吉克斯坦的地名：伊斯法拉、苦盏、杜尚别……
“好了，好了。”他用力盖了两个章，疲倦地向我挥了挥手，好像盖章的动作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
因为生意实在不多，海关外只有一辆黑车。我们这批过关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朝它走去。相比从巴特肯到边境，从边境到伊斯法拉的价格公道得令人吃惊。我们坐上车，像逃离火灾现场一样，迅速开走。过了不久，我们就进入一片旷野。
塔吉克一侧似乎富庶一些，也更具风情。路两边全是杏子林，金黄色的杏子挂满枝头。衣着艳丽的塔吉克妇女坐在树下，晾晒杏干。一个塔吉克妇人从窗外闪过，她惊人的漂亮，就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与伊朗人一样，塔吉克人同为波斯人后裔，塔吉克语和现代波斯语源自同一种语言。
我们进入一个热闹的小城，这就是伊斯法拉了。路两边尽是混凝土建筑、店铺和招牌。一个看上去有点像商场的建筑上挂着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的巨幅画像。1997年，塔吉克内战结束，此前默默无闻的拉赫蒙成为总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过渡性质的软弱领导人。没人预料到，他成功地生存下来，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证明了自己的掌权能力。
我在巴扎附近下车，旁边是长途汽车站，对面是一排餐馆。烧烤摊竖起高高的烟囱，从一排柳树的树冠上排出烟气。塔吉克的饮食融合了中亚特色，也和伊朗有几分近似。这里的烧烤不是肉串，而是把羊肉打碎，混合香料后，捏成扁长条的形状。
餐馆里是一张张铺着坐毯的木榻，塔吉克男人歪歪扭扭地斜倚在木榻上，上面全是烤馕的渣子。我要了一份午市套餐：两条烤肉、一小碟番茄洋葱沙拉、一块烤馕、一壶砖茶，合人民币十五元。他们不收吉尔吉斯索姆，只收塔吉克索莫尼。我问他们，到哪里能换钱？
“巴扎！巴扎！”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也都急着解释。
我正打算去巴扎，一个男人叫住我，说可以和我换钱。他叫努什卡，在乌鲁木齐学过中文，如今给这里的中国工程队当翻译。我和他换了一些钱，支付了午餐。
“来这里做生意吗？”他问。
“来玩儿的。”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中国游客。”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午饭后，努什卡陪我走到混乱的汽车站，指给我开往苦盏的小巴。苦盏是亚历山大征服的最东方的城市，著名的锡尔河穿城而过。
一路上，乘客们不舒服地挤在一起，忍受着旅途的煎熬。窗外是杏林、水库、荒凉的公路，远处是突厥斯坦的群山。一个塔吉克小女孩趴在奶奶的腿上睡着了，脸上压出一道印儿。
这就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充满琐碎的细节，而我用尽所能来理解它们——这让我感到自由。
2
苦盏是一座干燥而酷热的城市。在城外汽车站下车的一瞬间，我几乎被迎面而来的热浪击倒。同车的乘客很快散去，躲进城市千疮百孔的角落。我走进一家昏昏欲睡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站在树荫下喝完。等头脑清醒过来，才走向路边，打了一辆老旧的出租车——在这个“汽车站”外，只停着这么一辆出租车。
窗外是一座古怪的城市：既不热闹，也不萧条，既不苏联，也不中亚。很难想象“苦盏”古老的名号，竟会与这样一幅市景搭配。人们好像是被随手扔在这里的，于是也就认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苦盏——连同它的历史和想象——如今只剩下一具驱壳。
旅馆位于一栋写字楼的五层，没有电梯。年轻的小伙计开门后，带我穿过长长的走廊，然后诡秘地一笑。我推开白色的房门，马上明白了他笑的原因。房间里有两张上下铺，其中一张的下铺上坐着一个中国人：二十多岁，个头不高，酷似霍比特人，留着稀疏的胡子，一只袜子的大拇指处有一个破洞。他平时戴着一条迷彩头巾——那条头巾现在放在床上——因为户外暴晒，额头上已有一道清晰的白印儿，好像泾渭分明的国界线。显然，和我一样，他已经在外面旅行一段时间了。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两张上下铺又分别摆在房间相距最远的两头，因此显得很宽敞。窗外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黄色秃山，褶皱和肌理全都清晰可见，就好像这是一道舞台布景，而我们是刚刚登台的演员。秃山挡住了毒辣的太阳，可还是有一部分光线，透过两扇百叶窗射进来，空气中飞舞着尘埃。作为装饰，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苦盏的老照片，可能是一百年前由某位西方探险家拍摄的。
“你是中国人？”坐在床上的男人以试探的口气开始对话。
“是啊。”我说。
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你是我这一个多月以来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你也是。”
和我一样，他先去了吉尔吉斯斯坦。然后走了从奥什进入帕米尔高原的那条路。他在杜尚别待了两天，坐车来到苦盏。接下来，他打算从这里过境，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