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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后，格伯看了看他调至静音的手机，发现只有一通未接来电，来自一个他不认识的号码。当他思索着是否要回拨过去时，巴尔迪冷不丁问他道：“你怎么看？”
没等格伯关上他们身后的办公室门，她就问出了口。在听过埃米利安的话后，她大概一直被疑问纠缠着。
格伯很清楚，这位女法官急着跟他分享关于证词的感想。但她真正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埃米利安说的是真的吗？
“小孩子的头脑是可塑的。”格伯宣称道，“有时候他们会捏造出假回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谎话：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哪怕是最荒谬的事情。他们的幻想是如此生动，以致在他们看来那些虚构的事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们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巴尔迪来说，这个解释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在走到办公桌旁坐下前，巴尔迪走向窗户，尽管冬日的清晨寒冷又阴沉，她还是打开了窗，就像在盛夏时一样。
“这起案子中有一对年轻的养父母，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一个孩子；有两个慈爱的祖父母，他们会尽可能让孙辈们开心；还有一位收养机构的负责人，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像埃米利安这样的未成年人从糟糕的家庭环境中解救出来，并确保他们有一个充满关爱的未来……还有那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他跟我们讲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狂欢仪式。”
巴尔迪试图用讽刺来缓解失望之情，格伯理解她的沮丧。
埃米利安出生于白俄罗斯，格伯在他的档案里一遍又一遍地读到过。文件显示，两岁时，在经受过各种虐待后，他从原生家庭中被带走。他的亲生父母从考验他的生存欲中取乐，就像在生存游戏里一样：他们一连几天不给他食物，任由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哭喊、打滚。幸运的是，格伯对自己说，小孩子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但是，如果埃米利安头脑中的某处仍留有被囚禁的痕迹，那也是正常的。
卢卡是在一所学校里发现埃米利安的，他很快就在数十个孩子中注意到了他：埃米利安学习滞后，极少说话。卢卡在国外管理着一所非常活跃的远程收养机构，他为埃米利安找到了一户人家：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在走完冗长且昂贵的收养手续后，他们最终得以将他带到意大利。
埃米利安仅仅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中生活了一年，就弥补了自己与同龄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且能相当流利地说意大利语。但是，当一切似乎都在好转的时候，他开始表现出儿童厌食症的症状。
他拒绝进食，变成了一个像幽灵一样的小男孩。
养父母带他去看了一位又一位医生，毫不在乎花费，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有人都认为，这种严重进食障碍应该从他过去的孤独与暴力经历中追根溯源。
尽管无法找到治愈的方法，养父母却没有放弃。养母甚至辞去了工作，只为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降临在这对夫妇头上的第无数次坏运气，巴尔迪的巨大失望并不令人惊讶。
但格伯打断了她：“我不认为有别的选择。我们应该继续听听埃米利安要说的话。”
“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在那儿听他说。”巴尔迪断言道，语气中带着点儿苦涩，“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别无选择，只能去爱那个把你带到世界上的人，即使他伤害你。埃米利安在白俄罗斯的过去是一个黑洞，而现在，他处于一个完全相反的环境里，他刚刚发现自己拥有一件强大的武器：来自新家庭的爱。他正是用这份爱来对付他们，并且不受惩罚，就像他的亲生父母对待他那样。而这仅仅是为了体验做一个残酷的人会是什么感觉。”
“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格伯同意道，他仍然在办公桌前站着，像被冻僵一般。
“是的，就是这样。”巴尔迪坚定地重申道，用手指指着脸，强调格伯的话正中问题的核心。
在格伯还是个实习生的时候，安妮塔·巴尔迪是他合作过的第一位法官，她也因此总是用亲切随意的语气和他说话。但是，格伯从来不会对她用同样的语气。多年来，他很欣赏她教授的东西和发过的火，她大概是他在这个领域中认识的最正直、最有同情心的人。她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她从未结过婚，一生致力于关爱她不曾有过的孩子。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些画，是那些来过这间黑暗房间的孩子为她画的。她的桌子塞满了司法卷宗，其中散落着彩色的糖果。
在这些文件中间的，是埃米利安的档案。格伯注视着它，思索道：不幸的是，对这个幽灵一样的小男孩来说，通过换一个国家、城市和名字来获得新生活是不够的。因此，这一次安妮塔·巴尔迪弄错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格伯宣称道，“我担心有别的问题。”
巴尔迪闻言向前探身：“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您注意到小男孩抬眼看向镜子了吗？”他问道。但直觉告诉他，巴尔迪无法解释这件事。
“注意到了，然后呢？”
“尽管处于轻微的恍惚状态，埃米利安也知道有人在别处观察着他。”
“你认为他直觉意识到了这个伪装？”她惊讶地问。“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只是在演戏了。”巴尔迪满意地总结道。
格伯坚信他的想法：“埃米利安希望我们在那里，并且希望他的新家庭也在那里。”
“为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会弄明白的。”
巴尔迪认真考虑起格伯的看法。“如果埃米利安说了谎，他这么做就是出于一个确切的目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也一样。”她评判道，她终于理解了格伯话中的含义。
“我们应该信任他，看看他想要用他的故事把我们引向哪里。”格伯说道，“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他的故事自相矛盾，或者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我们至今没有注意到它。”
他们不该再长时间等待下去：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里，审判的进度更快，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已经定在了下周。
一声惊雷震动了窗外的风，一场暴风雨正在城市上空聚集。在四楼也能听到来自斯卡拉大街的游客们的声音，他们正忙着找地方避雨。
彼得罗·格伯想，如果他不想淋大雨的话，就该立刻离开，尽管他的事务所和法院只隔着几条街。
“如果没有别的事……”他仅仅这么说着，朝门口示意性地迈了一步，希望她打发他离开。
“你妻子和儿子怎么样？”安妮塔·巴尔迪改变了话题问道。
“他们都好。”他仓促地回答道。
“你得好好把那姑娘留在身边。马可呢，现在几岁了？”
“两岁了。”他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朝窗外看去。
“你知道，孩子们信任你，我看得出来。”巴尔迪说，重新开始谈论埃米利安，“你不只能说服他们敞开心扉，还让他们有安全感。”接着，她悲伤地停顿了一会儿。
为什么人们总是一定要“悲伤地停顿”呢？格伯暗自问道。那个短暂的停顿预兆着一句他早已熟知的话。
巴尔迪果然补充道：“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听见她间接提到B先生，格伯身子一僵。
幸运的是，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取出手机，查看屏幕。
又是那个当他在庭上时打来过的陌生号码。
他想那也许来自他的某个小病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但他注意到这个号码带着国际区号。大概是某个烦人的家伙——一个想要哄骗他办理某个“不可取消”的业务的呼叫中心？无论那是谁，都是个帮他离开的完美借口。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说着，举起手机，想让她明白他有事要忙。
“当然，你走吧。”巴尔迪终于做了个手势允许他离开，“替我问候你的妻子，给马可一个吻。”
格伯气喘吁吁地冲下法院的楼梯，盼着能及时避开暴风雨。
“抱歉，您刚刚说什么？”他问通话人。
信号受到干扰，手机里出现了电流声——电话线路被扰乱得非常严重，肯定是受到了这座老建筑的墙壁厚度的影响。
“请稍等，我听不见您说话。”他对着手机说。
他跨过了大楼的门槛，恰恰在开始下暴雨的时刻来到街道上。他立刻加入那些匆忙逃窜的行人中，他们力图逃离这场世界末日般的暴雨。他竖起旧外套的立领，将手举到耳边，试图理解电话那头的女声想要表达什么。
“我说，我叫特雷莎·沃克，我们是同行。”那女人重复道，她说的是英语，但用的是一种格伯从来没有听过的口音，“我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给您打来电话。”
发现这通电话甚至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格伯感到惊讶。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沃克医生？”他说着加快了步伐，雨水在此时猛烈地砸向一切。
“我在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的网站上找到了您的电话号码。”那女人肯定地说。为了让自己显得可信，她接着又说道：“我想要把一个病例交给您。”
“如果您可以耐心等一会儿，十五分钟后我就能回到我的事务所，然后您就可以跟我详细说明。”他说道，蹦蹦跳跳地避过水坑，拐进一条小巷里。
“我等不了。”她强调道，语气惊慌，“就要到了。”
“谁就要到了？”格伯问道。但是，正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他心头。
雨越下越大了。
3
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像蛇一样爬遍全身。
格伯不知道怎样描述这种缓慢、滑腻的感觉。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停在道路旁的一座大门下避雨。
他必须弄明白。
“您对A.S.了解多少？”沃克继续问道。
A.S.，即“选择性遗忘症”。
格伯不知所措。这个话题经常被人讨论，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心理师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诊断的疾病，另一些则坚决否认它的存在。
“了解得不多。”他说道。这是真话。
“但您对这个话题持什么态度？”
“我持怀疑态度。”他承认道，“根据我的职业经验，从人的记忆中去掉某些片段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人的精神无意识间触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被托付给新家庭的孤儿会突然间忘记自己是被收养的；经受过重大创伤或虐待的孩子会从脑海中完全删去那些经历。就连格伯也经手过一个类似的病例：一个未成年人协助父亲谋杀了母亲，他的父亲在这之后自杀身亡。数年后，心理师再次遇见了他：他正在念高中，坚信父母二人都死于自然原因。但是，这个插曲不足以说服格伯改变想法。
“我曾经也认为这不可能。”沃克医生出人意料地宣称道，“这种假设的失忆没有生理学依据作为理论基础，比如脑损伤之类的。连受惊也无法解释它，因为当失忆症状出现的时候，造成创伤的事件早已经过去了。”
“我认为这种对记忆的删除很大程度上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格伯同意道，“这就是为什么讨论遗忘症是不确切的。”
“但关键点在于，个体是否真有可能选择遗忘某些东西。”沃克接着说道，“就好像人的大脑能自主决定，为了从创伤中幸存下来，就有必要全力否认它：把那个沉重的包袱藏在心底，只为了能够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能够忘记坏事是一种福气，格伯想。这也是所有制药工业的幻想：找到一种能够让我们忘记生活中最阴暗的片段的药物。但格伯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哪怕是最糟糕的事——都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那些事是我们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想方设法要忘记它们。
“在那些被认为诊断出A.S.的孩子身上，童年记忆会毫无预兆地在他们长大成人后浮现。”格伯提醒道，“记忆突然回来的后果总是无法预料的，而且常常是有害的。”
最后一句话尤其吸引了沃克的注意，因为她不再说话了。
“但您为什么要问这些？”彼得罗·格伯问道，这时雨水正在为他提供遮护的大楼门廊外哗啦作响，“您想要交给我的奇怪病例是什么？”
“几天前，有位名叫汉娜·霍尔的女士来到我的事务所，想要接受催眠治疗，最初的目的是想整理她过去的痛苦记忆。但在第一次治疗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
沃克再次停顿了很长时间。格伯猜想她正在寻找最合适的字眼来解释令她不安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场面。”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沃克为自己辩解道，“治疗开始时好得不能再好了：病人对疗法做出回应，并且积极配合。但是，汉娜突然开始大声喊叫。”她停了下来，无法再讲下去。“她的头脑中重新浮现出关于一起谋杀事件的回忆，事件发生时她还只是个小女孩。”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没有说服她去报警呢？”格伯插话道。
“汉娜·霍尔没有讲那件罪行是怎么发生的。”沃克明确道，“但我确信那是真的。”
“好吧，但是您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受害者被埋葬在意大利，在托斯卡纳乡村一个具体位置不详的地方，而且从来没人知道关于这场谋杀的任何事情。”沃克断言道，“汉娜·霍尔认为她清除了有关此事的记忆，所以她正赶往那儿——她想要回忆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汉娜·霍尔即将到达佛罗伦萨。尽管他不认识她，这个消息还是令他警觉起来。
“对不起，我们谈论的是一位成年人，对吗？”格伯打断她道，“这儿有个误会，沃克医生，您应该找别人，因为我是个儿童心理师。”
他无意冒犯这位同行，但他感到很不自在，而且不明白为什么。
“那位女士需要帮助，而我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特雷莎·沃克继续道，不顾他试图摆脱她，“我们不能无视她所说的事。”
“我们？”格伯被激怒了。他为什么要被牵涉其中？
“您比我更清楚，突然中断催眠治疗是不可取的。”沃克坚持道，“这可能会对病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
他清楚这一点，也知道这是违背义务伦理规则的。“在我的病人中，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二三岁。”他抗议道。
“汉娜·霍尔声称这场谋杀发生在她年满十岁之前。”沃克坚持道，毫无放弃的意思。
“她可能有谎语癖，您考虑过这一点吗？”格伯反驳道，他的确不想和这件事有什么牵连，“我强烈建议您去找一位精神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