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一试。
我靠向米莉安，阿图拉斯使劲想听我在说什么。我跟他说过要做好准备，情况允许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做，我不想让他感觉我在跟米莉安讲炸弹的事。
“高斯坦——他是笔迹学家，别传唤他，不然你会后悔。”我说。
“笔迹学家是什么鬼？”米莉安问。跟我想的一样，我早就帮她准备好答案了。
“高斯坦是文书鉴定人，他的工作是从笔迹去判断作者身份，这是科学分析。笔迹学试图从笔迹去解读作者的性格，那是一堆狗屁。就好像基督徒考古学家挖到恐龙化石后，以此为证，推断世界只有五千年历史。你不能同时脚踩两种学派，这很伪善。别传唤他。”
我坐下来。
她会传唤高斯坦。
她骄傲的神情转为愤怒，令法官看向她。我结束了简短的开场陈述，轮到检方呈上证据了。高斯坦看起来是法庭里唯一的检方证人，这让米莉安有些措手不及。她起身说道：
“法官大人，我要传唤欧文·高斯坦博士。”
高斯坦博士没料到这么快就听到自己的名字，赶紧合上文件、扣上外套，往前移动。他脸上摆出的笑容难掩紧张，毕竟这是他生涯中最大的案子。如果我成功的话，这更会是他生涯中的最后一案。他走往证人席的路上，绊到一张椅子的椅脚，手中紧抓着文件不放。那份报告是他的依靠，他必须随身带着。他完全有理由感到自信，他的报告够精确，写得很好，也符合事实，我无法质疑里头的一字一句。
没人晓得我已经把一切都押在米莉安是否跟我预期的一样优秀上，我认为她是很棒的诉讼律师，她采取的策略，换作是我也同样会采用。我会把对手的王牌抢来为己所用，我会问博士笔迹学的事，控制提问的内容，让它听起来正常、普通，乃至无聊。我会让他尽情、完整地解释，把我对手的王牌当破铜烂铁一样丢出去。米莉安会做同样的事。
我就全靠这一点了。
第12章
高斯坦五十多岁，可在我看来他好像在五十这个岁数停了三十几年。他的西装看起来比他还老，更糟的是，他还打了个领结。
他站着进行宣誓，边读着誓词卡边调整眼镜，小心念着那些让他踏进我势力范围的语句。他给自己倒了两杯水，坐下来准备迎接证人席上马拉松式的讯问。米莉安很快就会问完高斯坦，一位好律师会尽快解决所有专家证人，因为他们十有八九都无聊到爆。他们的证据很关键，但他们都解释得很烂，所以你得速战速决：你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你比其他同行更优秀？告诉我们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闭嘴。米莉安八成跟他说他会在证人席待上一天，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结束。
米莉安将高斯坦的报告拿在前面，好像这份报告会带领她通往真相和沃尔切克的有罪判决。
“高斯坦博士，请向陪审团大略说明你的主要专业，以及你拥有哪些相关资格。”米莉安的提问是让博士进入状态的。跟陪审团说你为何如此聪明，这能让博士开口，并让他放松下来。
“我是文书鉴定人。我通过分析笔迹来判定作者的身份。我曾就读于……”在博士的聪颖智慧下，5分钟过去了。我任其发展，他越是跟陪审团说自己有多厉害，我拆他台的时候，他就会显得越是愚蠢。博士显得有些紧张，大概是觉得自己讲太久了，手无意识地摆弄起领结。米莉安看到这些迹象后，对他伸出援手。
“谢谢你，博士，真是令人佩服的求学经历。请跟陪审团说明本案检方为何会与你接触。”
“没问题。方便的话，请陪审团翻开D卷第287页，你们会看到杀手纸钞的副本。这些是一卢布纸钞的两半，其中一边写有受害者的名字。我得知这张纸钞是在证人X驾驶的车辆中找到的。我得知，证人X会出庭作证，说明这张纸钞的用意，以及它和受害者遭杀害之间有何关系。对此我不予置评。检方和我接触，是要我判断纸钞上的笔迹是否为被告所写。”
米莉安让他停一下，给陪审团时间找到那一页，让他们看到纸钞，看到笔迹。
马里欧·杰拉多
“博士，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检验这张纸钞的。”米莉安很小心，尽可能多地使用“博士”这个字眼，同时不让法官感到不耐烦。专家的正式头衔重复出现，有助于提高陪审团的信赖度。
“这就是有所争议的笔迹。被告否认这是由他所写，为了确认这份有争议的笔迹是否为被告所写，我针对确为被告所写的笔迹来源进行科学分析，以达到鉴识比对之目的。”
“博士，你是从哪里确认这的确为被告所写的笔迹？”米莉安问。
“从退税、社会安全文件、护照申请资料、国籍申请资料，以及其他有被告签名或载有其笔迹的公开文件。”
“那么你的鉴定有何发现？”
“我判定出，包括受争议笔迹在内的所有样本，均带有独特且与众不同的特征，亦可称其为字母构成。换言之，他组成字母的方式，以及他写出个别字母时特定且独特的运笔方式，皆足以指认出一种明确的笔迹模式。因此我能相当程度地肯定，被告就是你眼前这张纸钞上字迹的执笔者。”
重点就是这个。米莉安跟所有优秀律师一样，停下来看向陪审团，让他们吸收这些信息。
“博士，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米莉安说。
“当然没问题。”高斯坦取出一张放大复印的字母“G”，解释那是受争议的笔迹来源里“Geraldo”的开头字母“G”。他又拿了几张稍微小一些，也印有字母“G”的复印件，说明这是从既有资源中取得的被告笔迹。他将所有放大的复印件置于大型展示架上，供陪审团参酌。
“我们来看‘Geraldo’里的字母‘G’的组成，就会发现它有个明显的字尾，由连续不间断的线条从字体上方的曲线往下延伸。这个字体或字母最后以一条水平的横线收尾，从‘G’的曲线内部开始，由左向右稍微往下。该字体或字母在我检验的所有样本里，都是以相同的方式组成，包含既有资源中取得的被告笔迹。因此，我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肯定来推断，在这张一卢布钞票上写下受害者姓名的，即为被告。”
“你有多肯定，博士？”
“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八肯定。”
“你何以如此肯定？”
“我检验的所有笔迹中，该字体都呈现出如此独特且一致的构造，那张纸钞只有可能是被告所写的。”
“博士，什么是笔迹学？”她问。
米莉安大可让高斯坦讲上一整天，但她花了太多时间在开场陈述上，现在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她得让陪审团感觉到事情在推进。况且，米莉安认为我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诘问证人。有些律师相信花长时间交互诘问专家证人，是扳倒他们的最佳手段。挑剔所有理论、混淆黑白、打迷糊账、跟专家争论所有细节，直到证据变得空洞而无趣。我没有那个时间，艾米也没有。
高斯坦博士看起来被米莉安的提问弄得有些猝不及防，但还是想办法挤出了个笑容，即便他明显感到不大自在。他在位子上动了一下，双腿交叠，抿了抿唇。笔迹学在他心中想必很重要，而他显然知道这是一个可能被攻击的点。
“什么是笔迹学？这个词是用来描述一种检验笔迹的方式，以及从中透露出的作者性格、疾病或精神状态。它跟判定特定文件的作者身份没有关系，更多是在诠释作者的个性。”
上吧，米莉安。问他。你自己也想问。
“博士，或许有人会说，一个人若同时在文书鉴定人和笔迹学两个领域中执业，就好像让一位重生教派的基督徒考古学家出来作证地球只有五千年历史。换句话说，这自相矛盾。”
中奖了。
“法官大人，反对。”我气得跳脚，尽管米莉安上钩让我很开心，我还是尽力使自己看起来暴跳如雷。
“理由是？”法官问。
“理由是宗教信仰，法官大人。我信奉上帝，而我不希望我的信仰被检方质疑。我也不认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应该被检方扯进司法诉讼中。这是针对基督教徒的歧视言论，它暗示检方自身的无神论信仰，并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无论检方的信仰为何，强加那些信仰给他人，或是揶揄我的信仰来佐证其论点，都是不对的行为。”
米莉安看起来想把我给杀了。我不怪她，这招很贱，而她中计了。
陪审团看起来超想把我扛在肩膀上抬回家。我还在赌能否刚好遇到一个基督徒陪审员，而我赌中了，有四位陪审员戴着十字架。找出陪审团的偶像并在他们面前高举，是拉拢他们最有效的方式，你只需要找到正确的偶像。如果我在赌城，就会是猫王或小山米·戴维斯[6]；在橄榄球狂热的得克萨斯州则是山米·鲍格[7]；在俄克拉何马州就是米奇·曼托[8]。而在纽约这一区，带有自由派或基督教色彩的事物总是很管用。陪审团里大部分的人都向我露出笑容，没笑的也都忙着对米莉安做出厌恶的表情。
中大奖了。
但法官一点也不买账，她早就料到会这样了。
“苏利文女士，也许你可以考虑修正一下你最后的提问。”法官说。
米莉安问完了。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
第13章
我在辩护人席后方站起身，桌子底下已经塞好道具了，像个廉价魔术师一样。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毫无准备，每一秒都可能悲惨失足。我闭了一下双眼，告诉自己慢慢来，单纯想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深呼吸，但我晓得我会在黑暗中看见她——汉娜·塔布罗斯基。我经常在夜里入睡前看见她，每天早上也被相同的景象给唤醒。我曾试着用波本和冰啤酒来冲淡那个景象，打从初次见到她我就晓得，我的心永远会带着一道疤痕，此后我便不再从事法律工作了。我人生的轨迹似乎因此破碎得一分为二，以我接下柏克莱的案子为界。
我睁开双眼，头脑清醒了些。我看向高斯坦，问题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高斯坦博士。”我听到自己开口，“若要比较笔迹样本，最好的方式会是比较相同的文件，没错吧？举个例子，两份履历、两份护照申请文件、两份驾照申请文件。”
“没错，但这有时候行不通，除非你的委托人写了两份不同的杀人命令，让我能同时检验它们。”高斯坦从镜框边缘看向我，一阵紧张的笑声从观众席传来，博士看起来对自己和这个回答很是满意。我得更小心一点。
“你说你得出的看法是，这张执笔者身份未知的纸钞，和已知执笔者，即我的委托人，所写下样本的文件，实际上是同一人所写。而你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你对字母外形与组成的检验而来？”
“是。”高斯坦显然被告知不要跟我讲太多，要简洁有力地回答。让白痴也能从交互诘问中存活下来的方法就是不要讲太多话，这样你就不会造成太多损失。
“那不正是笔迹学在做的事吗？对字母和字词外形的诠释？”
“是。”
“所以在分析上两者非常相似？”
“在一定程度上。”
“所以在分析上两者非常相似？”我用极慢语速重复，好像在跟调皮的小孩讲话，为了确定他能理解我的问题一样。如今他必须给出更具体的答案，否则会冒让自己在陪审团面前看起来像个骗子或白痴的风险，我重复提问的方法已经让他看起来像在逃避问题。
“是。在分析上两者非常相似。”
好极了。
“检察官试着要问你笔迹学的事，我想她想问的是，这个学科是否为正统的分析体系。所以说，它正统吗？”
“是，当然是。”
“是否有一位笔迹学家曾诠释过约翰·韦恩[9]签名的墨渍，并指其内心的潜意识在告诉他，他患有肺癌？此事为真，是吗？”
我对陪审团做出狐疑的表情，仿佛这是我听过最疯狂的事情，但我背对证人，所以他看不到我的脸。我其实是问他，是不是有一位笔迹学家对约翰·韦恩做过这样的诠释，而他当然会知道这个说法没错，但因为我给了陪审团一个强烈的视觉补充，陪审团听到的是针对不同问题做出的回答。
“是。”他回答得没错，确有此事，但因为我的脸，陪审团会自行解读成他赞同那疯狂的理论，而不单单是这个理论存在的事实。
“所以那比较像是在占卜？”
“不是，那是一种正统的诠释分析方法。”
“我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博士。”我再一次转向陪审团，摊开双手让他们知道，就连我这位高薪律师都听不懂这家伙在讲什么。他们笑了。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个具体的示范吧。”
是时候在博士还没发现前让子弹上膛了。我拿出用楼上打印机放大打印的字母“G”，举起来展示给陪审团看，再转身让博士看，之后将纸放到展示架上，与一卢布纸钞的“G”并排。两张放大的复印件摆在一起，看起来一模一样。大部分检察官看到这里都会提出异议，然后我们会争论我是否能检验专家的分析结果，法官通常会容许一点交互诘问的空间。然而米莉安没有提出异议，因为她晓得这样会让我称心如意，并且在陪审团面前显得太过袒护己方证人。情况许可的时候，米莉安喜欢让证人自己处理。
“博士，这个‘G’组成的方式，跟受争议纸钞里的‘G’，还有我的委托人在已知样本中的签名都很相似，对吗？”我希望他会同意。他跟陪审团盯着面前的大字看了许久，感觉过了整整一分钟。高斯坦面容扭曲，谨慎地研究着这些字。
我得推他一把。“这张放大复印件上的‘G’和纸钞上的字母‘G’，确实看起来很相似，不是吗？”
“有可能，是。”
“很相似，是吧？”
“是。”
“那这张呢？”我再拿出一张大纸，那个“G”看起来也很像，不过是不同的样本，这张复印件上还看得到其他字母的局部。高斯坦吃力地盯着看了很久，但没有像上次那样漫长。
“是，非常相似。”
“笔迹学家会根据一个人组成字母‘G’的方式来下判断，对吗？”
“对。”
“而笔迹学家是否也会说，写出这个字母‘G’的人是性变态。”我放大音量，让这几个字在法庭中引爆、回荡，任最后三个字成为整句话的焦点——这是个唤醒大家的好方法。笔迹很无聊，性很有趣，性变态则有趣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