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在法官办公室里得到一丝清静。维克多在外面的会客室,试着打开打印机。他成功打开之后,我只需要印几页出来,然后把比例放大,这样陪审团能看得比较清楚。我把纸张摊开在桌上,眼神放空,让计划自己浮现。刚刚在车上被击中的后脑勺,到现在还在痛。如果我想大胆出卖那些俄罗斯人,就必须先让他们松懈,让他们信任
我——他们才不会处处盯着我。我爸跟我说过,正直的人骗不了,但更难的是让不正直的猎物信任你。成功的诈骗重点全在于信任。
“沃尔切克。”我叫道。他示意我坐到他身旁的其中一个沙发上。“你之前的律师全都是优秀又有才华的专业人士,不用我讲你也知道,是吧?你知道那些人是业界数一数二的精英,而他们告诉你字迹专家会让你辩护失败。”
沃尔切克的每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犹豫,像是深思熟虑、事前计划过的一样,总是在告诫自己要谨慎行事,好隐藏本性。他一边点燃一根雪茄任其燃烧,一边思考着答案,最后开口说:“他们跟我说,单靠这个不足以将我定罪。”
“没错,但他们没跟你说这会让你没了保释。还有,就算小班尼被炸死,也有足够的证据让检方申请重审。”
他没有说话,我乘胜追击。“你之前的律师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家伙的证据,对吧?”
“对。”
“他们没办法扳倒他,对吧?”
沃尔切克叹了口气:“对。你想说什么?”
“我把专家证据除掉,你给我机会尝试,在不把小班尼炸成灰的情况下打赢官司。”
我叫阿图拉斯把高斯坦的论文拿给沃尔切克看,他就着阿图拉斯的手机浏览了那篇文章,雪茄的烟灰掉在手机屏幕上。
“这没什么啊,能派上什么用场?”
“这个交给我处理。如果我帮你扳倒这家伙,你得让我试着处理小班尼。为了我女儿,我什么都肯做,她是我的全世界、我的生命。只要能保护她,要我坐牢都没关系,但我可不想在牢里度过余生。让我交互诘问他,如果状况不对,我亲手按按钮把他炸了。”
《盗窃圣经》第一准则——给人们他们想要的。
在沃尔切克转头看向阿图拉斯前,我见到他兴奋燃烧的双眼——他不想被逼得在法庭上将证人活活炸死,风险太大了,逃跑的风险也是。他老早就放弃了打赢官司,而我让他重燃希望。
“律师,你是不可能打赢这案子的。比你更好、更聪明的律师也都看过这些东西。”阿图拉斯反驳。
“你让我试试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至少高斯坦的部分我别无选择。我得处理他的证据,否则你老大的保释就没了。”
屋内陷入沉默,我能听见维克多明显的呼吸声、打印机风扇的低鸣声、窗外的一阵喇叭声。沃尔切克想要这么做,我看得出来,我正是他所祈求的解答。
“还有一件事。”我说。
“什么?”阿图拉斯吼道。
“你还没给我买咖啡。”
沃尔切克往地上弹了弹雪茄烟头,说:“维克多,去给弗林先生买咖啡吧。”


第10章
午餐已经用掉了1小时又15分钟。
我看了看表,上头显示还剩下26个小时。这是一只20美金的液晶显示的电子表,廉价到不行,却是我最喜爱的一只。艾米跟我同一天生日——9月1日。今年生日那天早上,我去接艾米逛街。我跟克莉丝汀从6月底就分居了,如果去皇后区那间我以前跟家人同住的房子,我会很尴尬,于是我跟艾米到外面闲逛。我完全不知道要买什么给10岁小孩,决定让她自己挑。我们在百老汇外经过一间小小的珠宝店,艾米扯了扯我的袖子,她在橱窗上看到一只展售中的电子表。我们进去后,她说她想要两只一模一样的——一只给我,一只给自己。我跟她说我已经有手表了,她妈妈送的。她仍然俯下身,浓密的浅金色长发贴在玻璃柜上,仔细研究她选中的手表。克莉丝汀经常担心我们的女儿是否太严肃了,我没听进去,我认为艾米只是比大部分同龄女孩成熟,拥有成人般聪慧的好奇心。
艾米的小手指在手表旁边抓来抓去,然后说:“爸,你是要去医生那边接受治疗吗?”她指的是我在克莉丝汀的坚持下,尝试报名的隔离式戒酒诊所。店员走到后面,留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她小声讲完计划,好像这是我们的秘密一样:“我想说,如果我们都有这个手表,就可以设8点的闹铃,这样你就会记得打给我,我们可以聊聊天,或是你可以讲故事给我听。”
她是如此真挚而认真。以她的年龄来说,她的身高算高,可爱又淘气,但更耀眼的是她内心的善良。她的善良在那一天拯救了我,如果我们没买那对手表,我是无法撑过戒酒治疗的。每天晚上,我们的闹铃都会同时在8点响起,然后我就从诊所打给她,对着电话念《爱丽丝梦游仙境》给她听。作为女儿,她比我这个家长称职太多了。
我坐在辩方席上,克制自己不要玩笔,那会让我看起来很紧张。琴恩把高斯坦的学术文章放在我的椅子上。
法官一点也没赶时间的样子,她有权如此。法庭里坐满了记者。因为证人X的生命有可能受威胁,本案没有任何电视报道,只刊载于报纸杂志。法官遇到摄像机出现在法庭里时总会很敏感,他们大部分都不喜欢被拍摄,任何老套的借口能弄走摄像机,他们都乐于使用,法庭里甚至连监控都没有。没有哪个法官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拍到自己说了什么蠢话。
我能感觉到屋内殷殷期盼的氛围,所有听完米莉安开场陈述的人,都晓得此案无望辩护成功。我稍早看到的亚裔黑帮老大已经在摇头了,不晓得这样拖延是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沃尔切克现在应该已经被定罪了。
我没办法再去想艾米,那样我会疯掉。沃尔切克坐在辩护人席,就在我的旁边。阿图拉斯和维克多在我们身后。
我把我的痛苦、疑虑等情绪都吞回去,然后看向我委托人那张邪恶的脸。
“我的女儿在哪儿?”
“她在附近,而且她没事,我会时不时确认她的状况。她现在正在吃薯片,看电视。你稳稳进行下去,也许我会再给你看张照片。”沃尔切克说。
又过了几分钟,还是不见法官的踪影。我的开场陈词很简单,但交互诘问高斯坦博士的部分让我很忧虑,我在脑海中反复预演——提问,回答,提问,回答,试图把我的诘问调整得更完美。
“你,”沃尔切克说,“我希望这个拖延不是你搞出来的。”他一脸不信任。要对这人施以说服技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战争英雄。”沃尔切克看着法庭装饰繁复的天花板,回想着自己的双亲,“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干掉了一整队的狙击手,斯大林亲自授勋给他。我母亲是波兰犹太人,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然后爱上了我的父亲——一位英雄。”他想到他的母亲时,表情变得较为柔和,声音也沉了下来,好似在往事中轻轻摇摆:“她给我取名‘奥雷克’,意思是守护者。她在战后没多久便离世了。”
“真可惜,在俄罗斯不好过吧?”我其实想说,一旦我找回女儿,他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亲在我母亲过世后酗酒,被糖尿病害得两条腿都没了。我推着他到东莫斯科那一带的酒吧,让他喝一瓶伏特加,勋章自豪地在他胸前闪闪发亮。我那时才12岁,没比你女儿大多少,我以我父亲为傲。”
说话间,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他严苛、几近残暴的那一面:“他真的喝醉以后,那份骄傲就荡然无存了。他想要打架,但心中那头狮子早忘记自己已经没了双脚。他总是在制造了麻烦后,才意识到自己站不起来,这时他就会说,我儿子会帮我打,于是我就得跟他杠上的随便哪个醉汉或皮条客打架。也许他想要我对得起我母亲给我起的名字,那保留了她的一部分。我16岁的时候杀了他,把他的勋章给卖了,买下我的第一把枪。但我爱他,我一直都爱他。如果我打输了,他会狠狠揍我;让他失望,我会更惨。如果你让我失望,律师先生,你女儿可以为你奋斗的。”
我想把他的头给扯下来,我把怒气集中,视线紧盯住他,然后说:“你观察过我的行动,对我有不少了解。你也许知道我过去几个月住在哪儿、做了些什么,但你完全不晓得我在法庭里的能耐。你看过的其他律师,没有一位像我一样知道怎么处理证人,他们不知道如何让检方犯错、让陪审团照自己的意思走,但我知道。”
我难以克制自己,起身对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个证人完全能毁了你的案子和保释,但我会阻止他,而你要给我机会处理小班尼。你得搞清楚,你不需要炸弹来打赢这个案子,你已经有一颗了——就是我。”
在我丢出这番话的同时,我感觉后颈的毛发隐隐作痛,肩膀变得僵硬。我之前就有过这种感觉,就在早上阿图拉斯在洗手间拿着左轮手枪抵在我背上的时候。诈骗这门生意可不是儿戏,你会发展出察觉危险的本能,那种第六感能让你跟目标和警察们保持距离。你如果不听脑袋里的声音,下场不是死就是坐牢。所有人都有那种本能,但很少有人会拥抱它。我们都有那种被注视的感觉,那种坐在酒吧里,知道背后有人没事死盯着自己脑袋的感觉。骗子就是要利用这种本能,锻炼并学习如何信任它。在危急的那一刻,我的警铃会大响,我的预警系统会在我被注视、被抓包或该逃的时候警告我。
此刻,我知道除了沃尔切克以外还有人在盯着我。
我旋即抬头环顾屋内,群众有说有笑,紧张地等待欲来的决斗,好像快饿死的暴徒们迫不及待要看到熊坑里的鲜血一样。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后墙,让眼角余光去找出不对劲的地方,就在此时,我看到了他。
一名与众不同的男子,他不显紧张,没有说话,站得笔直——在一片躁动中犹如雕像。
我一看到他,立刻就明白为何自己会在人群中感觉到他的存在。长椅上坐了上百人,他独自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专注地盯着我看。
而我知道原因。
他的名字是阿诺·诺瓦萨利奇,四年前认识这个人后我就从没忘记过他。这令人有些意外,因为阿诺身上有种罕见且不被重视的特质:他不引人注目,是边缘中的边缘,在这座充满孤独灵魂的城市里,他是完全无害的人。他的发际线几乎退到肥大的脖子顶端,穿着与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模一样的棕色西装、象牙白衬衫,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但让人对他印象深刻的并非外表,事实上阿诺费尽苦心刻意雕琢外形,好让自己没有记忆点。他的外表,以及他人因此对他的漠不关心,是他的藏身之法、他的铠甲。
我知道阿诺的天赋是观察。作为天生的窥视者,他总是留意着外界,很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或许也因此没人会注意到他。这个天赋让他成为业界最优秀的陪审团顾问之一,他看得出来某位特定的陪审员会如何投票,陪审团里的社交张力如何,谁是群体中的领导者,谁会跟着哪边投。他的手段包含实际研究、数据分析、种族归纳,以及另一项阿诺绝口不提的特别技能。
四年前我正准备跟一家药商打官司,阿诺来面试成为该案的陪审团顾问。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不太欣赏他,甚至觉得他有点吓人。书面资料显示,阿诺是这一行最优秀的人,他从未失误,处理过的案子都精准预测了陪审团的裁断,这点让我很疑惑。但更让我狐疑的是,在他担任顾问的四个案子里,他都有办法在陪审员投票之前,准确预知每一位的选择,拥有高达百分百的准确率。我知道在陪审团这个领域里,没有完美预测这回事,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询问了他的秘密。
阿诺晓得他不可能瞒得过我,于是就那么一次,他从实招来——其他顾问只能推测陪审团可能的对话内容,但阿诺完全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是一位颇具天分的读唇者。
除了在上锁且保有隐私的陪审团休息室,陪审员在其他地方都不应交谈。但实际上他们几乎随时都在与人交流,他们悄声评论证人,甚至在审判进行到关键点时咒骂出声。阿诺全部看在眼里、读了出来,然后加以利用。
我的视线越过沃尔切克,集中在阿诺身上。他坐在离我约8米远的地方,无论他有多喜欢在人群中隐藏自己,他在我面前都无所遁形,他那又肥又小的鼻子几乎要流出惧意。我知道阿诺用唇语读了我和沃尔切克的谈话,他肯定知道炸弹的事了,但我不晓得阿诺为何出现在这里,以及他要如何运用这项信息。
我看回沃尔切克,说:“等我一下,有一个人,我要去跟他讲——”但我没能把话讲完。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接派克法官回到“熊坑”来。


第11章
“弗林先生,你如果准备好作开场陈词的话,麻烦请开始。”派克法官说。
派克今天心情挺好的,她手上的案子备受媒体关注,同时也有机会通过把知名俄罗斯黑帮分子关进牢里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开场陈词是很重要的,这是你和陪审团定义出案子轮廓的机会。米莉安丢了很多信息给陪审团,她跟他们说,证据多到不可能不定罪,她让自己像个普通人,而不是律师。我得改变这件事。我一起身,立刻被西装外套搞得心神不宁,炸弹感觉起来既别扭、沉重,又莫名地发热。室内温度宜人,我却汗流浃背。我用颤抖的手替自己倒了杯水,缓缓喝完,觉得自己重新冷静了下来。米莉安泰然自若地坐着,准备针对辩方的论点写下详尽的笔记。专家证人高斯坦博士坐在米莉安后面三排的位子,按照检方的计划,他要到今天下午稍晚或明天早上才会被传唤作证。我通过大学网站上的照片认出了他本人,神奇的是,他本人看起来比那张吓死人的照片还要宅上太多。
我转向陪审团,予以笑容。
“各位陪审员,很高兴能与你们同聚一堂。苏利文女士今天讲了大约两小时,我现在就说个两分钟。”陪审团传来一阵笑声。“这个案子涉及一项骇人的罪行,检方会负责向你们证明奥雷克·沃尔切克犯下了这项罪行。如果在本案结束时,你们针对奥雷克·沃尔切克是否犯下此案抱有合理怀疑,那么各位就有义务要判他无罪。但这是你们的选择。苏利文女士要求各位判沃尔切克先生有罪,而我们不会要求各位做任何事。我们会邀请你们考量证据,以及我们对本案的看法,也会将裁断的权力留给各位,以及各位优异的判断力。这就是我目前唯一想说的。”
我坐下来。
以刑事案件来说,陪审团的选择只有两扇门:有罪或无罪。米莉安试图把陪审团往她那扇门推去,而我则想把门开着,欢迎他们进来。陪审团的行为模式就跟路上所有人一样——他们不喜欢被强迫推销,他们喜欢有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