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说话。他越过我，按下电梯按钮。
电梯门打开，我按了16号法庭所在的14楼。阿图拉斯按了顶楼，第19层。
“我们是在16号法庭，在14楼。”我说。
“我们在楼上有房间，你得换身衣服。”阿图拉斯应道。
门关上了，我听见电梯配重系统启动的声音，带我们缓缓往上移动。
第5章
电梯前往顶楼的同时，我不禁想着这间塑造了我大半人生的老法院。钱伯斯街法院造就了我，也摧毁了我。楼下几层法庭负责处理认罪协商的老前辈称它为“德古拉饭店”，但没人知道确切原因。有些人说是因为一位任职多年的法官长得酷似贝拉·卢戈西[4]。对我来说，这间法院在我执业的最后6个月还真的是饭店般的存在。杰克·哈洛兰跟我拼了老命撑过了不景气时期，靠本市节节攀升的犯罪率大赚一笔。就选对路线的刑案律师而言，前景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全力主攻刑事法庭，白天处理案子，接着出去逛逛，在夜间法庭追加新逮捕的案子。大部分夜间法庭的被告都没有代表律师，因为律师事务所休息了，只有少数值得信赖的刑案律所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
我们正常朝九晚五，晚上轮夜班：星期一由我负责下午5点半到凌晨1点的庭，接着由杰克接手大夜班，隔天再交换班表。那时候半夜处理完案子，差不多也要凌晨3点，偶尔到5点，回家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于是我会趴在会议室的桌上小憩。如果其他律师抢先使用会议室与客户开会，或也在里面补眠，认识我的职员会放我到员工办公室小睡一会儿。我有时也会到哈利·福特法官的法官办公室里跟他喝一杯，并努力不在沙发上睡着。这间德古拉饭店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钱。
接下来的6个月，这间老法院要进行检查维护。新闻曾报道，市政府花在修复外墙的钱遭到监管中心的批评，说他们简直浪费。高楼层有部分闲置，里面只有老旧的档案柜和家具，毫无保存价值。许多职员被调去对街的新办公室，这对支持保留此座建筑的倡议行动来说，又是一大打击。
电梯门在19楼打开，这整层楼都是空办公室，我以前在凌晨等听审时上来休息过，我在这间法院不同地方过夜的次数多到数不清。这栋建筑里的设备很少，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与客户私下交谈的会议室，所以我曾利用上头几间老办公室和人洽谈合作。除了偶有律师来跟客户私下谈话，或是小睡一下，没有人会到上面来。
一股霉味穿墙而来，大概有好一阵子没人上来打扫了。我们踏出电梯，沿着宽敞的走廊来到右手边第二扇房门前。阿图拉斯从外套口袋掏出一串钥匙，插了一把到门锁里。门锁是全新的，看来阿图拉斯早就计划好要带我来这里。他打开门，拖着行李箱走进去，我跟着进门，他立刻关门并上锁。里面是一个法官办公室外的宽敞会客室，有一张脏桌子、三张绿色的皮制钉饰沙发，以及一台老旧的打印机。
桌子上方有一幅泛黄、裱框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沙发后面有一扇通往办公室的内开门，我推开门来到一个隐秘的角落，正前方有一排长长的格子窗，左边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头摆着判例汇编和过时的法学教科书，一组小桌椅紧靠在书架旁。另一面墙上有两张画得很烂的艺术品，它们挂在脱落的花纹壁纸上，描绘着荒芜的爱尔兰乡间风光，一张沙发孤零零地摆在画作下方。这里闻起来有布满灰尘的旧报纸味。
我走回会客室，阿图拉斯正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西装袋。他打开后，递给我一条折叠整齐的黑色西装裤，同时把西装外套挂到椅子上，接着又给了我一件包装未拆的白衬衫和一条全新的红色领带。
除去大衣，我身上穿着轻薄的斜纹棉裤，一件蓝衬衫搭配海军蓝休闲西装外套。
“把大衣脱掉。”阿图拉斯说。
我脱掉大衣，装有炸弹的薄夹克也跟着被脱了下来，自大衣内滑落。眼看它致命的那部分就要落地，我迅速躲进法官办公室，护住头部。
什么事也没有。
外面传来一阵大笑。
我起身回到会客室，感觉自己蠢得要命。薄夹克皱巴巴地躺在地上，阿图拉斯则满脸笑容。
“别担心，要启动装置才能引爆，否则你就算把炸弹砸到墙上都不会有事。得用这个才能引爆。”他从棕色大衣口袋里拿出某个黑色的小东西，看起来像是汽车遥控器：一个椭圆形小塑胶物，和火柴盒差不多大，有两个按钮——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一个上膛，一个引爆。炸弹威力没有很大，杀伤范围只能覆盖1.2到1.5米而已。”阿图拉斯说明道。
他捡起薄夹克，平放在会客桌上。
有人敲门。阿图拉斯开了门，是轿车上那位高大的金发俄罗斯人，被沃尔切克称为维克多的那位。大个子关上门后直盯着我看。
阿图拉斯回到会客桌边，打开那件丝质薄夹克用魔鬼毡接合的地方，将我隔着布料感觉到的装置取出：两块薄长方形的硬油灰，上头还有像是电路板的东西，也许是老呼叫器的内部零件，或类似的东西。它跟灰白色的塑胶炸药由更多根电线连接着，整个装置看起来和口袋型笔记本差不多大，它很薄，尽管有着惊人的杀伤力，却没有多少重量。阿图拉斯拿起挂在椅子上的西装外套，内里向上摊在桌上，手沿着缝线摸起来。他知道我需要穿西装出庭，这件西装外套看起来是找人定做的，为了把装置藏入后背特制的暗袋中。他重新放好炸弹后封上接口，拎起西装外套，从外观完全瞧不出背部有藏东西，看起来正常极了。
“去换衣服。”阿图拉斯说。
我拿起裤子、衬衫、领带和我的大衣，往法官办公室走去。“介意回避一下吗？”我说。
他摇摇头。
裤子很合身，衬衫领口的地方有点宽，但我原先穿的蓝色扣领衬衫也还行。我把自己的衣服和领带留在办公室，回会客室试穿西装外套。阿图拉斯像店员一样替我展开外套，我转身往后伸出双臂，让他把袖子套上我的手，并整理肩线。西装外套有点大，跟衬衫一样。阿图拉斯在我身边来回检视、拉平布料，确认一切看起来正常。
“没问题。白衬衫太大了？”他说。
“对。领口太宽。”
他点点头。
我没多说什么，走回法官办公室，立起领口打上领带。那些俄罗斯佬就在我余光所及之处：阿图拉斯正将大行李箱关上，里头看起来还是满满的；维克多在一旁看着他。我趁他们不注意，拿起我的大衣，取出我在车上从大个儿那里偷来的皮夹。如果西装外套再小一两号，要把钱包藏在我的新西装里就会比较困难，多了这些空间反而没人会发现。我还没能冒险检查皮夹里的东西，得再等等。这钱包里可能没有任何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但拿着它就让我兴奋，光是能不被人发现地藏着它就给了我希望。我很久以前学会的技术都还在，没有完全消失。我开合拳头、转动肩膀，试着冷静下来，让思绪进入集中状态。
一面脏兮兮的镜子摆在书架边，我擦了擦表面的灰尘，确认领带没有打歪。
让人实在难以反驳的是，每次我穿上西装照镜子，眼中所见的都不是律师，而是骗子。
和我父亲一模一样。
不动声色地偷人钱包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学习怎么完美地从人口袋里扒走东西。你得手脚利落、沉着冷静，而且只能全身而退，或手到擒来。我的师傅是业界最有分量的大炮之一，一位真正的盗窃专家——我父亲，派特·弗林。大多数小偷不喜欢被称作“小偷”，总是以“大炮”自称。我对父亲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他坐在电视前的扶手椅里，眼皮沉重，呼吸和缓，一副死掉或睡着的样子，同时在手指上滚着硬币，像在叉子上滑动的水银。
以一个大块头来说，他的手很小巧，每根手指都灵活得像在跳舞：迅速、流畅、利落。我爸在布鲁克林的麦古纳格酒吧后头经营地下赌场，这令我母亲十分不满。他在都柏林的时候就在搞欺诈、走私，直到存够钱买船票才来美国。一下船，他就直奔最近的餐馆点了他人生中第一份汉堡，还没付19岁的服务生小费，被她追着跑了四条街，最后终于逮住人。他付给她一大笔小费，用尽他与生俱来的魅力，于是两人开始交往。那位服务生是个意大利裔女孩，移民第二代，名叫伊莎贝拉。我的父母，派特和伊莎贝拉，在一年后悄悄成婚。
我会在下课后跑到酒吧里，喝着汽水，看我爸管理他的手下。他的小事业在全盛期有大约40位帮手，经营斗狗、赛马、拳击和足球等。他处理完他们之后，我们会玩一轮撞球。然后他会把我拉到吧台椅上，把他破旧的红书放在一旁，教我如何藏牌、一角硬币、银币、手表，如何盯着对方的眼睛扒走皮夹，如何把十元美钞折得像百元钞，如何在下手时完美地诱使对方转移注意力，如何把钱藏在衣服里让谁都找不到，以及更多技巧。我依旧记得胡椒博士汽水的味道，我爸刮完胡子以后的柑橘味，精美的紫檀吧台的光滑感，还有他精巧的双手在那下面变出的把戏。
一开始他拒绝教我，不过虽然我那时只有8岁，却已经很能说服人，他最后被我烦到答应了，但有两个条件：首先，我们要保密，永远不能让我妈知道；第二，如果要教我，他晓得他阻止不了我在街上练习，所以他认为最好的状况是确保在我失手时，有能力保护自己。在酒吧练上一小时的手法后，他会带我到健身房，看我学拳击。老妈完全不知情，她在离这里十条街外的餐厅端盘子，要工作到很晚，这是我和我爸之间的秘密。老妈下班回家时，老爸总会准备一些热腾腾的食物等她，接着她会窝在沙发上读言情小说，越狗血的越好，然后读到睡着。我14岁时已经能打败这个区上得了台面的打手了，包括大我两三岁的小孩。我动作很快，下手又重，也不容易倒下。我爸希望我继续精进，于是在酒吧练完后，我们会搭E线地铁到莱辛顿大道，在五十四街上米奇·胡利的健身房里，跟里面最优秀的年轻拳手对打。我后来大部分的手下都是在那里认识的，其中有一个身材矮胖的小男孩，右勾拳超有力，名叫吉米·费里尼，他很快就变成我最要好的死党。吉米后来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业余拳手，他的每一场拳赛我都去看了，那时候我们好得称兄道弟。但吉米错过了成为职业拳手的机会。
他要继承家业。
我加入米奇的健身房两年后，我爸生病了。我们不穷，而且我爸给全家买了健康保险，每个月都按时缴费，但他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癌症，不在条约给付范围内。我爸请了一位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律师，而保险公司委托了大城市的律师事务所，案子进入司法程序。我看着我爸的律师被彻底碾压，那不是他的错，他输得无药可救。我们输了官司，就算有朋友和吉米家的金钱援助，还是不够付医药费。没有好的医疗照顾，我爸在6个月内就过世了。
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场。我在他的病房里握了11个钟头他瘦弱的手，后来只是出去买了一瓶汽水，回来时就看见母亲在病房外等我。我知道他死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他的圣克里斯多福纪念章，然后哭了出来。那之后，就只剩我跟我妈两人，她也尽其所能地照顾我，她甚至让我打拳，只要我成绩全拿A。我遵守约定，毕业时拿了全班第一。我确保她结束餐厅工作回家时，总有起司通心粉或一盘炒蛋等着她。她通常不会吃，但永远会跟我道谢。她知道我不会煮饭，但感谢我担起这个家男人的责任，并延续老爸一小部分的灵魂。她不再读言情小说，反倒是在睡前跟我一起看会儿电视。
完成学业后，我加入地下拳击打了一年，另外兼职搞些诈骗。一年不到，我就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创自己的事业。我在18岁时踏入业界，准备起步：一个技巧卓越的骗子，以零失败的全胜率榨干那些害死我父亲的人——保险公司和护着他们的有钱律师。
现在回头看，他们可是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律师，”阿图拉斯的声音从会客室传来，“我们得走了。案子要开审了。”
第6章
我把换下来的大衣和裤子留在办公室，穿着新西装回到会客室加入俄罗斯人。阿图拉斯拉着行李箱。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问。
“沃尔切克的文件——杰克为听审准备的所有资料。”
“有检方证人名单吗？”
“有，小班尼是最后一位。”
我猜也是，检方永远把最有料的证人留到最后。
我们搭电梯来到14楼的16号法庭。电梯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宽敞的大厅，白色石墙上挂着四块巨大的纪念牌匾，上面列着参与二战的律师和法官。洗手间和自动售卖机位于走廊转角处，电梯左边长长的大理石楼梯可通往上一层楼。
我们正前方是道敞开的橡木双扇门，门后则是挤满人的法庭。
16号法庭是这栋楼最大的一间，左侧墙上有四扇大型的拱形窗，窗外是熟悉的天际线，大理石地面仿佛吸纳了早晨苍白的阳光。旁听席则由新装设的一排排松木长椅组成。两位法官扬言，若没有新的长椅就要辞职，因为老式剧院椅已经被跳蚤攻占了好些年——考虑到刑事法庭引来的都是哪类诉讼委托人，这并不意外。等法官也遭殃后，更换座椅突然就变成了首要任务。
长椅约有25排，由中央走道划分成左右两区，旁听席与审判活动区中间有栏杆隔开：检察官席在左边，辩护人席在右边，两席均面向法官。检察官席目前是空着的，辩护人席后方有一小区旁听座位被保留给沃尔切克的随行人员。我往辩护人席走去，途中听见有些人窃窃私语，讨论着我的名字。在法庭后方，红木审判桌后面的皮制法官椅还是空的。证人席在检察官席前方4米左右，三阶楼梯上去有一小扇半腰门，装在还算牢固的橡木框上，里头放有一张椅背直挺、坐垫破旧的铁脚椅。证人席正对面，在辩护人席右手边3米的位置是设有12张空椅的陪审团席。陪审团席同时面向证人席和再过去的窗户。我入座时，脑中浮现一个想法。
“陪审团名单选定了吗？”我问阿图拉斯。
“选定了，但……”
阿图拉斯还来不及回应，纽约市地方检察官米莉安·苏利文就与她的助理检察官及律师助理依序走进16号法庭，另外有三位着深色西装的男子紧随其后。从他们的外表和举止判断，我猜掉队的那几位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我跟所有纽约市民一样，跟着报纸追本案进度：一名40多岁、与意大利犯罪家族有来往的男子，两年前在自家公寓被发现中枪身亡，现场逮捕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我现在知道他是小班尼。小班尼连同犯罪凶器和尸体被逮个正着。沃尔切克省略了很多部分没说，我猜联邦调查局已经盯了沃尔切克好多年，并介入和小班尼谈条件。他们想轻轻放过杀手，然后去逮背后的首脑。沃尔切克被捕之后，《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法官设了500万美金的保释条件，沃尔切克在半小时内就以现金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