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身陷如此险境的人来说,他显得相当冷静。
他从角落的铁椅堆中搬出一张椅子,在我面前1.5米处坐下。我关上门。
“你让俄罗斯黑手党开那两辆厢型车进法院。为什么这样做,阿尔文?”
“跟你一样——为钱啊。这工作薪水太低,我还有赡养费要付。别白费唇舌跟我说什么你不只是为了那点钱。”
“也许不是,但我不想为了赚钱而杀人。厢型车里有什么?”
“他们说要用厢型车退场。如果沃尔切克被定罪,他就要开始逃亡。要是我事后被问话,也就只是放了几辆车进来,把它们加到名单上——我怎么会晓得是谁的车?就算我丢掉工作,家里还有10万美金,我做这烦人的工作可赚不了那么多钱。”
“沃尔切克现在在哪儿?”
“他们在19楼等你。”
“你有车钥匙吗?”
“没有。听着,我全都告诉你了。放我走,我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我不能冒险,你有手铐吗?”我问。
“当然有。”
“去角落那台暖气机旁边待着。”
阿尔文起身,往右瞥了暖气机一眼,旋即转过身疾冲向我,同时抓起铁椅往我头上扔。我双手护向身前,感觉到椅脚扎进手肘和手腕,撞飞了手中的枪。阿尔文扑上前抢夺在地上旋转的贝瑞塔,伸手抓住枪柄。我以左脚为支点,右腿弯到身后蓄力,接着重重踹在阿尔文的脸上。这射门肯定能踢出35米——他的脸猛地向后仰,随后撞向水泥地,瘫软的身体毫无生气。
我捡回手枪,手指按上阿尔文的颈侧动脉,发现还有很强的脉搏。他失去意识,不过还活着。我把他拖到暖气机边,将他铐在管线上,谨慎地拿下他腰间的无线对讲机、手机,以及贝瑞塔备用弹匣,再把对讲机和手机砸在墙上。在没有光线且门被关上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他。我将枪和备用弹匣收进大衣里。
我在停车场西北边的角落找到第一辆厢型车,它之前直接开往这个方位。副驾驶座那侧离墙约莫1米远,一道外加的铁制密码锁守着后门。这辆厢型车的底盘异常低,车上似乎装满东西,但深色玻璃窗让我看不到内部。如果这几辆厢型车配有警报器和防盗装置,仪表板上应该会有红色的灯光持续闪烁,就算是暗色窗也还是看得到。我仔细观察了1分钟,没见到任何闪光,这让我很是满意——能用老方法开门了。我下手前再次确认过停车场,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个位置看不到警卫室,如果里面有警卫,他们八成忙着做警卫的拿手绝活——看电视,放着监视器不管。我回到副驾驶侧,用贝瑞塔枪托敲了两下车窗,玻璃在第二次撞击时碎裂。除非有警察或警卫特地走到停车场最深处检查这辆车的副驾驶座,否则不会知道这辆车已遭人入侵。我又等了1分钟,确认是否有人听到。
停车场里毫无动静。厢型车后座堆得满满的,一块防水布盖在上面。我拉下防水布,看见一堆貌似枪管的东西,包在亮蓝色塑料袋里。起初我不晓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枪管堆左侧窜出的电线让我屏住呼吸。我循着电线找到一个黑色的塑胶大盒子,许多根电线汇集于此,电路板上装着一个电子计时器,上面显示“00 : 20 : 00 : 00”。我猜这个“20”代表20分钟,其他数值则是小时、秒和毫秒。这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像是无线电接收器的物品,他们或许得手动启动计时器,但我不敢肯定。我只确定一件事——这绝对不是用来逃亡的车子。
另一辆厢型车停在反方向,位于东南边的角落。两辆车都停在法院两侧的承重墙下,副驾驶那侧贴着墙面。第二辆车的窗户没那么暗,我能看到后座同样被塞满。它的底盘也很低,两辆车应该装着一样的东西。我前一晚瞧见格雷戈尔搬进车里的那只行李箱,就摆在副驾驶座上——银色硬壳的新秀丽牌,跟阿图拉斯昨天早上用来装案件资料进法庭、放在楼上的那个一模一样。我强行破窗开门,拿起行李箱要放在地上时,发现它出乎意料的轻。那个大块头格雷戈尔,昨晚可是用双手扛起这个箱子的。
感觉不大对劲。
在打开箱子前,我闪过一个念头,想冲上楼把肯尼迪抓来这里。两件事阻止了我:第一,警卫阿尔文身上到处都是我的DNA,脸上还印着我的鞋印;第二,两辆车都被我打开过,门把手上有我的指纹,我却没证据将俄罗斯人跟车子联系在一起。
一切取决于箱子里的东西。我用拇指划过锁扣,把盖子掀开,以为会在里头找到另一个引爆器,或阿图拉斯在用厢型车策划什么的线索,也可能是某个能让我搞清楚状况的东西。但当我看清楚箱子内部的那一刻,忍不住把脸埋进手掌心。我闭上双眼,赏了自己两巴掌。24小时之内,我第二次感觉自己蠢到不行。
箱子是空的。
一个想法浮现在脑中,箱子是空的——就跟我从阿图拉斯身上偷到的第一个引爆器一样。只有一个解释说得通,一个稍能说明这一切的解释。我找到电梯,按下按钮,准备通往19楼。在这之前,我花了几秒钟将贝瑞塔手枪藏进垃圾桶里才进入电梯,上去顶楼和沃尔切克碰面。


第50章
沃尔切克、阿图拉斯、维克多和格雷戈尔在19楼的会客室里,吃着外带的早餐。
“有我的份吗?”我问。
格雷戈尔递给我一个外带餐盒,里面是一堆吃剩的松饼。
“联邦探员想做什么?”沃尔切克问。
“想说服我说出你对他们的证人造成威胁,如果我知道是什么威胁,就该为自己着想,向他们据实以告。我跟他们说你清白无辜,是美德的典范,能代表你出庭是我的荣幸。”
沃尔切克笑了。
会客室角落有个敞开的行李箱,跟我在厢型车里找到的空箱一样,是硬壳的新秀丽。
如同它在地下室的双胞胎一样,里面空无一物。
或至少看起来空无一物。
松饼很油腻,但给了我能量,让我的肚子不再崩溃地提醒自己已经24小时未进食了。我趁用餐时间把事情再顺过一次。
地下室的那个行李箱看起来大约长120厘米,宽60厘米,深45厘米。地板上的那个箱子虽然外观尺寸相同,但掀开之后可见深度只有30厘米。这说明了一件事:另外那15厘米的空间还在,只是被假的底板遮住了。跟我想的一样。上电梯前,我仔细检查过地下室的那个箱子,里头没有隐藏隔层。
打从禁酒时期[19]初期,美国就是走私界先驱,底部作假的箱子当属经典。这手法最棒的地方在于,无论谁来搜你的箱子,都只会对那鬼东西里头的物品感兴趣,没人会注意到箱子外部,而那是识破箱底有无造假的唯一方法。布料内衬的花纹经常会形成某种视觉错觉,让眼睛以为这就是箱子的全部了。我之所以能辨认出差异,是因为我才刚看过一个同款的新秀丽,对箱子实际容量有很强的视觉参考。
底部作假的箱子唯一的坏处是,只要你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它通常藏不了多久。我决定来验证目前为止的推论。
我丢下空的外带餐盒,跪在行李箱旁边,合上盖子,将它举起来掂了掂重量,跟楼下的箱子相比较,并在测试完后,准备带着它走进办公室。
“你在做什么?”阿图拉斯问。
“我要装文件,出庭要用到它们。”
“把箱子放下,维克多会帮你处理。”
“没关系,我可以——”
“把箱子放下!”
阿图拉斯情绪失控了,他不想让我对那个行李箱动手动脚,担心我会找到隐藏的隔层。沃尔切克看上去有些困惑。
“阿图拉斯,冷静点。律师很努力了,他搞不好能成功,我们就不用……嗯,你晓得。暂时放过他吧。”沃尔切克说。
我放下行李箱,坐在沙发上,注意力停在会客桌上方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画像,霎时间,一个推论在我脑中成形。
假引爆器、胖警卫阿尔文和底部作假的行李箱:这一切人、事、物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在我盯着这幅肖像的同时变得明朗。
搞懂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从骗子的角度来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自有其趣味,它是世界上有着最多赝品的画作,那些赝品就挂在世界各地知名的艺廊与美术馆中。每隔几年,我就会在报纸上看到某种新的科学发现,声称某幅赝品实际上是大师真迹。我对此一直很感兴趣。仿造任何东西的唯一理由就是要调包,让人误以为正版还在原处。事实上,他们眼前的才是赝品。骗子最好的朋友就是伪造者。
阿图拉斯昨天早上拿着通过安检、装有案件卷宗的行李箱,应该是我刚才在地下室看到的那个。格雷戈尔整夜留守法院,阿图拉斯与维克多则和我一起拿钱去买通吉米。格雷戈尔晚上肯定去地下停车场调包箱子了。阿图拉斯昨天用来装资料带去法庭的那个箱子,现在在地下室的车里;而格雷戈尔昨晚放进厢型车里的箱子,则躺在我面前的地板上。这就代表,眼前的箱子里无论装了什么,如果阿图拉斯昨天早上带着它通过安检,都会触发警铃,X光机也能看穿假的底部。
沃尔切克对箱子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根本不晓得箱子被调包了。如果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很肯定他也不知道厢型车、阿尔文或阿图拉斯带了一真一假两个引爆器的事。
为何要有一个假的引爆器和一个真的引爆器?为何要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行李箱?为何要伪造《蒙娜丽莎的微笑》?
都是为了让你在目标无所察觉的情况下调包。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骗俄罗斯佬。
其实是阿图拉斯骗了我,更重要的是,他也在骗沃尔切克。我察觉到他们之间关系紧张,也看到阿图拉斯摸着脸上那道疤。
沃尔切克站到我旁边说:“5分钟后开庭,弗林先生。为了你好,我希望钱花得值得。要是托尼·杰拉多今天说出任何让我卷进马里欧谋杀案的证词,我就会让阿图拉斯打给他女友,你女儿就能一边娱乐我的人,一边责怪你了。”
“托尼会闭嘴的。”我说。
阿图拉斯从椅背上拿起西装外套。
“穿上它,我们会趁中午休庭时放炸弹。”他说。
我再度感觉到装置在我背上的重量,以及如此致命的东西贴在我皮肤上的骇人恐惧。既然联邦调查局准备好要申请我住处的搜查令,我晓得自己大概撑不到中午休庭时间。
如果我想的没错,阿图拉斯在对他老大使诈,但真正的目标我仍然毫无概念。我依旧相信答案就躺在那只行李箱的夹层里,我必须在阿图拉斯不注意的情况下查看,而我完全不晓得该如何做。
“给你。”阿图拉斯递给沃尔切克某个东西,后者检查了一下,放进口袋。阿图拉斯刚才给了沃尔切克一个引爆器。
一个假的引爆器。


第51章
除去干净的衬衫和领带,我与昨天穿的是同一套西装。不过无所谓,那点微小差异也是我平常会有的作风。一般而言,案件审理的第二天,我会穿同一套西装,换上干净的衬衫和另一条领带,进行到第三天才会穿套别的西装,第七天再换一套不同的。但任何案子都不会换超过3套,除非它持续超过1个月——那就会有5套,但绝对是我的极限了。我公寓里有15套做工极佳的西装,每天穿一套新的不是问题,我也曾经这么做过,然而这会让陪审团注意到我,我发现了这件事,那可不好。
陪审员一旦对我的西装窃窃私语,就代表他们没认真听证词,只是在想能每天穿不同西装的工作有多爽,想着那些西装有多贵,想着律师多赚钱,以及那罪人会花多少钱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辩护律师可能会游走在证词之间尽力取悦陪审团,却依旧在弹指间让他的当事人因为各种理由被定罪。就算是最优秀的辩护律师也会毁于一套上好的西装。我要是穿阿玛尼出庭,我的当事人不如直接开除我,找公设辩护人算了。
我平常出庭的服装是一套朴素的褐色西装,或是一套海军蓝的西装,整套轮替,这样陪审团就不会对我的银行账户想东想西,继续认为我是个普通人,干净、专业、值得信赖。
陪审团耐心地等待法官。派克吩咐先带他们进来,她马上就会出席。陪审团很安静,大多数人低着头,其中一两个人偶尔朝我看来。我没看见阿诺,他大概跟米莉安说他被辩方摆了一道,身份曝光了。
陪审团没有人看向米莉安,我昨天可把她给整惨了。即使如此,她还是有充足的时间重整旗鼓。官司有起有落、时好时坏,你可能前一秒胜券在握,下一秒便万劫不复,这就是作证的过程:直接讯问、交互诘问、覆问[20]和覆反问。大部分律师如果没被阻止,会花上好几天交互诘问证人,挑出证词里所有的细枝末节与细微差异,然后激动地点出证人稍不连贯之处,仿佛他们刚刚承认了自己在肯尼迪总统遇刺时,人就在草丘后面一样。在我看来,那么做大错特错。言辞交锋的时间越长,证人看起来就越占上风。
秘诀其实在于出手快速且正中要害,这样才会让人印象深刻。
我把卷宗摊在桌上才意识到自己忘了某样东西——笔。我拍了拍口袋,啧了一声,跟沃尔切克说我肯定把笔丢在哪儿了,得去跟法官助理借一支。他点头同意。琴恩给了我一支备用笔,还附上一个可爱的笑容。
今天可能得应付四个证人,我必须减少数量。肯尼迪会拿到那张该死的搜查令,天晓得阿图拉斯在我的公寓里栽赃了什么,八成是很糟的东西,会让我跟他的计划扯上关系,让我被关到死。
“全体起立!”
所有人起立,阿图拉斯大声咒骂,我转过头去看。他挂断电话,跟沃尔切克低声说了几句,带着格雷戈尔离开法庭,留沃尔切克和我坐在辩方席,维克多坐在我们后面虎视眈眈。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希望那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联络上阿尔文——他大概已经清醒,很高概率还被牢牢地铐在暖气机上。我的直觉告诉我另一个可能——阿图拉斯试图联系伊兰雅,但联络不上。如果他去检查离这里不远的塞文大楼公寓,发现他们死了,而艾米不知去向,那一切就完了。阿图拉斯会逃走,躲起来等待机会向我家人复仇。我现在不能想这个,艾米正安全地窝在一个黑手党据点,外头还有至少一整间执法机构在监视,所以她人很安全,暂时而言。
我回头面向法官席,满心期待会见到哈利坐在派克法官旁边,但他不在。我需要哈利在场,以免我遇上麻烦。
米莉安站起身,她今天很小心,一个字也没和我说。没有纸条、没有笑容,为了帮自己增加点优势,她穿的裙子看起来比昨天那件还要短。
“检方传唤托尼·杰拉多。”
米莉安还没发觉这是个错误的选择。她想替受害者博取同情,但做得太早了,应该先让那女孩的证词出来才对。妮基·布伦德尔将指出受害者遭人杀害的前一晚曾与沃尔切克发生冲突,她没听到争执的内容,只是看到有人扭打,这会挑起陪审团的好奇心——到底争执的内容是什么?此时米莉安再传唤托尼来说明一切,陪审团会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他们最爱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