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那双硬底鞋踩在通往40号码头船坞的碎石路上。我一直低着头,跟随着肯尼迪,听到他停下脚步时,我抬起头,恰好停在黄色封锁线前。
随着一声低语,我的手机传来震动。
一条信息。艾米可能活着,或仍下落不明——或是死了。
血气涌上我的脸庞令我难以呼吸,我得到答案了,但不能在列文身边冒险查看。
考森和列文在前头,背靠在船坞上,肯尼迪则和两位穿着白色塑胶工作服的鉴识人员交谈。我看见一艘海巡队的船停泊在桥墩旁,还有几位潜水员在水里。肯尼迪把我叫去一个帐篷,我晓得那是哪种帐篷,也晓得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世界各地的警察用的都是这种帐篷,避免他们寻获的尸体受到污染。
我将帐篷门拉链拉到底,里面摆着两个尸袋。这里就只有我、肯尼迪,和两个尸袋。
肯尼迪背对着我,屈膝蹲在尸体旁。
我趁机拿出手机——找到她了。屋内已经收拾干净。制伏四男一女。艾米在发抖但没事。
我两腿发软,双膝跌在碎石地上,手捂着脸。我一次次无声地道谢,颈部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仿佛有块漆黑有毒的铅块威胁着要粉碎我的心脏,却又凭空消失了。我大口呼吸,突然间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
准备好干掉沃尔切克了。
“他们半小时前把这些人送上运尸车,我要他们拿回这里好让你瞧瞧。”肯尼迪说。
“谢了——我最想在吃早餐前看这个了。这到底跟我有什么鬼关系?”我说。
“你告诉我啊。”
肯尼迪屈着膝,将一只手放在其中一个袋子上,水从拉链渗出。我知道为了保存所有证物,在湖底或河里寻获的尸体通常会跟水一起入袋,有助于厘清死因或死亡时间。
拉链衬着死灰沉闷的袋子显得闪闪发亮,肯尼迪将拉链往下拉,金属链牙随之分开。他先后将两个袋子拉开,袋子里各装着一具穿海军蓝工作服的男性尸体,都是白人,看起来在水里泡了超过24个小时,显然皆遭人谋杀。我在第一位受害者胸口看见两处枪伤,第二位受害者也有同样的伤口。凶手熟悉枪支操作,并集中射击,但两具尸体上的第三个枪伤强烈暗示了是专业杀手所为,明显是基于保险起见而做,都是近距离头部射击。
“我猜你应该不期待在肺里找到泡沫了。”我说。
“不太可能是溺水,这些人是被处决的,下水前就死了,弗林先生。我们这条河最近没什么海盗出没,当然也不曾看过这样的事情。”
“你找到货物了吗?”我问。
“什么都没找到。”
“萨加号本来是在运什么?”
肯尼迪没有回应,反而抓住离他最近的那具尸体,将它胸口朝地面翻过去,露出工作服背后的公司商标——麦劳夫林拆除工程。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弗林先生。案子开审前几天的晚上,萨加号的船员遭人谋杀,货物下落不明。昨天我得到可能有炸弹威胁的消息。两者也许有关,也许没有。我想要你来是因为我不相信巧合,也不觉得你相信,我想让你亲眼看看你代理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无法将肯尼迪的话听进去,我已经彻底分神了,有个画面挤开一切在我脑海中浮现——开进法院地下停车场的厢型车。
“他们弄到多少?”我问。
“足够把纽约市大部分的建筑物搞得半死不活。”
肯尼迪往前靠近一些看我,等我从实招来。
我最终什么也没说。我听见身后的帐篷外传来一阵窸窣声,早晨的阳光勾勒出一道剪影,是列文,他在偷偷摸摸地抽着烟。
“听着,我跟你老实说吧,弗林先生。我们昨天接获情报,你跟你的当事人讨论到一颗炸弹。今天我们发现有一大堆爆炸物遭窃,船员被处决。我不觉得是你杀了这些人,但我肯定你知道的比你肯告诉我的多。然后还有那个血。”
“什么血?”我问。
“我昨天在你袖口上看到的血,也许那血是这边其中一位的?”
我早忘记那块血渍了——从我自己手上流出来的。昨晚我为了吓跑肯尼迪,最后放手一搏伸出双手让他上铐,印象中他瞥了我的手一眼。
“那是我自己弄伤的,玻璃杯在手里裂开,是我的血。伤口在这儿。”我说。
肯尼迪检查我的手。“我想这大概是你第一次跟我说实话。”他继续劝说,“那就废话少说,全部招来。”
“没什么好招的。”
“听着,我知道你只是很紧张,你在保护你的当事人,诸如此类的。但现在需要被保护的人是你,我想要把你排除掉,才能把心力集中在你的当事人身上。所以,我希望你能同意我们搜查你的公寓。”
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我面前,是一张自愿受搜查同意书。我想起昨晚站在被油漆封死的窗框前翻找钥匙的画面,钥匙若不是昨天早上在车里被打晕时从口袋掉出来……一个可怕的想法在脑海中浮现,我感觉像被揍了一拳——阿图拉斯要栽赃我,让我看起来像个炸弹客。他拿了我的钥匙,在我公寓里布置某些足以定罪的证据,某些让我跟炸弹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我没办法跟肯尼迪说,至少现在还不能——列文在旁边偷听。必须等搜集到能扳倒俄罗斯人的证据,而且必须有力到足以推翻任何他们可能栽赃在我公寓里的鬼东西。
列文肯定是感觉到我在看他,他走到帐篷前,拉开门帘。
“我们如果想准时回去,最好现在出发。”列文微笑说。
肯尼迪拉上尸袋拉链后站起身,从外套右手边的暗袋里拿出手机。
“签下同意书,我们就能把你排除在调查外,集中火力在真正的坏人身上。最后机会。”他高举手机。
“我对你无话可说。”我说。
他按开手机,拨出号码。
“我是肯尼迪,我跟弗林在一起,他不肯签搜查同意书。把宣誓书最后一段修改成以下内容:法庭成员兼律师艾迪·弗林,拒绝配合联邦执法部门,因未排除他确有参与被怀疑之犯罪活动,对其住处进行搜查之合理请求。”他停了一下,让电话那头的人有时间写,同时眼神一直对着我,“他的拒绝缺乏合理性,且很可能妨碍并干预联邦调查之进行。我们诚心请求法庭重新裁量搜查令的许可,以取得并保存重要事证。记下来了?很好,拿去给吉曼尼兹,越快越好。”
肯尼迪挂断电话,难以克制脸上沾沾自喜的笑容。我思考着他的通话内容,这段话告诉了我很多事:联邦探员已经尝试过申请我公寓的搜查令但失败了——因为肯尼迪在请求重新裁量。如果探员急需一张搜查令,他们可以通过电话向执勤中的联邦法官申请。我猜肯尼迪昨晚试过,但可想而知失败了。首先,他的合理根据听来很薄弱,用唇语读出来的“炸弹”一词、遭受生命威胁的联邦证人,以及与我无关的爆炸物窃盗案;再者,国会对特定职业有特殊保护的待遇——律师就是最被保护的那一群。
考量到搜查小组可能不小心找到受秘匿特权所保护的资料,搜查律师的公司或住处是很危险的。联邦法官应该很乐意终止我受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但由于这有可能侵害我当事人的权利,他们不太可能在没听审的情况下就核发搜查令。大部分的搜查令都是在没有听审的情况下,以纸本而非电话申请来的。探员会拟一份宣誓书,列出搜查事由与目标,十之八九都会获准。如果牵扯到争议事项,好比说搜查一名律师的住处,联邦检察官就得在听审中为其申请做出争辩,那会花上一点时间。有些搜查令一天就下来了,如果该位探员走运的话,只要半天。但也有申请搜查令前,先花上好几个星期准备的案例。
肯尼迪任由他的微笑转变为明目张胆、志得意满的笑脸。
他知道搜查申请会被批准,我帮了他一把。身为律师,我有义务要配合法院,这样拒绝搜查,等同是亲自将搜查令交给了肯尼迪。没有一位法官会冒险拒绝搜查令的申请,因为不想让人以为他们在保护手脚不干净的律师。
“是哪位法官负责审理这份申请?”我问。
“波特。我们把时间定在中午。”
现在是早上8点5分。
我安排的日程全作废了,中午一到,联邦助理检察官吉曼尼兹会替联邦调查局弄到搜查令。他们大概早已派人站在我公寓门口,准备进行封锁,确保没人能拿走证物,并耐心地等待波特法官签过名的文件。波特法官核准申请后,拿去给庭务员签名盖章,这个步骤大概会花个10分钟,也许15分钟,接着要花40分钟的时间将原始文件送到我的公寓,才能开始合法搜查。我以为在下午4点以前,我都还有时间把事情想清楚,现在我最多只剩不到5个小时。
我们往帐篷外走去,肯尼迪抓住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拿着自己的名片。“这是我的联络资料,认真思考一下,你现在麻烦可不小。”
我看到列文拿出手机。
“不用了,谢谢。名片你留着吧。”我说。
肯尼迪把名片放回外套里。
在我看来,比尔·肯尼迪是一位紧张兮兮但认真勤奋的探员,他真的在乎自己的工作,这很难假装。那时,我很确定肯尼迪是一片真心。我终究会跟他坦承一切,但得先掌握事情的全貌才能去找他。我不想让俄罗斯佬知道我拿了他的名片,我得另外设法来联络他。
一个俄罗斯佬意想不到的方法。


第49章
联邦探员开车送我回法院,一路上我们没再交谈,对此我很感激,这让我有时间思考。
我告诉自己,扳倒俄罗斯佬所需要的东西全在那个行李箱里。摆在其中一辆厢型车后座的那个箱子里,塞了萨加号上满满的爆炸物。
回程途中,列文一直通过后视镜瞧着我,肯尼迪和另一位探员考森似乎完全不晓得列文有问题。肯尼迪不会随随便便就怀疑自己人,不过我有个疑问:既然列文在调查局内部,他怎么会不晓得联邦探员将小班尼藏在哪儿?
“所以你们今天早上要把证人X带到法庭?”我问。
此话一出,考森和列文仿佛都竖起耳朵,兴致勃勃地等着肯尼迪的回应。
“有些事情不该知道的就别问,你们说是吧?”肯尼迪说。
“是。”列文和考森齐声答道。
“事实上,他今天会到法院。我派了一个外地来的特别小组负责看管证人X,是证人保护计划的人。就连我都不晓得他们把人关在哪儿,那样比较好。直到证人保护小组将他带至法庭前,责任归属都在他们身上,之后就由我负责安保。”
这完美解释了一切,列文绝对是沃尔切克的人,这辆车上没人晓得小班尼被安置在哪儿。我觉得这挺聪明的,肯尼迪在我心中的评价瞬间提升。
“弗林先生,我今天会紧盯着你。”肯尼迪说,“如果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什么东西,我会亲自逮捕你。”
我摇摇头,挤出一副假笑,我的自信没能成功说服肯尼迪。
“不是非得这样,假若你知道有炸弹要被送去法院,得告诉我。”他说。
“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已经在里面了?”
“我们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没有找到。”肯尼迪说。
在我问联邦探员怎么会漏掉厢型车以前,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有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且该车辆出现在门卫的授权记录上,联邦调查局便无权合法搜查这辆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杜绝了这一点。阿图拉斯把整件事计划得滴水不漏,我敢用我的衣服打赌,那两辆厢型车一定在安检的授权名单上。停车场是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行刑室拆除以后,把地下室的天花板挑高了一层,偌大的地下室现在能容纳约两百辆车。若要逐一搜查,探员大概得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查出每辆车的车主,而且他们不得不查,因为搜查令申请书要求他们通知登记过的所有权人。合法搜查每辆车太花时间,搜查小组只会大略从车外部检查。破窗而入的风险太大,车子有可能是某位律师或法官的。
联邦调查局的车子停在法院外,肯尼迪放我下车。
“记得我们讲过的话。”肯尼迪说。
我不理肯尼迪,迅速跨上台阶。负责修复法院外墙的工人已经出现在他们高耸的移动式平台上了。粗实的钢铁缆线将平台从屋顶垂下来,停在离建筑物顶端好几层的位置,上头的工人用电钻凿开石墙,清除沉积百年的污垢,让一阵细碎的棕色雪花落在排队等安检的人们肩上。蓄胡的胖警卫站在汉克身后,确定我是否回来了。俄罗斯人不担心我进来时的问题,因为炸弹已经在楼上了。然而,我身上有手机、喷雾、小黑灯,以及真正的引爆器,我不想让胖警卫看到任何一样,于是直接插队越过所有人,直直走向他。这次没那么紧张,因为我想到一个低调许多的方法进去。
安检扫描器在我经过时发出哔声,我忽视汉克的呼唤,走向阿图拉斯的内应悄声说:“甩开你兄弟汉克,我身上有钱,不想被他们发现。钱是要给你的——阿图拉斯说我应该现在拿点额外的奖金给你。”
“没事,汉克。这人我认识。”胖警卫说。他名牌上写着阿尔文·马汀。
汉克再一次无法搜我的身,还来不及抗议,我就向阿尔文点头,示意他跟我走。“我们去安静点的地方,大厅里有摄影机。我知道地下室有个好地方。”
地下室有个小储藏空间——一间密室。前安检主任艾德加在里面偷酿私酒贩售,供货给熟客,例如我和其他几个律师朋友,甚至还有法官。我记得哈利特别喜欢艾德加的“树根汁”。
阿尔文和我穿过大厅西侧通往楼梯及地下室的双开门。
我们下到停车场后左转,进入一条昏暗无光的长廊,长廊深处有一道暗门,迎接我们来到艾德加的酿酒室。门还是开着的,里头的私酿设备都没了。这里以前是锅炉室,但现在只剩一堆灰尘、折叠椅和几张桌子。艾德加被抓包,但没被关,我记得哈利在他的惩戒听证会上为他说了好话。艾德加有法官撑腰,于是没被开除。他被降职,少了一大堆职责,但保住了工作。哈利拿走他剩下的库存作为报酬。
我撑着门让阿尔文进来。
“我应该要现在付钱给你,但我想先确定你明白接下来会面临什么事。”我说。
阿尔文看起来有些错愕且困惑,尽管如此,在金钱的驱使下,他还是走进了漆黑的房间。我打开灯,趁他经过我的时候,右手伸向他的枪,利落地解开压扣,摸走贝瑞塔手枪。他听到压扣开启时的喀啦声,以及金属物件摩擦皮套的声音,反手想抓住我的前臂。我左手往阿尔文后颈一砍,便让他松手跪倒在地。
“放轻松点,你搞不好还能活着出去。”我用他的枪指向他的后脑勺,“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