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卷宗盖上，感到眼睛酸胀、喉咙发干。
“阿图拉斯，有饮料吗？”我叫道。
“来了。”
如果要熬夜工作的话，我得找些东西让自己撑下去。
艾米的身影充斥我的脑海，我想象她颤抖呻吟、吓得失去理智。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成绩好，爱看书。小时候，她妈妈喜欢读公主故事和童话给她听。我在酒瘾勒戒中心的第一晚，手表闹铃在8点钟响起，知道她也听到和我一样的闹铃，让我感觉和她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会聊天，我每晚会读一章《爱丽丝梦游仙境》给她听。她自己也会读，但她说喜欢我的声音，很抚慰人心。在治疗初期，我觉得自己很像爱丽丝：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跌跌撞撞，看到什么东西都喝，只为了逃出去、挣脱法律束缚、改变过去发生的事。在勒戒中心待到最后，我已逐渐了解，沉溺于瓶中物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终于获准出院时，我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当律师了。我办完出院手续之后，克莉丝汀和艾米来接我，我们在街角的一间小店吃了汉堡和薯条，感觉很棒，像回到了从前。我太太在我需要她的时候陪着我，尽管我曾经忽略了她。我们的关系仍然紧张，但是艾米舒缓了情势。我和女儿一起读书、聊书，慢慢重建关系，不过我小心地不把艾米真正的阅读品味告诉克莉丝汀。我的公寓里有一间小图书室，藏书主题是盗窃技巧、魔术把戏、扑克牌技，以及众多关于我的偶像哈利·胡迪尼[14]的著作。
艾米第二次来我的公寓过夜时，我弄好晚餐走出厨房，发现艾米在读一本胡迪尼的传记。克莉丝汀完全知道我的过去，她不会赞成艾米看这种书，觉得会教坏小孩。我没有告诉她艾米对胡迪尼感兴趣，就像我没告诉她，我教了艾米几招硬币戏法，让她表演给朋友看。10岁的艾米处在年少岁月的神奇时刻，我仍然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我的好友哈利·福特法官曾叫我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因为再过一两年，我就会变成无足轻重的免费司机了。
我的嘴唇开始颤抖。艾米还有着大好人生啊。
我咳了一声，用力抹抹脸，再度打开卷宗。
除了那位警员以及小班尼，另外还有两位证人。第一位是个叫妮基·布伦德尔的女孩，26岁的夜店舞者。她在马里欧被杀的前一晚，看到他跟沃尔切克在东七街的西洛可俱乐部里发生冲突。酒吧斗殴不足以成为雇用职业杀手的动机，米莉安知道，我也知道，但这还是一项很有力的证据。
另一个证人是被害人的堂哥托尼·杰拉多。我突然间想起，自己认识一个叫托尼的人，在我童年好友吉米·费里尼（绰号帽子）手下工作。吉米加入家族事业之后，业余拳击生涯便告一段落。他的家族事业就是组织犯罪。很久以前，托尼和我在吉米的地盘见过一面，他去帮吉米收账，我记不太清楚托尼的模样，但只要看看他的鞋子，我就知道是不是这个人了。收账的人都要开长途车，还常常要等人，花大把时间收账、护钞、赚钱。他们是地位很高、备受信任的雇员，年纪通常比较大。在车子里度过一个星期、几天收一次账、天天把人打个半死后，这些家伙就不会费心打点外表了。但有一个重点——他们会穿昂贵、柔软、轻巧的老式鞋，就像爷爷穿的那种。这些人不穿意大利皮革制的尖头鞋，要是穿了，他们第一趟任务还没办完就会痛死。八旬老人和严谨的黑手党分子，就是让美国生产舒适款鞋子的厂商不至于倒闭的功臣。
托尼的陈述主要针对他堂弟马里欧，以及对沃尔切克的敌意。一开始还不错，他说马里欧在少管所待过，后来“毕业”进入联邦监狱，转换跑道。马里欧和沃尔切克因为一笔债务而有长期纷争。接着，托尼陈述了马里欧与沃尔切克在夜店的冲突。这也许跟妮基·布伦德尔目击的是同一桩争执，但托尼的陈述对沃尔切克不利，提供了更多形成动机的理由，建立了谋杀案前的时序，而且和妮基·布伦德尔的说辞相符，这不太妙。
我再次浏览证人名单。
那位调查员是个大问题，但他的证词没什么争议性。在现场逮捕小班尼的女警不会作证，因为她的证词无关乎沃尔切克有罪与否。
但我可以在那个夜店女郎身上下功夫。
被害者的家属是个麻烦，托尼·杰拉多可能是米莉安的王牌，他应该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出来的。
最后一个证人——明星人物证人X，这个代号是用来保护他未来得到的新身份不被媒体发现。但是沃尔切克再清楚不过，他知道这个背叛他的人是何身份。
托尼·杰拉多和小班尼搞垮了沃尔切克，两个人都很要命。我确信自己已经掌握足够的资料替检方挖陷阱，让沃尔切克忙于应付，没时间管我。
如果我认识的那个托尼就是托尼·杰拉多，我就找到把柄了。
阿图拉斯和沃尔切克正在悄声说话，我故意转动椅子发出声响。沃尔切克闻声看了我一眼，随后关上办公室和会客室之间的门。他想保有隐私不让我偷听，我确实一个字也听不见，但我要他看见我在偷听，这么一来他就会关上门，我也可以不受干扰地观察他们。
在老旧镶窗橡木门的门把下方有个钥匙孔。
我从孔洞间向外看，钥匙应该还插在门锁上，这让我的视野变得更窄。我看到沃尔切克先是跟维克多说话，接着转身拥抱阿图拉斯，之后离开会客室。阿图拉斯坐下来，用俄语和维克多聊天。我现在有点私人空间了。我跪下去，感觉引爆炸弹装置压着我的身侧。差点忘了这该死的东西还在。
我探进外套口袋，拿出从大个子那里扒来的皮夹。我在皮革夹层里发现散放的6张百元钞，还有两个黄铜钞票夹各夹着1000美金，同样也都是百元钞。在几张属于“格雷戈尔·欧布洛斯肯”的信用卡之间，我发现一样让我脑中涌出无数疑问的东西：一张背后写着电话号码的名片。那是一串手机号码，用蓝色墨水写的，名片上没有人名。最让我烦恼的是上面印的内容。名片上载有某个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我不需要看机构名称，那个地址——纽约州纽约市联邦广场26号23楼——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在百老汇，运河街南边、市政厅北边，是联邦调查局的基地。
这让我知道，我谁都不能信任，包括警察，当然还有联邦探员。
我的手表轻响一声——8点了。艾米的表一定也响了，这是属于我们的时间。我不能让自己想到她，必须保持敏锐、专注、愤怒，放任自己担心到发疯可救不了女儿。
还有5个小时可以在哈利开庭前找到他，要在俄罗斯人的监控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方法，光是用想的就让我害怕。
第22章
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将皮夹塞回口袋，坐回椅子上，拿起一份卷宗埋首阅读。
门打开了，阿图拉斯紧盯着我。他朝角落丢了一瓶水。
“奥雷克回家过夜了，所以我要把你锁在里头。维克多和我要休息一下，你也睡一会儿吧。如果你想逃跑……”
“我能跑哪去儿？”我问，“至少让我把外套脱掉行吗？”
“不行。总之试着睡一下吧，我一早会回来看你。”
“拜托。”我站起来，抓住他的右手下臂，露出恳求的表情。他抽手，我旋即转身，用腰挡住他后退的身躯。他跌倒时，我的右手迅速滑进他的大衣——我拿到了今天第二个战利品。他屁股着地，咒骂出声，愤怒地朝我扑来。我没放开他的手腕，拉着他站起来。
“天啊。我很抱歉，老兄。这是意外。”我说着，防卫性地举起双手，掌心对着阿图拉斯，十指张开。战利品藏在右边的衣褶里，在我的手背和下臂之间。这是种很困难的藏法，但我练习很多年了。我还可以在手腕凹陷处藏住一枚银币不被发现，而且还能继续打扑克牌。我装出一副害怕的模样，但其实我的四肢因愤怒而紧绷。阿图拉斯挥出一记右勾拳，我瑟缩了一下，并夸大自己的反应。他笑着关上门，隔壁房间的维克多发出一声大笑。
“娘炮。”维克多说。
我听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等了几秒才把手腕背部转向天花板，让那个黑色的小装置飞到空中。我用右手接住引爆器，心里想着阿图拉斯不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发现它不见了。我需要引爆器，可不能让阿图拉斯在碰巧打开门发现我不见踪影时启动装置。我要去见哈利，我需要带着炸弹去，如果有谁知道怎样解除炸弹的话，一定就是高等法院法官兼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哈利·福特了。
第23章
采取行动前，得先确定我的“保姆”短时间内不会来找我。沃尔切克已经走了。我刚才又听到一阵细碎的对话声，通往走道的门被打开，脚步声一路走向电梯。接着，外面的门关上了，钥匙转动锁孔上锁。透过隔间门上的钥匙孔，我看到维克多闭着双眼躺在沙发上，阿图拉斯则刚离开。
只剩下维克多一个人。
我就这样注视着维克多整整一个多小时，听着沙发上传来的粗重呼吸声。他闭着双眼，手放在肚子上，除了一盏小台灯，室内唯一的光源来自对街的数块广告牌，红、蓝、白的彩色灯光有节奏地舞动，每隔几秒就在房间里进进出出，于墙壁上投影出奇形怪状的动物。
我又听到维克多打鼾，比之前更大声。
我把夹在指间的联邦探员名片翻了个面，思考着我稍早和沃尔切克在车上的对话。
他说小班尼被保护、隐藏得很好，“就连我的人脉都找不到他”。
我现在听懂“我的人脉”这个词了。
沃尔切克手下有个联邦探员卧底，不管他是谁，他无法锁定小班尼的位置。我现在谁都不能信任，如果黑帮能买通联邦探员，他们也能买通100个纽约警察。我再度从钥匙孔窥看，确定维克多还睡在沙发上。看样子阿图拉斯今晚不会回来，他说他早上会来找我。我穿上我的大衣。
现在是9点10分。
逃跑的时候到了。
我迅速移动到窗户边，打开锁住下半片窗的栓子。吐出的气给玻璃蒙上一层雾，我用手搭着窗框，下身一起使劲，猛力一推。
窗户没有动。
一厘米也没动。
我检查了所有栓锁，确定都是打开的。我又试了一次，窗户依旧不动。微弱的光线帮不上忙，所以我用指尖沿着窗框周围摸索，没摸到接缝。这窗户一定是在二十年前用油漆封上后，便再没被人打开过。我拍拍口袋，却没听到钥匙碰撞的金属声。我本来想用钥匙尖端划开油漆，却发现口袋里的钥匙不见了。不知道是被我弄掉了，还是被阿图拉斯拿走了，但我没时间去想。我改拿出钢笔，用笔尖沿着窗框划，划到底的时候，笔尖覆盖着一层硬化的油漆，一条条干燥的橡胶质地的条状物像彩带般从窗户周围掉落。
我站到大窗台上开始推，声音很大，但我别无他法。油漆发出龟裂的声音，一声干巴巴、令人心满意足的呻吟从分离的窗框传来，窗户打开了。外面是一片车喇叭声、音乐和纽约市喧嚣的合奏。雨已经停了，夜间法庭正热闹着，下方一排出租车从大楼这一侧延伸右转到正门口。周一晚上是低峰时段，但传讯庭附近总是有生意，任何在9点以后获得保释的人都会需要搭车。
我把窗户关上一点，掩盖住大部分的噪声，我可不想让维克多听到。我踮着脚往前走了四步，好弯身探出窗外，把头压低到胸口通过窗棂。我的头伸出窗外时，眼睛立刻反射性地闭上。我强迫自己睁眼，立刻就后悔了。此刻，我跪在一块90厘米宽、位于19楼的窗架上，覆盖着石材的厚厚青苔和陈年鸟屎发出一股腐朽的臭味，感觉很湿滑。我右手边是条死路——电梯突出于大楼的部分，无法通过。唯一的选择是往左走，向下一层楼，找到对的那扇窗，并且希望哈利还保持着以前的习惯。
我再度闭眼，想象出一张大楼的内部平面图，试着规划一条从外墙抵达的路线。这栋法院是独栋建筑，南侧和西侧被一座小公园包围。我在大楼东侧，下方是小波特兰街，会接到钱伯斯街，并通往位于大楼北侧的法院前门。哈利的办公室也在这一侧，但不在这层楼。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大楼这一侧有障碍物阻挡我的去路，那是某个高达9米的庞然大物。这个障碍物最顶端三分之一的头、手臂和剑正好挡在我这层，很难爬过去，但并非不可能。
要先通过这位灰色的女神，才能抵达目的地。
我双手抓住拱形窗檐两边的砖块，慢慢把自己拉直成站姿，心里又慌又怕。身处高处总是让我有这种奇怪的刺激感，不管我是离地15米还是150米，当我的头接近天花板时，感觉总是很糟。就算我在离地只有1米的阳台上，只要水平视线看得到天花板，一样会吓个半死，但眼前若是无边无际的天空，就一点事也没有。我始终想不出原因。
站在拱窗下，我的头离花岗石凹壁顶部只有几厘米，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我紧攀着墙，指甲抓得裂开，同时拼命呼吸。刺骨的冷风也来搅局，把我的大衣吹得在身侧啪啪作响，每一口呼吸都异常艰难。下方的汽车喇叭和引擎声、巴士的刹车声、出租车的开关门声，不断地提醒我19层楼下人们的生活犹在进行，我一点都不安全。
我做了一连串快速呼吸的动作，吐出令我手足无措的紧张感，往前踏了一步。动作进行的同时，我的大脑正对着自己大声尖叫——该死，你在做什么？我没管它，专心抓住艾米的影像，那是我的艾米在我心中的影像——我在她吹熄生日蜡烛时将她的头发揽在手中，我们互相展示新手表。平台越来越窄了，只剩几厘米宽，我惊奇地看着右脚往前移动并稳住，准备让左脚跟上。
我没试着去控制面部表情，而是紧抱着建筑物的侧边，左脚缓缓地越移越远，手指因为死抓着砖墙缝隙而开始颤抖。我又动一步。
10分钟后，我站在离女神像1.5米远的地方。
女神的模样很熟悉，大部分人都认得出来：一个蒙上双眼的女人，身穿希腊式长袍，一手拿剑、一手拿天平，手臂举起与地面平行。她蒙着眼是象征公正不阿，无视于种族、肤色、信仰。
是的，完全正确。
她是正义女神，是混合希腊与罗马文明掌管正义的神祇。她的眼睛并不是永远蒙着，伦敦老贝利法院屋顶的女神像就没有蒙眼布。学者认为蒙眼布是多余的，因为人物形象是女性，必然公平无私。他们显然没有开过派克法官的庭。
我的脚再度拖行着前进，但这次的动作几乎难以察觉，慢得令人难受。我皱着眉头，感觉脑袋和胸腔里有一股蠢蠢欲动的热流。迎接愤怒吧，迎接新鲜的肾上腺素。这股冲劲让我又走了60厘米，然后我伸出一只手要抓剑柄。我够不到，脚下也没办法再移动——已经没有平台了。我心中、体内的每一部分都尖叫着要我抓紧墙壁，但为了艾米，我必须碰到剑。我让右脚承受体重，举起另一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