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你得跟我走一趟。”肯尼迪说。
“恐怕我没时间和联邦探员玩小游戏。出去的时候记得关上门。”
“弗林先生，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就别无选择只好逮捕你了。”
“是检察官叫你用这招的吗？”我问。
“有人向我通报了一起疑似炸弹恐吓事件，我们有明确的标准处理程序，但我希望能好好厘清这件事，不用走到逮捕这步。如果你出来，我们就可以谈。我只需要一点时间。”
沃尔切克的头轻轻地、几乎无法察觉地摇了一下，手指移到手机上方。
“我哪里都不会去。”我说。
“弗林先生，我要你站起来。”
“不。”我坚定地说，手却开始紧张地在桌下乱动。
肯尼迪把手伸进外套，掏出克拉克19手枪，紧贴大腿拿着。
“弗林先生，这是最后一次警——”
我打断他：“你一定是我见过的最笨的联邦探员了。”
“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在十秒之内没有站起来，我就会逮捕你。”肯尼迪的声音拔高，语调也更具侵略性。
他背后的两名男子一左一右走进来，是我稍早看到的其他探员，他们想必一起搭电梯上来，在肯尼迪与我说话时搜过整层楼了。这些男子身着深色西装和白衬衫，左边的那个看起来是意大利裔，皮肤很好，双眼清澈且充满青春气息；另外一人体格孔武有力，一头红发，胡子不太整齐。
我不知道自己是瞄到沃尔切克动了，还是感觉到他的动作，其实没差别，我的手伸向手机要阻止他，但他把手抽开了，搭在手机旁边的桌上。我扭着脖子，瞥见屏幕仍是信息草稿的画面，送出或删除的选项也还在。我读不出沃尔切克的表情，但他交叠起手臂的时候，我听到他呼出一口气。
“这层楼安全了。”那个年轻的高个子探员说。
两名探员都注意到肯尼迪拔枪了。
“怎么了，比尔？”红发探员问。
肯尼迪对他的同事置之不理。
“弗林先生，时间到。”他用双手握着克拉克手枪举在面前，瞄准地面。
比较矮小的红发探员说：“比尔，放轻松。他只是个律师罢了。”
肯尼迪没回应，我抓住空档扫视了一下肯尼迪探员。他双手握枪，右手托着枪支底部，左手包住右手以稳定准心。他左手拇指指甲周围的皮肤看起来粗糙肿胀，大概有咬指甲的习惯，我以此判断他可能属于易紧张的性格。联邦调查局以保护监管名义把小班尼藏在某个地方，肯尼迪显然极度担心会失去这个重要证人，他的确很有理由紧张。
这种时刻我通常很冷静。我也面对过紧绷情势，但从来没有伴随着我女儿命悬一线。这个念头激起了我的怒意，就像在轿车上时一样，我需要那股怒意让头脑清晰。我想起了在楼下和米莉安说话的阿诺·诺瓦萨利奇，我找到了出路。
“我要知道你有什么合理根据。”我说。
肯尼迪没有回答，也没再用威胁来还以颜色，就只是站在那里。这令我意识到，如果肯尼迪确定有办法逮捕我，我两分钟前就已经面朝下趴在地上、被他的膝盖抵住后颈了。肯尼迪对这整件事并不笃定。我乘胜追击。
“所以，你的合理根据在哪儿，肯尼迪探员？如果国家以任何行动影响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我有权知道合理根据为何。你的根据是？”
枪在他紧握的手中晃了一下，他说：“我们从消息来源得知，你和另一名人士在法庭中讨论到爆炸物。”
“我想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庭审完之后就会没事了，现在我不想冒任何风险。”
我停顿了一下，好让他有时间思考，开始怀疑。
“肯尼迪探员，关于这段据说在法庭内发生、涉及爆炸物的对话，有没有可能，和我说话的人是沃尔切克先生？”
“我相信是。”肯尼迪说。
我缓慢地呼吸，在出招前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么，米莉安·苏利文是雇用了谁监视陪审团？有没有可能是阿诺·诺瓦萨利奇？”我又问。
肯尼迪看起来很讶异，但仍极力掩饰。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来辩论。站起来，弗林。”
他把“先生”省略了，我显然已经戳到他的痛处。肯尼迪移动了一下双脚，越来越焦躁，可能在想自己是否刚刚犯下了此生最大的错误。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对他使出全力一击。
“肯尼迪探员，如果你逮捕我，我就状告联邦政府，要求赔偿1000万元，而且我会胜诉。我会让你和你主管的工作都不保，对我来说却是锦上添花。如果你逮捕我，我的当事人就保证会得到无效审理的结果，检方必须休庭，让我的当事人寻求新的代理律师，在沃尔切克的新律师准备的同时，派克法官不会让陪审团坐着等一个要休庭一年的案子，不可能。她会宣布无效审理，等明年沃尔切克的新律师准备好再找新的陪审团。”
肯尼迪陷入沉默，所有紧张的小动作都停止了，我觉得我打出效果来了。
“本市的检察官预算有限，如果地方检察官花大钱雇用阿诺那小脏鬼的消息曝光，场面会多难看？肯尼迪探员，你们检察官的陪审团顾问对陪审团进行了非法的刺探。我不知道米莉安雇用阿诺时是否完全了解他是怎么办事的，但她现在知道阿诺能读唇语了。他可能告诉你他读了我的唇语，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说到炸弹。他没有跟你说他听到我这样讲，对吧？如果他读了我的唇语，或试图这样做，那么他也在读陪审团的唇语。这样是藐视法庭、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性，可处五到十年的实质刑期。那个人在我跟客户谈话时进行刺探，我们在法庭上说的每句话都是跟案件相关的，这点你不可能说服法官相信其他解释。我们的所有讨论内容都是机密，受律师与当事人的秘匿特权[12]保护，如果没有最高法院的命令，侵犯这项特权就是违法。”我倾身向前发表结论，“让我把话说清楚。你仰赖的证据来自一个不择手段、在法庭内涉及非法行为、侵犯秘匿特权的人。他对你瞎扯一通，让他自己面子好看，说不定还能当上联邦级专家证人？你现在要是基于那项证据逮捕我，你就是个蠢蛋，我也不介意让你丢工作、让政府给我钱。所以，请便吧，逮捕我啊。帮我打赢官司、让我发大财。”
我伸出手腕让他上铐，看起来一副自信且肯定的模样。实际上，我的肚腹翻搅，心跳快得让我觉得自己要心肌梗塞了。
肯尼迪一动也不动。
“比尔，别这样。”他身后的红发探员说。
肯尼迪的嘴唇扭曲欲咆哮，他无法下定决心，为此难受不已。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份犹豫不决，还是因为我的长篇大论，但他退让了。
“事情还没完，弗林先生。”他将手枪收进枪套。尽管我如此努力掩饰自己的焦虑，这时仍然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他的手垂到大腿两侧，我看到他开始抠起拇指。
见他转身离开，我垂下手，他却突然停下来，把我上下打量一遍。
他似乎摆脱了愤怒和犹豫，明显放松下来，说道：“我们会再谈谈的。”
他们走了，如来时一样迅速。我可以听见那几个探员在走廊上压低声音谈话，然后是其中一人踹向电梯金属门的闷响。汗珠滚下我的眉毛，我擦擦脸，脸颊传来一阵刺痛。我在手中看见发亮的汗水和一抹血色，一定是阿图拉斯拿刀抵着我的脸时割伤的。我的衬衫袖口有干涸的血污，大概是我捏碎威士忌杯时手掌流的血。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撑过来了。我将右臂伸过胸前以平复心跳时，指间碰到一个小小的突起，是我在轿车上偷的那个皮夹，从那个差点把我拧断头的大个子怪物身上偷的。我得看看那个皮夹，我得知道我到底在对付谁，但除非我确定四下无人、不受窥伺，否则我不能冒险看，还不能。不过很快就有机会了。
第18章
在我找出解药前，神经紧张造成的头痛困扰了我大半辈子。解药是什么？是一位身高180厘米、花名小布的应召女郎。在我成为律师前，她曾在我搞的一个保险诈骗计划中假冒物理治疗师。我们开始靠假车祸从保险公司那儿骗到钱后，她就不再接客，真正融入了她的角色。她去上夜间课程，白袍下不再穿短裙和低胸V领上衣，而是正式的制服。
当时我常熬夜维修下一次设局用的肇事车，脖子因长时间缩在报废旧车底下而酸痛得像有火在烧，小布则待在办公室里念解剖学。她教了我不少姿势：抬高脖子、放松肌肉、拉直背部、正确呼吸。她的招数从不失灵——仰一下头，如果忍得住痛的话就维持两秒再放松。后来，我将这些改良应用在出庭的站姿上，让我显得更从容自若。我转动肩膀，做了她教的伸展动作。
电梯接走了那些探员，老旧的门关上时发出当的一声。
阿图拉斯又恢复了笑容，沃尔切克笑出声来。
“表现很棒。”沃尔切克拿起手机，删掉那则信息。
成功的骗子要仰赖许多种不同的技能，但如果你没办法让别人信任你，再多的技巧也没用。和潜在的目标建立信任关系，无异于和陪审团建立信任——适用同一套规则。搞垮高斯坦之后，我的说服策略完美进行，现在又请走了联邦探员，我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沃尔切克的信任。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这份信任。
“我怎么知道我女儿是不是还活着？”我问。
阿图拉斯的笑容慢慢褪去，双唇紧抿。
“你可以跟她说话。这是你应得的。别想跟她打暗号。她很冷静。记住，她以为跟她待在一起的那些人是你因为遭到恐吓而安排的私人保镖。”
阿图拉斯拨了一组号码，按下扩音键。对话内容我听不懂，他改用俄文对话，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对方没有拉高声音。电话那头是位女性，阿图拉斯讲话时的表情变得柔和，我想那可能是他的女友。他说完话，将手机递给我，我把它举在离脸不到10厘米的地方。
“艾米，你在吗？”我说。
毫无声息。
“爸？”
我拼命不让自己的声音染上情绪。
“对，是我。你还好吗？”
“我很好。发生什么事了？你和妈在哪儿？伊兰雅说我不能……我……不能去外面。”
她的声音听起来在颤抖，手机喇叭随着艾米短促沉重的呼吸发出杂音，她很害怕。我猜伊兰雅就是刚刚与阿图拉斯说话的人，可能是他的女人。派女性来照料这个年纪的女孩确实合理，对学校来说，由女人出面也更有说服力。
“最好就听那位女士的话吧，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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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没有在这里？我是说……我们应该待在一起，不是吗？”艾米的声音在说最后一个字时颤抖地拉高了。
艾米就是这样——聪明、好问，而且最近脑中装备了这个年纪的小孩似乎都有的“测谎仪”，功能十分精良。她知道事有蹊跷，受到惊吓了。
我清清喉咙，用手捂住话筒，鼓起腮帮子吹出一口气。我不能让艾米察觉到我声音中的恐惧，逼自己咽下喉中那股搔抓着的酸涩紧绷感。
“我很爱你，宝贝，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了。别怕，我不会让你出事的，你是我的小天使，记不记得啊？”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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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
“妈跟你在一起吗？我可不可以……拜托……我想跟她说话。我想要你……我想要你跟妈来接我，拜托。我爱你。拜托你来接我，爸爸……拜托……”她完全崩溃，尖锐的哭声越来越接近歇斯底里的状态。手机从她手中被拿走，她的哭声逐渐微弱。
我眨掉一滴眼泪，试着叫唤她，但喉咙哽住了。阿图拉斯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我已经把他预备给我的时间用完了，他伸出手放在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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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没事。别哭了。我也爱你。”我拔高因恐惧和愤怒而变得浊重的声音。
阿图拉斯挂断电话。
我想把他们全杀了，现在、立刻、当场就杀。我用尽最后一分意志力才阻止自己，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还不能。对方有三个人，就算我的速度够快，他们还是至少有一个人能拨出那通电话，会结束艾米生命的那通电话。我得想其他的办法。
“我太太在哪儿？”
“就我们所知，她并不知道艾米失踪了。”沃尔切克说，“校方以为艾米在接受监管保护，学校那边没有对假的安保公司识别证有疑问。你太太以为艾米明天晚上才会回家，她不会对你造成困扰，我也不会。如果她会的话——她就要去跟你女儿做伴了。”
我左右轻转脖子，以舒缓那股从肩膀扩散到脑袋的痛楚。艾米知道有坏事发生了，她不信任绑架她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说辞，我从没有见过她如此害怕。她上一次受到惊吓大约是一年半前的事。她的英文课上有公开演讲活动，聪明风趣的艾米被选中要在全校面前发表3分钟的演讲。她坐在我们家的餐厅里，静静地对着讲稿啜泣。我读过讲稿，写得很好，问题在于她要站在几百个学生面前讲那份稿子。经过一番鼓励，她读了演讲词给我听，但还没读完就整个呆住，说话结结巴巴，最后哭了出来。
“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去学校了。真的没有办法。”
于是我告诉她，我要教她成为杰出演说家的秘诀——毕竟我是个律师呢。
“扭扭你的脚趾。”
“就这样？”她说。
“就这样。因为某种缘故，我们的大脑在身体忙碌的时候，会发挥最好的效能。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在开车、煮饭、蹲马桶的时候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超棒的点子。没有人会看你的脚，而且这样你就不会一心想着你多紧张了——你只会想着自己的脚趾。”
她扭动着脚趾把演讲词再念一遍，这次表现得非常完美。
我们坐在餐桌旁的那晚还真有意思。我想不起来她最后一次拥抱我是什么时候了。隔天，我错过了她的演讲，光顾着和杰克接的一个武装抢劫的案子，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那天深夜我回家时，克莉丝汀告诉我，艾米的表现很棒，但是她一路从学校哭回家，因为我没有去看。
我让我的小女儿彻底失望了。
1-646-695-8875这串数字一遍又一遍重复，我任它在脑中回响。
我不会忘记这串号码。在通话中，我看到它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以明亮的白色字体显示。我可以拿它怎么办？我现在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