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派了一个伙伴望风，其他人爬上油罐车车顶，打开盖子，往里面的碳氢燃料中掺入了好几公斤沙和污泥。过几天，这罐由我们“精心”调制的燃料就会被灌入德国人的轰炸机或者歼击机里。到时飞行员们一离开地面就会纳闷：为什么引擎会熄火？为什么飞机突然往下坠？为什么会爆炸？稍微幸运点的，可能会在还没开出跑道时就发现飞机已经报废了。
仅仅凭借一点沙土和石子，我的伙伴们就能远在千里之外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摧毁敌人的飞机。完成任务后已经是大清早，大家一起往回走，我感到这次行动与我的第二个梦想——加入皇家空军，总算有些沾边了。
我们有时还会溜进图卢兹雷纳尔车站，掀开列车车皮上的遮雨布，然后找有用的东西下手。我们在里面发现过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机翼、容克轰炸机的机身以及斯图卡战斗机的尾翼。所有这些都是在附近的拉泰科埃尔工厂生产制造的。我们将控制电缆通通剪断。如果发现了引擎，我们则会直接拔掉电线或者抽掉油管。被破坏掉的飞机零部件数不胜数。而我每次要采取破坏行动时，总是希望有个同伴陪着，否则我一定会走神。每当我捣毁机翼时，总是会分神联想到自己坐在“喷火”战斗机的驾驶舱里，手握操纵杆，耳边吹过一阵阵风。还好每到这时，埃米尔或者阿隆索就会跑来搭住我的肩膀，抱歉地将我拉回现实：“走了，让诺，我们该回去了。”
10月份的前半个月，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不过今天的任务要大得多。埃米尔得到消息，明天将会有十二辆火车头被运往德国。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人。这么多人一起行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一旦六人被抓获，兵团将损失将近三分之一的成员。但为了完成这么大的任务，冒点险是值得的。十二个火车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十二枚炸弹。当然不可能六个人排着队去查理家领炸弹，所以这次他负责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
一大清早，查理就准备出门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包裹放进自行车前的篮子里，上面铺上从菜园里采来的新鲜蔬菜，再盖上一层遮雨布。他一边蹬车，一边哼着歌，在图卢兹的乡间小路上惬意前行。查理的自行车是由我们偷来的许多自行车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独一无二。它的把手有一米长，坐垫很高，车架一半蓝色一半橙色，两边的踏板极不对称，还有两只女式手提袋挂在后轮两侧。这辆自行车真是太古怪了。
查理的长相也很古怪。他一点都不怕进城，因为警察通常都不会注意他，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街边的乞丐。乞丐虽然很麻烦，但并不危险。所以凭着一副邋遢的样子，查理一般都会躲过警察的目光。但今天除外。
他拎着炸弹穿过卡皮托勒广场时，被两名宪兵拦了下来，要求进行例行检查。查理将他的假身份证递了过去，上面显示他的出生地为朗斯。不过宪兵们好像不识字似的，还是询问了他的出生地。查理毫不犹豫地回答：“伦兹！”
“伦兹？”
“是的，伦兹。”查理双手交叉在胸前，肯定地说。
“您说您出生在伦兹，可您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朗斯。所以，要么您在说谎，要么这是一张假身份证。”
“不可能！”查理用他特别的口音说，“我就是说的伦兹！加来海峡省的伦兹！”
警察看着他，心想，这个家伙不会在心里嘲笑我吧。
“别告诉我您是法国人。”
“当然是！”
这次警察彻底被他的口音搞蒙了。
“您住在哪里？”警察用命令的口吻问。
查理努力地发出了：“布里斯特！”
“布里斯特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转向了自己的同事。
“布里斯特在菲尼斯提尔省。”查理尖声回答。
“我想他是想说菲尼斯泰尔省的布雷斯特。”
查理高兴地点了点头。有点恼火的警察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彩色的自行车、乞丐的打扮，再加上一篮子蔬菜，查理的确不怎么像一个来自布雷斯特的渔民。宪兵已经受不了和他鸡同鸭讲了，于是要求他跟他们去警察局验明身份。
这回换查理盯着他们看了。他和小卡米尔上的法语课这次算派上用场了。只见他走到宪兵面前，俯身靠近他的耳朵说：“我的自行车篮子里装的是炸弹。如果你们把我带去警察局，我会被枪毙。而明天，就轮到你们被杀了，因为我在抵抗组织里的同伴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幸好，在紧急关头，查理的法语可以这么流利！
这名警察犹豫了一下，本来放在枪上的手垂了下来。他和同事简单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查理说：“赶紧走吧，布雷斯特人！”
中午时分，查理将十二枚炸弹递到了我们手里，并且大笑着向我们讲述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可詹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他批评查理说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不过查理毫不在意，还是满脸堆笑地说很快就会有十二个火车头被炸毁，从此变成废品。最后，他祝我们好运，骑上车回去了。直到今天，我有时仍会在夜晚入睡前听见查理踩着自行车往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骑去，他坐在高高的坐垫上，爽朗的笑声和自行车一样，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晚上十点，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可以行动了。听到埃米尔的暗号后，我们翻墙进入了铁轨。从墙上跳下去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因为每人兜里都揣着两枚炸弹呢。天很冷，湿气让我们觉得连骨头都被冻住了。弗朗索瓦在前面开路，阿隆索、埃米尔、弟弟克劳德、雅克和我排成一列跟在后面，幸好有停靠在铁轨上的火车做掩护。整个兵团看上去很整齐。
前面有个士兵在巡逻，我们停下了脚步。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尽快赶到远处停靠火车头的位置。今天下午我们演习过一次。埃米尔打探到，所有火车头都被放在调车场。我们每人要负责两个车头。首先应该爬上引擎，攀着侧面的梯子上到锅炉顶部；然后用香烟点燃引线，用绑在上面的铁丝缓慢地将炸弹放入烟囱内；再把铁丝套在烟囱旁边的小环上，使炸弹可以在离锅炉底部几厘米的地方悬空挂着；接着爬下车头，穿过铁轨，在下一个车头上进行同样的操作。两枚炸弹放置完毕后，要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前方百米开外的一堵矮墙处躲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帮助其他人，避免任何伙伴被炸伤。当三十公斤炸弹同时爆炸时，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阿隆索看着埃米尔：得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挡在路中央的人。埃米尔掏出了手枪。这名士兵嘴里叼着烟，划亮了一根火柴，火光映照出他的脸。尽管穿着一身漂亮的军装，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而不是令人憎恶的纳粹。
于是埃米尔又把枪收了回去，示意我们将他打昏就行了。大家都同意了，我却有点为难，因为他们让我出手。动手打昏一个人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在击打他头部的同时，还得保证不会将他打死。
我们将昏死过去的士兵抬进一节车厢，阿隆索轻轻地关上了车门。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埃米尔抬起手臂准备发信号，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行动的开始。我抬头看着天空，心想，在天上作战肯定比在石子煤灰路上带劲得多吧。突然一个小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应该不是近视又加深了：我好像看到所有火车头的烟囱都在冒烟。也就是说，火车头的锅炉正燃着。根据上次在查理家“煎蛋聚会”（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在食堂里也会这么说）的经验，我明白了所有装着炸药的东西只要靠近热源，就会变得极易爆炸。除非有奇迹出现，或者有任何我高中水平的化学知识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否则我们必将遭遇查理那样的“严重问题”。
就像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常说的那样，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理可循的。锅炉之所以还开着，是因为我们忘记提前通知铁路工人今晚要采取行动，结果他们一直在往里加炭，以保证蒸汽持续散发，让明早的火车可以准时出发。
为了不破坏同伴们的行动热情，我决定把自己的发现只告诉埃米尔和阿隆索。当然只能轻声耳语，我可不想再引起警卫的注意，不然又得打昏几个才行。不过还没开口，我就看到阿隆索也在盯着冒烟的烟囱。跟我一样，他也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按照计划，我们要通过烟囱将炸弹挂在锅炉里；可要是锅炉是热的，我们就很难做到，甚至无法判断炸弹在这样的温度下何时会爆炸；引线到时也帮不上忙了，只能变成没用的装饰。
也许埃米尔在铁路上工作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爆炸时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我们不会怪他答不上来。
阿隆索认为炸弹被放到一半时就会爆炸，但埃米尔没那么悲观，他觉得在锅炉这样的圆柱形铸铁里，热量散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多少时间呢？”面对阿隆索的追问，埃米尔给不出答案。我弟弟最后总结说：“反正已经来了，拼了吧！”
我说过，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一定要毁掉这些火车头。大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继续行动的决定，没有人弃权。于是埃米尔重新举起手臂，示意大家开始行动。我壮着胆子问了每个人都在琢磨的问题：“那我们还要不要点燃引线？”
埃米尔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要！”
接下来，一切进行得很快。大家分散跑向目标，爬上各自负责的第一个火车头，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引线点燃了，如果不考虑前面讨论过的热量问题的话，我有四分钟时间将炸弹放入锅炉、系好铁丝、奔向下一个目标、重复刚才的动作，然后跑到矮墙边躲起来。我拿起铁丝，将炸弹轻轻地放入锅炉，脑子里不停地估算着到底实际上还剩多少时间。
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从查理将鹅肝油放进锅内到发生爆炸，中间间隔了起码三分钟。所以，要是足够幸运，我应该不会被炸死在火车头的锅炉顶上，或者，我至少可以有时间放下第二枚炸弹。
第一个任务完成了，我迅速跑向第二个火车头。阿隆索在几米远的地方向我示意，告诉我一切正常。看到他的进度跟我差不多，我稍微放心了一点。我知道有些人连点煤气灶都很怕被突然蹿出的火苗伤到；我很想看看要是让这些人将一枚三公斤重的炸弹放入燃烧着的火车头锅炉里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最让我放心的是，弟弟也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准备往前方跑。
阿隆索落在了后面，因为他在跳下车时把脚卡在了铁轨和车轮中间。我和弟弟拼命帮他往外拉，此时，我甚至已经听到了丧钟在耳边响起。
虽然脚疼得厉害，但我们终于将他拉了出来，然后飞快地往前跑去。第一声爆炸响起，强大的冲击力将我们推向矮墙。
弟弟过来把我搀了起来，看着他满是尘土的脸，尽管还有些耳鸣，但我振作精神，带着他一起向自行车走去。
“你看，我们成功了！”弟弟笑着说。
“你在笑吗？”
“当然，这是多么愉快的晚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回答我。
身后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天上仿佛下起了铁屑雨。我们在很远的地方还能感受到那股热量。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车，转过身去看着远处的一切。
弟弟的笑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今天不是7月14日，也不是圣约翰节，只是1943年10月10日，但我们看到了一场最美丽的烟火表演。明天，德国人将失去他们那十二个火车头。
天亮了。昨晚炸完火车头后，我跟弟弟约好今天一起喝咖啡。现在我已经迟到了。我们彼此都很想念对方，因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准备去埃斯基罗尔广场旁边的咖啡馆赴约。
“您在大学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正要跨出门口时，杜布朗太太的声音在走道里响起。从语气上判断，她并不是真想关心我的学业。我转过身来，尽量做出一副令人信服的表情。如果她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我就必须尽快搬走，最好今天就离开市区。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杜布朗太太？”
“如果您碰巧是学医的，或者是学兽医的，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的猫生病了，起不了身。”
“哦，杜布朗太太，我很想帮您，不过我是学会计的。”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脱身，谁知她马上就若有所思地说：“真遗憾。”这一举动让我不知所措。
“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希望您能帮我看看猫。”
她一把抓起我的手臂，把我拉进了她的房间，小声在我耳边说：“有些话还是在里面说比较好，我家的墙壁并不厚。”听完这话，我的心情更加忐忑了。
杜布朗太太的房间跟我的差不多大，多了一些家具和一间水房。扶手椅上躺着一只灰色的大猫，看上去气色不比我好多少。我一声不吭地站着。
“听着，”她关上了房门，“我不管您学的是会计还是数学，像您这样的大学生，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他们总是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甚至再也没有回来取过自己的衣物。对于您，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我不想被警察骚扰，更不想惹到保安队。”
我的胃里一阵痉挛，好像有人在我肚子里玩游戏棒似的。
“您为什么说起这些？”我嘟囔着问。
“因为我很少看到您在学习，但您又不像一个懒得不可救药的人。而且，您的弟弟和朋友偶尔会来家里，他们看上去都像是恐怖分子。所以我才告诉您，我不想惹麻烦。”
我非常想知道杜布朗太太是怎样定义恐怖分子的。尽管出于安全考虑，我应该保持沉默，因为这不过是她对我的怀疑而已，但我还是没忍住：“我认为真正的恐怖分子是纳粹和保安队的人。而我们，我的朋友和我，都只是憧憬世界和平的大学生。”
“我也想要和平，但首先得保证我家的平静！所以，小伙子，不要再在我家里说刚才的那些话。保安队队员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我在路上看到的他们都是衣着整洁、很有教养的样子。这比我碰到的其他很多人都强。您明白了吗？我不希望自己家里发生任何事情。”
“是的，我明白了。”我沮丧地回答。
“别把我想得太坏。我明白，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您和您朋友所做的一切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念。但我还是希望这些事都发生在外面，不要在我家里。”
“您是要我搬走吗？”
“既然您付了房租，我没理由将您赶走。但以后请不要再带您的朋友来家里温习功课了。尽量让您自己看上去像个正常的小伙子吧，这样对我、对您都有好处。”
她随即开门让我出去。我向她道了别，然后飞奔去找弟弟。他应该等得很不耐烦，可能已经开始担心了。
透过玻璃，我看到弟弟和索菲并排坐着喝咖啡。索菲竟然也在！我想她应该没有发现我红着脸走过去的样子，我找借口说是因为跑得太快。弟弟好像一点都不介意我的迟到。索菲起身，准备把时间留给我们哥俩，但克劳德请求她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本来说好的两人“密谈”泡汤了，但我一点也不怪他。
索菲自己也很高兴留下来。情报员的工作和我们的一样艰难。她和我一样，也是佯装成大学生租房住。每天一大清早，她就会离开自己位于“石子坡”的家，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去，确保身份不会暴露。在没有跟踪或传递任务时，她就在街上四处游荡，等到天黑再回家。这样的日子到了冬天是很难熬的。唯一可以喘息的时刻，就是在酒馆柜台前短暂地取暖。她从来不敢待太长时间，生怕被注意到。毕竟，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独自一人，很容易惹人注目。
每周三她会去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在周日的时候把故事情节讲给我们听。其实也就前三十分钟的剧情，因为里面实在太热了，还没演到一半，她就昏昏欲睡了。
我很难想象索菲到底有多么勇敢。她漂亮，脸上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机应变。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心动，所以我看到她就脸红也是正常的。
“上周我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一边抚着额前的头发，一边说。
我和弟弟都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想打断她的话。
“你们怎么回事？哑巴了？”
“没有，没有，你接着说。”弟弟笑容灿烂地回答她。
索菲疑惑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然后开始讲她的故事。
“我当时带着三支冲锋枪去卡尔莫交给埃米尔。查理把枪藏在一只行李箱里，挺沉的。我在图卢兹火车站上了车，打开车厢门时，居然发现里面坐着八个宪兵！我赶紧踮起脚准备离开，心想最好他们没人注意到我。谁知道其中一个宪兵站起来对我说，挤一挤还是可以坐下的。另一个人甚至直接走过来要帮我提行李箱！你们要是我，会怎么做？”
“我会请求他们立马把我干掉了事。”弟弟回答说，“还等什么呢？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不是吗？”
“是啊，就像你说的，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就任由他们帮我拿箱子了。他们替我把箱子塞到座位下面，然后一路和我聊到了卡尔莫。但这还不算完事！”
此时我又开起了小差。我想象着索菲对我说：“让诺，如果把你那头可怕的红头发换个颜色的话，我会非常愿意拥抱你的。”那我一定马上就去把头发染了，一刻都不耽误。不过很遗憾，她没有提这个要求，我的头发还是那么红。她继续讲着故事。
“火车到卡尔莫站了。你们猜怎么着？我居然碰到了检查！车窗外，德国人将站台上的所有行李都打开了。我想，这次真的完蛋了！”
“可不是吗！”克劳德一边附和着，一边将手指伸到咖啡杯底蘸来蘸去。
“看着我一脸沮丧的样子，那群宪兵笑了起来。他们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会带着我走出车站的。我很是吃惊。他们的队长解释说，我箱子里装的那些火腿和香肠由我这样的女孩子享用，当然好过送给那帮德国士兵。我的故事神奇吧？”索菲大笑起来。
虽然早已被她的故事吓出了一身冷汗，但看到她那么快乐，我们自然也跟着高兴。只要待在她身边，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可她所做的一切不是在玩游戏，每次都可能会因此被枪毙。
索菲今年十七岁，父亲是卡尔莫的一名矿工。一开始父亲并不赞成她参加兵团。詹把她招募进来的时候，她父亲甚至还跑来大吵了一架。其实她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抵抗分子了，所以他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来阻止女儿从事同样的事业，与詹的争吵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她越讲越起劲。
克劳德和我耐心地等待着故事的结局。
“埃米尔在站台的角落等我。可他看到的竟是我被八个宪兵簇拥着走出来，其中一个还帮我提着那只装有三支冲锋枪的箱子！你们能想象他当时的样子吗？”
“他什么反应？”克劳德问。
“我使劲冲他招手，老远就对他喊着‘亲爱的’，然后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免得他被吓跑。宪兵把箱子递给了他，然后向我们告别。我感觉在宪兵离开了好一阵子之后，埃米尔的身体还在发抖。”
“要是知道火腿那么好的话，我以后就不吃犹太食品了。”弟弟抱怨说。
“没有什么火腿，里面是冲锋枪，傻瓜。那群宪兵刚好那天心情不错吧，就这么简单。”
克劳德一定不是在嫉妒那帮宪兵，而是对埃米尔有点眼红。
索菲看了看表，然后站了起来：“我该走了。”她和我俩一一拥抱道别，走了出去。我和弟弟就这样并排坐着，沉默了好长时间。下午我们分开的时候，彼此都明白了对方在想什么。
我提议明晚再碰头，多聊一会儿。
“明天晚上？我没时间。”克劳德说。
我没问他什么，但从他的沉默里已经知道，他又要去执行任务了。他也看出了我的担心：“我结束后去你家找你，十点以后。”
我知道完成任务以后，他还得骑好长一段路逃跑，确保安全之后才能来见我。为了能让我安心，他觉得累一点也无所谓。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杜布朗太太的话一直让我如鲠在喉。要是向詹汇报的话，他一定会让我离开市区的。可我不想住得离弟弟和索菲那么远。但转念又想，如果我不向任何人通报，而最后自己被抓的话，可能会犯下无法原谅的错误。思来想去，最后我跨上自行车，飞快地向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骑去：查理总会给出好建议的。
果不其然，他非常愉快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去菜园帮忙。在加入抵抗组织之前，我在马努瓦尔菜地工作过几个月，所以对锄草、耕种之类的事很在行。查理对我的技术相当满意。很快我们便进入了正题，我将杜布朗太太说的话向他重复了一遍，他听后觉得我不用担心。
他认为杜布朗太太如果不想惹祸上身的话，就不会去告发我，因此她一定会有所顾虑。而且她对我说过：“别把我想得太坏。”所以我不应该对她全盘否定。查理还告诉我，其实很多人都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怕事，他们跟告密者是不一样的。杜布朗太太就是这种怕事的人。侵略者的行为还没有把她逼到走上绝路的地步，所以她选择不作为，就这么简单。
“人只有在意识真正觉醒之后，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查理一边拔着萝卜，一边对我说。
查理是对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份工作、一间房子、周日能休息几小时，这便是所谓的幸福。他们觉得平静便是幸福，对是否活得有意义并不关心。即使邻居已经在痛苦中煎熬，但只要没有殃及自身，他们便选择不闻不问，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怯懦。对有些人来说，活着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最近别带朋友去家里。”查理提醒我。
之后，我们安静地锄草，他负责萝卜地，我负责生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