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个收起笑容的：不是觉得这场景不够有趣，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角落里面对面坐着的达米拉和马克。既然詹都可以和卡特琳娜在一起，那么马克当然也不能被剥夺与爱人共进午餐的权利。我看到他和达米拉的手紧紧扣在一起。
我的爱情梦想破灭了。就在我们埋头吃扁豆时，其他人都低着头，在擦笑出的眼泪。卡特琳娜用围巾遮着脸，但还是忍不住爆发出笑声。整个饭馆的气氛变得愉悦起来，连詹和老板都受到了感染。
傍晚，我送克劳德回家。在乘电车离开前，我转身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因为之后，我又要回归孤独了。但他没有回头，其实这样更好。回到住处的他不再是我的弟弟，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这一晚，我感到非常沮丧。
周末横跨了七、八两月。今天是1943年8月2日，周一。就在今天，我们要为马塞尔报仇。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半，在莱斯皮纳斯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对他下手，因为这是他唯一有规律的作息，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卡特琳娜早上一起床就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老是觉得执行任务的伙伴会出事。会不会漏掉了什么细节？会不会有一群警察驻守在莱斯皮纳斯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而她没有留意？她将自己之前监视的那一周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回放。她在那条路上来回走过多少次？一百次？还是更多？玛丽安娜也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那么担心呢？为了不再胡思乱想，她决定前往法院，因为在那里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行动的消息。
法院上方的大钟指向两点四十五分，再过四十五分钟，她的同伴就要开枪了。为了不引起注意，她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佯装阅读墙上贴出的公告。但她一个字也读不进去，一直在重复看着同一行。一个男人从她身边走过，路面上回响着他的脚步声。他的脸上带着怪异的微笑。另外两个人走来向他打招呼：“代理检察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一位朋友。”
卡特琳娜吃了一惊，转身看着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向微笑着的那位先生伸出手去，另一个继续介绍道：“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先生，这是我的好朋友迪皮伊先生。”
卡特琳娜的脸僵住了，这个面带奇特微笑的男人根本就不是她盯梢的那个。可是，是詹把地址告诉她的，而且他家花园大门的牌子上的确写着“莱斯皮纳斯”。她的头快要爆炸了，心跳变得越来越快。她慢慢理出了点头绪：住在城郊富人区的那位莱斯皮纳斯只是跟我们的代理检察长同名同姓而已！詹怎么会那么蠢！一个如此重要的代理检察长的地址怎么可能出现在黄页上？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三点整，三十分钟以后，一个无辜的人将会被她的同伴击毙，而他唯一的罪过，只是和另一个人同名同姓罢了。卡特琳娜告诉自己要冷静，要赶快恢复理智。首先，她要若无其事地离开，不让任何人发现她的异常。一旦走出法院来到街道上，她必须快速偷到一辆自行车，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赶去通知同伴。只剩下二十九分钟了，但愿那位她之前想置其于死地、现在却要去营救的人不要提前出门。
她在路上飞奔，发现前面墙边停着一辆自行车，它的主人正在报亭买报纸。
她来不及多想就冲了上去，骑上自行车，全力往前骑。身后并没有传来“有小偷”的叫喊声，大概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被偷了东西。她闯过一个红灯，围巾在慌乱中散开了。一辆小轿车冲了过来，响了一声喇叭。她的大腿擦伤了，腰也被车门把手剐蹭到。摇晃了几下后，她找回平衡，顾不上疼痛，继续加速前进。车轮不停飞转着，不时因吓到行人而受到责骂，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时间道歉，更没有时间停下来。在穿过电车轨道时她稍微留意了一下，因为要是以这个速度滑倒在铁轨上的话，她会痛得无法站起来。两边的建筑物迅速后退，人行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灰线。她感觉肺都要炸开了，胸口如火烧般难受，但这些跟五颗子弹穿透一个无辜者的身体相比，通通不算什么。现在几点了？三点一刻？三点二十？终于来到了她执行监视任务时每天都要经过的那个小坡。
她生气的是詹的愚蠢，但更气自己的大意：她怎么可能笨到相信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会像她监视的那个人那样对自己的安全完全不在乎？那段时间，她整天嘲笑这个蠢蛋，一直认为这次的猎物很容易就能被干掉。其实，真正应该被嘲笑的，是她自己。这位莱斯皮纳斯先生当然有理由自由自在地出入，因为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成为抵抗组织或者其他任何人攻击的对象。虽然感觉腿快断了，但她没有松懈。骑下小坡了，只剩最后一个十字路口，时间还来得及。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了，她应该可以听到枪声，幸好到目前为止，耳边只有嗡鸣声。这是她的太阳穴绷得太紧的结果，还没有枪声响起。
到达目的地了。只见无辜的莱斯皮纳斯关上房门，穿过自家花园。罗伯特走上街道，衣服口袋里的手已经握紧了枪，马上就要射击了。一秒也不能再耽搁。卡特琳娜一个急刹车，自行车滑倒在一旁。她快步冲上去按住了罗伯特的手。
“你疯了吗！这是干什么！”
她喘得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但抓住同伴的手始终没有放下。她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看着满脸疑惑的罗伯特，她终于挤出了三个字：“不是他！”
无辜的莱斯皮纳斯坐进自己黑色的标致202，静静地开走了。在经过这对看似相互拥抱着的情侣时，他朝着他们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望着反光镜里渐渐远去的两个人，他心想：“相爱的人，总是那么美好。”
今天是令人愤怒的一天。德国人闯进了大学。十个年轻人被抓到大厅里进行质询。他们被枪托击打着往前走，被一步步拉下楼梯，最后被带走了。所以，我们绝不能放弃。即使常常饿得头晕目眩，即使每晚都得担惊受怕，即使不断有伙伴被逮捕，我们也决不能退缩，我们要抵抗到底。
卡特琳娜用尽所有力气挽救了一个无辜的人。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会杀害任何无辜者，即使他是被迫为德国人工作的人。代理检察长还活着，我们得重新开始侦察工作。由于不知道他的住址，所以得从他离开法院时开始盯起。整个过程很困难。莱斯皮纳斯通常坐一辆大型的黑色霍奇基斯出行，有时是一辆雷诺，都由司机驾驶。为了不引起怀疑，卡特琳娜制订了一个跟踪计划。第一天由一名同伴从他出法院门开始跟起，几分钟后便停下来。第二天，由另一名伙伴骑上不同的自行车从前一天结束的地方继续跟。如此这般接力下去，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住处。卡特琳娜重新开始了她的监视任务，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代理检察长的所有生活习惯了。
在我们眼中，有一类敌人比纳粹还可恨，那就是保安队。如果说德国人是我们在战场上公开的敌人的话，那么保安队就是国家内部比法西斯还可恶的败类。
保安队队员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只知道对人民滥用权力。无数妇女受到了他们的凌辱，只因为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因此幸免于难；无数老人在空荡荡的店铺门口排起长队，他们只有不断地给钱，才能不被殴打；无法偿清债务的人被押进监狱，他们的住所随后便被洗劫一空。如果没有这群畜生的帮忙，纳粹绝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将如此多的人送往集中营，死去的人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我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每天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而这帮穿着黑衬衫的浑蛋，天天在饭店里大吃大喝。无数次我经过饭店橱窗时，都会看到他们酒足饭饱后得意地舔着手指那副令人作呕的样子。恐惧与饥饿，这是一直藏在我们肚子里的一杯可怕的鸡尾酒。
我们会报仇的，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就立刻热血沸腾起来。报仇，这两个字眼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为了解放，为了让人们不再遭受苦难而进行的斗争。
恐惧与饥饿，这是一杯深藏在我们心中随时都会爆炸的鸡尾酒。“鸡蛋敲击桌面的细微声响也是可怕的。”普雷韦尔雅克·普雷韦尔（1900—1977），法国诗人、剧作家。在解放后的某一天这样写道。而我，一个死里逃生的囚犯，在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8月14日夜里，鲍里斯与几名同伴从查理家出来，那时已是宵禁时间，他们正好在马路上与一队保安队队员狭路相逢。
鲍里斯曾亲手干掉过好几个保安队队员，因此对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了如指掌。只需要透过昏黄的路灯，他便能轻易地辨认出科斯特那张臭名昭著的脸。为什么科斯特特别突出？因为他在这支血腥的走狗队伍里担任总书记。
正当这帮浑蛋大摇大摆地向他们走来时，鲍里斯和同伴掏出了手枪。科斯特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今晚鲍里斯要做的不止这些，他还奉命干掉保安队队长玛。
这次行动几乎是自杀式的。玛此刻正待在自己位于法老街的家中，周围有许多保镖。鲍里斯先放倒了守在别墅门口的人，然后溜进一楼，在楼梯口又击倒了一个。他冲进客厅，干净利索地连开数枪。保镖们应声倒地，大部分人只是受了伤，无法再爬起来，鲍里斯并没打算要他们的命。玛颤抖着躲在办公桌下，头深深地埋进椅子底部。这个败类再也不可能杀人放火、残害民众了。
报纸照例把这次事件称为恐怖行动。恐怖分子，这个德国人发明的词被一次又一次地用在我们抵抗运动者身上。但我们从不伤害无辜的人，只对付德国人和通敌卖国的法西斯分子。再说回鲍里斯。悲剧发生在行动完成之后。当他在一楼执行任务时，负责撤退的两名同伴在底楼遭遇了赶来支援的保安队队员，于是一场楼梯上的枪战开始了。鲍里斯重新将手枪装满子弹，然后冲上楼梯平台准备射击。寡不敌众的三个人被迫边打边撤。敌人的枪口对准他们就是一阵扫射。
就在他们快要冲出别墅时，从楼上又冲下来一批身穿黑衬衫的保安队队员。鲍里斯被打倒在地。面对眼前这个杀死他们的头目、打伤他们好几个同事的人，这帮家伙一定会想办法好好报复。两名同伴成功地逃脱了，其中一个胯部中了一枪，但鲍里斯无法帮他治疗了。
1943年8月，我们又迎来了昏暗的一天，又有一名同伴被抓走了。这位医学专业三年级的大学生从小只有一个梦想，那便是治病救人。但现在，他被关进了圣米迦勒监狱，命运堪忧。莱斯皮纳斯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在政府面前邀功的机会，他一定会亲自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保安队队长玛报仇。
9月一晃而过，栗子树上泛黄的树叶宣告着秋天的到来。
我们虽然仍旧被饥饿和疲惫包围，但行动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也日渐壮大起来。9月初，我们摧毁了斯特拉斯堡大街的一处德军车库，直接影响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卡法雷利兵营；后来我们还袭击了一列从图卢兹到卡尔卡松的军用列车。炸火车这天，运气出奇地好：我们只是将炸药放在装有坦克的列车车厢下方，谁知其他载着炮弹的车厢也被一起点燃，于是整列火车都被炸飞了。9月中旬时，我们打算提前庆祝瓦尔密战役胜利，所以袭击了一处弹药制造厂，他们以后都别想再造出子弹来了。埃米尔还跑去市图书馆查资料，希望能找到更多战役胜利的时间，这样我们每次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庆祝一番了。
不过今晚我们没有任何行动。本来安排的袭击舒穆兹将军的行动也往后推了。因为今晚我们都被邀请去查理家吃煎蛋：他养的母鸡这一周特别多产。
于是傍晚时分，大家又一次聚集到鲁贝尔那个废弃的火车站里。
餐布铺好了，大家围坐在餐桌旁。查理算了算人数，鸡蛋好像不够，所以他决定用鹅肝油将煎蛋撑大些。工作间里的那只锅除了做饭外，他还常常用它来改良炸弹的防水性，以及给手枪的弹簧上油。
情报处的女孩们也来了，我们大家很高兴能聚在一起。这样的聚会显然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原则，但詹表示理解，因为他明白偶尔的欢聚对于向来孤独的我们是多么珍贵。我们虽然没有被德国人或者保安队队员的子弹击中，却被孤独的感觉一刻不停地伤害着。在差不多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就算无法填饱肚子，也希望有伙伴们来温暖心灵。
达米拉和马克始终深情地望着对方，旁若无人。而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索菲。查理从工作间拿着盛有鹅肝油的锅子走了出来。索菲向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微笑之一。此刻的我兴奋极了，想鼓起勇气向她提出交往，明天就请她一起吃饭，没什么好犹豫的。就在查理煎鸡蛋的时候，我琢磨着今晚在离开这里之前就去向她发出邀请。当然，这不能让詹听到。不过让他听到了也无妨，自从他和卡特琳娜一起在野豌豆饭馆吃饭被发现，兵团的恋爱条例就好像松动了一些。我想好了，就算索菲明天没空也没关系，我会再定个日子。正当我准备行动时，詹宣布索菲将加入监视莱斯皮纳斯的工作。
勇敢的索菲一口答应。詹强调说，她负责监视的时段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这个该死的代理检察长真是可恨！
不过这一晚依然是美好的。我还有煎蛋可以吃。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索菲是那么美丽。再说，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像母亲一样看管着情报处的女孩们，我不会轻易得手的。所以，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查理把鹅肝油倒进煎锅里搅了搅，然后过来跟我们坐在了一起：“现在就等它熟了。”
话音刚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全体趴到了地上。詹紧握武器，怒不可遏。我们一定是被跟踪了，德国人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两名带枪的伙伴顶着枪声跑到了窗前。我跟在他们后面。虽然没有武器，但万一他们倒下来，我可以拿过武器继续战斗。奇怪的是，虽然屋子里不断有枪声，木屑四处飞扬，墙壁上也不断被打出小洞，但我们眼前的村子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下来，四下无声。我们互相看着，不知所措。查理第一个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口齿更加不清了。只见他眼里含着笑出的眼泪不停地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
原来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是查理忘记了他的鹅肝油里还放着防氧化的7.65毫米子弹……子弹在煎锅里被加热后炸开了。
幸好没有人受伤。我们挑出了剩下的煎蛋，检查了一下里面是不是还有剩余的子弹。然后大家重新坐回餐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查理制造武器的能力显然比他的厨艺好得多，但我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明天就是10月了，战争在继续，我们的抵抗也不会停止。
流氓都是很难对付的。在女孩们重新掌握了莱斯皮纳斯的行踪之后，詹还是把刺杀任务交给了罗伯特。对鲍里斯的审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只要大法官们敢处死抵抗者，他们自己就得陪葬。好几个月以来，只要德国人在图卢兹街头张贴出处决抵抗者的告示，我们就会立马干掉他们的一个军官，并且每次都会散发传单将真相告诉民众。所以最近几周，他们执行的枪决明显减少了，德国士兵们晚上也不敢一个人回家。你看到了吗？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抵抗组织的队伍也在逐渐强大起来。
行动本来应该在周一早上进行。我们约好在12路电车终点站碰头。但当罗伯特出现时，我们可以看出，行动并没有如期展开。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詹非常气愤。
这个周一是法院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有法官都会去法院报到。要是能在这样的时刻发布代理检察长被刺杀的消息，影响可想而知。我们采取行动的时间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务必达到最佳效果。罗伯特默默地等着，希望詹可以平静下来。
他生气的不只是我们错过了法院的第一个工作日，还因为现在离马塞尔被斩首已经有两个月时间了。伦敦电台已经好几次宣告说处死马塞尔的人必须付出代价，但我们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行动！罗伯特说他在准备行动时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他干掉莱斯皮纳斯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他就是做不到！他发誓说自己完全忘记了詹选择今天的重要性。罗伯特此前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以他的沉着冷静，本应该很果断地出手。
他在早上九点左右到达莱斯皮纳斯居住的街道。据情报处姑娘们搜集到的消息，莱斯皮纳斯每天早上十点整出门。马里乌斯负责接应工作，上次袭击那位假莱斯皮纳斯的时候，也是他和罗伯特搭档的。
罗伯特身着一件大外套，左边口袋里装了两枚手榴弹，一枚用来袭击，一枚用以撤退，右边口袋里则放着一把手枪。十点了，没人出现。十点一刻，还是不见莱斯皮纳斯的身影。十五分钟对于一个口袋里装着手榴弹的人来说是漫长的，特别是每走一步，它们还会互相撞击。
一名骑着自行车的警察从他身边擦过。大概只是凑巧吧。可目标怎么还不出现呢？
时间在慢慢流逝，路上鸦雀无声。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迟早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不远处推着三辆自行车负责接应的同伴也很难长时间不被人怀疑。
一辆满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出现在街角。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两次巧合，太多了吧！罗伯特感到很不安。马里乌斯远远地向他做了个手势，罗伯特同样用身体语言告诉他，目前一切顺利，行动照常进行。可莱斯皮纳斯始终没有出现。德国人的卡车从身边开了过去，没有停顿，但速度缓慢，罗伯特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街道又恢复了平静。莱斯皮纳斯家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穿过花园。罗伯特把手放进口袋里，握紧枪。直到那人走近小轿车的那一刻，他都还没能看清来人的脸。要是不是他怎么办？如果这人只是来为代理检察长先生看流感的医生怎么办？难道要上前去问：“您好，请问您就是我要枪杀的那个家伙吗？”
罗伯特走上前去，打算向那人询问时间。他希望颤抖的手和满头的汗不至于让自己露出马脚。
还好那人没有怀疑，只是抬起手礼貌地回答：“十点半。”罗伯特松开了握住枪的手，他没办法开枪。莱斯皮纳斯向他道别，然后坐上自己的小轿车，扬长而去。
詹什么话也没说。罗伯特清楚地解释了一切，没人能责怪他些什么。我们只能说，流氓都是很难对付的。在大家互相告别的时候，詹小声说，要尽快再次采取行动。
整整一周，罗伯特都在痛苦中煎熬，什么人也不想见。到了周日，他很早便起身了。房东太太煮的咖啡飘来阵阵浓香。烤面包的气味通常会让他肚子疼，但周一之后，他剩下的只有心痛。他平静地穿上衣服，从床底拿出手枪插进皮带里，套上外衣，戴上帽子，独自走出了家门，没有通知任何人。让罗伯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失败。我们在炸毁火车头、铁路、电线杆、起重机这些敌人的物资时毫不犹豫，但是杀人，没人会喜欢杀人的。我们总是梦想着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生活的世界。我们想成为医生、工人、手工业者、老师……而即使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也没有马上拿起武器。只有当他们将孩子关进集中营、将我们的伙伴枪毙时，我们才会忍无可忍地出手。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被我们枪杀的那些人的脸，即使是像莱斯皮纳斯那样的浑蛋。杀人，是一件艰难的事。
卡特琳娜曾告诉过罗伯特，莱斯皮纳斯每周日早上十点整都会去做弥撒。于是罗伯特决定克服心理障碍，骑上自行车，独自去完成任务。再说，我们必须救鲍里斯，刻不容缓。
罗伯特到达时正好十点。莱斯皮纳斯刚刚关上花园的大门，正和太太、女儿一起走上马路。罗伯特握着手枪向三人走去，与他们擦肩而过。然后，只见他掏出手枪，转身，瞄准。由于不能从背后射击，他喊了声：“莱斯皮纳斯！”一家人有些吃惊地转过身来。罗伯特干脆地朝莱斯皮纳斯开了两枪。代理检察长双手捂着肚子，跪倒在地上。他两眼圆睁，盯着罗伯特，然后颤抖着站了起来，靠在一棵树上。流氓真是难对付啊！
罗伯特走了过去，莱斯皮纳斯弯曲成一团，轻声哀求着“饶命”。罗伯特的眼前浮现出马塞尔的样子，他身首异处，头静静地躺在棺材里。还有所有被杀害的同伴，代理检察长先生何曾饶过他们的性命，何曾给过他们怜悯？莱斯皮纳斯的太太和女儿吓得大声喊叫，一个过路人本想上前帮忙，但看到罗伯特举起的手枪，又被吓退了。
呼救声不绝于耳，罗伯特骑上自行车平静地离开了。
当他中午回到家中时，代理检察长被杀的消息已经传遍整座城市。警察封锁了街区，并询问莱斯皮纳斯太太是否可以认出凶手。太太回答说，她应该能认出来，但不想这么做，因为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chapter 4 亲爱的弟弟
埃米尔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我们都在尽力找工作挣钱，因为得付房租，还得吃饭。当然，抵抗组织每个月会发点补贴。能找到工作对我们从事地下活动很有益处。如果我们每天正常上下班的话，引起警察或邻居怀疑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只能谎称自己是大学生，但这样就很容易被注意。如果自己做的工作刚好又能帮到抵抗活动的忙，那就再好不过了。埃米尔和阿隆索在图卢兹调车场工作，这对兵团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源。他们俩和其他几名铁路工人组成了一个专搞破坏的小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德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将车厢侧面的标签撕掉，并立马贴到另外的车厢上。这样在装货时，纳粹在加来满心期待的零件就会运往波尔多，本该发往南特的变压器则去了梅兹，德国需要的发动机阴错阳差地到了里昂。
德国人不止一次地抱怨法国铁道部无能，因为埃米尔、弗朗索瓦和其他一些铁路工人将各种部件弄得乱七八糟，经常会有零件莫明其妙地消失。等到他们将找回的货物运到正确的码头时，通常一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经常在晚上潜入他们的工厂，藏在一列列火车中间，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只要一有道岔或者发动机发出声响，我们就赶紧趁机往目标前进几步，以免被德军守卫发现。
上周，我们偷偷滑到一辆列车的底部，爬上车轴，慢慢地接近一节非常特别的车厢：油罐车。虽然行动起来有很大困难，很难不被人发现，但一旦成功，油罐车从外面是一点都看不出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