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你五分钟前刚说过，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问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参加会议。爸爸说我年纪还太小。可是罗西娜跟我一样大。于是，我决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最后一次听了爸爸的话，回房去了。但当罗西娜开完会来到我房间睡觉时，我正等着和她谈话。我们聊了一晚上。我对她说，我想成为跟她、跟我的哥哥们一样的战士。我哀求她带我去见兵团的指挥官。她笑了起来，对我说，指挥官正在我家客厅里睡觉呢。他就是那天晚上来找爸爸的那个人。”
达米拉停了停，看看我是不是跟得上她的故事。其实她根本不用担心，此时此刻，不管她要我去哪里，我都会跟着她，甚至就算她没要求，我也会紧紧地跟着她。
“第二天，我趁爸爸妈妈都在忙活的时候，去见了指挥官。他听了我的请求，对我说，兵团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他说首先会派给我一些不太难的任务，视我的完成情况再说。好了，我全都告诉你了，你现在可以把任务交代给我了吧？”
“你的爸爸呢？他说了什么？”
“一开始，他并没有对我产生怀疑，慢慢地，他猜出了端倪。我想他去跟指挥官谈了一次，两人应该还狠狠地吵了一架。爸爸这么做只是出于对父权的维护而已，最终我还是留在了兵团里。从此以后，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我感觉到跟他的距离更近了。好了，让诺，你快把任务告诉我吧，我真的要走了。”
“达米拉？”
“什么事？”
“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让诺，我在地下情报处工作，所以你要是有什么秘密要对人说的话，最理想的对象就是我！”
“我把任务的内容彻底忘光了……”
“你真是笨死了，让诺。”
这也不能怪我。我的两只手一小时以前就汗淋淋的了，嘴里含着口水，膝盖还在不停地颤抖。我拼命帮自己找借口：“我肯定这只是暂时的，但现在脑袋里确实是一片空白。”
“好吧，那我回去了。你今晚回去好好回忆回忆，最迟明天早上，我一定得知道任务的内容。该死的，让诺，我们正在打仗，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扔了好几次炸弹，破坏了许多起重机，毁掉了德国人的一个电话交换站和一些相关设施；我每晚都会看到那个在小便池外头被杀死的敌军军官在冲我傻笑；没人比我更清楚我们的事业有多么严肃。但眼下，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这短暂的失忆。我向达米拉提议再一起走走，说不定我会想起来。
于是我们一起走回了埃斯基罗尔广场，可我还是什么都没记起来。达米拉站在我面前：“听着，让诺，在这儿是不能有男女之情的，你应该知道。”
“可你说过自己一向反叛！”
“我不是说我们家，笨蛋！我是说兵团。在兵团里是禁止恋爱的，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我们以后见面只谈任务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去想，好吗？”
她说得很清楚，也很直接。我想，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现在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记忆也突然恢复了：“任务是这样的，你去法老街监视一个姓玛的人，他是保安队的头头。”
“谁负责行动？”
“因为牵涉到保安队的人，所以很有可能是鲍里斯去执行这次行动。但目前还没有确定。”
“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我想应该是8月中旬。”
“那没几天了。时间紧迫。我得去找罗西娜帮忙。”
“达米拉？”
“什么事？”
“如果我们不是……我是说，如果不考虑兵团的规定……”
“别说了，让诺。看看我们头发的颜色，我们更像姐弟。再说……”
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准备离开。我站在原地，无奈地甩了甩手。突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让诺，你有一双很漂亮的蓝眼睛，迷离的眼神从眼镜后面透出来，很讨女孩子喜欢。所以，努力奋斗吧，把女孩子们都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我肯定你会拥有幸福的爱情。晚安，让诺。”
“晚安，达米拉。”
后来我才知道，达米拉深爱着一个叫马克的兵团成员。他们一直在秘密交往着，甚至一起参观了许多博物馆。马克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常常带达米拉去教堂，给她讲解绘画艺术。在我们见面的几个月后，马克和达米拉遭到逮捕。达米拉被押送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在达米拉负责打探保安队队长玛的同时，詹还命令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跟踪莱斯皮纳斯。奇怪的是，詹居然在黄页上轻松地找到了莱斯皮纳斯的住址。代理检察长先生住在图卢兹近郊的一栋豪宅里，花园大门上甚至还有刻着他名字的牌子。我们的两位女同伴看到这幅场景都吓了一跳：莱斯皮纳斯一点安保措施都没有，他进出都是独自一人，没有随从，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要知道，报纸曾大篇幅报道过他处死恐怖分子的事情，连伦敦电台都将马塞尔的死算到了他头上。那次事件以后，他已经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照理说，他应该时刻警惕抵抗组织的打击报复才对。经过几天的跟踪观察，她们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完全被骄傲和虚荣蒙蔽了双眼的人，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胆敢袭击他，甚至敢要他的命。
监视任务其实并不容易。莱斯皮纳斯所住的街道非常清静，这对采取袭击行动当然很有利，但两个女人频繁出现，就难免令人起疑了。所以她们常常用情报处的惯用方法，在一棵树背后待上一整天，静静地监视目标。
一周后，她们发现莱斯皮纳斯在个人的时间安排上没有任何规律，而且他一出门就会坐上他那辆黑色的标致202离去，让她们根本无法再继续跟下去。唯一发现的线索是：他会在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出门，所以两个女孩子在调查报告中建议在这一时间动手。除此之外，报告并没能涉及其他内容：由于对方有车，她们没办法跟踪；在法院附近也很难查到他的蛛丝马迹，而且随时有被发现的危险。
马里乌斯在一个周五早上进行了最后的路线和行动规划，行动被安排在接下来的周一进行。一定要迅速。詹认为莱斯皮纳斯之所以看起来什么都不怕，很可能是因为有警察在暗中保护。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都认为不可能，但詹始终持怀疑态度。要抓紧时间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夏季到了，我们的代理检察长先生随时都可能动身去度假。
一个接一个的任务令人筋疲力尽，肚子更是饿到极点。我只想周日可以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如果可能的话，去见见弟弟，两人一起去运河边散散步，就像两个普通的年轻人那样享受夏日的悠闲；不用担心饥饿和恐惧，只是像一般的男孩子那样不着痕迹地嗅一嗅少女身上的香水味；要是傍晚的风刮得稍大些，我们或许还能看到女孩们的裙角飞扬，只需一点微微露出的膝盖，便足以让我们在回到各自的凄凉小屋后有所慰藉。
当然，在詹眼里，现在还不是享受这种惬意生活的时候。敲门声打破了我的希望，明天早上睡懒觉的计划泡汤了。雅克摊开一张市区地图，给我指了指一处十字路口的位置。明天我得先去查理那里取一个包裹，然后在下午五点整，去这个地点跟埃米尔接头，把东西交给他。我只知道这么多。明天晚上，他们会跟一个新招进来的叫居伊的兵团成员一起去执行任务。居伊负责撤退时的安全，他虽然只有十七岁，但骑自行车技术一流。此时，我们还不知道，明晚的行动并不容易，伙伴们将会遍体鳞伤地回来。
周六早晨，天气晴朗，空中飘着几朵白云。要是生活能如我所愿，我现在应该一边闻着英国草坪的芬芳，一边检查飞机轮胎的胶皮。机械师示意一切就绪，于是我爬进机舱，关好舱门，起飞，开始巡逻。可惜，杜布朗太太走入厨房的脚步声吵醒了我的美梦。我穿上衣服，看看时间，已经七点了，我得出发去查理家取包裹了。到达城郊后，我又一次走上了那条铁轨。已经很久没有火车经过这里了。风不断灌进脖子里，我立了立衣领，吹起《红色的山冈》一首在一战后广为流传的反战歌曲。的调子来。那个旧火车站就在眼前，我敲了敲门，查理示意我进去。
“来一杯咖啡吧？”查理依旧操着带有怪异口音的法语。
我差不多都能听懂了。夹杂一点波兰语、意第绪语和西班牙语，再配以法语的音调，查理的语言就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语言是他在逃亡路上学会的。
“包裹在凳子下面。你告诉雅克我放了一包的量，爆炸声可以传到十公里远的地方。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点火之后立刻撤退，炸药引线只有两分钟的燃烧时间，甚至更短。”
完全听明白查理的话后，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两分钟，也就是说，引线只有两厘米长；这两分钟将决定他们几个人的生死。只有两分钟，他们要点燃炸弹，放置好，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查理好像看出了我的担忧。
“我已经考虑过安全问题了。”他的微笑让人很安心。
查理的微笑很有趣。他在一次飞机爆炸任务中被炸飞了几乎所有前排的牙齿，不过这一点也没改变他的语音语调。尽管穿戴邋遢，说话也很难懂，但他是所有兵团成员中最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一个。他的聪明、坚定、活力和乐观是与生俱来的吗？他这么年轻，怎么会具备这么成熟的心智？查理的故事颇为传奇。他在波兰被逮捕，因为他的父亲是工人，而他本人是共产党员。经历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后，被释放的他同几个伙伴加入了马塞尔·朗杰的队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从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到比利牛斯地区，这一路查理走得非常艰难，因为他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钱。我最喜欢听的，是他经过纳粹德国时的那一段。我已经不止一次让查理讲他的故事了。虽然他也知道我听过，但还是愿意再讲一次，一来练习法语，二来不让我失望。于是他坐在椅子上，用自己独特的口音，向我娓娓道来。
当时他没有票，却大着胆子上了火车，而且坐进了一等车厢。一路上，他和车厢里的军官们有说有笑，大家都觉得他很有意思，检票员也不敢随便进去查票。火车到达柏林以后，军官们还告诉他怎么穿过市区去另一处火车站乘坐前往艾克斯拉沙佩勒即德国城市亚琛。的列车。接着他到了巴黎，然后坐大客车到了佩皮尼昂，最后徒步穿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境内后，他坐上自愿接送战士的车辆到达了阿尔瓦塞特，随后便加入波兰兵团参与了马德里战役。
战败后，他同数以千计的难民一起再次穿过比利牛斯山，逃出西班牙。刚刚通过法国边境，他就被宪兵抓获，关进了韦尔纳集中营。
“我在里面给每个人做饭，每人每天都是定量供给的。”查理略带自豪地说。
三年后，他成功越狱，然后步行两百公里来到了图卢兹。
查理的故事很能鼓舞人，这里面充满了希望，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希望能够拥有他那样的勇气。试问，面对那样的困境，多少人会选择放弃？但查理从来不曾认命，即使前面危机四伏，他也可以很冷静地思考出路。
“你该走了。现在是午饭时间，路上人少。”
他从楼梯下的小房间里取出包裹，放到桌上。居然用报纸包炸弹，查理真是有意思。那张报纸正好报道了鲍里斯之前进行的一次破坏行动，文章把它说成是一次恐怖活动，并且说我们都是扰乱公共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保安队队员被当成受害者，我们却变成了刽子手：这座城市的历史被描写得千奇百怪。
有人敲门，查理没有动，我也屏住了呼吸。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查理立刻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我的法语老师来了。”
小女孩跑过来抱了抱他。她的名字叫卡米尔，是她的妈妈米歇尔收留了查理，让他在这个旧火车站住下来。卡米尔的爸爸从战争一开始就被关进了德国监狱，但小女孩从来没有问过有关爸爸的任何问题。米歇尔装作不知道查理是抵抗分子。她和周围所有人一样，把他当成为大家提供新鲜蔬菜的园丁。她们有时会在周六来查理家，每次他都会杀掉一只兔子，为她们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我也很想吃到这么美味的菜肴，但没办法，我必须走了。查理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向母女俩告别，把包裹夹在腋下，走出了房门。幸好世界上不只有保安队队员和投敌分子，还有很多像米歇尔这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们敢于冒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走出木门，我还能听到查理不断重复着他五岁的法语老师所教的生词：奶牛、小鸡、西红柿。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五点整。我在雅克指定的地点跟埃米尔接上了头。我把包裹交给他，里面除了炸弹以外，查理还多加了两枚手榴弹。埃米尔并没有马上离开。我本来想对他说“晚上见”，但出于迷信的考虑，我想自己最好什么都不说。
“你有烟吗？”埃米尔问。
“你抽烟？”
“点引线用的。”
我翻了翻裤袋，递给他一包高卢牌香烟，里面还有两支。埃米尔向我告别，然后从街角消失了。
夜幕开始降临，天空下起了小雨，街道看上去油光发亮。埃米尔很镇定，因为查理制造的炸弹从来没有出过错。其实炸弹的结构很简单，三十厘米的铸铁管、偷来的一截支架、两头用螺栓固定住的塞子、一个孔，外加一段伸入火药的引线。他们会将炸弹放在指定的饭店门口，然后往窗户里扔手榴弹，从里面逃出来的人就会被炸得稀烂。
今晚执行任务的有三个人：雅克、埃米尔和那个负责撤退的新人。新来的家伙佩一把手枪站在路边，如果看到有行人经过，便向空中开枪警告；要是有纳粹出现，就要直接击毙。饭店里灯火通明，德国军官正在举行酒会。这次任务很重要，我们可以一次性消灭里面的三十几个军官。
三十，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埃米尔走近饭店，第一次从玻璃门前经过。他小心翼翼地向后看了看，没有人跟踪。透过玻璃门，他看到了里面的女服务员，得想办法在行动中保护她。不过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制伏那两个站岗放哨的警察。雅克很快便锁住了其中一个的喉咙，把他拖到了旁边一条小路上，让他赶紧滚蛋。吓得浑身发抖的警察飞快地逃走了。埃米尔一个肘击打倒了另外一个，再用枪托将他砸晕，拉到一处死胡同。等他醒过来时，会发现自己额头上满是血，而且头痛欲裂。只剩下那名女服务员了。雅克一下没了主意。埃米尔建议从窗口向她做个手势，这样做有些冒险：她可能向军官们报告，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我早就说过，我们是从来不伤害无辜的，即使是个为纳粹军官送上美味菜肴的服务员。所以，我们一定得救她。
雅克向饭店窗口走去。在里面的人看来，他一定像极了一个馋嘴的穷人，里面那些丰盛的食物让他“馋涎欲滴”。一名上尉看到了他，还微笑着向他举了举酒杯。雅克回了一个微笑，然后目光落到了服务员身上。这位年轻的姑娘体态圆润，看来饭店的食物把她养得很好，说不定她的整个家庭都因此得益。其实这无可厚非，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人人都必须想尽办法活下去。
埃米尔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在街道的另一头，年轻的居伊一动不动地扶着自行车，掌心里已经满是汗水。终于，女服务员看到了雅克，看到了他的手势。迟疑片刻之后，她转身离开。看来她明白了雅克的意思，因为就在饭店老板走进大厅时，她拽着他的手臂，硬生生地将他拉进了厨房。此后，一切都进展得很迅速。雅克向埃米尔发出信号；引线被点燃；炸弹滚入街沟；窗玻璃被砸碎；手榴弹已经扔进了饭店。埃米尔忍不住想抬头看看德国鬼子四下逃窜的场景。
“手榴弹！快跑！”雅克高声喊道。
手榴弹的冲击波将埃米尔推倒在地。他的耳朵里一阵轰鸣，但他不断告诉自己不能昏倒。巨大的火药味呛得他不停地咳嗽，双手也一直有血流出。不过还好，他的脚还在，也就是说，还有一线生机。雅克一把抓起他，奔向居伊和那三辆自行车。埃米尔和雅克拼命踩着踏板，同时又得加倍小心，因为雨后的路面实在太滑了。身后是一片嘈杂声。雅克回头看了看，居伊好像没有跟上来。十秒后，炸弹爆炸了，天空被彻底点亮。居伊被从自行车上震了下来。雅克刚想转身去救他，却发现宪兵已经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其中两个把居伊抓住了。
“雅克，该死的，看前面！”埃米尔吼了起来。
在街道的一头，警察们筑起了路障。刚刚被雅克放掉的那个警察去找了后援。雅克拿出手枪，扣动扳机，却只听到一声轻响。他一边保持平衡，瞄准目标，一边取下弹夹检查。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没有摔倒，真是奇迹。他拿手枪往自行车车把上狠狠敲了几下，然后将弹夹放回原位。连开三枪之后，警察们逃走了，为他们留下了一条出路。雅克飞快地赶上了埃米尔。
“你一直在流血！”
“我的头快要炸开了。”
“那个小家伙被抓住了。”
“那我们回去救他吧？”埃米尔打算刹车。
“不行，快走！”雅克命令道，“他已经被带走了，而且我只剩下两颗子弹了。”
警车从各个角落开上街道。埃米尔低着头，使劲往前骑。本来夜晚逃脱并不算困难，但脸上的鲜血让他很怕被认出来。此刻，他只能一门心思地踩踏板，根本无心顾及那钻心的疼痛。刚刚被逮捕的居伊将承受更大的痛苦，他会被上刑、被暴打，相比之下，埃米尔的伤就不算什么了。
他感觉有一片金属从脸颊刺入舌头。被自己扔的手榴弹伤到，真是讽刺。这也难怪，为了能够精确命中目标，他靠得太近了。
任务顺利完成，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所谓。埃米尔这样想着，突然眼前一阵模糊。看着快要倒地的自行车，雅克赶紧上前去抓住埃米尔的手臂：“坚持住！我们就快逃脱了！”
许多警察与他们擦肩而过，奔向冒着浓烟的饭店。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穿过一条马路，他们终于脱险，逐渐放慢了速度。
听到有人敲门，我起身开了门。埃米尔满脸是血地站在我面前，雅克扶着他。
“你这里有椅子吗？”雅克问。埃米尔看上去很累。
直到雅克关上门，我才发现少了一个伙伴。
“得把他脸上的手榴弹片取出来。”雅克说。
他用打火机烤热刀片，然后割开了埃米尔嵌着弹片的脸。这样的疼痛实在是太剧烈，所以我死死地按住埃米尔的头，以免它左右晃动。埃米尔一直在咬牙坚持着，他不想昏迷；他想着未来的日子，想着被逮捕的伙伴们可能遭受的折磨，他告诉自己，不能失去意识，不能倒下。就在雅克取出弹片的同时，埃米尔似乎看到了一个德国军官躺在路中央，身体被他放的炸弹撕得粉碎。
周日来临了。我见到了弟弟。他瘦了很多，却不再提肚子饿了。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叫他弟弟了，短短几天，他好像完全长大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是不可以谈论各自执行过的任务的，但从弟弟的眼睛里，我看得出他的日子过得多么艰辛。我们坐在运河旁边聊家庭，聊从前的日子，但这些好像都不能提起他的兴趣，于是我们陷入了沉默。不远处，一辆起重机因为支架受损，倒在了水里，看上去“行将就木”。也许是克劳德干的，但我无权过问。他笑着猜道：“是你炸掉那辆起重机的吗？”
“不是我，我以为是你……”
“我负责的是靠近上游的闸门，现在它已经彻底废掉了。不过炸起重机可不是我的强项。”
我们只在凳子上坐了几分钟，只是彼此聊了几句，他就变回了我那个熟悉的弟弟。听着他天真的口气，好像对炸毁闸门感到很抱歉似的。
德国军队是通过运河把重型武器从大西洋运往地中海的，因此，毁掉一个闸门会大大影响他们的速度。克劳德笑了，我伸手帮他理了理头发，也跟着笑起来。有时候，亲兄弟之间总会合谋做些越轨的事情。天气很好，可我们的肚子还空空如也。反正都已经违反规定了，不如再做得彻底点：“我们去贞德广场转转吧？”
“去干什么？”克劳德调皮地问。
“吃顿小扁豆。”
“贞德广场？”克劳德又问了一遍。
“你知道别的地方吗？”
“不知道。要是被詹发现了，你想会有什么后果？”
我本想摆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但他马上咕哝着说道：“让我告诉你吧，我们的周日就泡汤了！”
所有兵团成员都曾被詹严厉地训斥过，起因就是贞德广场上的这家小饭馆。好像是埃米尔最先发现这里的。这家饭馆价格便宜，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吃饱。饱足的感觉可比世界上任何山珍海味都来得更加珍贵。于是埃米尔把这里介绍给了伙伴们，渐渐地，这家饭馆就被我们的人坐满了。
有一天詹刚好经过这里，透过窗户，他惊讶地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兵团成员都坐在里面。要是警察突然来一次大搜捕，我们会被轻而易举地一网打尽。当天晚上，我们全体人员在查理家召开了紧急会议，每人都被降了一级。从此以后，我们被明令禁止去这家叫“野豌豆”的饭馆。如果发现有人再去，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
“我觉得，”克劳德小声说道，“要是大家都不被允许去那里的话，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去了，也没人会发现？”
他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我让他继续说下去：“那么，要是没人会发现的话，我们俩去了也不会对兵团造成任何影响吧？”
最后，他总结道：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没有人会知道，詹也不会骂我们。”
你看，当一个人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时，会产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我一把抓起弟弟，两人快步向贞德广场走去，将运河完全抛在脑后。
走进饭馆的一瞬间，我们俩惊呆了。看来伙伴们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饭馆里坐得满满当当，只剩下两个空位。大家都在埋头吃午饭，包括面对面亲密地坐在一起的詹和卡特琳娜。詹的脸拉得长长的，所有人都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饭馆老板一定很纳闷：为什么所有顾客都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但他们看上去又好像彼此并不相识。